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公约》,正式名称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于1972年11月16日在巴黎通过的一项国际条约,于1975年12月17日生效。公约将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保护纳入同一个国际框架,承认某些地方具有超越国界的意义。公约设立了世界遗产名录、一个政府间委员会以及用于提供国际援助的基金,同时明确规定,遗产所在国承担保护遗产的首要责任。
起源与发展
公约的诞生,源于保护历史古迹与保护自然环境这两方面国际行动的汇合。1960年,针对阿斯旺高坝的建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拯救努比亚古迹的行动,展示了国际合作在遗产保护方面的潜力。阿布辛拜勒神庙的迁移成为这项工作的著名范例。
20世纪60年代,通过美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等参与的各项倡议,建立一个同时涵盖文化与自然场所的制度的提议逐渐成形。围绕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展开的讨论,进一步巩固了对这种综合保护方式的支持。
公约的独特贡献,在于将古迹、考古遗址、地质构造、自然栖息地及其他具有非凡意义的地方纳入同一个条约体系。首批世界遗产于1978年列入名录。
此后,公约的实施通过委员会的**《操作指南》**不断发展。《操作指南》对申报、评估、保护、监测和援助规定了详细程序,无须修改条约本身即可修订。因此,当代世界遗产制度中一些人们熟悉的安排,源自后来的实施实践,而非直接出自公约原文。
适用范围与核心概念
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
公约第1条和第2条界定了其涵盖的两大类别。
文化遗产包括:
- 文物,包括建筑作品、纪念性雕刻和绘画、铭文以及具有考古性质的构筑物等。
- 建筑群,其建筑风格、整体性或在景观中的位置赋予其非凡意义。
- 遗址,包括考古遗址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共同作品。
这些类别涵盖了文化遗产的重要形式,包括历史聚落、宗教建筑群、工业遗址和考古景观。
自然遗产包括:
- 由物质和生物构造组成的自然面貌。
- 地质和自然地理构造,包括受威胁物种的栖息地。
- 在科学、保护或审美方面具有非凡重要性的天然地点或范围明确划定的自然区域。
因此,自然遗产可以包括对生物多样性、地质历史、生态过程或自然美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
同时符合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定义的遗产地,可被认定为混合遗产。相比之下,文化景观归入文化遗产类别,体现人类与自然的共同作用。文化景观于1992年被明确纳入公约实施框架。
突出普遍价值
列入名录的核心标准是突出普遍价值,通常缩写为OUV。《操作指南》将其定义为非同寻常的文化或自然意义,这种意义超越国界,对全人类的当代及后代都具有共同的重要性。
突出普遍价值不等同于国家层面的重要性、知名度、年代久远或对游客的吸引力。申报必须通过国际比较,论证一处遗产地为何具有非凡意义。
现行制度采用十项遴选标准。前六项涉及文化意义,包括创造性成就、人类价值观的交流、文化见证、建筑或技术范例、传统聚落或土地利用,以及与重大事件、传统或思想的关联。其余四项涉及自然美、地球历史和地质过程、生态与生物过程,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
至少符合一项标准是必要条件,但并不足以确保列入名录。遗产地还必须满足适用的完整性、真实性以及保护与管理要求。
完整性与真实性
完整性关注遗产地及体现其意义的各项属性是否完整无缺。评估时需考察边界是否涵盖必要要素、遗产地的范围是否足够,以及开发、退化或其他压力是否威胁其价值。
真实性适用于文化遗产,关注其文化价值是否通过相关属性得到可信的表达。这些属性可包括形式、材料、用途、传统、位置、语言、精神及其他因素。真实性评估会考虑文化背景,而不是仅以原有物质构成为依据,采用单一的普遍标准。
各国的义务
公约在国际法框架内运作,同时明确尊重国家主权以及国内法律确立的财产权。列入名录并不意味着将所有权或领土管辖权转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第4条确认,各缔约国对其境内遗产负有首要责任,包括确认、保护、保存、展示并将其传承给后代。各国承诺利用本国资源,并在适当情况下借助国际援助,为实现这些目标尽其所能。
第5条要求各国在可能且适当的范围内,制定将遗产融入社会生活与规划的政策,设立相关机构,开展研究,采取必要的法律和行政措施,并支持培训。这些责任将遗产保护与城市规划、环境管理和公共行政联系起来。
条约的保护框架并不限于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地,其条款还涉及更广泛的遗产确认与保护。第12条明确指出,某项遗产未被列入公约规定的名录,并不意味着在列入名录所产生的用途以外的其他用途上,该遗产不具有突出普遍价值。
根据第6条,各国承认在保护方面负有开展合作的国际义务。各国还承诺,不故意采取可能直接或间接损害其他缔约国境内符合条件的文化或自然遗产的措施。
