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法改革是指调整规范侵权法的规则。侵权法是处理民事侵权行为的法律分支,涉及因过失致人受伤、提供缺陷产品,或损害他人财产、名誉等行为。改革可以改变责任成立的条件、可获得的赔偿、提出索赔的程序,或诉讼费用的分担方式。虽然这一表述也可用于描述扩大受害人权利的变革,但它尤其常指旨在限制责任、降低赔偿额或限制诉讼的措施。
这一议题在美国尤为突出。各州自行制定的责任规则、民事陪审团制度、风险代理收费,以及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的显著差异,使人身损害诉讼反复成为立法和政治议题。其他地区的类似讨论往往采用“民事责任改革”“人身损害改革”或“赔偿改革”等术语。这些讨论所处的制度环境各不相同:社会保险、公共资金支持的医疗服务、诉讼费用规则以及替代性赔偿制度,都会影响侵权诉讼所发挥的作用。
侵权法改革涉及几个未必能以同一方案解决的问题:应如何赔偿受害人,如何遏制有害行为,谁应承担不确定的损失,以及如何解决争议。具体措施可能在减少诉讼支出的同时降低赔偿,也可能重新分配损失却未减少事故,或在简化某些争议的同时引发新的法律解释问题。
改革的范围与目的
侵权责任通常要求索赔人证明其具有法律认可的获赔依据。在过失诉讼中,这些依据一般包括注意义务、违反该义务、法律上足够充分的因果联系,以及可据以提起诉讼的损害。其他请求则可能涉及故意不法行为,或无须证明过失即可成立的责任。因此,改革可以作用于多个不同环节:界定某项义务、改变行为标准、调整因果关系要求、限制可获得的损害赔偿,或者使索赔更容易或更难进行。
通常认为,侵权法的主要目的是补偿、威慑和矫正正义。补偿旨在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包括医疗支出和收入损失。威慑则通过使有害活动产生经济后果,力求在事故发生前影响行为。矫正正义关注的是不法造成损失的人与遭受损失的人之间的关系。这些目的可能相互冲突。被告缺乏资产时,受害人可能无法获得全额补偿;而足以补偿某一索赔人的款项,又可能少到不足以影响大型企业的行为。
许多改革分析也借鉴了法与经济学。在一个简化模型中,行为人在决定是否采取预防措施时,会将措施的成本与其所能避免的预期事故损失进行比较。如果一项预防措施的成本为 ,使事故发生概率降低 ,并能避免损失 ,那么当 时,采取该措施在经济上就是合理的。实际的法律规则不能简单机械地套用这一计算:概率存在不确定性,有些利益难以用货币衡量,而决策者可能投保了保险,或不必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损失。尽管如此,这一模型仍解释了为什么减轻责任不仅会影响支出,也会影响保障安全的激励。
“改革”一词本身并不指向某一套单一的法律方案。一项提案可能取消某种责任豁免,扩大获赔范围;另一项则可能设置赔偿上限,或缩短起诉期限。通常被归为一类的措施,也可能服务于不同利益。可预见的责任可能有利于保险公司、企业以及希望迅速和解的索赔人,而降低责任限额主要改变的是损失的分配。因此,评估改革时,需要明确具体改变的是哪项规则、以什么基准进行评估,以及目标究竟是减少事故、降低交易成本、使赔偿裁定更加一致,还是实现其他结果。
历史发展与政治组织化
现代改革争论的背后,是事故赔偿制度更为漫长的变迁史。19世纪的工业化暴露了过失诉讼在应对工伤问题上的局限。共同过失、自甘风险和同事过失规则等抗辩事由,可能使受伤工人无法获得赔偿。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许多司法管辖区建立了工伤赔偿制度。这些制度通常以法定给付取代雇员针对雇主提起的一般过失诉讼,雇员无须证明雇主存在过错即可获得给付。这是对部分侵权法制度的结构性替代,而非仅仅降低赔偿额。
