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过错离婚是指无须证明配偶一方存在通奸、虐待、遗弃或其他法定婚姻过错,即可解除婚姻的法律途径。其法定离婚事由可以是婚姻无可挽回地破裂、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双方不相容,或分居达到法定期限。这一概念描述的是能否获准离婚的法律规则,并不意味着认定配偶双方均无过错,也不是一套全面规范分居后各项法律后果的规则。
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因为婚姻关系的解除、财产分割、经济扶养以及子女安排,在法律上是各自独立的问题。一种制度可以在准予离婚时不要求证明过错,但在裁决相关事项时,仍然考虑家庭暴力、隐匿财产或其他行为。无过错离婚也不必然意味着协议离婚:有些制度允许任何一方在另一方反对的情况下获准离婚,另一些制度则根据双方是否同意以及分居时间的长短,提供不同的离婚途径。
现代无过错离婚法律是在一系列改革中发展起来的,这些改革将关注重点从裁断婚姻中的过错,转向判断婚姻是否已实质终结。各司法管辖区的具体实施方式差异很大。要理解这些法律,就必须区分法定离婚事由与程序保障、财务规则,以及被归因于法律变革的实际影响。
法律含义与主要形式
无过错离婚的核心特征是,无须证明存在婚姻过错,即可获得解除婚姻的法律依据。在传统的过错离婚制度下,配偶一方可能必须证明对方存在通奸、虐待或遗弃行为。在以婚姻破裂为依据的制度下,关键问题是夫妻关系是否已无可挽回地破裂。在以分居为依据的制度下,法律可能将达到规定期限的分居视为足以证明婚姻应当终止的证据。
“无过错”“无争议”和“单方”描述的是不同特征。无争议离婚是指双方对离婚申请或相关事项均无异议;无论适用过错离婚法还是无过错离婚法,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单方离婚是指无须另一方配偶同意即可获得的离婚。无过错离婚制度可以规定,适用快速程序须经双方同意,但在分居较长时间后允许单方离婚。反过来,夫妻也可能同意结束婚姻,却仍在财产或子女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不同制度下的举证责任也有所不同。有些法院必须评估婚姻破裂的证据,包括关于分居或夫妻共同生活已不复存在的证言。另一些法律则规定,符合法定要求的声明即构成终局性证据,从而不再由法院审查申请人对婚姻关系的判断是否正确。因此,“无可挽回的破裂”既可能指需要调查核实的实质状况,也可能指通过正式声明即可确立的法定理由。
另一个区别在于,无过错离婚理由是取代还是补充过错离婚理由。在完全实行无过错离婚的制度下,婚姻过错不能作为获得离婚本身的另一种依据。在混合制度下,申请人可以在过错与无过错理由之间作出选择,两者有时适用不同的等候期,或产生不同的财产后果。将整个国家概括为实行“无过错离婚”,可能会掩盖这些差异,尤其是在家庭法因组成该国的州、省、宗教归属或各自独立的属地法律制度而异的情况下。
无过错离婚还须与婚姻撤销和法定分居相区别。婚姻撤销涉及婚姻在法律上的效力,但其理由和后果因制度而异。法定分居通常是在法律上维持婚姻关系的同时,对配偶双方的权利作出安排。离婚则使婚姻身份自此终止,且通常在判决或命令最终生效后允许再婚。宗教上有关婚姻的宣告,其要求和效力可能不同于民事上的婚姻解除;宗教团体的承认与国家的承认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历史发展与对婚姻过错制度的批评
