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基人是指在1954年至1962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加入当地招募的辅助部队、与法军并肩作战的阿尔及利亚人,其中大多数是穆斯林。严格而言,这一名称指的是称为“哈卡”(harkas)的部队成员。在更广泛的用法中,它逐渐涵盖了数类阿尔及利亚辅助人员,后来又延伸至其家属和后代。这一称谓并不指某个族群,也并非所有为法国服役的阿尔及利亚人都隶属于哈卡部队。
他们的历史,将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军事组织、阿尔及利亚独立前后的暴力事件,以及流离失所家庭在法国的安置联系在一起。1962年停火后,昔日的辅助人员被解除武装,能否获得保护也无保障;在许多地方,他们还遭到监禁或杀害。一部分人逃往法国,许多家庭在那里被安置于营地和与外界隔绝的聚居地。因此,“哈基人”的含义从一种军事称谓,逐渐扩展为一种存在争议的社会身份,与国籍、国家责任、历史证据及纪念等问题紧密相连。
术语与殖民背景
harki(哈基)一词源自阿拉伯语 harka,后者与移动有关,在历史上也指武装远征或动员起来的武装力量。法国军方用 harka 指在当地招募的辅助部队,用 harki 指这些部队的成员。1954年11月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后,这类部队变得尤为重要。其人员通常受法国军方指挥,但并不享有正规军人同等的服役契约地位、职业发展体系或保障。
区分这一称谓的狭义与广义用法至关重要。除哈基人外,法国当局还雇用了 moghaznis,负责为“专门行政处”(Sections administratives spécialisées)的官员和设施提供警卫;此外还有乡村机动治安队成员,以及村庄自卫组织的参与者。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也以正规军人、义务兵、职业士官和军官的身份服役。这些类别在行政上各不相同,但后来的公共讨论往往将其统称为一类。因此,“哈基人”的人数统计之所以存在差异,部分原因就在于不同作者纳入统计的人群不同。
这一制度是在法国于1830年入侵阿尔及利亚后建立的殖民地内发展起来的。此后,阿尔及利亚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被划为法国的省,但这种行政并入并未赋予所有居民平等的政治或社会地位。欧洲定居者与占人口多数的穆斯林,在土地所有权、教育、公共部门就业和政治代表权等方面的地位极不平等。尽管历次改革逐渐改变了法律框架,军事招募仍始终在这个不平等的殖民社会中进行。
早在哈卡部队出现之前,阿尔及利亚人就已长期为法国服兵役。阿尔及利亚步兵和斯帕希骑兵曾参加法国的多次军事行动,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些后来加入辅助部队的人此前已有从军经历,或有亲属曾经服役。这一背景有助于解释,为何服役可能依托既有的就业关系网络和家族传统,而不完全是法国统治与阿尔及利亚独立之间直接对抗的产物。
哈基人还必须与黑脚人区分开来,后者是以欧洲人为主的定居者群体,大多于1962年离开阿尔及利亚。两个群体都经历了与独立相关的人口迁移,但其殖民地身份、离境途径、在法国受到的接待,以及取得公民身份所需办理的手续各不相同。后来,行政上将前穆斯林辅助人员与其他“遣返者”归为一类,可能掩盖了这些差异。甚至“遣返”一词本身也颇为复杂:许多抵达法国本土的哈基家庭此前从未在那里生活过。
招募与个人选择的多样性
