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是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举行的传统节日,普通话称“重阳”(Chongyang),粤语读作 Chung Yeung。节日习俗包括登高、赏菊、饮菊花酒、吃重阳糕,部分地区还有扫墓祭祖的传统。在现代中国,这一天也被正式定为敬老的节日。重阳节通常在公历十月,有时也会落在九月下旬。
重阳节融合了多种历史渊源各异的传统,包括秋日出游、祈福禳灾的仪式、文人雅集、祭祖以及祈求长寿。这些习俗从未形成完全统一的庆祝方式。中国许多文献都着重记述登高习俗;在香港及中国南方的一些社群中,扫墓尤为重要;日本和韩国的相关节俗则各自发展出了独特的宫廷礼俗与时令活动。
重阳节的历史表明,一个依历法而定的节日可以不断获得新的意义,而不完全失去原有的内涵。中古早期的文献已记载农历九月的风俗,唐代诗人将重阳作为诗歌的重要题材,现代机构则更强调代际关系与老年人福祉。因此,文学记载、地方习俗和官方赋予的定位,呈现了同一节日彼此交叠的不同面向。
历法、名称与时令意义
重阳节的日期由阴阳合历确定,并非公历九月的某一天。中国传统历法以天文上的朔日为每月之始,并通过设置闰月,使月份序列与太阳年的节律大体保持一致。因此,重阳节对应的公历日期每年有所变动。按传统时序,它处于深秋,在七月和八月的节日之后、冬季节庆之前。这一点与二十四节气不同,后者依据太阳的周年运动划分,而非以农历的月、日数序确定。
“重阳”意为两个阳数相重。在中国传统的数字对应观念中,奇数属阳,阳是阴阳这一对相辅相成范畴中的一方。九是最大的个位奇数,因而被视为阳数;九月初九,月、日皆为九,便是两阳相重。“重九”点明月、日的数字,“重阳”则体现其宇宙观层面的解释。这两个名称指向同一节日的不同侧面,并非两个不同的节日。
两九相重的象征意义并非始终一致。有些传统认为,这一天需要采取措施以避险禳灾;另一些则强调它的吉祥寓意。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在许多时令节日中都很常见:具有特殊力量的历日交会,既可能带来危险,也可能寄托祈求健康长寿的愿望。普通话中,“九”与表示长久的“久”同音,均读作 jiǔ,这也进一步强化了重阳与长寿的联系。这种谐音有助于解释节日后来形成的含义,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确定它的历史起源。
时令条件也影响了过节方式。在中国许多地区,农历九月的天气比盛夏凉爽,视野也更为清朗,适宜出游。菊花在秋季开放,农事活动和谷物供应也为人们聚集饮食提供了条件。不过,中国南北各地的这些条件差异很大,因此,单一的气候解释不足以说明所有地方习俗。
在中国,有不少节日设在月、日数字相同的日子,重阳节便是其中之一,其他例子包括三月初三和五月初五。这些历日上的相似之处,有助于理解重阳节为何具有这种鲜明的日期形式,但各节日都有各自的文献记载历程。月、日数字相重,并不能证明后来与该节日相关的所有习俗都起源于同一时期。
早期记载与节日的演变
重阳节的起源无法确切归于某一事件、某位创始者或某个朝代。帝制早期及中古时期的文献中,留有九月九日宴饮、祈寿、使用植物和出游等活动的记载,但这些习俗见于年代、体裁各异的文献。这里有一个重要区别:证明人们在这一天举行活动的史料,与解释人们为何如此行事的故事,并不是一回事。那些以遥远古代为背景的叙述,往往是在其所述事件发生数百年后才写成的。
《西京杂记》记述了一些据称流行于汉代宫廷的习俗,包括在九月九日佩戴茱萸、食用特定食物或饮品,以及祈求长寿。不过,这部书的编纂与流传过程十分复杂,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对汉代习俗的亲历记载。相比之下,曹丕的一封传世书信可以较为确切地归入中古早期。曹丕于220年称帝,建立曹魏;他在信中将两个“九”相重与长久的生命联系起来,并谈及以菊花作为时令赠礼。这类材料表明,当时这一日期在上层社会中已经具有明确的文化意涵。