过错离婚制度形成于这样一些法律传统之中:婚姻被视为一种附带公共、宗教和经济义务的身份关系。在欧洲大部分基督教地区,教会的教会法严格限制解除有效婚姻。此后,民事离婚制度通过立法行动、世俗化和司法改革的不同组合逐步形成。各地的发展历程并不一致:其他法律传统中同样存在离婚制度,一些司法管辖区所承认的婚姻解除形式,也不符合后来英美法中对过错与无过错制度的划分。
英格兰《1857年婚姻诉讼法》将离婚管辖权从教会机构移交给民事法院,使离婚不再仅限于此前通过议会个别法案办理的途径,扩大了人们获得离婚的机会。不过,该法仍保留了不平等的离婚事由:丈夫可以妻子通奸为由请求离婚,而妻子通常必须证明丈夫不仅通奸,还存在另一项加重情节。《1923年婚姻诉讼法》使男女在以通奸为由请求离婚方面享有同等权利,1937年的同名法律又增加了虐待、遗弃等离婚事由。这些变革扩大了离婚的可及性,但并未放弃以裁判婚姻过错为核心的基本模式。
对过错的裁判催生了一些特有的抗辩事由和行为动因。在某些司法管辖区,如果夫妻双方都犯有符合法定离婚事由的过错,双方过错抗辩就可能阻止离婚。纵容、宽恕和串通也可能影响请求离婚的资格。这些法律原则体现了一种观念:法院应当向无过错或依法享有请求权的申请人提供救济,而非仅仅认可双方分开的意愿。即使夫妻双方都认为彼此的关系已经结束,这些原则也可能使离婚变得困难。
在实践中,夫妻有时会人为安排证据、不对指控提出抗辩,或选择一种在法律上更便于获准离婚的说法来解释双方的分离。批评者认为,这助长了失实证言,也使私密行为受到公开审视。问题并非每一起过错离婚诉讼都存在捏造,而是法律所划分的类别并不总能对应婚姻结束的真实原因。经济成本、举证困难以及名誉受损的风险,都可能影响谁能获得离婚判决。
20世纪的改革者越来越多地提出,应以婚姻破裂作为核心法律标准。1917年革命后,苏维埃政府推行了手续简便、较易办理的民事离婚制度,但此后苏联的相关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西方司法管辖区,战后的调查和改革运动常将以婚姻破裂为依据的离婚制度,与减少对抗性诉讼、使法律规则反映既有分居事实的努力联系起来。这些发展与就业、性别平等、家庭组织形式以及婚姻观念等方面更广泛的变化相伴而行。但它们并未形成单一的国际模式:一些改革保留了法院调查,另一些则逐步减少了这种调查。
美国:各州改革与单方解除婚姻
在美国,离婚实体法主要由各州法律构成。因此,美国并没有一部全国统一的离婚法典,采用无过错离婚事由也没有使等待期、经济扶养或财产方面的规则趋于统一。美国无过错离婚制度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系列州级改革的历程,受到跨州人口流动、法律实践以及人们对婚姻期待变化的共同影响。
加利福尼亚州于1969年通过、1970年1月1日生效的《家庭法》,通常被视为美国现代无过错离婚改革浪潮的开端。该法以新的离婚事由取代原有的过错事由,其中包括因不可调和的分歧而导致婚姻无可挽回地破裂。这项改革将是否解除婚姻关系的决定,与追究哪一方应对婚姻破裂负责的问题分开处理。它也是家庭法更广泛重整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替换离婚法中的某个措辞。
1970年获通过、其后又经修订的《统一婚姻与离婚法》,提供了一套以婚姻无可挽回地破裂为基础的示范规则。它是一项影响深远的改革工具,而非联邦法律,各州有的选择性地采纳其条款,有的则采用了不同的表述。在随后的数十年间,全国各州陆续确立了无过错离婚事由。纽约州于2010年立法,成为最后一个引入一般性无过错离婚事由的州:婚姻无可挽回地破裂至少六个月即可构成离婚事由,但仍须满足有关附带事项处理的法定要求。
