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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文化与生活 / deaf-culture

聋人文化

聋人文化涵盖聋人社群的语言、机构、艺术、社会实践与共同身份认同,尤其体现在以手语为纽带的社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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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人文化是围绕失聪经历形成的社群所共有的语言、价值观、机构、表达传统与社会实践,尤其体现在使用手语的社群中。它并非单纯由听力状况决定,而是在沟通、社会关系、历史经历以及集体生活的参与中发展起来的。手语既是日常交流的工具,也是故事讲述、教育、政治组织活动与文化传承的基础。

在英语中,首字母大写的 Deaf 通常表示一种文化或语言身份认同,而小写的 deaf 则通常用于描述听力状况。这一区分虽有广泛影响,却并非普遍适用,不同个人和组织对术语的使用也各不相同。并非所有聋人都认同聋人文化,而听人——包括亲属、手语译员以及其他熟练掌握某一社群语言的人——也可能参与该社群的部分社会生活。世界上并不存在单一的聋人文化;不同国家、地区、种族、宗教和世代的历史,塑造了各具特色而又彼此联系的社群。

聋人文化对于文化、语言、残疾及少数群体权利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表明,一个往往被外界以感官差异来界定的群体,也可以构成一个语言与文化共同体。其发展涉及学校与社团的历史、围绕语言和教育展开的抗争、艺术创新,以及与技术和公共机构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

文化认同与社群边界

聋人文化认同通常与参与手语交往网络有关,而非取决于某个特定的听力学阈值。有些尚有残余听力的人可能对聋人身份有强烈认同,而有些极重度失聪者可能主要使用口语,与手语社群联系甚少。听力发生变化时的年龄、接触手语的机会、教育环境、家庭关系,以及结识聋人同伴的机会,都可能影响一个人的社群归属。身份认同也可能在一生中发生变化。

社会语言学家詹姆斯·伍德沃德于1972年提出了如今广为人知的“deaf”与“Deaf”之分,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区分使作者能够将听力学范畴与社会文化范畴区分开来,而不必假定两者涵盖的是同一群人。不过,这一区分也有局限。并非所有书面语言都以相同方式运用字母大小写,而简单的二分法可能掩盖那些往来于手语环境和口语环境之间的人。因此,视具体语境而定,人们也会使用“聋人及重听人士”或“聋人社群”等表述,以涵盖更广泛的人群。

文化视角与残障视角并不必然相互排斥。语言少数群体视角强调语言、社群的延续,以及免遭同化的保障;残障权利视角则强调障碍、歧视和使用各类机构服务的机会。一个人可以珍视自己的聋人身份,同时也需要字幕、手语传译或工作场所的适当调整。人权框架能够兼顾这两方面的关切:对语言的承认并不会消除无障碍需求,而残障权益保障也不必意味着将一种文化视为疾病。

听觉中心主义这一概念指的是将听力和口语置于聋人及手语沟通之上的观念或做法。汤姆·汉弗里斯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这一术语。此后,这一概念被用于分析人际行为、教育政策和制度安排,例如,仅因将口语沟通视为唯一正当的沟通方式,就把具备相应资格的手语使用者排除在决策之外。它的分析价值在于揭示权力的不平等,而不只是描述个人的沟通困难。

聋人社群内部具有多样性。种族、阶级、性别、宗教、性取向、国籍和迁移经历,都会影响个人获得教育的机会及其在组织内的权力地位。聋盲人士可以通过触觉语言以及不同于视觉手语的沟通方式参与社群。有些人直到成年后才与聋人文化建立联系,另一些人则在数代使用手语的家庭中长大。因此,不能将社群成员身份简化为一份由血缘、求学经历、语言熟练程度或身体特征构成的固定条件清单。

手语与沟通的组织方式

自然手语是完整的语言,拥有自身的语法体系。它们运用手形和手部动作,并结合面部表情、视线、头部位置与身体朝向来表达意义。这些要素可以区分词义、组织分句、标记疑问,并在手语空间中建立参与者或物体之间的关系。手语既不是通用的哑剧,也不只是用手来呈现口语。其视觉模态使其具有独特的结构,但语言的复杂程度与口语相当。

