约翰·D·洛克菲勒

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1839年7月8日—1937年5月23日）是美国实业家和慈善家，于1870年与他人共同创办标准石油公司。随着公司的扩张，他成为美国石油工业发展及大型企业组织发展史上的核心人物。标准石油公司的经营方式及其市场势力的集中，也使其成为公众批评和反垄断诉讼的焦点。(rockarch.org)

1911年，美国最高法院下令拆分标准石油公司，在美国竞争法领域确立了一项重要判例。此时，洛克菲勒已退出企业的日常管理，并将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有组织的慈善事业。他的资助促成了芝加哥大学的创立，而通过其捐赠设立的机构还包括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普通教育委员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他的一生将工业企业的壮大与私人资助的教育、科学研究及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supreme.justia.com)

家庭背景、教育与早期工作

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于1839年7月8日出生在纽约州泰奥加县里奇福德的一座农场，是威廉·埃弗里·洛克菲勒与伊莱扎·戴维森·洛克菲勒六个孩子中的第二个。他的父亲靠经营各种生意谋生，包括四处推销商品和据称具有疗效的药品；母亲则是一位虔诚的浸信会信徒。这个家庭生活并不宽裕，在他童年时期曾多次迁居，先后住在纽约州的莫拉维亚和奥韦戈，1853年又向西迁往俄亥俄州。他们在克利夫兰附近的斯特朗斯维尔定居，洛克菲勒也在那里继续上学。(dimes.rockarch.org)

洛克菲勒曾就读于克利夫兰中央高中，求学期间在城里租了一间房。1855年，他离开高中，转入福尔瑟姆商业学院，选择接受职业训练，而非完成中学课程。他所学的商业课程包括会计中的复式记账、书写、银行业务和商法。据洛克菲勒档案中心记载，他只用了三个月便完成了为期六个月的课程。这项训练使他掌握了商人处理采购、寄售、付款和货运所需的实用办公技能，而不是为进入大学或从事需要高等学识的专业工作作准备。(dimes.rockarch.org)

经过约六周的求职，16岁的洛克菲勒于1855年9月26日进入休伊特与塔特尔公司，担任助理簿记员。这家位于克利夫兰的公司从事佣金代理贸易和农产品运输业务。此后，他将每年的这一天作为“就业纪念日”庆祝。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人物与事件随忆》中，他回忆说，入职时双方并未议定工资：1856年1月，他收到此前三个月的工资，共50美元；此后月薪为25美元。他的工作并不只是登记数字，还包括核查账单、收取租金和处理索赔，同时留意通过铁路、运河及湖泊运输货物的相关交易。资深簿记员离职后，他承担了更多文书和记账职责，年薪为500美元。(dimes.rockarch.org)

在求学和工作期间，洛克菲勒也一直参与宗教活动。他加入了克利夫兰的伊利街浸信会教堂，该教堂后来改称欧几里得大道浸信会教堂；他积极参与教会事务，据洛克菲勒档案中心记载，他从21岁起便担任教会理事。他早年的财务记录保存在一本名为《账簿A》的笔记本中，其中不仅记载了收入和个人开支，也记录了慈善捐款。在奥里森·斯韦特·马登《他们如何成功》一书收录的访谈中，洛克菲勒回顾这些账目时说，1855年11月至1856年4月间，他共捐出了5.58美元。其中几笔捐款分别是：向海外传教事业捐赠10美分，向教会的“小额捐献会”捐赠50美分，以及向纽约五点区传教机构捐赠12美分。这些有据可查的小额捐款表明，早在他通过经商积累巨额财富之前，他便已养成定期向宗教和慈善事业捐款的习惯，最初主要通过教会和传教机构进行捐赠。(rockarch.org)

从佣金商人到炼油商

1859年3月，洛克菲勒在克利夫兰与莫里斯·B.克拉克合伙开展佣金贸易业务，投入了自己的1,000美元积蓄，以及向父亲借来的另外1,000美元。克拉克与洛克菲勒公司经营农产品贸易。克拉克负责大部分外出采购和销售工作，洛克菲勒则负责账簿和财务管理。这种分工将克拉克的商业人脉与洛克菲勒的会计经验结合起来。公司第一年的交易额约为50万美元——这是营业额，而非利润——并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蓬勃发展。石油炼制业务最初是在这项已站稳脚跟的贸易业务之外逐步发展起来的，并未立即取而代之。(rockarch.org)