允许以无过错事由离婚,并不意味着每个州都已废除过错离婚事由。一些州在允许无过错离婚的同时,仍保留通奸、虐待、遗弃或其他离婚事由。对于不当行为是否影响配偶扶养费或财产分配,各州的规定也不相同。因此,“每个州都允许无过错离婚”与“每个州都实行纯粹的无过错离婚制度”是两个实质上不同的命题;只有前者符合美国全国的总体状况。
美国的联邦制还带来了居住、管辖权及判决承认方面的其他问题。一个州在准予离婚之前,通常要求当事人与该州具有充分联系,常见的要求是在该州设有住所,并已居住满法定期限。法院有权解除婚姻关系,并不必然意味着它也有权向未到庭的配偶施加个人经济义务。即使被申请人无法通过拒绝同意来阻止离婚,合法送达和正当程序仍是必要条件。这些区别说明,取得离婚判决与取得有关扶养或财产的可执行裁定,可能需要分别进行不同的管辖权分析。
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五项事实到具有决定性证明力的声明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现代法律表明,正式将婚姻破裂确立为离婚理由,与取消指称对方存在过错的要求,并非一回事。1969年《离婚改革法》于1971年实施,将婚姻无可挽回地破裂确立为唯一的离婚理由。这一法律框架随后经1973年《婚姻诉讼法》整合。不过,申请人通常仍须通过五项法定事实之一,证明婚姻已经破裂。
这五项事实分别是:通奸;被申请人的行为导致无法合理期待申请人继续与其共同生活;遗弃达两年;双方同意离婚且已分居两年;或未经对方同意但已分居五年。因此,这套制度既包含与过错有关的事实,也提供基于分居的离婚途径。希望不经长期分居便离婚的夫妻,仍可能为了获得离婚而指称对方行为不当。法定离婚理由虽然是婚姻破裂,但要据此离婚,仍须通过特定的举证途径。
这一框架的局限在2018年的“欧文斯诉欧文斯案”(Owens v Owens)中凸显出来。妻子依据当时有效的法律,以丈夫的行为为由提出离婚申请,遭到驳回后提起上诉,英国最高法院驳回了她的上诉。该判决涉及的是法定判断标准及初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而非认定法院普遍享有只要一方反对就可强令婚姻继续存续的权力。不过,该案表明,即使法院认定婚姻已经破裂,这一结论本身也不能取代证明某项法定事实的要求。
2020年《离婚、解除婚姻与分居法》改变了这一结构,新程序于2022年4月6日生效。配偶一方或双方均可提出申请,并附上婚姻已无可挽回地破裂的声明。法院必须将该声明视为婚姻破裂的决定性证据。此次改革取消了原先的五项事实要求,也不再允许以婚姻尚未破裂为由反对解除婚姻。至于涉及管辖权、婚姻有效性或程序是否合规等事项的异议,在概念上仍属不同问题。
按照新框架,通常从程序启动到申请附条件离婚令,至少须经过20周;此后还须至少再过六周,才能作出最终离婚令。这些规定是各阶段的最低期限,并不保证所有程序都能在26周内完成。财务争议可以另行继续处理。这项改革适用于英格兰和威尔士,并不自动适用于英国的所有地区。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各有不同的离婚法律;例如,苏格兰除其他离婚理由外,还允许在双方同意且分居一年,或未经对方同意但分居两年的情况下离婚。
美国和英格兰以外的比较模式
澳大利亚通过《1975年家庭法》,在法律上明确区分了婚姻过错与申请离婚的资格。离婚的唯一理由是婚姻已无可挽回地破裂,须以提出申请前连续分居至少12个月来证明。夫妻即使仍住在同一屋檐下,也可以构成分居,但证据必须表明,双方的婚姻关系在法律意义上已经终结。该法还就离婚令生效前不满18岁子女的安排作出了规定。