公约既未设立世界遗产警察机构,也未建立普遍适用的罚款机制。公约的实施主要依靠国内立法、行政能力、合作、报告、资金援助和国际监督。
机构与资金
世界遗产委员会
世界遗产委员会由缔约国大会选出的21个缔约国的代表组成。委员会决定哪些申报遗产列入名录,审查已列入名录遗产的保护状况,管理国际援助,并监督公约实施框架的运行。
委员会的决定是以技术评估为参考的政府间决定。委员会不同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也不同于评估申报项目的专家。
秘书处与咨询机构
成立于1992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担任公约秘书处,负责协调申报、报告、会议、援助,以及各国与咨询机构之间的沟通。
三个组织承担正式的咨询职责:
-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评估文化遗产申报,并就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建议。
-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自然遗产申报,并就自然遗产提供建议。
- 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提供保护、培训和能力建设方面的专业支持。
世界遗产基金
公约设立了世界遗产基金,资金来自缔约国缴款及其他获准来源,包括自愿缴款和捐赠。
国际援助可用于支持筹备工作、培训、技术合作、保护措施和紧急应对。基金是对国家资源的补充,而非替代;列入名录并不意味着有权获得全面的资金支持。
申报与列入名录
缔约国通常首先将拟申报遗产列入本国的**《预备名单》**,即可能申报的遗产地清单。申报文件必须阐明所主张的突出普遍价值,论证边界划定的合理性,提供比较分析,说明遗产地状况,并证明其具备充分的保护与管理保障。
相关咨询机构会在委员会作出决定前对申报进行评估。委员会可以:
- 将遗产列入名录。
- 将申报退回,要求补充信息。
- 推迟审议,要求进行更大幅度的修改或更深入的研究。
- 决定不予列入名录。
列入名录通常需要获得有关国家的同意。公约还规定,将位于存在争议的领土上的遗产列入名录,不影响争议各方的权利。
遗产可以是系列遗产,由共同体现所主张价值的多个组成部分构成。遗产也可以跨越国界,或由不同国家的遗产地共同组成,需要两个或更多国家开展合作。
监测、列入濒危名录与除名
列入名录后,保护仍是一项持续的责任。各国须提交定期报告,而反应性监测则针对具体威胁和保护问题。委员会可以要求提供信息,在有关国家配合下派遣监测团,并通过决定明确必要措施。
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列明面临严重且具体威胁的已列名遗产。这些威胁可包括武装冲突、无序建设、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污染、偷猎或环境变化。
列入濒危名录旨在动员保护行动与援助,而不只是惩罚某个国家。委员会可以制定纠正措施,并确定最终从濒危名录中移出所需达到的预期保护状况。从该名录移出并不意味着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
如果某项遗产失去了当初支持其列入名录的特征,委员会可以将其从《世界遗产名录》中删除。例子包括2007年除名的阿曼阿拉伯羚羊保护区、2009年除名的德国德累斯顿易北河谷,以及2021年除名的英国利物浦——海上商城。
意义与实施挑战
公约提供了一个广受认可的框架,将保护、国际合作和长期管理联系起来。它推动了遗产清单编制、专业保护实践、协调管理以及公众意识的提升。
不过,公约的实施仍反复面临若干挑战:
- **代表性:**资源、研究传统和申报能力的差异,影响哪些地区和类别的遗产能够得到体现。
- **发展压力:**交通、资源开采、住房及其他基础设施项目,可能与支撑遗产列入名录的各项属性发生冲突。
- **游客压力:**获得认可可能促进旅游业和地方经济,但大量游客也可能给遗产地、服务设施和当地居民社区带来压力。
- 环境变化:气候变化、火灾、洪水、海岸侵蚀和生态失衡,都可能损害文化与自然遗产的长期保护。
- **参与:**管理工作必须兼顾当地社区和原住民族的利益与权利,包括他们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延续至今的文化实践。
这一制度的政府间结构,也使技术性保护评估与外交决策之间始终存在张力。委员会得出的结论可能与咨询机构的建议不同。
与其他遗产文书的关系
《世界遗产公约》主要关注场所和地理范围明确的遗产。它不同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者关注实践、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某项传统在2003年公约制度下获得认可,并不等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本公约也不同于规范文化物品非法流转或武装冲突期间文化财产保护的国际文书。这些文书可以与世界遗产义务同时适用,但世界遗产地位不能替代它们各自的法律规则。
当代的公约实施日益将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认识到有效保护取决于生态条件、机构能力,以及与遗产地相关的社区的持续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