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萨雷·贝卡里亚(1738年3月15日—1794年11月28日)是意大利法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以《论犯罪与刑罚》(Dei delitti e delle pene,1764年)闻名。作为米兰启蒙时代的核心人物,他主张刑罚应以维护公共安全而非报复为目的,与犯罪造成的危害相称,且绝不应超出预防犯罪所必需的限度。他对司法酷刑和死刑的抨击,使这部篇幅不长的论著成为刑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
贝卡里亚将限制政治权力的理论、关于人类行为的心理学认识与法律改革方案融为一体。他认为,明确、为公众所知的法律和切实可靠的执法,比骇人耳目的残酷刑罚更有效。尽管他的国际声誉主要来自那部在他二十六岁时出版的著作,但此后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教授经济学,并供职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伦巴第行政当局。因此,他的生涯不仅是刑罚改革史的一部分,也属于十八世纪一场更广泛的努力:使政府更加理性、富有效能,并更加重视公共福祉。
生平与米兰启蒙运动
贝卡里亚出生于米兰的一个贵族家庭,当时米兰公国处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他在帕尔马的法尔内塞学院接受耶稣会教育,并于1758年获得帕维亚大学的法律学位。正规的专业训练使他接触到当时的法学学术传统,但他后来的思想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阅读法国哲学著作以及参与米兰的改革派圈子。他也对数学抱有兴趣,成熟时期的著作常常追求论证推理所具有的清晰与精练,不过这些著作并未构成一门关于刑罚的数学科学。
1761年,他违背父亲的意愿,与特蕾莎·布拉斯科结婚。这场争执一度使他与家人的关系趋于紧张,也让这对年轻夫妇陷入经济困境。他们的女儿朱莉娅于1762年出生,后来成为小说家亚历山德罗·曼佐尼的母亲。特蕾莎于1774年去世,此后贝卡里亚与安娜·德伊孔蒂·巴尔博结婚。这些家庭关系使他置身于意大利北部的社交与文学圈,但他作为改革者的地位,主要源自传统贵族家庭之外的友谊。
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他与彼得罗·韦里的交往。韦里是一位经济学家和行政官员,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年轻知识分子。成员中包括彼得罗的弟弟亚历山德罗·韦里,后者帮助囚犯的经历为他们提供了有关刑事诉讼的实际知识。他们这个非正式团体名为“拳头学会”(Accademia dei Pugni),倡导围绕法律、商业、哲学和社会习俗展开热烈讨论。这个名称通常译作“拳头学会”,意在体现论辩的活力,而非指一个正式的学术机构。
这个团体还创办了具有改革倾向的期刊《咖啡馆》(Il Caffè),于1764至1766年间出版。该刊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英国随笔期刊的谈话式文风,讨论的主题从经济管制到文学趣味,无所不包。它秉持的基本信念是:公共理性讨论能够揭露那些因惯习、特权或专业壁垒而沿袭至今的做法。贝卡里亚有关刑罚的论述正是从这种协作环境中发展而来,并非源于一项孤立进行的法学研究计划。
米兰的改革是在绝对君主制之下推行的,而非在民主共和国中进行。在玛丽亚·特蕾莎及其后的约瑟夫二世统治时期,行政官员着手改革税收、教育、商业和法律制度。贝卡里亚及其同道虽然批判专断权力,却也看到了影响这一进程的机会。他们一方面保持思想独立,另一方面又依靠有能力将建议转化为立法的统治者和官员。这种既要限制权力、又要借助中央集权推动改革的张力,在贝卡里亚的整个生涯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
《论犯罪与刑罚》的写作与出版
《论犯罪与刑罚》于1764年在里窝那匿名出版。匿名出版反映出,挑战既有刑罚实践及为其辩护的宗教与政治观念,是一件敏感的事。这本书并非面面俱到的法律评注,而是以紧凑的篇幅,依次论述了刑罚的起源、衡量犯罪的适当尺度、刑事诉讼程序以及犯罪预防等问题。其文字通俗易懂,因此读者并不限于通常阅读专业论著的法律界人士。
彼得罗·韦里鼓励贝卡里亚着手写作此书,并在讨论和组织论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亚历山德罗·韦里则提供了自己对被告与囚犯处境的了解。不过,这部著作的作者仍是贝卡里亚:他将社会契约论证、公共效用与心理分析独特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连贯一致的作者立场。这种合作背景既有助于解释该书为何能迅速写成,也说明了它为何与人们对司法运作的具体不满密切相关。
本书的思想渊源包括孟德斯鸠以及与《百科全书》相关的法国哲学运动;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将法律制度与各个社会的具体状况联系起来。贝卡里亚也借鉴了社会契约的论述方式,以及十八世纪思想家对快乐、痛苦和联想的分析。他并未简单照搬任何一位前人的思想,而是利用这些思想资源,集中探讨一个问题:既然人们结成政治共同体是为了使个人获得更大的安全,那么哪些形式的强制才具有正当性?