最著名的节日起源传说之一,见于六世纪、题为吴均所著的志怪集《续齐谐记》。故事中,桓景得到方士费长房的警告,得知九月九日将有灾祸降临家中。费长房嘱咐他带领家人登上高处,携带装有茱萸的囊袋,并饮菊花酒。一家人回来后,发现家畜已代他们死去。这个故事将几种已有的习俗串联成一则避灾叙事。
这个故事属于口头传统与志怪文学的历史,不能作为重阳节创立的可验证证据。它的重要性在于提供了一套解释:登高、使用芳香植物和饮酒,由此成为相互配合的避灾举措。后来的讲述有时还加入妖魔、搏斗或其他富于戏剧性的细节,显示出节日传说如何不断演变。
到了唐代(618—907年),重阳节已在宫廷与文人生活中占有稳固地位。传世记载中,为这一节日举行的宴会、出游以及应节创作的诗歌屡见不鲜。宋代有关城市风俗的记述,则显示节日的饮食、赏花和商业活动进一步丰富。这些文献所呈现的,是一个在宫廷、文人、家庭及城市商贩共同参与下不断变化的节日,而不是由某一项古代仪式原封不动传承而来的节日。
登高与秋游
登临高处,通常称为“登高”,是重阳节流传最久的习俗之一。登高的目的地可以是山峰、低丘、楼塔、台榭,或其他地势较高、可供眺望的地方。因此,这一习俗的意义与其说在于登山,不如说在于向高处行进、向远方眺望。古代诗歌常描绘人们登临高处,俯瞰河流、城郭、平原,或遥望远方景物的情景,使登高既是一项身体活动,也成为寄托思绪的契机。
有关避祸的解释,将登高与远离危险联系起来。桓景的传说以令人难忘的故事形式呈现了这一寓意;不过,登高也逐渐成为一种愉快的社交出游活动,参与者未必需要明确相信超自然威胁的存在。朋友们可以携带酒食,在风景优美之处设宴赋诗。官府和宫廷的聚会也同样借助高处的场所,举行应时庆典。
这一习俗与传统城市的空间布局有着独特的联系。城中居民可以走出城墙,前往附近的山丘、寺庙或亭阁胜景,暂时摆脱政务与家务的日常事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休闲旅行、宗教参访与文人游赏之间尚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明确区分之前,重阳节已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公认的游憩时机。一次出游可以兼具多种目的。
地形差异使登高活动呈现出丰富的变化。在山区,节日出游的路线可能通往山顶或山间寺庙;在广阔的平原上,人工筑起的高台或多层楼阁,也能提供相当的登临场所。因此,这项习俗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并不依赖某一种特定地貌。古代文献中提及“登高”,不应一概被视为进行艰苦登山活动的证据。
现代重阳出游延续了这种灵活性。有组织的步行活动可能由社区团体、学校、老年人协会或家庭参与,也有人选择路程更长的休闲徒步。旅游业的推广也将这一节日与山岳目的地和秋日风光联系起来。这些活动与传承下来的习俗有所交融,却未必保留了早先避灾禳祸的含义。
登高从来不是人人都会参与的活动。年龄、健康状况、工作安排、天气,以及能否方便地到达适宜地点,都会影响人们能否出游。重阳节在现代与老年人联系密切,并不意味着所有庆祝活动都包含登高,也不意味着这一习俗在历史上主要属于老年人。聚餐、探访、演出和室内聚会,都为庆祝这个节日提供了不同方式,而登高仍是它最广为人知的空间象征。
菊花、芳香植物与节令酒
菊花是重阳节最具代表性的花卉。菊花在秋季开放,正合时令;当其他植物逐渐凋零时,它依然醒目,因此被赋予坚韧、长寿的寓意。在中国的视觉艺术与文学传统中,菊花还承载着归隐、不随流俗的独立品格以及文人园林生活等意涵。这些意涵丰富了重阳节的文化内涵,但并非重阳节所独有。
约生于365年、卒于427年的诗人陶渊明,对菊花这一象征意义的形成尤为重要。他的诗歌将菊花与远离仕途的生活联系起来,其中最著名的意象便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后世记述也将他与九月初九饮酒的习俗联系在一起。陶渊明的作品及其后世文化声望,共同使菊花与饮酒成为秋日雅集的鲜明标志。