国界与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并不完全对应。尽管美国和英国都广泛使用英语,美国手语(ASL)与英国手语(BSL)却是不同的语言。美国手语的形成,部分源于它与法国手语以及北美已有手语实践的接触。英国手语则与澳大利亚手语和新西兰手语有历史渊源。这些历史表明,研究手语的语系归属必须依据语言学和社会层面的证据,而不能根据周围使用的口语来推断。

手语内部也存在地域、代际、族群和社会差异。黑人美国手语是在美国学校实行种族隔离等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形成了独特的词汇和用法模式。年长与年轻的手语使用者,可能会用不同的手势来表示技术、职业或地点。城市化、教育政策、人口迁移和广播电视媒体可能使某些形式得到传播,同时使另一些形式的使用减少。学校采用的标准化词汇并不能代表一个社群语言生活的全貌。

手指拼写通过手形表示书写字母表中的字母,是许多手语的组成部分。它可用于人名、技术词汇、引文,也可用于一些逐渐融入日常手语的表达形式。它在不同语言中的作用有所不同。以手势编码口语语法的系统,即使借用了自然手语中的手势,也仍然有别于自然手语。混淆这些系统,可能会使人难以辨明课堂教学或公共服务实际使用的是哪一种语言。

国际交流中经常使用国际手势。这是一种接触交流方式,借助共同的惯例、视觉策略以及不同手语中的资源,用于会议、体育赛事和其他跨国聚会。它并不是所有聋人都能自然理解的通用语言;理解程度取决于经验、语境以及参与者掌握的语言资源。

由于面部、双手和身体都承载着语言信息,沟通需要良好的视线条件与照明。视线移开可能导致信息接收中断,其方式与口语交谈并不完全相同。触觉手语则通过触摸重新组织这些沟通条件。这些差异影响着口译、建筑设计、视频制作、课堂布置,以及无障碍在实践中的具体含义。

历史形成、学校教育与语言学研究

早在现代学校出现之前,聋人就已相互交流、建立联系,但相关历史记载并不均衡。早期记录往往保留的是宗教机构、司法当局或健听教育工作者的视角,而非聋人自身的视角。在一些地方,遗传性耳聋和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使聋人与健听居民之间都形成了使用手语的习惯。马萨诸塞州的玛莎葡萄园岛就是一个著名的历史实例。这类社群的存在表明,不能简单地认为聋人在历史上始终与健听邻居处于社会隔绝的状态。

自十八世纪起,学校成为尤为重要的聚集场所。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夏尔-米歇尔·德·莱佩在巴黎为聋生组织教学,在借鉴巴黎聋人原有手语的同时,发展出自己的教学体系。他并非手语的发明者。他创办的学校及其后继机构将学生和教师聚集在一起,他们建立的关系延伸到课堂之外,推动了持久的手语交往网络的形成。

在美国,如今称为美国聋人学校的学校于1817年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开办。参与创办的人物包括托马斯·霍普金斯·加劳德,以及曾在巴黎求学的聋人教师洛朗·克莱尔。法国手语传统与学生中已有的本地手语实践相互交融。1864年,如今称为加劳德大学的机构获得联邦授权,可以授予大学学位。此后,该校成为聋人专业人士关系网络、文化创作及高等教育的重要中心。

十九世纪,教育界对口语主义的支持也日益增强。这种理念强调口语和读唇,往往同时限制或排斥手语的使用。1880年在米兰举行的国际聋人教育大会,由以健听人士为主的与会者通过决议,支持口语教学法。这次大会并未制定具有全球效力的法律禁令,但其决议强化了许多教育体系中的口语主义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情况因国家和机构而异;尽管如此,手语仍在同伴网络、家庭、社团以及非正式的校园生活中延续。

二十世纪的语言学研究对一种看法提出了挑战,即认为手语只是口语的一种不完整替代品。威廉·C.斯托基于1960年发表的美国手语研究,将其作为一种语言来分析其结构,推动了一个研究领域的确立;此后,聋人与健听学者的工作使这一领域不断拓展。后续研究探讨了语言习得、语法、变异,以及手语与口语之间的关系。对手语语言结构的认可,为教育和法律诉求提供了重要依据,不过,早在获得学术认可之前,聋人社群就已深知手语的价值。

聋人研究这一跨学科领域,将这些语言学发现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及文化分析联系起来,展开对话。它还将关注重点转向聋人自己留下的记录和作出的诠释,包括手语证言与影像,而不再将健听专业人士视为诠释聋人经验的唯一权威。