本书很快取得成功,但文本并未就此定型。意大利文各版陆续有所修订,译本也影响了人们对它的接受。安德烈·莫雷莱于1766年出版的法译本,按照他认为更合乎逻辑的顺序重新编排了内容。贝卡里亚对这一译本表示欢迎,但它的结构与意大利文原本有所不同。因此,后来的各个版本在编排和章节编号上存在差异;比较引文或讨论论证如何展开时,必须注意这一点。
赞誉与反对都提升了这部著作的知名度。伏尔泰于1766年发表了一篇赞许该书的评论,而修士费迪南多·法基内伊等批评者则质疑其宗教与政治意涵。天主教会于1766年将该书列入《禁书目录》。同年,贝卡里亚与亚历山德罗·韦里前往巴黎,贝卡里亚在那里受到思想界领军人物的欢迎。然而,他对这次旅行感到不适,未等同伴尽兴便提前返乡。由此产生的矛盾损害了他与韦里兄弟的关系。此后,他淡出了国际文坛交游圈。此举虽未妨碍本书继续流传,却使他后来的行政官员生涯与他人期待他承担的公共角色逐渐分离。
政治权威、功利与刑罚的限度
贝卡里亚从一个正当性问题出发:一个政治共同体凭什么可以使其成员遭受痛苦?他的回答是,个人为了免受冲突威胁、寻求安全,只让渡了最低限度的必要自由。由此形成的集体权威可以保卫共同体,却不能声称对个人拥有不受限制的支配权。因此,超出维护公共安全所需限度的刑罚,不仅是不明智的,更是超出了强制性权威得以成立的正当性基础。
这一论述将契约论推理与对集体福祉的诉求结合起来。法律应当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不是保护少数群体的特权。这一表述使贝卡里亚成为功利主义的重要先驱,但他的论证不能被归结为后来杰里米·边沁或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理论体系。他一再将必要性视为正当刑罚的界限,而不只是在不受限制地计算社会利益时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衡量犯罪的恰当尺度,是它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贝卡里亚认为,世袭身份、受冒犯的尊严以及神学意义上的罪孽轻重,都不足以作为制定公共刑罚等级的依据。意图对于道德判断固然重要,但犯罪者的内心状态既多变又难以确知,他因而质疑,这些状态能否为立法提供稳定的衡量标准。法律制度需要的是公众能够理解的区分,而不是试图还原每一名被告在道德上的根本状况。
由这一立场出发,贝卡里亚坚定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贵族身份不能成为免受通常刑罚的理由,因为犯罪所威胁的安全属于整个共同体。同样,刑罚应由犯罪者本人承担,而不应殃及无辜的亲属。没收财产可能使一个家庭陷入贫困,让定罪的后果波及责任人以外的人。这些影响揭示了以个人为单位承担法律责任的原则,与过去将家庭或社会等级群体作为惩罚单位的做法之间的差距。
贝卡里亚还为立法者与法官划定了不同的职能。立法机关应通过一般性规则界定犯罪及其法律后果;法院则应判断被告的行为是否属于这些规则所规定的情形。他不信任宽泛的司法裁量权,因为这会使自由取决于官员的性情、学识或私人利益。他倾向于对裁判施加严格限制,这有助于维护法律确定性,却也带来了困难:将一般性语言适用于具体情境,不可避免地需要解释。规则的可预见性与作出判断的必要性之间的张力,成为他的理论所提出的一个历久不衰的问题。
威慑、比例原则与犯罪预防