1859年，埃德温·德雷克在宾夕法尼亚州泰特斯维尔成功钻出油井后，不断扩张的石油业为克利夫兰的商人带来了新的机遇。克利夫兰拥有日益扩展的铁路网、相互连通的运河以及伊利湖港口，因此成为一个能够获取周边地区石油和煤炭的交通枢纽。原油可以从宾夕法尼亚州运往克利夫兰加工，铁路也提供了通往东部市场和出口港口的运输路线。因此，克利夫兰发展成为炼油中心，依靠的是原料和成品的运输条件，而非城市自身拥有油井。(nrel.gov)

当时最具商业吸引力的产品是煤油，一种从石油中提炼的灯用燃料。它的市场用途是照明，而不是后来变得重要的车用燃料。煤油为鲸油和蜡烛提供了廉价的替代品，尤其适用于管道燃气或电网服务范围之外的家庭。人们对人工照明日益增长的需求，为能够将原油加工成可用灯油的炼油商创造了市场。石油基照明燃料的普及，也推动了鲸油在19世纪逐渐被取代。(cambridge.org)

1863年，洛克菲勒和克拉克与塞缪尔·安德鲁斯，以及克拉克的兄弟詹姆斯和理查德共同创立了安德鲁斯、克拉克公司。安德鲁斯提供实际的炼油技术经验：他曾为查尔斯·A.迪恩工作，后者在克利夫兰经营一家生产照明用油的企业，安德鲁斯曾帮助该企业从原油中提炼煤油。洛克菲勒和克拉克则提供资金支持。安德鲁斯的生产知识与洛克菲勒的财务管理推动了炼油厂的发展，与此同时，合伙人仍继续经营佣金贸易业务。因此，洛克菲勒进军石油业，是投资于石油产品的加工和销售，而不是钻井开采原油。(case.edu)

1865年，由于在管理问题上存在分歧，合伙人决定将炼油厂出售给出价最高的合伙人。洛克菲勒以72,500美元购得炼油厂，买下了克拉克家族持有的权益，但安德鲁斯仍继续参与企业经营。随后，洛克菲勒出售了自己在佣金贸易业务中的权益，成立洛克菲勒与安德鲁斯公司，将炼油作为全职事业。这笔交易既改变了炼油厂的所有权，也改变了他的工作重心：财务管理不再只是兼营农产品贸易和石油业务的多元化合伙企业中的一项工作，而成为一家专营石油炼制企业的核心职责。(rockarch.org)

标准石油公司的创立与扩张

1870年1月10日，洛克菲勒及其合伙人在俄亥俄州注册成立了标准石油公司，取代原有的洛克菲勒、安德鲁斯与弗拉格勒合伙企业。公司注册文件列出了五位创始人：约翰·D·洛克菲勒、他的弟弟威廉·洛克菲勒、亨利·M·弗拉格勒、塞缪尔·安德鲁斯和斯蒂芬·V·哈克尼斯。公司的法定资本为100万美元，分为每股面值100美元的股份。公司章程规定生产设施设在克利夫兰，并授权公司生产和经营石油及其产品。成立时，标准石油公司拥有克利夫兰的两家炼油厂；其最初的业务以加工购入的原油为主，而非石油勘探和开采。(en.wikisource.org)

克利夫兰炼油业决定性的集中发生在1872年。据美国国会图书馆介绍，在当年的头三个月里，洛克菲勒收购、关闭或迫使其在克利夫兰的26家竞争对手中的22家破产。《克利夫兰历史百科全书》则以整合后所控制的资产而非被淘汰的竞争对手数量为衡量依据，记载标准石油公司到1872年已控制该市26家炼油厂中的21家。两种记述都表明，原本由独立企业组成的行业迅速被一个集中管理的组织所取代。这就是横向整合：收购处于同一生产阶段的企业，并将其业务合并。标准石油公司还淘汰过剩产能，关闭效率低下的设施，因此，收购炼油厂的数量并不意味着实际运营产能也相应增加。(guides.loc.gov)

标准石油公司通过收购其他炼油和运输中心的企业，将业务扩展到克利夫兰以外。到1872年，公司已在纽约都会区购入两家炼油厂。收购对象包括兼营石油运输和炼油业务的J. A. 博斯特威克公司，以及长岛石油公司。1873年，公司收购了输油管道、宾夕法尼亚州产油区的一家大型炼油厂，以及路易斯维尔一家炼油厂的一半股权。1874年至1876年间，公司收购了匹兹堡和费城主要炼油企业的权益。1877年，标准石油公司与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及帝国运输公司的争斗以标准石油接管帝国运输的管道和炼油厂告终。这些收购使公司从以克利夫兰为基地的炼油企业，发展为一个在地理上相互连通的加工与分销网络。(rockarch.org)