20世纪的法律发展也扩大了责任范围。在美国,法院日益放弃共同过失规则,转而采用比较过错规则,并承认对缺陷产品应承担更广泛的责任。美国法学会1965年发布的《侵权法重述(第二版)》,尤其是第402A条,推动了严格产品责任制度的确立,不过各州的采纳和解释不尽相同。这些发展提高了责任保险的重要性,也使制造商、医疗服务提供者、地方政府及其他潜在被告参与到有关民事责任成本与界限的争论之中。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期责任保险市场动荡期间,推动限制责任的改革运动有组织地展开,并日益受到关注。70年代的争议主要围绕医疗职业责任展开;后一次动荡则波及更广泛的商业和公共部门风险。立法机关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包括设置赔偿限额、调整连带责任、限制律师费,以及修改赔款支付规则。将这些事件称为保险危机,并不意味着它们具有单一成因。赔款支出、对未来损失的预期、投资环境、承保惯例以及再保险的可获得性,都影响着保险市场。
政治组织化成为这一领域的持久特征。商业协会、保险公司、专业组织、消费者团体和原告律师各自形成了相互竞争的立法议程。美国侵权法改革协会成立于1986年;美国出庭律师协会则于2006年更名为美国司法正义协会。各机构的立场既体现了其对诉讼成本与收益的不同看法,也反映了成员的利益。公众讨论往往聚焦于个别引人注目的判决,但报道中的陪审团裁定赔偿额,后来可能被调减、经和解调整、被撤销,或有一部分始终未能实际获偿。区分这些阶段,对于理解历史事实以及诉讼案例如何被用于政治论争,都至关重要。
责任标准与责任分配
改革的一个主要领域,是如何在受害人与多名被告之间分配损失。按照传统的共同过失规则,索赔人自身在法律上具有相关性的疏忽,可能使其完全丧失获得赔偿的资格。许多法域已用比较过失(又称比较过错)规则取而代之。在纯粹比较过失制度下,索赔人的赔偿额按其责任比例扣减。如果可获赔偿的损失总额为100,000个货币单位,而索赔人承担20%的过错责任,则在作出其他调整前,可获赔偿80,000。修正比较过失制度还规定,一旦索赔人的过错达到特定门槛,便不得获得赔偿。
另一个问题是被告之间的责任分配。在连带责任制度下,符合条件的索赔人可以依照适用规则,向任何依法须对不可分割损失负责的被告追偿相关判决所确定的赔偿款。支付赔偿的被告随后可以向其他责任人追偿其应分担的份额。这种安排将其他侵权人无力偿付的部分风险交由被告承担,而非由受害人承担。按份责任通常将每名被告的支付义务限定在分配给该被告的责任份额之内。因此,如果某一责任人无力偿付、身份不明,或不在法院管辖所及范围内,索赔人最终获得的赔偿可能低于经评定的损失总额。
改革往往采取折中安排,而非全盘选择其中一种规则。某一法域可能对医疗费用保留连带责任,却不将其适用于疼痛与精神痛苦赔偿;也可能仅在过错比例超过特定门槛时适用连带责任,或对故意侵权与过失侵权作出区分。这些选择会影响和解动机。可能需要承担全部判决赔偿额的被告,与最高责任仅限于其分摊份额的被告,寻求和解的考量并不相同。责任分摊规则和和解款抵扣规则,也会进一步影响与一方和解究竟会增加还是减少向另一方可追偿的金额。
另一些改革则调整责任认定的基本标准。法律可以界定土地所有人的义务、保护特定志愿者、设立附条件的责任豁免,或允许以遵守安全要求为由提出抗辩。这些规定并不等于宣布受监管的行为绝不可能构成过失:监管标准往往只是设定最低要求,而侵权法可能处理这些标准未能充分涵盖的风险。当事人采用免责或权利放弃协议时,责任制度改革也会与合同法相互作用。此类协议能否得到强制执行,可能取决于条款是否清晰、缔约时的谈判情形、活动性质以及公共政策。实际问题并不只是责任范围扩大还是缩小,而是某一类损失最终由谁承担。
补偿性赔偿、惩罚性赔偿与支付规则
补偿性赔偿通常区分经济损失与非经济损失。经济损害赔偿涵盖可量化的财务损失,例如治疗费用、收入损失以及必要辅助服务的费用。非经济损害赔偿则针对痛苦、生活乐趣的丧失,以及在法律认可的情况下丧失陪伴等后果。这两类损失的计算都不是完全机械的。估算未来收入需要对就业状况和工作年限作出假设,而未来照护费用则取决于照护需求、价格和持续时间。法院还会通过折现将未来金额换算为现值,因此,所采用的假设可能对最终判赔金额产生重要影响。