菊花酒在节俗记述中屡见不鲜。它的酿制并无统一配方:因时代和地域不同,菊花可以在谷物发酵酿酒时加入,也可以通过其他工序添加。历史记载常称这种酒具有辟邪或延年益寿的功效。这些说法属于传统饮食与医学观念,应与经过证实的医疗效果加以区分。饮用菊花酒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时令习俗,而非统一的治疗方法。
另一种重要植物是茱萸,英语中常译作“cornel”或“dogwood”。这些译法可能引起误解,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植物名称与现代植物分类并不总能准确对应。在许多节俗语境中,茱萸被认定为一种芳香植物,即如今通常称作吴茱萸的 Tetradium ruticarpum,旧时归为 Evodia rutaecarpa。因此,不应径直将这里的茱萸理解为欧洲或北美常见的山茱萸属(Cornus)植物。
按照传统,参与节日活动的人会佩戴茱萸枝,将茱萸装入小袋,或在出游时以其他方式随身携带。人们认为其浓烈的气味可以辟除邪祟。这种用法属于一套更广泛的时令习俗:人们借助芳香植物,在身体与可能带来威胁的外部环境之间划出界限。这并不意味着每位参与者都需要对这一习俗作出相同的解释。
这两种植物在节庆中的显著程度已有变化。菊花在陈列布置、绘画、节庆宣传和商业花卉栽培中依然十分突出,而佩戴茱萸在当代许多场合已不那么普遍。因此,即使早期文献记载的其他节俗元素并未出现,花卉展览仍能鲜明地传达出与重阳节的联系。
重阳糕与食物的象征意义
这一节日的特色食品是重阳糕,在英语译文中常称为“花糕”。这个名称指的是一类糕点,而非做法统一的单一食品。许多重阳糕以米粉或糯米粉为原料蒸制而成,馅料和装饰可包括豆沙、枣、坚果、果干,或其他当地易得的食材。具体的口感、甜度和外观,则取决于各地的烹饪传统与家庭条件。
一种重要的解释是,普通话中“糕”与“高”同音,均读作 gāo。因此,吃糕可以寄寓登高、进步或地位提升之意。这种谐音将糕点与登高联系起来,但不能据此断定,糕点最初仅仅是作为登高的替代方式而出现的。饮食习俗的含义会不断累积,后世记载的解释,形成时间可能晚于习俗本身。
历史记述和后来的地方传统中,提到过分层制作、插有小旗,或以装饰呈现花朵意象的糕点。这些点缀让普通的谷物食品有了鲜明的节日气息。多层造型可以强化“高”的寓意,而小旗和彩色配料则让糕点适于陈列、馈赠和售卖。重阳糕并没有必须做成九层或使用九种食材的统一要求。
重阳糕也是中国节令食品悠久历史的一部分。与年糕一样,它可以通过食材、形状、名称及其在人际交往中的用途,共同传达吉祥寓意。不过,不能仅仅因为两者都可能以米为原料,且都与 gāo 这一读音相关,就将其视为同一种食品。两者所属的节令、制作配方和习俗中的作用各不相同。
分享糕点可以联结不同世代与家庭。将一份糕点送给父母、祖父母、邻居或来客,便使食物成为表达关怀与敬意的载体。在以老年人为中心的现代节庆活动中,糕点可以是集体聚餐的一部分,也可以作为礼物分发。这些用途与古老的祈寿愿望相契合,尽管组织活动的场所或团体可能是近代才出现的社区中心、职工协会或养老机构。
商业化生产进一步丰富了重阳糕的种类。糕饼店和食品企业可能会销售标为重阳节食品的包装糕点,即使其配方或外观与当地记忆中的样式有所不同。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上的这一饮食传统曾经整齐划一或一成不变。不过,这确实提醒人们,有必要区分某一种地方传统糕点与以节日通用名称销售的商业产品。
祭祖与各地习俗
在一些华人社群,尤其是香港及中国南方部分地区,重阳节是祭扫祖墓的重要日子。家人可能会清扫墓地、清除杂草、摆放供品、焚香,并聚餐。具体采取哪些做法,取决于当地习俗、宗教信仰、墓园规定及各家的意愿。这些习俗将重阳节与亲属关系、血缘传承,以及在世家人与先辈之间关系的维系联系起来。
