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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社会学与人类学 / lebanese-diaspora

黎巴嫩散居群体

黎巴嫩散居群体由黎巴嫩移民及其后裔组成,通过血缘、移民网络、文化机构及与黎巴嫩的持续联系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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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散居群体由从今黎巴嫩境内移居海外的人及其居住在海外的后裔组成,既包括暂时在国外工作的黎巴嫩公民、永久定居海外的移民,也包括在黎巴嫩建国之前便已迁出的家庭的后代。这些群体在语言、宗教、法律身份以及对黎巴嫩的认同与情感联系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作为一个散居群体,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不仅是身居故土之外这一共同处境,还有跨越国界的组织机构、家庭关系、文化习俗与记忆。

大规模移民始于19世纪后期,当时黎巴嫩仍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此后的移民潮受到商业机遇、经济结构调整、战争、求学流动及政治局势不稳等因素的推动。黎巴嫩裔社群逐渐在美洲、西非、欧洲、澳大利亚和海湾阿拉伯国家扎根。他们的影响遍及商业、文学、公共生活和慈善事业,也关系到黎巴嫩境内许多家庭的生计。要理解这一散居群体,就必须区分历史渊源与现代国籍,考察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并认识到移民一再改变着黎巴嫩社会及接纳其移民的社会。

定义、人口规模与统计难题

“黎巴嫩侨民”是一个概括性类别,而非法律上统一界定的人口群体。出生于贝鲁特、在迪拜工作的人,祖父母来自黎巴嫩山的巴西人,以及内战期间离开黎巴嫩的加拿大公民,都可能被纳入其中,但纳入的依据各不相同。以出生地、血统、国籍或自我认同为标准,得出的人口总数会有所不同。因此,公民身份不能与黎巴嫩血统画等号:一些移民后裔虽拥有黎巴嫩国籍,却从未在黎巴嫩生活过;另一些人虽认同自己是黎巴嫩人,却不具备黎巴嫩的法律身份。

历史地理因素使分类更加复杂。1918年以前,来自后来成为黎巴嫩的地区的移民,通常以奥斯曼帝国臣民的身份出行。港口当局、报纸和接收国政府常将他们称为“叙利亚人”“土耳其人”或来自“亚洲土耳其”的人。当时的“叙利亚人”通常指来自更广泛地理区域的人,而非来自今天的叙利亚国家的人。一些移民后来形成了明确的黎巴嫩身份认同,另一些则继续以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或以地域、宗教身份自称。因此,将历史上所有叙利亚移民都归为黎巴嫩人并不准确;同样,排除所有被登记为叙利亚人的移民,也会遗漏许多来自黎巴嫩城镇和村庄的家庭。

由于缺乏覆盖全球的全面统计,已公布的估计数字差异很大。全球黎巴嫩裔人口的估计数字往往高达数百万,有时甚至超过一千万,但这些数字通常混合了不同类别的人口,而且经常包括世代相隔较远的后裔。不能将其等同于居住在海外、出生于黎巴嫩的人口数量。黎巴嫩本国自1932年以来就未举行过全面的人口普查,而各移民目的地国家在是否收集血统、国籍、族裔或父母出生地信息方面,也各有不同。

澳大利亚的情况说明,衡量方式如何影响一个社群在统计中呈现的规模。其2021年人口普查记录了超过24万名自报具有黎巴嫩血统的人,而出生于黎巴嫩的居民约为8.7万人。两个数字描述的都是真实存在的人口群体,但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按血统统计可包括第二代及后续世代的后裔,也可包括自报具有多种血统的人;按出生地统计则不包括移民在当地出生的子女。

因此,研究者会区分移民存量、移民流量、移民后裔以及参与跨国活动的人群。人口学估计在明确注明年份、地理范围和所用标准时,才最有意义。社群组织可能采用较宽泛的定义,以凝聚文化认同;政府则需要较狭义的定义,用于护照签发、领事协助或投票事务。这两类机构出于各自目的作出的界定,都无法完整衡量归属关系;在未审视各国统计所依据的类别之前,也不能将其总数简单相加。

奥斯曼时期的起源与首轮大规模移民

现代黎巴嫩侨民群体的主要基础,是在约19世纪7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奠定的。此前,商人、教士和旅行者已将东地中海与遥远地区联系起来,但奥斯曼帝国晚期的移民潮涉及的人口范围要广泛得多。移民主要来自黎巴嫩山及其邻近的沿海和内陆地区。蒸汽船、商业航运网络以及日益定期化的跨大西洋航线,推动了更大范围的人口迁移,这场移民潮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黎巴嫩山的经济与丝绸生产及对欧洲市场、尤其是法国的出口紧密相连。商业化农业带来了收入,却也使家庭面临价格波动、债务和土地获取机会不均等问题。人口增长与本地就业机会有限,使海外收入更具吸引力。1860年黎巴嫩山和大马士革的暴力事件影响了当地局势,也塑造了一些家庭的经历,但此后形成的大规模移民潮,不能简单归因于某一次宗教迫害。改善经济状况的愿望、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及既有的人际关系,才是其中的核心因素。