辅助兵招募规模的扩大,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及其武装组织民族解放军的发展相伴而行。前者通常以法语缩写 FLN 为人所知,后者的法语缩写则为 ALN。法军指挥官需要熟悉当地语言、地形、聚落和社会关系的人员。哈基辅助队可以依托特定的军事哨所组建,并根据当地作战需要作出调整。到战争后期,仅哈基辅助队就有约六万人;若计入所有类别的穆斯林辅助兵,总人数则要多得多。
不能用单一的政治动机来解释人们为何应募。有些人支持继续维持与法国的联系,或早已与法国军官建立了关系。另一些人则是为了谋取薪饷,当时农村地区的生活已因战争、人口流离失所和农业活动受限而遭到破坏。在日常生计难以为继时,从军可以为家属提供食物和一定的保护。既往的服役经历、私人庇护关系以及乡村有影响力人物的作用,也可能影响入伍决定。
暴力带来了额外的压力。亲属遭民族主义武装杀害或威胁的人,可能为寻求保护或实施报复而入伍。在另一些情况下,家族或地方派系之间的争端与更大范围的冲突交织在一起。军事档案中看似在法国与民族解放阵线之间作出的明确抉择,实际可能源于一场极为地方化的斗争。战时的效忠对象并不总是固定不变,逃亡以及转投敌对阵营的情况都曾发生。
法军的做法也限制了个人的选择。拘押、审讯、监视、强制迁移人口,以及对军方控制资源的依赖,共同构成了招募发生时的环境。一些原民族主义武装战斗人员在投降或被俘后,加入了法国控制的部队。对于这些情况,需要区分自愿入伍、经协商归降、经济依赖和强迫,而不能把所有辅助兵都视为作出了相同且不受限制的决定。
因此,行政文件中“志愿者”的标记,并不能就此说明应募者的动机。同样,如果仅以强迫来解释入伍,也会抹去那些主动选择服役者的自主性和政治信念。个人生平所呈现的,是信念、迫切需要、恐惧、机遇与个人情感纽带的交织。
女性很少出现在有关招募的正式记述中,因为这些军事人员类别几乎都由男性构成。然而,妻子、母亲及其他亲属都直接承受了服役带来的后果。她们维持家庭,在生计受到冲击时设法支撑生活,有时还传递情报或通过交涉寻求保护。她们在1962年解除武装和流离失所期间的经历尤为重要,因为一名男子服役所带来的风险,在当时会波及整个家庭。
军事运用与反叛乱作战
哈基是法国军队更广泛的反叛乱作战体系的一部分。这一体系将作战行动、情报搜集、地域控制,以及切断民族主义武装与平民支持之间联系的尝试结合起来。他们承担的任务并不相同。根据所属部队和所在地区的不同,辅助兵会守卫哨所、护送车队、巡逻村庄、随队搜查、设伏,或直接参加针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ALN)部队的行动。
熟悉当地情况是他们在军事上的主要优势之一。辅助兵能够辨认当地居民、指出小路和水源、翻译交谈内容,或区分日常活动与法国指挥官眼中的可疑活动。法国部队中来自本土的人员往往不甚了解阿拉伯语、柏柏尔诸语言或乡村社会关系,因此哈基对这些部队很有价值。但也正因为他们与当地社会关系密切,他们的参与可能对当地平民产生格外重大的影响,并使其家人面临报复。
哈卡辅助队通常由法国军官或士官指挥,有时也有阿尔及利亚籍中间人员掌握相当大的实际权力。其组织方式与正规团不同。招募条件、薪酬、装备和训练在战争期间不断变化,各指挥部之间也存在差异。许多辅助兵在家乡附近服役,但作战需要也可能将他们调往别处。他们与当地的紧密联系在军事上颇有用处,却也使日后脱离军职、回归平民生活变得复杂。
其他辅助机构承担着不同职能。1955年成立的“专门行政科”(Sections administratives spécialisées)将行政和社会工作与情报及军事目标结合起来。其所属的莫加兹尼卫兵负责警卫及相关勤务。村庄自卫组织则旨在保护拥护法国当局的聚落。这些组织与农村监控和人口集中安置政策有所交集,但不应因此就将其成员一概计入哈卡辅助队人员。