最容易与之类比的是春季的清明节,人们普遍将清明节与扫墓联系在一起。但这两个节日并非在所有地方都能相互替代。有些家庭两个节日都过,有些则更重视其中一个;地方传统也可能为特定墓地或家族的不同支系安排不同的祭扫时间。因此,不宜简单地将重阳节定义为全国性的第二个扫墓日。
在香港,重阳节是公众假期,因此除了仪式意义之外,也具有实际的便利。家人常结伴前往山坡上的墓园和坟场,当地地形使祭扫本身也可能成为一次登高。因此,登高与祭祖可能在同一次行程中完成;但这两项活动在某一地方相结合,并不能证明所有登高习俗都起源于祭祖。
祭扫也有助于保存家族历史知识。长辈可能向年轻的参与者讲解碑文、字辈、安葬地点,以及已故亲人的生平往事。即使不查阅书面族谱,这一场合也有助于传承谱系学知识。与此同时,这类传承的情况各不相同:有些参与者主要将祭扫视为一种义务,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为追思、宗教活动,或亲属相聚的机会。
殡葬方式的变化也影响着重阳节的过法。火葬、骨灰龛设施、城市开发,以及亲属住所与安葬地点之间的距离,都可能改变祭扫的路线与形式。在骨灰龛位或纪念设施前追思,与打理土葬坟墓在实际做法上有所不同,但仍保留着某些相近的社会意义。这些变化表明,重阳节习俗会随着城市化进程及家庭居住分布的改变而调整。
祭祖并非各地过重阳节都必不可少的活动。在许多地方,这一天更多地与出游、赏花或敬重健在的长者联系在一起。描述这些差异至关重要:某种习俗在一个社群中可能居于核心地位,在另一个社群中却可能并不重要,甚至完全不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中任何一种过法在历史上不正宗。
诗歌、绘画与文化记忆
重阳节在中国诗歌中占有显著地位,因为它的习俗为诗歌提供了现成的情境:秋日天气、登高、饮酒、赏花与亲友相聚。这个节日也让缺席之感格外鲜明。羁旅在外、异地任职或流落他乡的人,可以想象家人正在远方团聚。岁时庆典由此成为抒写离愁、仕途失意、衰老与友情的载体。
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通常认为作于717年。诗中的抒情主人公独处异乡,每逢佳节便更深切地感到与亲人分离之苦。他想象兄弟们登高、插戴茱萸,而相聚的人群中唯独少了自己。这里的“山东”是一个地理称谓,指与诗人故乡有关的山脉以东地区,不应直接等同于今天的山东省。
这首诗是了解唐代一组已成形的节俗的重要材料,但它也是一篇精心创作的文学作品。其感染力来自想象中的场景,而非对某次家庭出游的纪实。它转换了通常抒写乡愁的视角:不只是说游子思念亲人,而是描绘亲人察觉他不在场的情景。这种构思使这首诗成为后世重阳节文化记忆的核心篇章。
杜甫作于767年的《登高》,是另一篇描写秋日登高的重要作品。诗中的风、江流、落叶、病痛与孤独,使登临远眺成为直面衰老与漂泊的契机。历来将这首诗与重阳节相联系的解读,使其成为重阳文学的一部分,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罗列节俗。其他唐宋诗人也同样借重九聚会,将眼前相伴之人与缺席或已故的友人相对照。
绘画则赋予相关主题以视觉形式。文士在秋树下饮酒、高处亭阁中的雅集,以及庭园或器皿中的菊花,都能使人联想到重阳节。然而,仅凭菊花或山间出游的景象,并不能断定一幅作品描绘的就是重阳节。要作出确切判断,还需结合题跋、画题、流传记录以及画中诸种题材元素的组合。
即使在参与传统习俗渐少的地方,文学教育仍帮助人们保持对重阳节的认知。学生可能先通过王维的诗知道节日的日期,而后才在实际生活中接触登高或佩戴茱萸的习俗。因此,重阳节不仅通过习俗的反复实践得以延续,也通过熟记于心的诗句、约定俗成的视觉表达,以及对古代作品的重新解读而传承下来。
日本和韩国的相关节俗