赔偿上限限制了可获赔的金额,但未必改变事实认定者对实际损害的评估。非经济损害赔偿上限可以按每名索赔人、每项损害、每名被告或整个事件适用。当多人受伤或多名被告承担责任时,这些不同的适用方式可能导致实质不同的结果。固定的名义金额上限如果不作调整,其购买力也会随着通货膨胀而下降。由于经济损失往往与收入挂钩,对非经济损害赔偿的限制会因索赔人的年龄、就业状况和损害性质而产生不同影响。对于遭受严重永久性损伤、但工资损失有限的人,其索赔中受上限约束的部分可能占更大比例。
惩罚性赔偿的作用有所不同:其目的在于惩罚和遏制特定的严重不当行为,而不只是补偿损失。改革措施可能限制其金额、要求达到更高的举证责任标准、将责任认定与惩罚性赔偿的审理程序分开,或规定将部分赔偿款划入公共基金。不同司法管辖区和不同类型的索赔,在是否允许判处惩罚性赔偿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在美国宪法框架下,惩罚性赔偿除受法定上限约束外,还须独立受到联邦正当程序要求的限制。
支付规则的影响可能不亚于广受关注的赔偿上限。传统上,附带来源规则不允许以受害人从私人保险等独立来源获得的某些给付,抵减侵权人应付的赔偿。修改这一规则可能减少重复获赔,但实际结果取决于给付方是否享有偿还请求权或代位求偿权。定期支付条款将部分一次性赔偿改为按期支付,由此引出支付保障、投资风险以及受领人死亡后如何处理等问题。有关利息、和解款抵扣和偿还的规则,同样可能改变索赔人最终实际保留的金额。因此,陪审团评定的赔偿金额、法院判决确定的金额,以及索赔人的净获赔金额,是三个不同的数额。
诉讼程序、律师费用与诉诸法院的机会
程序改革影响哪些争议能够进入审判程序,以及解决争议需要付出多少成本。起诉期限尤为重要。时效期间通常从损害发生、诉因产生或发现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之时起算。与此不同,除斥性诉讼期限通常以工程竣工或产品售出等事件为起点,设定提起诉讼的最迟期限,因此可能在损害被发现之前就已届满。针对未成年人、被隐瞒的不法行为或潜在损害的例外规定各不相同。缩短期限可以提高证据的可靠性,减少长期的不确定性,但也可能使事实基础逐渐显现的请求无法提出。
审前筛查要求旨在全面展开诉讼前识别依据薄弱的请求。医疗案件可能要求提前通知、提交专家证明,或由专门委员会审查。其他程序措施则对证据披露、专家证据或诉状应达到的具体程度作出规定。这些措施的效果取决于如何实施。专家证明可以筛除缺乏依据的指控,但索赔人在尚未取得被告掌握的全部信息之前,就必须为获取证明支付费用。因此,除了正式的筛查要求之外,关于查阅记录和补正程序瑕疵机会的规则也十分重要。
诉讼费用的筹措方式决定一项请求在经济上是否可行。在胜诉酬金制下,律师报酬取决于是否获得赔偿,通常按所得金额的一定比例计收。这可以让资金不足的索赔人提起诉讼,但也会使律师在承接责任归属不明、赔偿金额较低或专家费用高昂的案件时有所取舍。收费比例上限或分段递减费率,可能减少律师从胜诉赔偿中收取的费用,但也可能改变律师愿意承接的案件范围。在诉讼费用转移负担制度下,可能需要支付对方依法可获偿的费用,由此形成另一种财务风险。两种安排都不能消除诉讼开支,只是以不同方式分配其风险。
涉及调解、仲裁或和解要约的改革,会改变争议解决的场所或激励机制。调解通常旨在促成协议,而不强加结果;仲裁则通常由仲裁员作出具有约束力的裁决。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强制仲裁条款还可能限制集体性程序。集团诉讼及其他合并处理程序,可以使大量小额请求在经济上具备追索的可行性,但合并处理也会带来代表机制、请求之间的差异以及和解监督等问题。这些程序选择是司法可及性的核心:如果预期能够获得的赔偿不足以抵偿维权的成本与风险,实体权利就可能没有多少实际价值。
医疗过失与医疗责任