家庭、教育与文化传承

聋人文化的传承方式,往往不同于那些主要依靠亲子之间使用共同家庭语言来传承的文化。大多数聋童的父母都是健听者,其中许多人此前并未使用过手语。因此,文化和语言的传承常常通过同伴、教师、社群导师、学校、青少年组织及成人社团来实现。孩子可能是在家庭之外接触到当地的手语社群,而非从出生起就在家中习得该社群的语言。

尽早接触能够感知和理解的语言,是语言发展的关键。语言剥夺指的是儿童在关键发育阶段无法充分接触自然语言的情况。这并非耳聋必然造成的后果。不同儿童在助听技术、视觉沟通、口语环境以及手语资源的可及性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仅凭听力状况,无法判断儿童能够可靠地感知和习得何种语言。研究明确区分了真正获得语言的机会,与仅仅置身于仍然无法感知和理解的交流之中。

历史上,聋校既是学生接受正规教育的场所,也是他们进行社会化的场所。学生可以在那里接触熟练使用手语的成年人,了解社群历史,建立友谊,并形成共同的表达惯例。寄宿制学校的影响尤其深远,因为学生在课堂之外也有大量时间共同生活。不过,这些学校在文化上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所有这类机构都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或安全的生活条件;各校的教育质量与管理做法一直存在很大差异。

随班就读改变了这些模式。在当地普通学校就读的聋生,可能获得手语翻译、专业教师、字幕服务等支持,或有其他聋人同学,但具体条件差异很大。身处以健听学生为主的课堂,本身并不意味着能够平等参与非正式讨论、小组活动或课间活动。反过来,专门学校也不会自动提供丰富的语言环境。双语教育通常将自然手语与主流语言的书面形式区分开来,而各个具体项目在如何纳入口语及其他沟通资源方面又有所不同。

父母为聋人的健听子女,常被称为 CODA,可能从小使用手语,并往来于聋人与健听者的社会环境之间。其中一些人对聋人社群形成了强烈的文化认同。过去,孩子有时会在某些场合为父母担任翻译,却并不具备专业翻译人员的训练或独立性。他们的双语经历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但不应据此认定这些孩子都拥有相同的语言能力,或承担相同的家庭责任。

文化传承也通过营地活动、体育运动、讲故事、网络视频以及代际关系来实现。成年聋人可以向年轻人介绍当地历史、手语姓名、相关组织及交谈中的惯例。在学校关闭、人口居住分散,或迁移打断既有关系的情况下,这些网络尤为重要。文化的延续有赖于人们获得与他人共同使用一种语言的机会,而不只是保存一本词典或一份手语记录。

社会机构、日常实践与集体空间

聋人俱乐部和协会为人们提供了聚会、互助、娱乐、政治讨论和获取信息的场所。在电话服务和大众广播尚难以供聋人使用的时期,这些机构的作用尤为突出。俱乐部可能举办讲座、戏剧演出、牌局、体育聚会或庆祝活动,同时帮助会员获取就业和福利信息。因此,它们的功能并不限于休闲娱乐,还帮助维系了一个以手语交流为常态而非例外的公共领域。

日常互动方式体现了交流以视觉为中心的特点。人们可能通过挥手、轻拍肩膀或当地认可的其他信号来引起注意。大家往往会选择彼此都能看清的位置,并避免站在正在用手语交流的人之间。在较大型的活动中,举起双手在空中晃动,可以代替鼓掌,表达赞赏。这些并非各地一律遵循的普遍规则,而是因地域、世代和具体情境而形成的实用惯例。

手语名体现了语言与人际关系之间的联系。在一些社群中,一个人的手语名是在社会交往中获得的,其形式可能取自外貌、性格、个人经历,或特定手语的惯例。另一些社群则广泛使用指拼姓名。手语名并不是一种可以脱离当地惯例、随意赋予的通用标识。使用手语名可以表达熟悉程度和社群归属,而手语名本身也可能随时间改变。

建成环境既可能促进社会交往,也可能形成阻碍。加劳德特大学自2005年起开展的“聋人空间”(DeafSpace)项目,使人们开始重视视线通畅、照明适宜、减少眩光,以及为人们边走边用手语交流预留充足空间等设计要素。建筑规划也可以考虑振动、声学,以及人们能否察觉他人靠近。这些原则着眼于日常互动,而不只是满足建筑法规规定的最低无障碍要求。