在贝卡里亚看来,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未来的犯罪。刑罚应当防止犯罪者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并阻止其他人实施类似行为。它无法挽回已经发生的犯罪,而纯粹为了报复而施加的痛苦,只会增添新的伤害,并不能弥补先前的损害。这一立场使威慑成为其理论的核心,同时也为通过监禁或强制劳动剥夺犯罪者继续犯罪的能力留下了空间。这些措施的正当性取决于它们对社会安全的贡献及其必要性,而不在于犯罪者的痛苦能给人带来多少满足。
他最广为人知的实践主张是:适度刑罚的确定性,通常比极刑得以执行的渺茫可能性更有预防作用。人们在根据预期后果作出反应时,如果认为自己能够逃脱惩罚,就可能不把严刑放在心上。因此,残酷不能替代有效的制度。当官员或证人不愿促成严刑的执行,或君主反复颁布赦令以缓和法律的严苛时,严厉的法律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刑罚的及时性同样重要,其原因也与心理机制有关。贝卡里亚认为,犯罪与惩罚之间的间隔越短,两者在公众心中的联系就越牢固。长时间的拖延会削弱这种联系,也会让判决前遭到羁押的人承受额外的痛苦。他并不以追求速度为由主张省略举证:关键是在保留认定责任所必需程序的同时,避免不必要的拖延。因此,他的论述将刑罚的有效性与刑事司法的组织方式联系起来。
比例原则要求罪行与刑罚之间形成分级对应的关系。如果性质和严重程度明显不同的犯罪受到同样的处罚,法律就无法给已经犯下较轻罪行的人提供额外理由,使其不再犯下更重的罪行。例如,如果入室盗窃者因盗窃和杀人面临同样的惩罚,就可能产生杀害证人的动机。因此,刑罚的等级设置必须确保潜在犯罪者面对不同选择时,其利害得失存在实质差别。贝卡里亚追求的是一套有序的制度,而不是由习俗和政治反应逐渐堆积而成的各种刑罚。
预防犯罪也不应局限于刑事制裁。明确的法律、知识的传播、教育的改善,以及减少人们对私人恩惠依赖的制度,都能使守法行为更有保障,也更具吸引力。他告诫人们,不应过度增设禁令,以至于日常行为也动辄触犯法律。对于某些行为,与其加重刑罚,不如改变产生这些行为的环境。例如,他在讨论走私时,就将这一犯罪与关税制度安排以及逃避关税所带来的利益联系起来。这种分析预示了后来的法与经济学研究路径,不过贝卡里亚既没有建立形式化模型,也没有声称所有犯罪行为都是明确计算的结果。
酷刑、证据与被告人的地位
贝卡里亚对酷刑的批判,既针对其不公正性,也针对所谓酷刑有助于查明真相的说法。在十八世纪欧洲的诉讼程序中,为取得供认或厘清证据,可以在特定条件下批准使用酷刑。各司法管辖区的做法差异很大,法学传统也对此设有限制;尽管如此,在一些重要的法律体系中,强制审讯仍是受到认可的司法手段。贝卡里亚质疑的是其根本逻辑,而不只是要求官员更谨慎地执行既有的保障措施。
他的核心反对理由是,身体的忍耐力与是否有罪并无必然联系。一个体格强健的有罪者可能忍住疼痛,拒不供认;而一个较为虚弱的无辜者却可能仅仅为了终止痛苦而认罪。这样一来,酷刑就把对事实的调查变成了对身体承受能力的较量。其结果反映的可能是生理状况、恐惧以及审讯者施加的压力,而非指控是否属实。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供认,无法可靠地发挥人们赋予它的证据作用。