在进行这些收购的同时，标准石油公司还将纵向一体化推行到支撑炼油业务的各项活动中。公司自己的制桶车间生产木桶，总容量达数十万桶的储油罐和仓库则用于存放原油及成品油。因此，包装、仓储、运输和销售成为公司业务中协调运作的组成部分，而不再是完全向外部企业购买的独立服务。公司还将一些原本外包的工作转为内部完成，并为炼油副产品寻找销售渠道；洛克菲勒档案中心记载，其关联工厂生产油漆和胶水。这种一体化将炼油厂的运营与运输、销售其产品所需的物流联系起来。(rockarch.org)

衡量标准石油公司的规模时，需要区分加工能力、实际加工量，以及其所拥有的原油生产业务。艾达·塔贝尔的历史记述称，公司1870年的日炼油能力约为1,500桶原油。史密森学会旗下的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估计，到1878年，标准石油公司控制了美国90%以上的炼油产能——这一指标衡量的是潜在加工量，而不是其所拥有的炼油厂或油井数量占总数的比例。同样，洛克菲勒档案中心估计，标准石油公司在19世纪90年代拥有美国整个石油行业75%的业务，这一数字不能与炼油产能份额直接比较。美国最高法院1911年的判决意见明确区分了该公司对成品油的控制与其对原油生产的控制，后者所占比例相对较小。(gutenberg.org)

商业手段与竞争实力

铁路运费优惠降低了标准石油公司的成本，也增强了它面对独立炼油商时的议价能力。运费回扣是向托运人返还部分已支付的运费，使实际收费低于公布的运价；而另一种优惠则按其他企业的货运量，向受到优待的企业支付款项。两者的区别很重要，因为后一种安排意味着，即使货物由竞争对手托运，标准石油公司也能从中获益。洛克菲勒在1909年的《人物与往事随忆》中承认，俄亥俄标准石油公司在1880年以前曾获得铁路运费回扣，但他辩称，这是对公司提供服务及稳定货源的补偿。他列举的理由包括每日定期发货、快速装卸、由公司提供货运站场，以及承担火灾保险费用。这只是洛克菲勒对这些安排的解释，并非独立调查认定每一项优惠都对应着相应的成本节约。(gutenberg.org)

1872年南方改良公司的协议说明了优惠运输条件对竞争的重要影响。这些协议拟向参与的炼油商提供运费回扣，并按外部企业的货运量向参与者支付款项，但协议最终流产，并未成为实际运作的货运体系。不过，协议预期产生的影响，仍是迫使克利夫兰独立炼油商出售企业的压力来源之一。法学学者丹尼尔·A. 克兰在2012年对相关证据的研究中提出，洛克菲勒利用预期的运费优势作为收购筹码。克兰还区分了真正的规模经济与超过已证实成本节约幅度的优惠。标准石油公司向湖岸铁路公司保证每日提供六十车皮货物，这一承诺经常被人引用，但它最初依赖于协调其他克利夫兰炼油商的发货，而非仅靠自身产量。克兰发现，有证据表明承运方确实节省了大量成本，但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这些优惠与所节省的成本成比例。(southerncalifornialawreview.com)

统筹协调的物流体系将炼油与管道、储存设施、货运站场、油罐车及分销环节连接起来。这类基础设施可以降低装卸搬运成本，提高交付的可靠性，同时也会形成进入壁垒：独立企业仅有一家炼油厂，并不意味着拥有同等的运输能力或市场渠道。纽约中央铁路公司一项存在争议的安排，显示出提高效率与排斥竞争可能相互交织。标准石油公司辩称，与独立炼油商的石油运输相关的款项，是仓储服务的补偿：每桶十八美分，另加一笔按运费一定比例计算的款项。克兰质疑其中按比例计算的部分，因为其计算方式并不反映仓储设施的实际使用情况，而且可能使铁路公司不愿向独立炼油商提供更低运价。这是对该安排的经济学解读，而非针对这一付款公式作出的另一项司法判决。(gutenberg.org)

联邦政府的起诉书指控标准石油公司享有歧视性的铁路运输待遇，与竞争对手订立限制性合同，为打压对手而在特定地区选择性降价，开展商业间谍活动，以及经营表面上独立的公司。起诉书还指控，该公司通过划分经营区域，消除了旗下子公司之间的竞争。这些指控描述了强化市场支配力的几种机制：限制竞争者获得运输服务，针对特定的竞争市场采取行动，以及借助各自独立的公司身份掩盖共同控制关系。被告对所指控的行为，或其目的和影响提出了异议。最高法院1911年的判决意见列述了这些指控，但并未对每一事件分别作出裁决；其核心认定涉及通过共同控制维系的非法联合与垄断，而该组织的行为则为推断其具有排斥竞争的意图提供了依据。(supreme.justia.com)