辅助兵所参与的这场战争充斥着针对平民的袭击、酷刑、强迫迁徙及其他严重侵害行为。对于具体指控,必须有涉及相关部队、地点、指挥体系和涉事个人的证据。无论是某人曾加入辅助部队,还是这些部队成员后来遭受苦难,都不足以证明某个特定的人在战争期间做过什么。反过来说,如果仅将辅助兵描述为1962年事件的受害者,也无法解释他们在战时承担的军事职能。
他们的作战效能也造成了一种战略矛盾。法国指挥官鼓励这些人将自身安全寄托于法军的保护,但一旦政治目标发生变化,辅助兵的雇用安排所能提供的保障却十分有限。随着谈判逐步走向独立,这套为满足当地战时需要而建立的制度,不得不面对此前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谁来保护退役辅助兵,他们能否加入正规军,以及他们的家人能否离开阿尔及利亚。
独立谈判与辅助部队体系的解体
阿尔及利亚走向独立的进程改变了辅助兵的处境。1958年重新执政后,夏尔·戴高乐逐渐从维护法国统治转向接受阿尔及利亚自决。对于那些应征入伍、与独立运动作战的人而言,这一转变使法国承诺的含义及其能否持续变得不再确定。国家政策一旦改变,在村庄或驻军哨所层面建立的军事关系便无法保证他们得到保护。
1962年3月18日签订的埃维昂协议规定,自次日起停火,并确立了向独立过渡的框架。协议条款包括保证不因停火前与冲突有关的行为和言论而实施报复。这些保证与昔日辅助兵的安危密切相关。然而,在权力分散、暴力持续的时期,这些保证的实际价值取决于能否得到落实。
停火并未立即终结战斗,也未形成对武力使用的稳定垄断。秘密军组织(OAS)实施暴力,试图阻止独立。民族主义阵营的各机构内部也存在分歧,而地方武装团体和新近动员起来的参与者则掌握着程度不等的权力。因此,不能将阿尔及利亚的过渡简单理解为从一个运转完善的行政体系向另一个行政体系的权力移交。
法国政策为辅助兵提供了几种可能的去向,包括复员、通过有限的机会加入正规军,以及重返平民生活。武器被收缴,部队被解散。相关决定往往是在时间极为紧迫的情况下作出的,而当事人获得的信息也参差不齐。这些人的战时身份在其所在社区早已为人所知,解除武装则使他们失去了切实的自卫手段。
官方最初的安排并未涵盖所有受到威胁的辅助兵及其家属的撤离。1962年5月,法国当局下达指示,限制未经批准程序组织的转移。尽管如此,一些军官仍安排昔日部下离开,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正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中央指令与地方自发行动之间由此产生的冲突,成为后来有关遗弃问题的叙述的核心。
在1962年7月1日的公民投票中,阿尔及利亚人以压倒性多数支持独立,法国于7月3日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阿尔及利亚则在7月5日纪念独立。这些日期改变了法律和政治环境,却并不意味着各地的危险都在同一时刻结束。昔日辅助兵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身处何地、能否获得交通工具、与法方人员的关系,以及威胁是在其所属部队解散之前还是之后出现。
报复、幸存与离开阿尔及利亚
在向独立过渡期间及独立后,昔日的辅助人员遭到杀害、绑架、监禁、强迫劳动、公开羞辱及其他形式的报复。暴力发生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并非一起有集中记录的事件。有些人在复员后不久便遭到袭击,另一些人则在后来被拘押。亲属也可能因为与昔日辅助人员的关系而成为报复对象。
施暴者及事发情境各不相同。有记录的叙述中,既有民族主义武装人员、地方团体,也有借机解决私人恩怨的个人。战时行为、充当告密者的指控、地方上的对立,以及辅助人员在象征意义上与法国统治的关联,可能相互交织。根据留存的证据,并不总能厘清哪些是官方批准的惩罚,哪些是受到默许的暴力,哪些又是超出中央有效控制范围的行为。关于不予报复的一般性保证,并未能阻止大量暴力事件的发生。