这一论证也以无罪推定为基础。在罪责尚未确定之前施加具有惩罚性质的痛苦,就等于把一项尚有争议的指控当成了已经证实的事实。贝卡里亚揭示了这样一种循环论证:以嫌疑人有罪为由证明酷刑正当,而诉讼程序的目的恰恰是判定其是否有罪。他的批判将程序公正与认识论联系起来:一种不公正的方法,同样也是一种有缺陷的求知手段。
他反对秘密指控,因为这会助长猜疑、私人报复,以及对无法查证的信息的依赖。公众能够理解的诉讼程序,以及审查指控依据的机会,更有助于防止权力滥用。他还仔细考察了证人的可信度与各项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多项迹象并不自动等同于多项相互独立的证明:如果它们都依赖同一根本来源,叠加起来就可能造成确定性很高的错觉。他力图用普通人凭判断力便能评估的分析,取代沿袭已久的程式和司法制度的神秘权威。
审前羁押也带来了类似问题。为防止逃跑或妨碍诉讼,有时确有必要实施羁押,但羁押本身并不是有罪的证据,也不应演变为不受约束的提前惩罚。因此,除了最终判处的刑罚,羁押的期限与条件也同样重要。这些论点构成了正当程序观念的一部分思想背景,不过,贝卡里亚并未构建后来宪法性文件中那些详尽的程序权利。他的核心要求是,国家开展调查的需要应始终与其施加惩罚的权力相区分,不能允许秘密手段或强制手段抹去这一区别。
反对死刑的论证
贝卡里亚对死刑的论述,成为其著作中在国际上最受瞩目的部分。他既追问政治共同体是否有权剥夺生命,也探讨这样做是否有用。基于契约的论证尤为直接:如果个人仅仅让渡了保障共同安全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自由,那么,就很难解释这种有限的让渡何以包含不受限制地消灭他们的权力。如此绝对的刑罚,需要比传统或统治者的命令更有力的正当理由。
在实际功效方面,他质疑了处决具有最强威慑力的说法。贝卡里亚将死亡带来的短暂震撼,与长期丧失自由所造成的持续印象加以对比。在他看来,一个被判长期从事强制劳动的人,可以反复向世人展示犯罪的后果。他还指出,反复公开处决可能使旁观者变得残酷,削弱法律声称要教导人们树立的对生命的尊重。国家以官方实施杀戮的方式谴责杀人,本身就存在风险。
他的立场并非毫无例外地反对国家采取致命行动。他承认,在动荡时期或国家丧失自由之际,如果某个人继续生存会威胁政治共同体,那么将其杀死或许是必要的。他还针对一种假设情形提出了例外:只有处死罪犯才能威慑他人。他论证的关键在于,在一个稳定、治理良好且具备有效法律与制度的社会中,这种必要性并不存在。因此,若说他明确赞成在普通刑事案件的特殊情形下执行死刑,就会歪曲其推理的结构。
对于他提出的替代方案,必须准确把握其历史含义。他所说的终身奴役或终身劳役,并不是当今许多法律制度中人们熟悉的、相对规范的监禁刑。十八世纪的惩罚性劳役可能有辱人格,并给身体带来严酷折磨。因此,他反对死刑,并不意味着他排斥一切严厉或强制性的惩罚。他的主张是:与司法处决相比,持续剥夺自由能够更有效地保护社会,同时减少不必要的暴力。
这些特点使他的立场有别于后来以生命绝对不可侵犯为依据,或以已经证实的误判风险为依据的论证。贝卡里亚将权力的有限性、必要性与预防犯罪的效用结合起来。他的著作成为废除死刑运动的奠基性文本,但也留下了一些未决问题:威慑效果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证明死刑正当,终身奴役是否确实更少残酷,以及应当如何理解国家施加不可逆刑罚的权力。后来的刑罚论争不断回到这些内在张力,而非只是重复他的结论。
经济学、教学与公共行政