加拿大《离婚法》以婚姻破裂为总括性的离婚理由,同时规定了证明婚姻破裂的不同途径。根据1985年《离婚法》,这些途径包括分居至少一年、通奸,或符合法律规定情形的身体或精神虐待。通过分居途径申请离婚,无须证明任何一方存在过错;但由于通奸和虐待仍可作为离婚依据,将这一制度称为完全的无过错离婚制度并不准确。联邦离婚立法与各省及地区关于许多相关家庭法事项的规则并行适用。
德国于1977年生效的改革以婚姻破裂原则取代了婚姻过错原先的核心地位。德国法律以夫妻共同生活已不复存在,且无望恢复,作为核心考量。如果双方均申请离婚,或被申请人同意离婚,分居满一年后即适用婚姻破裂的法定推定;分居满三年后,即使一方不同意,也适用该推定。分居未满一年时,通常只有在存在特殊严重困难的情况下才能离婚。这一模式表明,分居期限可以用来规范婚姻破裂的证明,而不仅仅是延后批准本可自动获准的离婚申请。
法国保留了多种离婚途径,而非采用单一、不作区分的无过错离婚程序。这些途径包括双方同意离婚、接受婚姻破裂原则的离婚、婚姻纽带确定性改变的离婚,以及过错离婚。自2017年起,许多双方同意的离婚可以通过由双方各自的律师协助拟订协议、再交由公证人存档的方式办理,但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除外。这一程序发展不同于单方离婚:双方就解除婚姻及其后果达成一致,仍是这一途径的核心。
这些例子也揭示了仅凭制度名称进行国际比较的局限。分居要求可能涉及实际居所的分离、婚姻共同生活的终止,或两者兼有。一方同意离婚,可能会缩短所需期限,但在期限较长的情况下,其同意未必不可或缺。司法、公证和行政程序对职责的分配各不相同。当夫妻与不止一个国家存在联系时,国际私法决定管辖权、法律适用和承认等问题。一国依法准予的无过错离婚,本身并不能决定所有外国机关是否都会承认由此产生的身份状态或相关财务裁定。
程序、证据与简化的限度
典型的无过错离婚程序始于提交申请,载明双方当事人、婚姻情况、管辖依据和法定离婚事由。申请人可能需要提供结婚证书、婚姻破裂声明或分居证据。通常必须通过法律认可的送达方式通知另一方配偶。共同申请可以简化这一阶段,但设有共同申请途径,并不一定意味着不再允许单方申请。
免除证明过错的要求,只是缩小了证据审查的范围,而非取消证据审查。法院仍可能需要查明双方当事人的身份、婚姻是否有效或获承认、是否符合居住要求,以及是否满足分居期限。若夫妻双方仍住在同一住所,证据可能涉及各自独立的家庭生活安排,以及他们如何向他人描述彼此的关系。若法律规定某项声明具有决定性效力,审查便相应地更侧重形式要件,而不涉及判定是谁导致了关系破裂。
被申请人未参与程序,通常并不意味着申请人便可不受限制地获得所请求的救济。缺席程序仍以有效送达及满足法定要求为前提。当一方配偶下落不明或逃避通知时,法院可以准许采用其他送达方式,但是否准许属于程序性判断。同意与通知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法律制度可以允许未经对方同意而离婚,同时仍要求给予对方公平的机会,使其能够获知相关信息,并就程序所涉事项作出回应。
等待期具有不同的法律功能。最低分居期限可以构成离婚事由;提交申请后的等待期可以提供反思和准备的时间;临时裁定与最终裁定之间的间隔,则可以推迟法律身份的变更。这些机制不应被视为可以相互替代。法院案件积压、送达困难、文件不全,或法律要求在离婚最终确定前解决的问题尚未解决,也可能使实际等待时间延长。
电子立案和标准化表格可以降低行政手续的复杂程度,但无法消除实现司法可及性的所有障碍。费用、语言、残障人士的无障碍便利、对法律程序不熟悉,以及获取财务信息的机会不平等,仍可能影响当事人参与程序。法律援助、程序指引和有效执行关系到制度如何运作,而非无过错离婚本身的定义。同样,调解与协商和解是解决争议的方法,并非无过错离婚的必要构成要素。无过错离婚可能伴随激烈的诉讼争执,而以过错为依据的离婚也可能主要通过协议解决。