遇害人数至今没有得到确切认定。已发表的估算差异悬殊,原因在于记录不全、许多失踪事件从未得到正式调查,而且统计对象的界定也不一致。有些统计仅包括曾在哈卡辅助部队服役的人员;另一些则涵盖所有辅助人员、正规军人、文职雇员或亲属。此外,失踪有时也很难与拘押或未留记录的出逃区分开来。因此,不应将较高的估算数字表述得仿佛它们来自一份完整的登记名册。
留在阿尔及利亚幸存下来的人,处境各不相同。有些昔日辅助人员留在原来的村庄,有时通过家庭或地方关系协商获得保护。另一些人则隐瞒服役经历、迁居他处,或曾被拘押一段时间。部分人得以留下,并不能否定其他人面临的危险;同样,关于屠杀的记述,也不能证明每一名昔日辅助人员都遭遇了相同的待遇。
能否离开,取决于是否有机会利用法国的军事设施、港口、飞机、船只和私人关系网络。有些人与家人通过有组织的渠道离境。另一些人得到军官的帮助,这些军官的行动或违反官方指令,或游走于指令的边缘;还有一些人自行逃离。逃亡过程中,家庭可能离散,妻子、子女或父母被留在当地,日后再设法团聚。因此,抵达人数的统计所涵盖的,并不只是实际服过役的男性。
一个常被引用的概数是,在独立后的最初几年,约有八万至九万名昔日辅助人员及其家属抵达法国,不过总数取决于所统计的时段和人员类别。这些抵达者只占与为法国效力有关的更广泛人群中的一部分。他们的逃离、接收安置以及此后所受的行政处置,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历史问题,有别于那些留在阿尔及利亚的人所遭受的暴力。
法国的营地、林业聚居点与家庭生活
许多抵达法国的家庭先被安置在军方的接待和中转设施中,而非直接入住普通住房。重要的安置地点包括拉尔扎克、布尔拉斯蒂克、里沃萨尔特和圣莫里斯拉尔杜瓦斯。位于佩皮尼昂附近的里沃萨尔特营地,在1962年接收前辅助兵及其家属之前,就曾收容过多批流离失所者和被拘禁者。再次启用这座营地,使对哈基人的接收成为应急安置与行政隔离这一更长历史的延续。
各处的条件不尽相同,也随时间而变化。一些家庭起初住在帐篷或营房里,取暖、卫生设施、隐私保障和医疗服务都不足。管理人员管制人员出入,并负责分配物资。尽管官方以接待、中转或重新安置等措辞描述这些安排,实际情况却可能是长期受限于营地、生活依赖管理方。有些人很快便离开了这些设施,另一些人则在与外界隔离的环境中生活了多年。
林业聚居点是另一种安置形式。男性从事林业劳动,家属则住在工作地点附近的住房中,通常远离较大的城镇。这些计划提供了工作和住所,却也加深了地理和社会层面的隔离。交通、中等教育、其他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可能都十分有限。就业与住房紧密挂钩,限制了这些家庭迁居的自由。
并非所有哈基家庭都住在营地或林业聚居点。有些在亲属、雇主、昔日军官或志愿组织的帮助下安顿下来,另一些则入住了普通的城市住房。因此,只围绕营地展开叙述,会遗漏许多不同的经历。尽管如此,营地制度仍具有深远影响,因为国家将这些家庭集中安置于此,并实施特殊的行政监管。
妇女在流离失所、居住拥挤和收入不稳定的条件下操持家庭。她们获得有偿工作以及独立与公共机构打交道的机会因人而异,而语言障碍可能使她们更加依赖中间人的协助。有些儿童就读于隔离安置区内部或与其紧密相连的学校,使他们日后转入更广泛的教育体系时面临更多困难。因此,这些影响跨越了世代,并不只限于曾经服役的男性。
1975年的抗议活动,尤其是比亚斯和圣莫里斯拉尔杜瓦斯的抗议,使当地的生活条件和机会受限问题受到全国关注。年轻居民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决定关闭或改造剩余营地,却未能立即解决住房短缺或隔离造成的影响。此后的诉讼和赔偿措施将这些接待条件视为一种独立的伤害来源,与围绕离开阿尔及利亚所作决定造成的伤害区别对待。