贝卡里亚自思想生涯伊始,关注的就不只是刑罚问题。1762年,他出版了一部论述米兰邦货币紊乱的著作,探讨铸币以及不同货币之间的关系所引发的问题。在这个贸易跨越政治边界、货币价值往往难以相互比较的地区,这些都是切实的现实问题。他的经济学著述与刑罚理论同属一项改革事业:评判制度安排,应当考察其实际效果,而不能仅仅因为沿袭已久就为其辩护。
1768年,他获任米兰帕拉蒂纳学校的官房学教授。官房学研究治理国家所需的知识,包括公共财政、经济管理以及国家治理的若干方面。这项任命使他参与到为推行改革的君主国培养官员的事业之中。他的讲课内容涉及生产、交换、农业、制造业、商业以及政府的经济职责。这些讲稿在他去世后于1804年以《公共经济学原理》为名出版。
他的经济学重视人口、生产活动、激励机制与社会繁荣之间的关系。与18世纪的其他政治经济学家一样,他考察了管制和税收如何促进或阻碍劳动力与资源的利用。他的思想既不能简单归为对完全自由市场的无条件辩护,也不能归为对行政管控的全盘赞同。他试图寻求能够使私人活动增进集体福祉的规则,同时认为,制定经济政策必须关注当地条件与实际后果。
1771年,他进入米兰最高经济委员会,开始了长期的政府任职生涯。此后,他在奥地利统治下的伦巴第不断变动的行政机构中任职。他的职责与参与审议的事务涉及经济和财政问题;他不再主要以面向公众的思想家身份活动,而是投身于更广泛的改革运作。这段职业经历有助于解释,为何他生前未再出版一部在国际声望上可与《论犯罪与刑罚》比肩的著作。
晚年的公职生涯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刑罚问题。1790年代初,他参与了伦巴第有关刑法改革的审议,并再次反对死刑。不过,青年时期那部论著诉诸普遍原则的语言,与官署工作所具有的专业性、集体性之间,仍存在明显差异。行政决策必须顾及制度权威和现实限制。1794年11月28日,贝卡里亚在米兰去世,未及见证拿破仑对意大利北部的改造。他的经济学著述在身后出版,清楚地表明,他成熟时期的思想生活远比那部使他最为后世熟知的刑罚论著所呈现的丰富。
在欧洲与大西洋两岸的接受与影响
《论犯罪与刑罚》的影响通过译本、书信、评论以及围绕立法的辩论不断传播。该书篇幅精练、论证有力,因此尤其容易跨越不同的法律传统而广泛流传。读者可以接受它对酷刑或过重刑罚的批判,而不必认同其政治哲学的每一个方面。反过来,政府也可以赞扬书中的人道主义措辞,同时保留强大的强制权力。因此,各方对这部著作的接受具有选择性;仅凭相似改革的出现,并不能断定这些改革完全由贝卡里亚一人促成。
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在1767年为立法委员会拟定的《训令》(又称《纳卡兹》)中,吸收了贝卡里亚和孟德斯鸠的相关思想。这份文件表明,启蒙运动的法律话语对于那些试图将自身权威塑造成理性且致力于改革的统治者颇具吸引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贝卡里亚的主张得到了全面落实。宣扬人道原则与强制性制度持续运作之间的落差,是他的思想在政治实践中被接受时反复出现的现象。
一项尤为重要的改革发生在彼得·利奥波德统治下的托斯卡纳大公国。1786年11月30日,托斯卡纳的刑法改革废除了死刑和司法酷刑。贝卡里亚的论证与当地对法律制度的批评、统治者的改革政策一道,构成了这项举措背后的思想背景。托斯卡纳由此成为废除死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尽管此后当地废除死刑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在哈布斯堡君主国,约瑟夫二世于1787年颁布的刑法典同样严格限制了死刑,体现出中央主导的法典编纂与刑罚改革之间更广泛的联系。
