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权法院是依据《欧洲人权公约》设立的国际法院,负责裁定各国是否履行了该公约规定的义务。法院设于法国斯特拉斯堡,受理个人、非政府组织、个人群体及缔约国提出的申请。法院认定存在违反公约行为的判决,对被诉国具有法律约束力。法院属于欧洲委员会体系,而非欧洲联盟体系,也不同于设在卢森堡的欧洲联盟法院。
个人可以直接向该法院提出申请,由这一国际机构依据各国共同认可的人权标准,审查国家公共机关的行为。法院裁决涉及的事项广泛,包括羁押条件、刑事审判、监控、宗教自由、家庭关系,以及对政治讨论的限制。法院并不是凌驾于各国法院之上的一般上诉法院:其职责在于认定违反公约的行为,而保护公约所保障权利的首要责任仍由各国机关承担。
该机构最初是三部分执行机制中的一个非常设法院,后来发展为对缔约国拥有强制管辖权的常设法院。其运作既为个人提供救济,也推动欧洲共同标准的逐步形成。这些标准在实践中能否发挥效力,既取决于斯特拉斯堡法院的司法解释,也取决于各国法院、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以及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对这些标准的落实。
起源与制度发展
《公约》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民主政体和个人自由建立国际保障机制的努力。欧洲委员会于1949年成立,《公约》于1950年11月4日在罗马开放签署,并于1953年9月3日生效。《公约》借鉴了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所载的权利,设立了受国际监督的条约义务,而非仅仅依靠原则宣言。
最初的执行机制与现行制度有很大不同。欧洲人权委员会负责审查申请、调查事实,并尝试促成友好解决。案件随后可以提交法院审理;对于未提交法院的案件,部长委员会仍保有裁决职能。最初,承认个人申诉权和接受法院管辖权,均取决于各国另行作出的声明。个人起初不能像今天这样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于1959年成立,首任院长为英国法学家阿诺德·麦克奈尔。法院作出的首份判决是“劳利斯诉爱尔兰案”,涉及紧急状态下未经审判的拘禁。在1961年7月1日作出的实体判决中,法院认定爱尔兰采取的克减措施符合《公约》的相关条件,因此并未违反《公约》。在成立后的最初几十年里,法院审结的案件相对较少,但其判决逐步明确了权利保护在实践中的具体要求,并推动了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变革。
冷战结束后,欧洲委员会的扩大使《公约》覆盖的人口和法律体系大幅增加,也暴露了非全职司法架构的局限。1998年11月1日生效的第11号议定书以单一的常设法院取代了欧洲人权委员会和原有法院。个人申请成为强制性监督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部长委员会也不再就涉及《公约》的申诉作出实体裁决。
此后的议定书对这一架构作出了调整,而非将其取代。第14号议定书于2010年生效,引入了独任法官裁决机制,扩大了三人法官委员会的职能,并增设了一项以申请人是否遭受“重大不利”为依据的受理标准。第15号议定书于2021年生效,将辅助性原则和判断余地明确纳入《公约》序言。第16号议定书自2018年起对参与国生效,设立了一项程序,允许经指定的各国最高级别法院,就待决案件中出现的原则性问题请求法院发表咨询意见。
法官、审判组织与行政管理
根据《公约》第20条,法官人数与缔约国数量相等。法官不代表本国,也不接受本国政府的指示。第21条要求法官具有高尚的道德品格,并具备担任高级司法职务所需的资格,或作为法学家具有公认的专业能力。这一安排将多国人员构成与司法独立原则相结合。
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从有关国家提交的三人候选名单中选举每位法官。法官任期九年,不得连任。根据第15号议定书引入的规则,候选人在议会大会要求提交候选名单的截止日期当天必须未满65岁。禁止连任消除了法官为谋求下一任期而争取政府支持的潜在动机,但各国提名程序的质量和独立性对法院的运作仍然十分重要。
法院通过多种审判组织开展工作。如果无需进一步审查即可作出决定,独任法官可以宣布申请不予受理,或将其从案件清单中剔除。三名法官组成的委员会也可以处理申请;如果案件的核心问题已有成熟判例法涵盖,委员会还可以就实体问题作出判决。七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庭负责审理其他可受理案件,包括需要更充分考察事实或法律原则的争议。