财产、经济扶养与子女安排
不以过错作为离婚理由,并不决定夫妻财产如何分割。各法律体系采用不同的财产制度,包括夫妻共同财产制、附有法定调整机制的分别财产制,以及依据规定因素酌情分配财产的制度。有些制度区分婚姻存续期间积累的财产与婚前财产、受赠财产及继承所得。养老金权益、企业权益、债务和家庭住宅可能需要分别估值和分配。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能直接由解除婚姻是否须证明过错来决定。
财务行为与婚姻行为也有所区别。法院在分割财产时,可能不考虑婚外情,却会考虑转移夫妻财产中的资金、隐瞒账户、欺诈性转让或故意不履行披露义务等行为。对此类行为的认定,涉及可供分配的财产或程序的公平性,不一定涉及对婚姻破裂所负的道德责任。有些法域允许更广泛地考虑不当行为,另一些则对此严格限制。仅凭“无过错”这一名称,无法确定适用的规则。
配偶扶养费同样可能服务于不同的法定目的。视法域而定,其目的可能是弥补因婚姻角色分工而产生的经济不利、满足眼前的生活需要、补偿谋生能力的下降,或帮助当事人适应分居后的生活。相关考量因素可包括婚姻持续时间、年龄、收入、育儿责任以及对家庭的贡献。取代以过错为基础的离婚理由,并不必然意味着取消配偶扶养费,也不意味着每项扶养费裁定都与当事人的行为无关。有关领取资格、金额、期限和变更的规则,必须分别考察。
涉及子女监护或父母责任的裁定,通常适用以子女为中心的标准,一般表述为子女的最佳利益。这类裁定通常并非为了奖励被认为对婚姻破裂没有过错的一方配偶。不过,暴力、疏于照料、胁迫行为或其他影响子女安全与福祉的行为,其相关证据仍可能具有直接意义。因此,在解除婚姻的申请中不再要求提出过错指控,并不意味着家庭法院在确定子女养育安排时必须忽视有害行为。
子女抚养费同样既有别于婚姻过错,也有别于父母陪伴子女的时间安排。其金额通常按照法定公式或指引计算,但具体方法和例外情形各不相同。这项义务通常基于亲子关系和子女的需要,而非当事人对离婚所负的责任。婚姻身份的终止,不会终止亲子关系,也不会免除对子女的义务。
这些彼此独立的法律程序,解释了为什么相对简单的离婚申请仍可能伴随着复杂的诉讼。最终离婚裁定可能仅改变婚姻身份,而不解决所有财务问题;有些制度则要求先解决特定的附带事项。离婚生效的时间对继承、养老金待遇、税收和再婚也有影响,而这些事项各自可能受界定离婚理由的法律以外的规则管辖。
自主权、平等与免受虐待的保护
无过错离婚改变了一方配偶拒绝结束婚姻在法律上的意义。在允许单方提出离婚的制度下,一旦满足法定条件,另一方的反对便不能永久阻止婚姻解除。法律由此将婚姻作为一种法律身份的存续,与必须维持婚姻直至另一方同意离婚或存在可被证明的过错这一义务区分开来。这是对决定退出婚姻的权力所作的制度性分配,并不意味着法律认定这一决定不会对他人产生影响。
围绕无过错离婚改革的论辩经常援引人权、个人自主权和平等原则。国际文书保障婚姻须经双方自由、充分同意,以及配偶双方地位平等,但这些原则并未形成一套全球统一适用的离婚程序规范。世界人权宣言第16条涉及婚姻存续期间及解除时的平等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3条同样涉及婚姻解除时双方权利与责任的平等,以及对子女的保护。
欧洲人权公约本身并未确立一项普遍的离婚权。1986年,欧洲人权法院在“约翰斯顿及其他人诉爱尔兰案”中裁定,不能从该案所涉的公约条款中推导出此种权利。这与歧视、能否利用现有法律程序,或离婚者能否再婚等问题有所区别。各国立法机关在设计离婚制度方面仍负有重大责任。