因此，必须将洛克菲勒的责任与各家子公司及各位管理人员的行为区分开来。他参与了早期的整合，也公开为运费优惠辩护，但商业决策并非由他一人作出：他在回忆录中表示，早期合同几乎全部由亨利·M. 弗拉格勒起草。洛克菲勒于1896年退出日常管理，因此，不能自动将该组织后来的做法视为他本人的指示。不过，退出日常管理并未抹去他此前的作用，也不改变他在联邦诉讼中被列为个人被告之一的事实。(gutenberg.org)

托拉斯、反托拉斯诉讼与解体

1882年1月2日，标准石油的所有者设立了一个托拉斯，在不将旗下所有企业合并为单一公司的情况下，实现了集中控制。按照律师塞缪尔·C. T. 多德拟定的安排，股东将公司股份转交给包括洛克菲勒在内的九名受托人，并取得代表其在联合企业中受益权益的信托凭证。受托人持有这些股份的法定所有权，选举各成员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并从汇总收益中分配股息。这样，各公司既能保留独立的法人身份，又能在统一领导下运营；凭证持有人的收入则来自合并持有的各项资产，而不再仅限于其原先持股的公司。(archives.gov)

俄亥俄州通过对俄亥俄标准石油公司提起诉讼，对这一安排提出挑战。1892年3月2日，俄亥俄州最高法院裁定，该公司参与托拉斯的行为超出了其公司权限，并命令其停止履行托拉斯协议。法院着重指出了股份所有权在实际运作中的影响：受托人持有该公司35,000股中的34,993股，能够选举自己担任董事。法院还认定，这一安排使公司从属于托拉斯的整体利益，并有压制竞争的倾向。这是依据州公司法作出的判决，而非依据联邦《谢尔曼法》作出的裁决。(law.counselstack.com)

托拉斯于1892年正式终止，但控制权并未立即分散。其清算仍在继续，俄亥俄州随后又就判决的执行情况提起藐视法庭诉讼。1899年，标准石油进行重组，以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为控股公司。各成员企业的股份被转交给这家新泽西公司，以换取该公司发行的股份，其中包括总额9,725万美元的普通股。公司持股取代受托人管理，成为实现集中控制的主要机制。(supreme.justia.com)

1890年7月2日签署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为挑战这一企业联合体提供了联邦法律依据。该法第1条禁止限制州际或对外贸易的合同、联合及共谋；第2条禁止垄断、企图垄断以及共谋垄断。1906年11月15日，美国政府在密苏里州东区联邦巡回法院，对标准石油及包括洛克菲勒在内的相关被告提起诉讼。1909年，法院认定新泽西公司集中持有子公司股份的行为违反了上述两条规定，命令其解体。1890年之前的行为被用作证明其目的及持续行为的证据，而不是被视为可依据后来颁布的法律单独处罚的违法行为。(archives.gov)

1911年5月15日，最高法院在“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诉美国案”（Standard Oil Co. of New Jersey v. United States，221 U.S. 1）中维持了解体令。首席大法官爱德华·道格拉斯·怀特撰写的判决意见适用了合理原则，将该法解释为禁止不合理或过度的限制，而非禁止一切影响商业活动的协议。法院根据标准石油的历史、排斥竞争的目的以及对集中权力的运用，认定其联合体违法，而不只是因为其规模庞大。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哈伦赞同解体的必要性，但反对多数意见在法律中加入合理性这一限定条件。(supreme.justia.com)

法院将执行期限延长至至少六个月。拆分通过向新泽西公司的股东分配子公司股份来进行，而非没收或清算经营性资产。该公司分配了其持有的33家公司的股份，加上继续存续的新泽西公司，拆分后共有34家公司。这些企业包括大西洋炼油公司、巴克艾管道公司和英美石油公司。因此，包括洛克菲勒在内的股东，仍按原有比例持有拆分后各企业的权益；这一补救措施拆除了母公司集中持股的结构，却并未使股东的投资归于消灭。(supreme.justia.com)