国籍、社会地位与集体身份的形成
不能仅凭阿尔及利亚在法律上曾是法国的一部分,就理解昔日辅助人员的国籍问题。独立之前,法国国籍、公民权利与属人民事身份并不总是一致。大多数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保留着当地的属人身份制度,婚姻、继承等事务均受其规范。当这片昔日殖民地成为独立国家时,这些区别便产生了切实影响。
根据法国1962年7月21日的法令,具有法国普通民事身份的阿尔及利亚人士通常自动保留法国国籍。具有当地民事身份者则须经过另一套程序。按照有关过渡安排,在法国定居并提交确认法国国籍的声明,成为保留法国国籍的关键。曾在辅助部队服役,本身并不意味着可以免于履行这套法律程序。
这一差别使许多昔日辅助人员的处境有别于大多数返法欧洲裔居民和大多数阿尔及利亚犹太人,后两者的民事身份有着不同的历史沿革。它也造成了公共话语中的一种悖论:这些男子被称为忠诚地为法国效力的人,他们的家人却要经过正式程序,才能明确自身是否属于法国国民共同体。行政文件与家庭记忆对这段经历的叙述,并不总是一致。
各个家庭的社会经济境遇差异很大。一些家庭获得了稳定的工作,购置了住房,教育水平也有所提高;另一些家庭则长期处于不利境地,这与乡村地区的闭塞、受教育机会有限、工作不稳定以及歧视有关。不应把“哈基人”这一标签当作判断某个后代的职业、收入、宗教实践或政治观点的可靠依据。它也不代表一种依法世袭的军事身份。
尽管如此,围绕共同的家族历史和公共机构,一种集体身份逐渐形成。在法国出生的子女,即使从未在任何辅助部队服役,也可能认同自己是哈基人。在这种用法中,该词指向的是血缘传承、流离失所的经历与记忆。一些后代接受这一称谓,以此表达归属感并要求获得承认;另一些后代则拒绝使用它,认为这是外界强加的分类,会使隔阂延续下去。
这个词在不同国家的语境中,也获得了截然不同的含义。在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话语中,它经常被用来指责背叛。在法国,它可以指服役经历、被遗弃的遭遇、由后代组成的群体,或向国家提出的诉求。这些含义不能相互替代。多种含义并存,也说明历史叙述为何必须准确交代:“哈基人”究竟指战时招募的人员、范围更广的辅助人员,还是战后形成的家族身份。
社团、抗争与国家承认
昔日的辅助兵及其后代通过众多社团组织起来,而非由单一机构代表。他们的诉求包括退伍军人福利、改善住房、就业援助、查阅档案、承认1962年的暴力事件,以及承认法国的责任。代际、地域和政治立场的差异影响了他们对各项诉求的轻重排序。退伍军人成立的组织与其子女领导的团体,对这些问题的表述和理解并不总是一致。
20世纪70年代的抗议揭示了一种矛盾:官方一方面赞扬他们的军旅贡献,另一方面,他们的家庭却持续受到边缘化。此后的示威、占领行动、绝食和诉讼,使这些问题始终处于公共讨论之中。维权人士既要求改善物质生活条件,也反对将哈基人的后代视为一个独立于社会、永久依赖援助的群体。因此,纪念活动与社会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
法国的相关立法分阶段逐步形成。1987年7月16日的法律为昔日的辅助兵及相关类别人员引入了一系列措施。1994年6月11日的法律表达了国家对他们的认可,并提供了进一步支持。2005年2月23日的法律也涉及遣返人员和昔日的辅助兵。这些措施的适用资格和目的各不相同,并不构成对所有历史诉求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公共纪念逐渐形成了定期举行的全国性活动。2001年9月25日举行了一次哈基人纪念活动;2003年3月31日颁布的法令将每年9月25日定为向哈基人及其他辅助部队成员致敬的全国纪念日。纪念仪式、纪念牌和地方活动提高了这段历史的公众可见度,不过,各社团仍在争论官方承认的措辞是否恰当、程度是否充分。