大审判庭由十七名法官组成,负责审理涉及《公约》解释或适用的重大问题,或具有普遍重要性的问题的案件。审判庭可在适当情况下将案件管辖权移交大审判庭。审判庭作出判决后,当事方可以在三个月内请求将案件提交大审判庭,但这种提交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上诉权:由五名法官组成的小组将决定该请求是否符合《公约》规定的例外情形标准。就被诉国选出的法官通常参与审判庭和大审判庭的审理;必要时可以任命临时法官。
行政分庭负责组织审判工作,但分庭本身并不是独立的法院,也不是由固定七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庭。书记官处提供法律、语言、技术及行政支持。英语和法语是法院的官方语言,但申请人最初可以使用任一缔约国的官方语言提交申请。公开庭审、附具理由的裁判以及法官个别意见的公布,使公众能够了解法院的大部分裁判理由。反对意见和协同意见也记录了法官在解释问题上的分歧,但不改变判决主文的约束力。
受保护的权利与国家义务的结构
《公约》主要保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其最初的条款包括生命权;禁止酷刑、奴役和强迫劳动;人身自由权和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免受溯及既往的刑事处罚的保障;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以及宗教、表达、集会和结社自由。第13条要求,对于有合理依据的公约权利受侵害申诉,必须提供有效的国内救济。第14条禁止在享有公约权利方面受到歧视,而非确立一项涵盖国内法所有领域、不受范围限制的平等保障。
附加议定书进一步扩大了这一权利清单。第1号议定书保护财产权、受教育权以及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立法机关的权利。第4号议定书涵盖迁徙自由,并禁止集体驱逐外国人。第7号议定书提供进一步的程序保障,包括防止在同一国家的刑事诉讼中就同一罪行受到重复审判或处罚。第12号议定书确立了范围更广的禁止歧视规定,但仅对已批准该议定书的国家具有约束力。第6号和第13号议定书涉及废除死刑,其中第13号议定书将废除死刑的范围扩大至一切情形。
各项权利的法律结构有所不同。第3条对酷刑以及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禁止是绝对的:国家安全或当事人的危险性均不能成为实施此类待遇的正当理由。相比之下,第8至第11条明确允许对私人生活、宗教、表达自由和集会自由施加某些干预。此类干预必须具有法律依据,旨在实现相关条款所列的某一正当目的,并且为民主社会所必需。因此,法院不仅审查当局意图实现的目标,也审查相应的法律保障,以及所采取措施与其目标之间的关系。
公约义务并不限于不实施直接干预。法院承认积极义务,据此,国家可能必须采取合理的保护措施、提供充分的法律框架,或开展有效调查。例如,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死亡事件,可能产生开展独立、有效调查的程序义务;这与使用武力本身是否违反第2条,是两个独立的问题。国家未能充分保护个人免遭私人行为主体造成的严重伤害,也可能因此承担责任。
第15条允许在战争或其他威胁国家存亡的公共紧急状态下克减某些义务。所采取的措施必须严格限于形势所需,与其他国际义务相符,并遵守通知要求。某些保障仍不得克减,包括第3条的保障,以及禁止溯及既往的刑事处罚这一核心保障。因此,紧急状态的存在会改变评估某些措施的法律框架,但并不意味着《公约》整体停止适用。
管辖权、申请人与受理条件
法院的管辖权由《公约》、对被申请国具有约束力的议定书,以及有关属人、属地、事项和时间管辖的规则界定。第1条要求各国保障其管辖范围内所有人享有《公约》规定的权利,而不只是本国公民。因此,外国国民、无国籍人士、在押人员以及不具备合法移民身份的人士均可提出申请。根据第34条,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团体如声称自身是侵权行为的受害者,也可提出申请。