调查新闻与公众声誉

报纸对洛克菲勒和标准石油公司的报道，将二者置于围绕企业联合的更广泛争论之中：所有权集中究竟意味着高效的工业组织，还是对竞争和公共权力的威胁。报道的范围不仅涉及石油价格，也涵盖公司与运输业及政界的关系。1904年10月18日的《东俄勒冈人报》刊登了《标准石油控制多家铁路公司》；1905年2月21日的《托皮卡州报》则报道，在堪萨斯州开展反对标准石油公司的行动期间，众议员菲利普·P·坎贝尔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举行了会谈。这类报道使该公司成为全国政治新闻中反复出现的话题，而不再只是商业界关注的对象。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馆藏既记录了当时社会对垄断的分歧，也反映出媒体对标准石油经营手段的报道日益尖锐。(guides.loc.gov)

艾达·塔贝尔通过调查新闻，为这场争论构建了连贯的历史叙述。她的《标准石油公司史》于1902年11月至1904年10月在《麦克卢尔杂志》分19期连载，并于1904年结集出版为两卷本。她没有仅仅依靠对利益受损的竞争者的采访，而是从国会和各州的调查、法庭证词、铁路协议、公司文件及私人通信中搜集证据。她在序言中解释，选择标准石油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是为了说明一个行业如何从众多独立企业并存，转变为集中控制。序言还强调，此前的公共调查提供了书面证据，以及公司高管在宣誓后所作的大量说明，其中包括洛克菲勒、亨利·M·弗拉格勒、亨利·H·罗杰斯和约翰·D·阿奇博尔德。(allegheny.edu)

塔贝尔的叙述将组织上的成就与压制竞争者所使用的手段区分开来。她承认洛克菲勒的管理才能，同时指出，歧视性的铁路运输安排以及对独立炼油商施加的压力，帮助标准石油确立了市场支配力。她通过说明复杂交易对具体企业和社区造成的后果，尤其是对宾夕法尼亚州独立石油业者利益的影响，使这些交易变得易于理解。这并不是对资本主义本身的否定：她批评的是竞争的伦理界限，以及利用特权安排剥夺他人平等交易机会的做法。塔贝尔将依据文献重建的历史与受影响竞争者的叙述相结合，把洛克菲勒描绘成既是能力出众的组织者，也是应为排他性商业体系负责的核心人物。(pbs.org)

视觉评论以更直观的方式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乌多·J·凯普勒的漫画《下一个！》于1904年9月7日刊登在《帕克》杂志上，将标准石油的一座储油罐画成了一只章鱼。它的触手缠绕着钢铁业、铜业和航运业、一座州议会大厦以及美国国会大厦，另一条触手则伸向白宫。这幅图将企业集中描绘成既危及政治独立、又威胁经济竞争的力量；它是一种带有论战意味的表现，并非标准石油控制这些机构的证据。塔贝尔后来也超越了企业史的范围，在随后分两部分发表的洛克菲勒人物特写中转向对其个人的刻画，抨击他的动机，并将他的公众形象与被认为是其公司所采取的经营手段加以对照。(loc.gov)

这些报道对公众声誉的影响，应与公司被解散的法律依据区分开来。联邦政府于1906年11月15日对标准石油提起诉讼，最高法院于1911年5月15日作出裁决。法院审查的是约12,000页印刷材料，涵盖数十年的商业交易，而不是将塔贝尔的叙述视为司法认定。法院依据反托拉斯法作出的裁决，建立在这一企业联合体对州际贸易的不合理限制，以及其实施垄断的目的和行为之上。因此，新闻报道对洛克菲勒品格的评判，与针对该企业联合体作出的法律认定属于不同范畴，即便报道和诉讼所审视的经营行为有所重叠。(supreme.justia.com)

退休、财富与慈善事业的组织化

洛克菲勒于1896年退出标准石油公司的实际领导工作，但仍保留总裁头衔，直到1911年。因此，他的退休意味着不再参与日常管理，而不是出售所持股份，也不是立即结束与公司的正式关系。约翰·D. 阿奇博尔德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接手公司的经营管理，而洛克菲勒则越来越多地将精力投入投资和慈善事业。在判断标准石油公司此后的决策是否应归于他个人时，必须区分管理权限、公司职务和所有权。(rockarch.org)

1911年标准石油公司拆分时，其已发行的983,383股股票中，洛克菲勒持有244,500股，约占24.9%。他的资产还包括铁矿、林地，以及制造业和运输业的投资。到1897年，他在明尼苏达州的铁矿石业务已包括一条通往苏必利尔湖的铁路和一支运矿蒸汽船队；1901年，他以8,000万美元将与铁矿石有关的业务出售给J. P. 摩根，纳入美国钢铁公司。(rockarch.org) 由于拥有这些资产，对其财富进行历史比较时，结果既取决于估值日期，也取决于估值方法：计算时必须区分资产的市场价值、收入，以及已经转移给他人的款项。按消费价格调整，是在估算购买力；与国内生产总值比较，则是在衡量一笔财富相对于整个经济的规模。这些方法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所得的“当今价值”不能相互替代。(measuringworth.com)