2021年9月20日,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代表法国,就抛弃哈基人及其家属,以及他们抵达法国后所受的待遇,请求他们原谅。2022年2月23日的法律确立了一套框架,承认国家责任,并对指定设施内接收和生活条件所造成的特定损害给予赔偿。这一赔偿机制针对的是明确规定的情形和时期,而非对战争期间或阿尔及利亚独立后的每一项损失作出司法认定。
法院对不同形式的责任作出了区分。2018年,法国最高行政法院认定,国家应对哈基人营地内恶劣的生活条件承担责任,但对那些与法阿关系不可分割的决定则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在2024年4月4日裁决的“塔马祖恩等人诉法国案”中,欧洲人权法院认定,法国国内就申请人在营地中的遭遇所提供的救济并不充分。此类诉讼处理的是特定申请人的处境和具体法律义务,而不是对整段历史作出不加区分的统一裁判。
史料、文艺作品与相互竞争的记忆
对哈尔基人的研究利用了军事档案、人员与薪饷记录、行政往来函件、外交文件、营地档案、社团藏品、照片和证言。不同史料能够回答的问题各不相同。部队名册或许可以确认某人的服役情况,却几乎无法揭示其动机;撤离名单或许能够记录离境情况,却遗漏了分头出行的亲属;营地档案或许记载了官方决策,却未能充分反映这些决策对家庭生活的影响。
口述史尤为重要,因为官方档案对许多个人经历缺乏充分记录。访谈能够还原招募时的情境、地方社会关系、逃亡路线、家庭生活以及有关暴力的记忆。同时,也必须关注回忆是在何种条件下形成的。创伤、家庭内部的沉默、后来的政治争论以及时间的流逝,都会影响人们记住什么,以及如何讲述这些记忆。将证言与文献记录结合考察,而非视为相互竞争的两种真相,最能发挥二者的史料价值。
历史学家莫昂德·阿穆穆的《他们就这样成了哈尔基人》(Et ils sont devenus harkis,1993年),推动研究将个人生命历程以及“哈尔基人”这一类别的社会建构置于核心位置。夏尔-罗贝尔·阿热龙的研究考察了辅助人员的招募,以及战争结束前后的一系列问题。较近期的学术成果,包括法蒂玛·贝斯纳西-朗库和阿卜德拉赫曼·穆芒的研究,则探讨了家庭经历、营地、暴力与纪念。这些研究路径使这一领域不再局限于军事行动与外交决策。
文学和电影提供了其他形式的再现。迈赫迪·沙雷夫的电影《哈尔基人》(Le Harki,2006年)和菲利普·福孔的《哈尔基人》(Les Harkis,2022年),通过虚构叙事呈现了战时服役及其后果的不同侧面。阿莉丝·泽尼特的小说《失去的艺术》于2017年以法语出版,讲述了一个家庭数代人深受战争、迁徙与沉默影响的经历。这类作品不能替代档案证据,却展示了这段历史如何进入更广泛的文化讨论。
在史学史中,哈尔基人的存在使那些围绕两个内部同质的阵营展开的去殖民化叙事变得复杂。他们的经历揭示了被殖民社会内部的分歧、战争造成的不平等选择,以及地方盟友对一个准备撤离的帝国强权的依赖。将他们与其他冲突中的辅助人员进行比较,有助于阐明这些机制,但前提是不抹去法属阿尔及利亚独特的法律与政治历史。
研究中长期存在的难题包括:重建1962年地方暴力事件的经过、确认失踪者身份、追踪留在阿尔及利亚的家庭,以及将分散在不同机构和国家的记录联系起来。对妇女、儿童和未曾进入法国营地者给予更多关注,仍在不断改变这一研究领域。这些调查研究有赖于准确区分不同的军事人员类别、家属群体、离境时期,以及“哈尔基人”这一名称随时间推移而获得的不同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