体育也形成了另一个持久的组织网络。首届国际无声运动会于1924年在巴黎举行,这项国际赛事后来被称为聋人奥林匹克运动会。聋人独立赛事的形成,部分原因在于主流体育中的沟通和裁判安排未能充分满足聋人运动员的需要。视觉发令信号就是一种切实的适应性调整。体育联合会、地方俱乐部和国际聚会也在比赛之外促进友谊和文化交流。

在许多地方,随着视频通信和休闲方式的变化创造出新的聚会空间,当代社交生活已不再那么依赖某一处实体会所。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性机构已经过时。参与数字交流需要设备、网络连接和无障碍平台,而面对面聚会所支持的某些语言使用方式和非正式交往,是屏幕无法完全再现的。因此,机构的变迁意味着社会空间的重新分布,而非新形式对旧有社群生活的简单取代。

文学、表演、视觉艺术与文化记忆

聋人的表达传统包括手语故事、诗歌、戏剧、电影、视觉艺术和写作。手语文学并非只是书面文本的翻译。创作者可以直接用手语创作,运用节奏、空间布局、重复、视角转换以及有规律的动作。表演者的身体既是语言媒介,也是艺术呈现的一部分,因此有些作品难以通过文字转录完整再现。

手语叙事可以通过身体朝向、目光以及打手语时所处位置的变化,塑造多个角色。讲述者可以在叙述者与角色之间切换,也可以从不同视角描绘动作。诗歌作品可以围绕特定手形、视觉对称或手势的变形来组织段落。例如,美国手语(ASL)的字母故事利用与手指字母相对应的一系列手形构建叙事。不同手语中的类似创作形式各有特点,并非一种普遍通用的体裁。

幽默往往源于人们对沟通障碍、视觉误解、与机构打交道的经历,或聋人与听人预期差异的共同认识。这类幽默可以颠倒惯常视角,让听人角色的想当然显得陌生或不切实际。它也可以触及聋人社群内部的差异。与其他少数群体的文化传统一样,仅仅懂得语言,未必就具备理解一场表演所需的全部历史或社会知识。

聋人戏剧既发展出了手语剧目,也有融合手语、口语、音乐与投影的表演。1967年在美国成立的美国国家聋人剧院,推动手语表演走向更广泛的观众。不同剧目会作出不同的语言选择:作品可以直接面向熟练使用手语的观众,为听人观众提供传译,或协调多种表达形式同步呈现。这些决定会影响表演节奏、舞台调度、艺术主导权,以及演出优先确保哪些观众能够理解。

在视觉艺术领域,De’VIA运动——即“聋人视角/影像艺术”——的理念在1989年的一份宣言中得到阐述。它所界定的是通过形式与主题上的选择,有意识地表达聋人经验的作品。手、眼睛、嘴、障碍与沟通都可能成为反复出现的意象,但并非聋人艺术家的每一件作品都属于De’VIA,也没有哪一种特定意象能够定义所有聋人艺术。这一区分关注的是艺术与经验之间的关系,而不只是艺术家的听力状况。

电影和数字视频改变了这些表达形式的保存方式。在录制尚不便捷的年代,许多手语表达依靠反复的现场表演流传。美国全国聋人协会早期在美国拍摄的影片,包括乔治·维迪茨于1913年录制的关于保存手语的演讲,如今已成为研究手语使用与倡导活动的历史资料。档案保存不仅要保留动作、面部表情、取景构图及背景信息,还须处理著作权、知情同意,以及社群描述自身文化遗产的权利等问题。

语言权利、代表权与公共机构

聋人的政治组织活动往往围绕教育主导权、手语的认可、无障碍沟通,以及代表社群利益的权利展开。各国聋人协会通过立法、公共宣传、诉讼和参与政府咨询等途径推动这些目标。1951年在罗马成立的世界聋人联合会提供了一个国际性的组织框架,将各国聋人协会联系起来,并为手语使用者争取权益。

一项重要的国际文书是联合国于2006年通过的残疾人权利公约。公约明确将手语纳入语言的范畴。第21条涉及手语的认可与使用,第24条涉及教育及聋人社群的语言身份认同,第30条则承认特定的文化与语言身份,包括手语和聋人文化。这些条款将无障碍权利与文化参与联系起来,而非将两者视为互不相关的议题。