弗雷德里克·T. 盖茨是一位浸信会牧师，曾参与美国浸信会教育协会的工作和芝加哥大学的创办筹资活动。他在19世纪90年代初成为洛克菲勒的首席慈善顾问。盖茨协助处理日益增多的资助申请，同时监督石油业务以外的投资。小约翰·D. 洛克菲勒于1897年加入父亲的业务团队，随后逐渐将工作重心转向慈善事务管理。1900年至1910年间，盖茨和小洛克菲勒多次倡议设立规模庞大、独立运作的慈善机构。他们的职责不只是处理捐赠事务，还包括协助确定工作领域，并拟订组织方案，供洛克菲勒批准。(pbs.org)

在这一机构扩展过程之前，洛克菲勒就已采用附条件捐赠的方式。19世纪80年代，他越来越多地要求其他支持者先承诺提供大笔资金，自己承诺的捐款才会支付。在芝加哥大学的创办筹资活动中，他提出为最初的100万美元捐赠基金提供60万美元，条件是其他人在九十天内承诺捐出剩余的40万美元。这种安排使他的捐赠以确实获得外部支持为前提，而不是将他视为该校唯一的资金提供者。与此同时，周密考察和专家意见也成为选择受助对象的核心依据，取代了仅凭个人求助作出决定的方式。(rockarch.org)

这一组织方式的变化，是从反复由个人作出决策，转向由配备专业人员、设有自身理事会的机构来开展工作。1901年成立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和通识教育委员会，成为这一做法的早期载体；它们各自的专项计划将在下文分别介绍。这些机构的经验促使洛克菲勒及其顾问将持续性工作交由专业人员承担，并由独立理事监督。1907年，盖茨、小洛克菲勒和律师斯塔尔·J. 墨菲开始筹划一个业务范围更广的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13年注册成立，第一年便收到洛克菲勒捐赠的1亿美元，1919年又收到8,280万美元。由此，大量资源被纳入一个持久的法人组织架构之下，无须每开展一项事业都重新依靠个人捐赠。(resource.rockarch.org)

教育慈善事业

1889年5月，洛克菲勒承诺通过美国浸信会教育协会捐赠60万美元，用于筹建新的芝加哥大学，条件是其他支持者须在一年内另筹40万美元。该协会负责提供组织架构；协会秘书弗雷德里克·T.盖茨与浸信会牧师托马斯·韦克菲尔德·古德斯皮德向芝加哥的宗教界和商界募集捐款。这一安排将当地的资金参与设为前提，而非把洛克菲勒的财富视为大学唯一的资金来源。芝加哥大学于1890年注册成立，1892年10月1日开学。首任校长威廉·雷尼·哈珀主张将其建成一所研究型大学，而非洛克菲勒最初设想的文理学院，将本科教学与高深学术研究及研究生培养结合起来。洛克菲勒于1890年末追加捐赠100万美元，又于1892年2月捐赠100万美元作为运营经费，为这一规模更大的办学计划提供了资金支持；芝加哥当地捐助者则为必要的校舍建设提供资金。(lib.uchicago.edu)

洛克菲勒在财务上的重要地位，并不意味着他亲自参与日常管理。1892年，盖茨向哈珀解释，洛克菲勒希望将管理事务交由大学的负责人处理，由校长和董事会承担治校责任。然而，哈珀的研究抱负所带来的开支，一再考验着资金支持与财务依赖之间的界限。1893年至1904年间，洛克菲勒弥补的运营赤字接近年度运营预算的30%，同时仍不断敦促学校争取其他捐助者的支持。1910年，他以1000万美元的告别捐赠结束了对该校的捐助，使其捐款总额达到约3500万美元。在随附的声明中，他宣布其个人代表将退出校董事会，并表示希望这所大学由公众掌管、经营和支持，而不是继续依赖其主要捐助者。(lib.uchicago.edu)

通识教育委员会使洛克菲勒的教育捐助不再局限于个别院校。该委员会于1902年成立，1903年获准注册为联邦法人；组织的创立与国会特许状的颁发，是两个不同的里程碑。洛克菲勒最初承诺捐赠100万美元，到1907年，其捐款已达4300万美元。委员会章程授权其在美国全境促进教育，不分种族、性别或信仰，不过早期工作主要集中在南方。委员会资助公立学校教育及高等教育，其中包括医学院，并通过财务要求促进受助院校的稳定发展。申请援助的学院必须筹集配套资金，受助院校则应保持预算透明、收支平衡。这些条件由设有专职负责人和实地工作人员的组织负责落实，而不是由洛克菲勒亲自管理学校。(rockarch.org)