个人申请并不是对立法本身提出抽象质疑的普遍机制。申请人通常必须证明自己受到直接影响,但判例法也承认,在特定情形下,潜在受害者和间接受害者同样具有申请资格。公共机关通常不得通过个人申请程序对本国提出申诉。第33条另行规定了国家间申请机制,允许一个缔约国指称另一缔约国违反《公约》;申请国无须证明本国国民遭受了所指称的侵权行为。
受理申请的首要条件是用尽有效的国内救济。申请人必须给予本国法律体系切实处理其申诉实质问题的机会,通常需要利用现有且能够提供补救的救济途径,并遵守相关程序要求。对于在具体情形下无效或不足以提供补救的救济途径,申请人无须寻求。判断某项救济是否有效,本身也可能需要仔细考察有关机构的权限、救济途径的可及性、独立性及实际运作情况。
申请通常必须在国内最终裁决作出后四个月内提交。对于自2022年2月1日起适用新规则的案件,这一期限取代了此前的六个月期限。其他不予受理的理由包括匿名申请、滥用申请权、与《公约》不相容、申诉明显缺乏依据,以及与先前国际程序存在某些形式的重复。如果申请人并未遭受重大不利,法院也可驳回案件,但尊重人权的要求有必要对案件进行实体审查的除外。提交符合本院程序规则的完整申请,是满足立案要求的必要条件。
管辖权主要以领土为基础,但也可能延伸至国家领土之外。判例法承认的情形包括对某一区域实施有效控制,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国家人员对境外个人行使权力和控制。2011年的“斯凯尼等人诉英国案”涉及英国在伊拉克开展安全行动期间发生的死亡事件;2012年的“希尔西·贾马等人诉意大利案”涉及在海上被拦截并被送回利比亚的移民。这些法理并不意味着国家须对其行为在海外造成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相关联系必须符合《公约》的管辖权认定标准;在时间管辖方面,通常不涵盖《公约》对被申请国发生约束力之前已经完成的行为。
从申请到判决
诉讼程序通常始于一份书面申请,其中载明案件事实、依据《公约》提出的申诉、已经用尽的国内救济途径,以及相关证明文件。法院的大量工作以书面方式进行,而非通过口头庭审。对于明显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案件,法院可以不将其通报被诉国政府便作出处理。其他案件则根据其法律特征和优先顺序分配处理;对生命或人身完整性构成紧迫威胁的案件,其处理方式不同于常规的重复性申诉。
案件通报被诉国政府后,法院会请该国政府回答指定问题并提交意见。申请人可以作出回应,并提出公正补偿请求。法院可以一并审查可受理性和实体问题,要求补充证据,并邀请或允许第三方介入。欧洲委员会人权专员依据条约,有权介入分庭和大审判庭的诉讼程序。其他介入方可以是能够提供相关法律或事实分析的国家、非政府组织或机构。
法院可以根据第39条促成友好和解,但和解安排必须以尊重人权为基础。和解通常涉及赔偿,有时也包括改变惯例或修改立法的承诺。被诉国政府还可以作出单方声明,承认违反《公约》并提出补救措施。在适当情况下,即使未经申请人同意,法院也可以据此将申请从案件清单中删除,但必须考虑,为保护《公约》权利,是否有必要继续审查。
《法院规则》第39条规定的临时措施,旨在应对《公约》权利面临不可弥补损害的迫在眉睫的风险。这类措施最常见于遣返或引渡案件,相关申诉通常称当事人面临死亡或遭受被禁止的虐待的风险。临时措施并不决定相关申请是否可予受理,也不决定是否发生了违反《公约》的行为。在2005年的马马特库洛夫和阿斯卡罗夫诉土耳其案中,大审判庭认定,不遵守临时措施可能妨碍个人申诉权的有效行使,从而违反第34条。
实体判决确定被诉国是否违反了《公约》的具体条款,并阐明其法律理由。根据第41条,法院可以裁定给予“公正补偿”,涵盖财产损失、非财产损害以及诉讼费用和开支。法院也可以不判给金钱补偿,或认定就某一项损害而言,确认存在违反《公约》的行为本身已构成充分补偿。分庭判决依照第44条规定的条件成为终局判决,包括提请大审判庭审理的期限届满而无人提出请求,或有关请求被驳回。大审判庭的判决自宣告之时起即为终局判决。此后,从判决到国内执行的过程将通过另一套监督程序推进。
解释:辅助性原则、比例原则与不断发展的标准
法院将《公约》作为一项国际条约加以解释,并考虑其措辞、上下文、宗旨和目的。法院反复强调,《公约》所保障的权利必须切实有效,而不能仅停留于理论或流于虚幻。在1979年的 Airey诉爱尔兰案 中,这一论理支持了如下结论:在司法分居案件的具体情形下,要确保当事人能够有效诉诸民事法院,可能需要提供法律援助。该判决并未确立一项普遍的《公约》权利,即当事人在每一起民事纠纷中都有权获得公共资金资助的代理服务。