各国在国内对手语的认可采取了不同的法律形式。新西兰于2006年通过立法,将新西兰手语确立为官方语言。英国《2022年英国手语法》承认英国手语是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一种语言,并设立了有关报告和指导的规定。法律认可并不意味着不同司法管辖区赋予的具体权益完全相同。其实际效果取决于法律条文的措辞、行政职责、资金投入和执行情况。

1988年加劳德特大学的“立即任命聋人校长”抗议运动,成为集体争取代表权的一个影响深远的范例。学生及其支持者抗议校方任命听人担任校长,要求由聋人领导学校,并推动校内制度改革。抗议最终以I. 金·乔丹获任该校首位聋人校长、运动的主要诉求得到接受而告终。这场运动的意义超越了单一的人事任命,因为它挑战了这样一种观念:服务聋人的机构理应惯常由听人领导。

公共机构的无障碍服务通常涉及手语传译、字幕、无障碍紧急信息,以及法院、学校和公共服务中的沟通安排。这些措施不能相互替代。阅读字幕要求使用者熟练掌握字幕所用的书面语言,而手语传译涉及的是另一种语言转换过程。无障碍服务必须考虑使用者的语言和沟通需求,而不能假定某一种技术适合所有人。

对手语的认可也引出了有关代表性的问题。政府在广播电视节目中使用手语,本身并不意味着聋人真正参与了政策制定。不同社群组织在优先事项、地区手语变体,以及谁有权代表特定群体发声等问题上,可能存在分歧。因此,代表性既涉及参与主流决策的机会,也涉及聋人机构内部的问责,包括保障女性、少数族裔、农村手语使用者,以及兼有其他残疾者的参与。

技术、人口流动与文化环境的变迁

通信技术一再改变聋人生活的组织方式。文字电话让使用者能够通过电话网络互发文字信息,中继服务则使文字电话使用者与语音电话使用者得以沟通。此后,电子邮件、手机通信和网络论坛进一步拓展了直接以文字交流的渠道。视频通话带来了另一种变化:手语使用者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远距离交流,无须将对话转成文字。

视频中继服务通过翻译员,将手语使用者与语音电话使用者连接起来;直接视频通话则让手语使用者无须中间人即可彼此交流。这两种方式各有用途。摄像头的位置、网络连接质量、光线和屏幕大小,都会影响手语能否被清楚看见和理解。在多人视频会议中,如果翻译员或参与者只显示在小窗口里,或者系统自动优先突出声音而非视觉活动,就会带来更多困难。

数字媒体支持语言教学、故事讲述、政治动员和跨国交流,也改变了文化内容的制作与传播主体。手语使用者不再需要借助剧团或电视台,就能触及相当规模的受众。然而,数字鸿沟仍会影响参与机会,而平台的运作方式也可能使手语内容处于不利地位,例如视频质量不足、搜索工具不完善,或内容审核系统无法理解视觉语境。

助听器和人工耳蜗处于一个不同但又相关的位置。它们可以改变人们获取声音的能力,却不能决定文化认同,也无法消除所有沟通障碍。使用这些技术的人也可能使用手语,并认同自己是聋人。文化层面的分歧往往不仅关乎某种设备的存在本身,更关乎围绕它提出的主张——例如,是否将其宣传为能让手语变得不再必要,或成年聋人是否参与有关教育和沟通方式的决策。

自动字幕与手语技术又带来了新的问题。语音识别可以生成有用的文本,但在处理姓名、专业词汇、口音或多人同时说话的情况时,可能出现错误。手语识别与生成必须处理语法、空间指代、面部信息及语言变异,而不只是将手部动作与词语相匹配。采集手语使用者的影像作为训练数据时,人工智能系统还会引发有关同意和所有权的问题。技术演示并不等于能够可靠地替代手语翻译。

移民与跨国流动进一步增添了当代社群的多样性。聋人移民可能既要学习一种新的手语,也要学习一种新的书面语言,并熟悉陌生的制度及其运作惯例。使用者较少的手语可能面临占主导地位的全国性或国际性语言的压力,即便网络交流让它们获得了更多关注。在这些条件下,文化的延续有赖于持久的关系、代际间使用语言的机会,以及让本地手语使用者持续发挥积极作用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