对非裔美国人教育的支持，早于委员会的成立。1882年，洛克菲勒承诺向亚特兰大浸信会女子学校捐赠250美元；该校由索菲娅·B.帕卡德和哈丽雅特·E.贾尔斯创办，旨在为黑人妇女和女孩提供教育。此后，他又捐赠5000美元，帮助学校清偿余债。1884年，该校更名为斯佩尔曼学校，后来发展为斯佩尔曼学院，以纪念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及其父母。委员会随后在南方开展的调查，既考察黑人学校，也考察白人学校。其工作人员W. T. B.威廉斯记录了校舍拥挤、设施不足、教师薪资低下等问题，并于1907年呼吁加大对黑人学院的援助。1916年，委员会下设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建议增加对非裔美国人高等教育的支持，随后又开展了为黑人学院筹款的活动。这些进展表明，委员会宣示的包容性职责，与实际援助的落实时间和分配情况之间存在差距。(spelman.edu)

南方的项目也着眼于维持学校运转所需的公共财政收入。委员会资助州立大学教授充当教育领域的“巡回宣讲员”，四处倡导公立学校教育和地方征税。秘书华莱士·巴特里克将学校经费与农业收入联系起来：根据1906年与美国农业部达成的一项协议，委员会出资聘用示范推广员，传授改良耕作方法，旨在扩大可用于教育的税源。自1912年起，委员会还为专门负责黑人学校事务的州政府官员支付薪资，同时资助教师、行政管理人员、交通运输以及教师培训奖学金。这些项目由委员会工作人员与合作的公共机构实施，而非由洛克菲勒以学校管理者的身份主持。(resource.rockarch.org)

医学研究、公共卫生与洛克菲勒基金会

洛克菲勒于1901年创立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支持针对疾病病因、预防和治疗开展长期的实验室研究。该研究所于6月13日注册成立，源于他与弗雷德里克·T·盖茨及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讨论，并借鉴了巴斯德研究所和科赫研究所等欧洲研究机构的经验。研究所最初开展的活动包括资助纽约市牛奶细菌污染问题的研究。其永久性实验室于1906年启用，由西蒙·弗莱克斯纳主持科研工作。研究所附属医院于1910年开院，将实验室实验与对患者的观察相结合，使研究人员能够同时运用实验和临床方法研究疾病，而非主要承担普通医院的诊疗职能。弗莱克斯纳对抗脑膜炎血清的研究，体现了科学研究与治疗应用之间的这种联系。(rockefeller.edu)

1909年，洛克菲勒承诺向洛克菲勒钩虫病根除卫生委员会提供100万美元。该委员会在美国南部开展防治行动，将治疗与各州卫生部门、医生、学校、教会及其他地方组织之间的合作相结合。在主任威克利夫·罗斯的领导下，流动诊疗站采集粪便样本，通过显微镜展示钩虫卵，并提供药物和用药指导。这些演示既回应了人们对这种疾病的怀疑，也让农村社区居民能够获得诊断服务。预防钩虫病不仅需要治疗，还需要改善环境卫生：受人类粪便污染的土壤会使疾病持续传播，因此，仅治疗感染者无法实现委员会根除钩虫病的目标。(resource.rockarch.org)

委员会还借助这项行动加强常设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它帮助各县聘用专职卫生官员，并提供显微镜、设备和受过培训的人员。罗斯认为，运转良好的地方卫生服务所带来的益处不限于钩虫病防治，因为卫生条件的改善和行政管理能力的提升也有助于控制其他疾病。因此，委员会开展的是一项临时性的示范与机构建设计划，而非代替政府承担责任。委员会于1914年12月31日结束运作；此后，洛克菲勒基金会继续开展其工作，并将其拓展至国际范围。委员会的关闭并不意味着钩虫病已经被根除。(resource.rockarch.org)

在争取联邦特许状的努力未果后，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13年5月14日在纽约州注册成立；此前的努力包括1910年向国会提交的一项设立该基金会的法案。与医学研究所或卫生委员会不同，基金会的使命范围十分广泛，旨在增进全世界人类的福祉，不限于某种疾病或某个国家。洛克菲勒在基金会成立的第一年捐赠了1亿美元，并于1919年再捐赠8280万美元。基金会的组织架构将他的捐赠者身份与项目管理分开：资助事项和活动由理事及专业管理人员决定，而洛克菲勒本人从未出席过基金会理事会会议。在区分他的资金支持与基金会工作人员及后来的理事所作决策时，这些安排十分重要。(resource.rockarch.org)