“活的文书”解释方法尤其与1978年的 Tyrer诉英国案 相关,主张根据当今的现实情况解释《公约》。法院在确定当代标准时,可以考虑国内法、国际文书以及欧洲更广泛实践的发展。法院也采用自主概念:例如,即便国内法将某一事项归类为行政或纪律事项,该事项仍可能构成“刑事指控”。否则,国内法的分类便可能决定一项国际保障的适用范围。
辅助性原则意味着,国家机关承担保障《公约》权利的首要责任,而斯特拉斯堡的监督则是对国内保护的补充,而非替代。因此,法院并非纠正国内法院在事实或法律方面一切被指称错误的“第四审级”法庭。申请人必须说明所指称的缺陷与《公约》的某项保障有何关联。例如,对国内审判中证据问题的分歧,本身并不能证明诉讼程序整体上不公平。
判断余地承认,国家机关在履行《公约》义务时,可以有一定范围内的选择空间。这一空间的大小,取决于所涉权利、干预的严重程度、涉及的利益,以及缔约国之间的共识程度。它不允许减损绝对性禁令。在涉及可受限制的权利的案件中,比例原则分析考察所提出的理由是否相关且充分,以及干预是否实现了可接受的平衡。对政治言论的限制通常受到尤为严格的审查。
法院还力求通过判例保持一致性,但并不将此前的每一项裁判认定都视为不可改变。在有正当理由时,大审判庭可以完善或偏离以往的方法。欧洲共识可以为这一发展提供参考,但它并不是各国法律制度之间的简单投票;缺乏共识也不意味着一项请求必然不能成立。不同判决对各国法律趋同、议会和司法审查的质量,以及受影响者的弱势处境,赋予不同的权重。这些解释方法既说明了法院为何能够应对新的情况,也解释了法官单独意见中记载的许多分歧。
重要判决与判例法领域
法院在刑事司法领域作出的判决,塑造了羁押、侦查及公平审判的标准。在1975年的 戈尔德诉英国案 中,法院认定,诉诸法院的权利是第6条所保障的公平审理权的内在组成部分。2008年的 萨尔杜兹诉土耳其案 强调,在该案及后续判决确立的框架下,当事人自首次接受警方讯问起就应能获得律师协助。这些案件关注的是对程序性权利的有效保护,而非确立一部统一的欧洲刑事诉讼法典。第6条也适用于民事权利与义务的裁定,因此,诉讼过度拖延、司法公正以及判决未获执行,也成为反复出现的诉讼议题。
涉及表达自由的案件区分了对公共辩论的保护与在任何情形下发表任何内容的无限权利。1976年的 汉迪赛德诉英国案 指出,表达自由也保护那些冒犯、震惊或令人不安的思想,但同时维持了该案所涉的限制措施。1979年的 星期日泰晤士报诉英国案(第1号) 认定,限制报道沙利度胺诉讼的禁令违反了公约。此后的判决涉及新闻来源保护、政治批评、名誉、网络出版,以及不同传播形式所伴随的责任。
关于私人生活的判例法,已发展至涵盖亲密关系、身体完整性、身份认同及信息等领域。1981年的 达奇恩诉英国案 认定,北爱尔兰将成年男性之间自愿的同性性行为定为犯罪,违反了第8条。2002年的 克里斯蒂娜·古德温诉英国案 涉及性别重置的法律承认及结婚权。在2008年的 S.与马珀诉英国案 中,大审判庭认定,对未被定罪者的指纹、细胞样本和DNA图谱一概且不加区分地予以保留,侵犯了私人生活受到保护的权利。这些判决表明,一项措辞宽泛的权利如何能够适用于不断变化的技术和社会形态。
涉及遣返与引渡的案件确立了这样一项原则:国家若使某人在其他地方面临公约所禁止的待遇,也可能违反公约。在1989年的 泽林诉英国案 中,法院认定,鉴于当事人预计将在死囚区面临的羁押条件和羁押期限,将其引渡至美国将违反第3条。1996年的 查哈尔诉英国案 确认,不能将第3条规定的禁止性义务与某人据称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进行权衡。这一判例法与不驱回原则密切相关,但公约并未创设普遍的庇护权。
环境诉讼既展现了公约保护的适用范围,也揭示了其界限。在1994年的 洛佩斯·奥斯特拉诉西班牙案 中,影响住宅的严重污染被认定属于第8条的适用范围。在2024年的 瑞士气候老年妇女协会及其他人诉瑞士案 中,大审判庭在这一由瑞士某协会提起的气候保护案件中,认定存在违反第8条和第6条的情形。法院依据特定标准承认了该协会的诉讼资格,但裁定四名个人申请人的申诉不予受理。该判决阐明了国家针对气候变化严重影响所负有的义务,但并未确立任何个人均可不受限制地对国家气候政策提出异议的权利。
判决的执行及其国内法律效力
《公约》第46条要求缔约国遵守其作为当事方的案件中的终局判决。部长委员会负责监督判决的执行,欧洲委员会判决执行部为其提供协助。这一安排将裁判与执行监督分开:法院认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行为,部长委员会则审查该国是否已采取履行判决所需的措施。各国政府提交行动计划和行动报告,申请人、非政府组织及其他机构也可依照适用的监督规则提供信息。