随着历法、宫廷制度、文学形式和礼仪知识的传播,九月初九的节俗也从中国传到了其他地区。日本和韩国发展出了相关节俗,但并未始终与中国的重阳节保持一致。它们的历史表明,文化传播是一个选择和调适的过程,而非简单的照搬。宫廷赏菊庆典、地方时令习俗以及后来的历法改革,使这些节俗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日本,这一节日称为重阳节,也称菊花节。它与宫廷和贵族文化联系密切,尤其体现在赏菊、饮酒和赋诗等活动中。人们会将菊花放入清酒中,或将菊花与饮酒活动相结合,祈求长寿是其中的重要主题。宫廷文学记载了人们对菊花形态与时令特质的细致品赏。
日本有一种独特的习俗:将丝绵覆在菊花上,让它吸收一夜的露水和花香,再用来举行祈寿仪式。这类习俗体现出宫廷时令礼仪的精致与讲究,但不应据此认定它们曾广泛流行于各个社会群体。后来,重阳节与正月、三月、五月和七月的相关节日一起,构成了通常所说的“五节句”。
日本于1873年采用公历,改变了以月日数字确定的节期与自然季节之间的关系。就菊花的开花周期而言,公历9月9日通常比传统历法的九月初九偏早。因此,菊花展及相关活动可能会在秋季较晚的时候举行,而非严格定在9月9日。节日名称得以沿用,并不意味着其历法背景和花期条件始终未变。
在韩国,相应的节日称为重阳节,也称“重九”。历史上的习俗包括登高、赏秋、赋诗,以及享用以菊花制作的食品和饮品。这一节日在宫廷和文人群体中受到重视,也与时令性的祭祖习俗有所关联。如今,它的重要性不及韩国的春节和秋夕等主要节日,但仍是韩国历史节俗的一部分。
这些节俗都以九月初九为节期,并共享秋日、花卉、登高和长寿等文化意象,但它们在制度上的地位各不相同。现代日本的敬老日是另设于九月的节日,并非重阳节的另一种名称。同样,也不应将现代中国赋予重阳节的敬老日定位,套用于历史上东亚所有的九月节庆。
老年人、公共机构与文化遗产传承
敬老已成为当代重阳节最鲜明的内涵之一。这一联系既源于由来已久的长寿象征,也植根于孝的伦理观念,即重视对父母和家中长辈的敬爱。不过,由官方设立老年节是现代制度发展的产物,不能涵盖重阳节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全部面貌。
在中国大陆,2012年12月修订通过、2013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这一规定赋予重阳节在国家层面关爱老年公民的正式地位,但并未将其列为中国大陆全体公民放假的法定节假日。
公共庆祝活动可包括走访老年居民、文艺演出、社区聚餐,以及由学校、基层社区组织或养老机构举办的活动。这些活动将一个传统上以家庭和时令聚会为中心的节日,纳入了当代行政与服务体系。因此,参与者的范围也可从亲属扩展到邻居、志愿者、工作人员,以及不与家人同住的老年人。
人口老龄化、预期寿命延长和居住安排的变化,也塑造了这一背景。因工作而迁徙、在不同城市定居,可能使成年子女与父母分隔两地;家庭规模缩小,也改变了代际交往的现实条件。重阳节为社会定期关注这些关系提供了契机。不过,节日本身与养老金、医疗或长期照护所涉及的法律、财务和制度安排并不是一回事。
文化遗产认定又增添了一个制度层面。2006年,重阳节被列入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中国的国家级认定,并不意味着入选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一区别很重要,因为国家级认定与国际名录的申报列入程序不同,所赋予的地位也不相同。
重阳习俗通过多种渠道传承:家庭延续扫墓或聚餐的习惯,学校教授诗词,手艺人和食品制作者保留地方传统制法,社区团体组织出游,文化机构则记录各地习俗。这些渠道所保存的内容各不相同。舞台表演可以传达茱萸的象征意义,却未必能恢复其日常使用;糕点铺则可以延续节令糕点的制作,即使其原料已发生变化。因此,文化遗产记录必须区分历史记述、仍在延续的地方实践,以及新近组织起来的公共庆祝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