家庭暴力凸显了离婚事由与法律保护之间的另一项重要区别。依据无过错离婚法律寻求解除婚姻的人,无须仅为确立其离婚资格而证明自己遭受虐待;但在申请保护令、刑事诉讼、家庭住所的居住使用或子女相关安排等事项中,虐待证据仍可能至关重要。限制接触或暴力行为的禁令,与终止婚姻身份的判令具有不同功能。任何一种救济都不会自动替代另一种。
离婚机会在形式上的平等,也不等于实际处境的平等。收入、照护责任、移民身份、获取文件的能力,以及对资产控制权的差异,都可能影响分居所带来的后果。不以双方相互指责为基础的离婚事由,本身并不能消除胁迫,也不能确保双方在平等条件下协商。反过来,以过错指控为基础的程序,也未必能够查明所有相关虐待行为或提供有效救济。因此,评估保护是否充分,不仅要考察法定离婚事由,还须关注送达规则、保密信息、财务披露、法律代理和执行等方面。
实证研究与持续存在的政策问题
关于离婚制度改革的研究探讨了几个不同的问题:法律上更容易解除婚姻是否会改变离婚率,是否会改变仍在维系的婚姻中的行为,以及会对配偶和子女产生何种影响。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将无过错离婚事由与单方离婚区分开来,也需要将其与同期财产或扶养法律的变动区分开来。取消证明通奸要求的改革,与取消一方配偶拒绝同意离婚权的改革,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
美国各州实施改革的时间不同,因此成为广泛研究的对象。研究人员比较各州改革前后的结果,常采用与因果推断及双重差分分析相关的方法。这类研究设计依赖于对未实施改革时可能出现何种情况的假设。人口迁移、改革前已有趋势的差异、对各州法律的不准确分类,或同期其他法律变动,都可能影响研究结果。法律的颁布日期也可能不同于其生效日期,或法院改变实践做法的时间点。
利奥拉·弗里德伯格于1998年发表的研究发现,单方离婚改革推动了美国离婚率的上升。贾斯廷·沃尔弗斯于2006年重新评估这一问题,采用了更长的观察时段,并以不同方式处理改革后的动态变化;他发现,离婚率的上升集中在改革实施后的若干年,而非出现幅度相当的长期增长。这些研究说明,登记离婚数量在短期内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此后会持续保持同等幅度的增长。改革可能使一些早已分居的夫妻得以正式解除婚姻关系,从而让原本会在较晚时候发生的离婚提前。
研究也考察婚姻内部的议价。在经济模型中,每一方配偶的地位,部分取决于其不再维持婚姻时有哪些替代选择。因此,即使最终没有发生离婚,改变退出婚姻的权利也可能影响双方的协商。模型预测的结果取决于对信息、议价能力、财产转移的可执行性以及资源分配所作的假设。因此,法与经济学不仅将离婚规则视为关系破裂后采用的程序,也将其视为可能影响婚姻存续期间行为的制度。
政策分歧既涉及可衡量的后果,也涉及彼此竞争的法律目标。相关问题包括:解除婚姻前应设置多长的等待期,一方配偶是否应有权对婚姻破裂提出异议,如何处理因承担照护责任而产生的经济损失,以及简化程序能否充分保障知情和参与。过错在财务案件中是否应予考虑,与其在婚姻身份问题中是否应予考虑,仍是两个独立的问题。
法律与更广泛社会变迁之间的相互作用,使评估进一步复杂化。结婚率、结婚年龄、同居、就业、生育以及社会对分居的接受程度,都会随时间变化。如果比较各国离婚率时不考虑这些因素,就无法单独识别无过错离婚立法的影响。即使采用何种衡量指标也很重要:每年每千名居民中的离婚数量、相对于已婚人口的离婚数量,以及同一时期结婚的人群中最终离婚的比例,描述的是不同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