医疗过失一直是侵权法改革的核心领域,因为与诊疗有关的损害既涉及专业技术证据,也可能带来高昂的未来护理费用,还会引发对不良后果是否由不符合专业标准的诊疗所致的争议。医疗过失诉讼通常不能仅凭诊疗失败的证据成立。索赔人必须证明适用的专业标准、诊疗行为对该标准的偏离,以及这种偏离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此类案件通常需要专家证言,但具体规则各不相同,有些情形允许在没有专业证言的情况下作出推断。许多索赔的抗辩费用和赔付款项由职业责任保险承担,这使诉讼规则与医疗服务市场的组织方式联系起来。
加利福尼亚州1975年颁布的《医疗损害赔偿改革法》(通常简称为 MICRA)成为美国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范例。该法的规定包括:对适用该法的医疗责任诉讼中的非经济损害赔偿设定25万美元的上限;对律师费实行分档递减的计费标准;以及修改附带来源给付规则和赔偿支付规则。2022年通过的立法规定,自2023年起调整赔偿限额,区分涉及死亡与不涉及死亡的案件,并设定按计划递增的限额。原有上限长期未随通货膨胀调整,是其实际运行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不仅仅是技术性细节。
得克萨斯州于2003年通过了一套重大的医疗责任改革方案,同时通过宪法修正案,授权立法机关对非经济损害赔偿设定特定限额。该立法对医生及其他受该法涵盖的个人医疗服务提供者所承担的非经济损害赔偿设定了25万美元的上限,并对医疗机构另作规定。此类规则必须与对全部赔偿设定单一上限的做法加以区分:经济损害赔偿以及涉及多家医疗机构时的处理,分别适用不同的法条。其他州则采用了不同的限额、例外规定、初步审查要求或专家资格规则,使同一国家的医疗体系内部存在显著差异。
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防御性医疗,即部分出于对法律责任的担忧而进行检查、实施诊疗操作、转诊,或回避接诊患者。对此很难进行衡量,因为同一种临床行为可能出于多种动机,也未必能改善医疗服务。医生调查衡量的是受访者所报告的态度,并不一定能反映某项法律规则对支出或诊疗结果的因果影响。因此,评估时应区分保险费、索赔频率、医生执业地点、诊疗模式和患者安全等方面的变化,而不能将它们视为可相互替代的指标。行政赔偿、专门化裁判、披露与纠纷解决计划,以及为遵循临床指南的行为提供有条件的责任保护等方案,各自针对的是问题的不同方面。决定限制损害赔偿,并不意味着这些方案就会自动得到实施。
产品责任、群体性损害与集体索赔
产品责任涉及因产品缺陷而造成的损害。索赔可能涉及制造缺陷、设计缺陷或警示不足,但法律标准因法域和类别而异。制造缺陷通常指产品偏离其预定规格。设计缺陷索赔则质疑预定设计本身的安全性,可能需要比较风险、效用与可行的替代方案。警示不足索赔既涉及风险信息是否充分,也涉及不同的警示是否会影响相关行为。改革提案可能调整上述任何要素,而不只是减少最终的赔偿金额。
一个突出问题是侵权责任与监管之间的关系。获得批准或符合监管要求,可以成为相关证据,但未必意味着完全免责。在美国,联邦制还带来了联邦法优先适用的问题:联邦立法或监管要求可能排除某些依据州法提出的索赔。具体结论取决于法律条文、监管框架以及索赔所主张的具体义务。最高法院关于医疗器械和药品的判决表明,不能一概认定联邦批准必然阻却侵权诉讼,也不能一概认定其始终允许此类诉讼。某项索赔如果要求实施联邦法禁止的行为,与另一项索赔主张违反了与联邦法相容的州法义务,两者所涉及的问题并不相同。
群体性损害带来了额外的困难,因为许多索赔虽然共享有关某种产品或接触情况的证据,却在因果关系、损害程度、发生时间及可用抗辩等方面存在差异。石棉诉讼就是一个重要例子。疾病潜伏期漫长、接触来源涉及多家企业,以及被告无力偿债,都使案件审理和赔偿变得更加复杂。在美国,1994年颁布的《破产法》第524(g)条,为符合条件的石棉赔偿信托及将索赔导向此类信托的禁令提供了制度框架。这些安排将侵权赔偿与破产法联系起来,要求同时关注现有索赔,以及疾病可能在日后才显现的人群。