执行判决可能需要采取个别措施和一般措施。个别措施旨在解决申请人的具体处境,例如支付赔偿、在国内法允许的情况下重新启动诉讼程序、恢复其法律地位,或在判决要求时确保其获释。一般措施则旨在通过修订法律、改变行政惯例、开展司法培训、完善救济机制或改善羁押条件,防止类似的违反公约行为再次发生。因此,仅支付赔偿可能并不足够,尤其是在判决指出存在持续性或结构性问题时。
法院通常允许各国在接受监督的前提下自行选择执行方式,而不是代为起草替代性法律或直接管理国家机构。不过,有些判决仍会指明具体措施,因为违反公约行为的性质使可行的选择极为有限。《公约》在各国国内法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在一些法律体系中,公约具有直接效力,且效力高于普通法律;在另一些体系中,公约的适用则由国内实施立法加以规范。斯特拉斯堡法院的判决不会自动使一项国内法律失效,也不会自动撤销国内法院的定罪判决。
试点判决程序旨在处理引发大量类似申请的结构性或系统性问题。在2004年的“布罗尼奥夫斯基诉波兰案”中,争议涉及对遗留在波兰战后东部边界以外的财产给予补偿。法院认定,该案反映出影响众多人的更广泛的制度运行缺陷。试点判决可以明确所需补救措施的性质、设定期限,并暂缓审理相关申请,以便通过国内途径解决问题。其目的不仅是解决某一项诉求,更是为受到同一缺陷影响的其他人建立有效的救济途径。
第46条还针对不履行判决的特殊情形规定了违约程序。部长委员会可以三分之二多数,将某国是否未履行遵守终局判决的义务这一问题提交法院审理。法院于2019年在“伊尔加尔·马马多夫诉阿塞拜疆案”中首次就此作出判决,认定该国未履行此前有关申请人被羁押问题的裁决。这一程序加强了对不执行判决行为的法律审查,但法院并无独立的强制执行机构,也无权扣押国家资产。判决的落实仍依赖国内法律行动和政府间的集体监督。
与其他法院的关系及《公约》体系面临的压力
斯特拉斯堡法院与欧盟的主要法院并非同一机构。欧盟法院负责解释欧盟法,欧洲人权法院则负责判断是否遵守《公约》。欧盟所有成员国均为《公约》缔约国,但欧盟本身尚未成为缔约方。《欧洲联盟条约》第6条规定欧盟应加入《公约》;然而,欧盟法院在2014年作出的第2/13号意见中认定,当时拟议的加入协议与欧盟法不相容。尽管如此,这两个体系仍通过相互重叠的权利标准以及对彼此判例的援引而广泛互动。
在2005年的“博斯普鲁斯诉爱尔兰案”中,斯特拉斯堡法院确立了同等保护推定,适用于国家为履行国际组织成员身份所产生的严格义务而采取的某些行动,前提是该组织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与《公约》所提供的保护相当。如果具体情形下的保护明显不足,这一推定可以被推翻。它并不意味着凡与欧盟法有关的事项都可免受《公约》审查。各国法院也将这两个体系联系起来:它们适用本国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公约》标准,以及在适用情况下的欧盟法,有时还会通过不同程序请求不同的国际法院作出裁决。
斯特拉斯堡法院同样不同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它的主要职责既不是裁决一般性的国家间法律争端,也不是就国际罪行起诉个人。它所作的认定涉及《公约》下的国家责任。它可以审查未对死亡、酷刑或其他严重侵权行为开展调查的情形,但认定某国违反《公约》,并不等于对某一具体官员作出刑事定罪。
大量申诉一再推动程序改革。法院的工作负担很大程度上源于反复出现的问题,例如诉讼程序旷日持久、羁押条件不当,以及国内判决未获执行。独任法官筛选、委员会判决、优先审理政策和试点判决等机制,旨在区分需要深入司法分析的案件与已有既定原则可循的案件。2010年《因特拉肯宣言》、2012年《布莱顿宣言》和2018年《哥本哈根宣言》是各国政府为提高体系效能而接续开展的努力的一部分,同时强调《公约》在国内的落实。第16号议定书增设了一条司法对话渠道,但依其作出的咨询意见不具约束力,且只有参与国的指定法院才能请求发表此类意见。
成员资格的变化也可能留下长期的管辖权问题。俄罗斯于2022年3月16日不再是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并于2022年9月16日不再是《公约》缔约国。对于涉嫌在后一日期之前发生的违反《公约》行为,法院仍保有管辖权,与相关判决有关的义务也不会随着退出而自动消失。这表明,国际组织成员资格、条约缔约方身份、对先前行为的管辖权,以及确保履约的实际能力,是彼此有别的概念。这些区别在国家间诉讼及与武装冲突有关的案件中尤为重要,因为事实调查、证据获取和判决执行都可能面临重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