这部著作也在英国和北美流传。托马斯·杰斐逊曾阅读并摘录贝卡里亚的著作,而美国围绕刑罚轻重应如何确定的争论,也反映了贝卡里亚所推动的更广泛的跨大西洋讨论。不过,不应将他的著作与美国宪法或各州宪法具体条款之间的关系,视为简单的直接借用关系。美国的法律改革汲取了普通法传统、殖民地经验、宗教论说以及欧洲思想中的多种思潮。
杰里米·边沁在肯定贝卡里亚重要性的同时,对刑罚提出了更为系统的功利主义分析。在意大利,后来的思想家,如加埃塔诺·菲兰杰里,进一步拓展了理性立法的构想。法国大革命时期,合法性、比例原则以及限制任意拘禁也获得了新的重视。然而,革命时期的法国仍然保留了死刑,这说明接受贝卡里亚的部分原则,并不意味着接受废除死刑的主张。他最深远的影响,在于提供了一种思考框架:追问刑罚究竟有何目的,并要求既有做法在这一追问面前证明自身的正当性。
思想遗产与批判性解读
贝卡里亚通常被归入古典犯罪学派。这一后起的标签将一批强调普遍法律、个人能动性、刑罚相称性以及刑罚预防功能的思想家归为一类,并将他们的思路与十九世纪从生物特征或社会条件中寻找犯罪原因的理论区分开来。这种分类虽有用,却可能掩盖不同作者之间的差异,并将后世学科的边界强加于一部同时涉及政治、道德、法律和公共行政的十八世纪著作之上。
他的一项持久贡献,是将关注焦点从君主的惩罚权转向每一次刑罚干预的正当性。问题不再仅仅是某种做法是否具有法律依据,还在于它是否必要、有效且合乎比例。这一转变推动了刑罚改革与法治的结合。公开且易于查阅的规则、对官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以及平等对待,不再被视为削弱安全的让步,而是共同构成了保障安全的一套理念。
他的理论也存在明显的局限。它将人描绘成依据预期的快乐与痛苦作出反应的行动者,因而可能低估冲动行为、成瘾、精神障碍、社会约束,以及人们规避法律风险能力上的不平等。后来的实证研究并未使十八世纪关于刑罚确定性、及时性或严厉程度的每一项主张都成为得到证实的普遍规律。贝卡里亚提出了一套强有力的论证纲领,却没有建立一门经过检验、能够解释一切犯罪行为及所有刑罚制度效果的普遍科学。
司法克制与法律解释之间的平衡也是一个难题。贝卡里亚对法官的不信任,有助于保护被告免受任意的道德评判;但他追求近乎机械适用法律的理想,低估了成文法语言的歧义和案件之间的差异。同样,以最大限度增进公共福祉为目标的理论框架,也不会自动解决集体利益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冲突。他对必要性的坚持为刑罚设下了限制,但这种限制的确切内涵仍有待解释。
现代人权法表达了某些与他相近的立场,但其表述方式与他的论述有着显著差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法律文书对酷刑的绝对禁止,并不以证明酷刑在某一具体案件中无效为前提。当代对死刑的限制,同样植根于他身后宪法、国际机构和权利理论的发展。贝卡里亚的历史意义,不在于他已经完整构建了后来的这些体系,而在于他使刑罚的残酷性、证据基础的薄弱以及不必要的严厉,成为法律权威必须回应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