合并处理可以减少重复工作,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索赔在法律上都相同。联邦多地区诉讼将相关案件集中起来,协调开展审前程序;它本身并不等同于集团诉讼,也不会自动将所有索赔合并为一次审判。改革争论涉及相关信托索赔的披露、法院之间的协调、和解方案的管理、专家证据,以及如何对待未来索赔人。在这种情况下,效率不仅取决于能否解决大量案件,也取决于能否保留案件之间具有实质意义的差别。和解机制或许能够降低诉讼成本,但在索赔资格、举证和赔付优先顺序等方面,仍可能留下棘手的分配问题。
宪法限制与法律权限的分配
在美国,侵权法主要属于州法,但修改侵权法的权限由立法机关、法院以及在某些问题上享有权限的联邦政府分别行使。立法机关可以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修改普通法规则。法院则负责解释这些成文法,并继续发展尚未被立法取代的法律原则。这种互动使司法审查成为侵权法改革的一项核心机制:一项措施即使经由常规立法程序通过,此后仍可能依据州宪法或联邦宪法被裁定无效、限缩适用范围,或获得维持。
依据州宪法提出的质疑,涉及陪审团审判、诉诸法院、损害救济、平等保护以及权力分立等方面的保障。由于各州宪法文本和司法解释不同,裁判结果也不尽相同。在 Best诉Taylor Machine Works案(1997年)中,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裁定一部民事责任改革法的主要条款无效,其中包括非经济损害赔偿上限条款。在 McCall遗产诉美国案(2014年)中,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裁定,将医疗过失非经济损害赔偿上限适用于不当致死索赔,违反宪法。这些判决并未确立一项在全国范围内禁止赔偿上限的规则;其他州的法院曾依据本州宪法维持此类限制。
联邦宪法中的正当程序要求对惩罚性赔偿构成另一重约束。在 BMW北美公司诉Gore案(1996年)中,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若干判断指引,包括行为的可谴责程度、惩罚性赔偿与实际或潜在损害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法律规定的处罚相比较的情况。State Farm汽车互助保险公司诉Campbell案(2003年)说明,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的倍数比超过个位数的裁决,很少能够符合正当程序要求,但法院并未确立僵化的数值规则。Philip Morris美国公司诉Williams案(2007年)裁定,不得通过惩罚性赔偿,就被告对非诉讼当事人造成的损害惩罚被告;同时,法院也区分指出,在评估行为的可谴责程度时,对他人造成的损害仍可作为适当的考量因素。
联邦立法也可以在不全面改写作为基础的侵权法的情况下,改变诉讼安排。2005年《集体诉讼公平法》在法定条件和例外的约束下,扩大了联邦法院对特定跨州集体诉讼和某些大规模共同诉讼的管辖权。这是一项分配审判法院管辖权的措施,而不是对人身损害赔偿设置普遍上限。在对改革进行分类时,类似区分同样重要:改变审理争议的法院、法院采用的程序,以及法院所保障的实体权利,属于不同的法律权限运用,即使它们影响的是同一场诉讼。
比较视野下的不同路径与侵权赔偿的替代方案
在美国以外,围绕民事责任的讨论所处的制度环境各不相同,社会保障、保险、诉讼资助和审判机制的组合也不尽一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人身伤害诉讼历来与美国有所不同:此类索赔大多由法官而非民事陪审团审理,诉讼费用规则也有差异。《2012年法律援助、量刑与罪犯处罚法》调整了诉讼资助安排,其中的重要条款于2013年4月生效。改革措施之一是,除例外情形外,附条件收费协议约定的胜诉酬金通常不再能向败诉方追偿。在诉讼资助改革的同时,诉讼费用保护和赔偿方面也作出了调整。