基金会于1913年设立国际卫生委员会，由罗斯领导；该机构于1917年改组为国际卫生理事会，1927年又改为国际卫生部。早期的一项海外钩虫病防治行动于1914年在英属圭亚那启动。基金会资助调查、治疗及公众教育，同时要求政府部门支持环境卫生改善和常设卫生服务，但双方在费用分担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机构建设还延伸至医学教育领域。中华医学基金会成立于1914年，1915年购入北京已有的协和医学堂，并将其发展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院于1919年开课，扩建后的校园于1921年举行落成典礼，来访代表团由小洛克菲勒而非其父亲率领。实验室、医院设施及聘请的教师，为培养医生和医学研究人员提供了支持。(resource.rockarch.org)

婚姻、家庭生活与晚年

1864年9月8日，洛克菲勒在克利夫兰与当地教师、昔日同学劳拉·塞莱斯蒂娅·斯佩尔曼结婚。两人的蜜月行程包括尼亚加拉瀑布、加拿大和新英格兰，之后在他父母家旁的一栋房子里定居。他们育有五个孩子：贝茜（1866—1906）、艾丽斯（1869—1870）、阿尔塔（1871—1962）、伊迪丝（1872—1932）和小约翰·D. 洛克菲勒（1874—1960）。艾丽斯在婴儿时期夭折。贝茜嫁给了查尔斯·斯特朗，阿尔塔嫁给了E. 帕马利·普伦蒂斯，伊迪丝嫁给了哈罗德·福勒·麦考密克；他们唯一的儿子于1901年与艾比·格林·奥尔德里奇结婚。（rockarch.org）

劳拉的宗教生活以及对劳动的重视，塑造了这个家庭的生活方式。她婚后成为浸信会教徒，每天以全家共同祈祷开始，并要求孩子们在学习之余练习音乐、承担家务。每个孩子都照料着一小块菜地，孩子们还要为草坪除草，并学着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慈善捐赠。参加教会活动始终是全家社交生活的核心，即便在旅行期间也不例外。女儿们早年在家接受教育，不过贝茜后来毕业于瓦萨学院；小约翰则于1897年毕业于布朗大学。全家迁居欧几里得大道时，劳拉的姐姐露西也搬来同住；1881年她们的父亲去世后，母亲也住进了这个家。（rockarch.org）

随着洛克菲勒的商业版图不断扩大，一家人的住所也随之变化，但他们仍会定期回到克利夫兰度夏。1868年，他们搬进欧几里得大道上的一栋大宅。1873年，洛克菲勒购入一处俯瞰伊利湖的郊外地产，后来将其建成森林山庄，这是劳拉格外喜爱的一处住所。19世纪70年代，他赴纽约市的商务旅行逐渐变成全家在当地的长期停留，最初住在旅馆里。1884年，他买下曼哈顿西54街4号的褐石住宅，但全家仍会返回森林山庄度夏。1893年，他在曼哈顿以北的波坎蒂科山购置地产。原有的帕森斯—温特沃思宅邸于1902年被大火烧毁；后来取而代之的凯奎特庄园，在对最初设计进行大幅修改后，于1913年竣工。（rockarch.org）

小约翰逐渐承担起管理家族事务、延续家族慈善事业的责任。从布朗大学毕业后，他进入父亲位于百老汇26号的办公室，与洛克菲勒和弗雷德里克·T. 盖茨共事。他在父亲创立的各机构中长期担任理事及理事会领导职务，而不只是继承家族财富。他后来的项目也有各自的缘起：他从1926年起开始关注的殖民地威廉斯堡修复工程，以及1946年12月为联合国总部用地捐赠的850万美元，都是小约翰本人推动的事业，而非其父亲的捐赠。（rockarch.org）

1914年9月8日，洛克菲勒与劳拉在波坎蒂科山庆祝结婚五十周年。1915年3月12日，劳拉去世，当时洛克菲勒身在佛罗里达州；3月15日，家人在波坎蒂科山为她举行了私人葬礼。1918年，他创立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以纪念亡妻。劳拉去世后，他每年都会在新泽西州莱克伍德和佛罗里达州奥蒙德海滩的住所居住数月。1918年，他购入奥蒙德海滩的凯斯门茨宅邸，作为冬季住所。1937年5月23日，他在此去世，享年97岁，后安葬于克利夫兰的湖景公墓。（rockarch.org）

参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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