澳大利亚在2001至2002年前后遭遇保险市场困境,随后开展了广泛的民事责任改革。2002年,由戴维·伊普法官主持的审查对过失法进行了研究,此后各州和领地通过立法,以不同组合引入了责任成立门槛、损害赔偿限制、诉讼时效调整,以及涉及明显风险和休闲活动的规定。这些法律并未构成一部统一的全国性侵权法典。在比较澳大利亚各司法辖区之间或澳大利亚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制度成效时,仍须重视这些法律与现有法定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机动车事故赔偿和工伤赔偿制度。
新西兰采取了在制度结构上更为根本的替代方案。1972年通过的立法建立了一套综合性意外伤害赔偿制度,并于1974年开始实施。其现行框架为特定人身伤害提供法定保障,并通常禁止就保障范围内的伤害提起补偿性损害赔偿诉讼。这一制度并未取消所有民事请求权或一切形式的法律问责:财产损害、法定保障范围以外的伤害,以及仅在有限情形下可获支持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都需要另行处理。该制度提供的待遇,也不同于不受此类限制的普通法损害赔偿。其核心制度选择,是通过法定给付资格来安排大部分人身伤害赔偿,而不是通过普通诉讼证明另一方存在过错。
其他一些制度则针对特定领域实行无过错赔偿安排。瑞典的患者伤害赔偿制度通过《1996年患者伤害法》获得了法律依据,体现了一种不同的路径:患者无须像在传统医疗过失诉讼中那样证明通常意义上的过失。法国2002年的立法建立了包括国家医疗事故赔偿局(ONIAM)在内的制度框架,在其他求偿途径之外,依据国民互助原则对某些医疗伤害给予赔偿。这类安排不一定赔偿所有不良后果;法定资格条件和因果关系要求仍然适用。因此,跨国比较必须考察制度提供哪些给付、哪些伤害符合条件、医疗服务和收入保障如何筹资,以及接受法定赔偿是否会限制另行起诉的权利。
衡量效果与解读证据
侵权法改革的效果取决于具体措施以及研究所选取的结果指标。赔偿限额可以直接降低原本会超出该限额的案件的赔付金额,但其更广泛的影响需要另行考察。索赔人与律师可能改变是否提出索赔的决定,保险公司可能调整准备金,被告也可能改变和解策略。因此,仅凭索赔案件数量减少,并不能证明损害事件或缺乏依据的诉讼有所减少。这也可能反映出,原本有理据的索赔在经济上是否值得提出发生了变化。
研究使用的资料包括法院记录、保险公司的已结索赔档案、医疗卫生行政数据、调查以及其他来源,而每种资料都有其局限性。由于许多索赔会以和解告终、被放弃,或从未进入律师的视野,审判裁决所涵盖的只是经过筛选的一部分纠纷。已结索赔数据库可能不包括未投保的被告,也可能对未获赔付的受害人仅有有限的信息。保险费反映了对未来索赔和抗辩费用的预期,但也受到管理费用、投资收益、市场竞争以及承保条件的影响。因此,不能仅因保费变动发生在法律改革之后,就将其归因于改革。
因果研究通常会比较某些司法管辖区在改革前后的情况,并以未实施同类改革的司法管辖区作为对照。这类研究设计依赖于对未实施改革时结果将如何演变的假设。实施改革的州,在索赔趋势、保险市场、人口或医疗卫生服务组织方式等方面,可能早已存在差异。多项规定往往一并出台,因而难以单独识别某一规则的效果。法院宣告改革规定无效、延迟实施、允许既有情形继续适用旧规则的条款,以及名义限额与经通胀调整后的限额变化,都使得确定改革究竟何时开始影响行为变得更加复杂。
成本节约如何分配,是一个有别于总体节约规模的实证问题。责任支出降低,可能意味着法律事务的交易成本降低、赔偿减少、实际损害事件减少,或这些情况同时发生。由此产生的收益与损失,可能由受害人、被告、保险公司、医疗保险计划、雇主或公共福利项目承担。评估还会区分短期调整与安全实践、专业人员供给、产品设计及保险定价方面的长期反应。尤其难以研究的问题包括从未引发索赔的损害事件、潜在诉讼威胁的威慑作用,以及通过诉讼程序披露的信息的价值。要回答这些问题,所需的证据不能仅限于诉讼数量或引人注目的裁决所判赔的金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