贝鲁特成为重要的出发港。移民可能先经马赛或热那亚等地中海港口,再横渡大西洋。票务代理和航运公司协助安排旅程,而先期抵达者的来信则提供了工作和住宿方面的信息。链式移民降低了出国的不确定性:亲戚或邻居可以提供初到时的落脚地址、工作、借贷,或帮助新移民应对陌生的制度和机构。因此,一些村庄与特定海外城镇之间形成了格外紧密的联系。

首轮大规模移民中,基督徒所占比例格外高,包括马龙派、希腊正教徒和默基特希腊礼天主教徒,但穆斯林和德鲁兹人也参与其中。早期的这种人口构成,反映的是移民出发地的分布、利用人际网络的机会以及不同群体移民时间的差异,而非意味着侨民群体始终由某种宗教身份界定。女性从早期便参与其中,既有随亲属出国者,也有独立从事劳动和贸易者。过去那种认为拓荒者全是男性、家人随后被动前来团聚的形象,无法涵盖移民经历的全部面貌。

许多移民最初都打算在积攒储蓄后返乡。有些人确实回去了,购置土地、建造房屋或开办企业。另一些人则永久定居,将亲属接到海外,或辗转于多个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事冲突、航运限制以及黎巴嫩山的灾难性饥荒,打断了这些联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于1918年结束,1920年法国当局治下大黎巴嫩的建立,随后改变了移民原籍地在政治上的归属与意义。这个早于黎巴嫩国家形成的侨民群体,逐渐被纳入黎巴嫩民族历史的叙事之中。

独立、战争与经济危机后的移民

黎巴嫩于1943年独立,但移民潮并未就此结束。海外社群早已扎根,其亲属网络使后续移民更加便利。战后的移民包括商人、技术工人、学生,以及前去投靠早期定居者的亲属。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也为人们赴海外从事专业工作开辟了道路。一些毕业生带着学历资质和工作经验回国;另一些人则在海外发展事业,同时仍在黎巴嫩保留家庭住所或商业利益。

阿拉伯海湾地区石油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一种不同于早期美洲定居模式的移民体系。黎巴嫩的教师、工程师、会计师、医生、记者、银行从业者和企业家,在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等国找到了工作。雇佣合同和居留规定往往有利于外籍人员长期居住,却不提供常规的入籍途径。因此,即使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大半都在海外度过,这种迁移在法律上仍可能具有临时性质。

1975年至1990年的黎巴嫩内战引发了新一轮大规模外迁。暴力、动荡、流离失所、学业中断以及就业机会减少,促使不同宗教和社会群体的人们移居海外。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法国等目的地接收了大量移民。他们通过家庭团聚、人道主义接收、技术移民和普通移民等不同渠道入境。并非所有在战争期间离开的人都在法律上获得了难民身份,因此不应将这些类别视为同义。

战后重建吸引了一部分人回国,尤其是拥有资本或专业技能的人,但外迁仍在继续。家庭成员日益在不同国家安排各自的生活与工作:父母可能留在黎巴嫩,子女则在国外求学;也可能由一名成年家庭成员在海湾地区工作,其他家人住在黎巴嫩。2006年的战争造成了更多人口流离失所,并引发了外国政府参与的大规模撤离行动。这些撤离行动也显现出,持有双重国籍的人数相当可观,移民及其后裔也经常返回黎巴嫩作较长时间的探访。

2019年开始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再次加大了人们离境的压力。银行业务限制、货币贬值和购买力下降,使人们难以维持生计、保全储蓄。2020年8月4日的贝鲁特港爆炸,又在此基础上带来了破坏和不安全感。医护人员、学者及其他专业人士的离境,加剧了人们对人才外流的担忧,不过,移民的技能及其与机构的联系,也能为跨境合作提供支持。

这些相互交叠的移民浪潮,形成了因历史经历而各有差异的侨民群体。19世纪定居海外者的后裔可能已不大懂阿拉伯语,而近期移民则可能每天关注黎巴嫩的公共生活,并仍须直接承担当地家人的经济开支。与简单地将人们划分为移民和留居者相比,离境时间、阶层地位、目的地国家的法律以及回国的可能性,往往能更准确地解释这些差异。

美洲的黎巴嫩裔社群

美洲是第一次大规模移民潮的主要目的地,至今仍在黎巴嫩海外移民史上占据核心地位。巴西拥有规模最大的黎巴嫩裔人口群体之一,但广为流传的黎巴嫩血统人口估计,并不等同于对黎巴嫩公民或黎巴嫩出生居民的人口普查。圣保罗成为重要的聚居中心,黎巴嫩及其他黎凡特地区的移民也在巴西内陆各地定居。对于资金有限、又缺少当地认可资历的新移民来说,沿街售货和小本经营提供了进入市场的途径。

这些移民的经商历程既不一致,也并非注定如此。一些小贩积累了足够的资本,开设店铺、批发商行或制造企业,尤其集中在纺织和服装行业。另一些人则继续从事小规模贸易,或转为受雇工作。信贷、家庭成员的劳动,以及供应商与零售商之间的联系,帮助企业扩大了经营规模。成功家族在公众记忆中的突出地位,可能掩盖那些不那么富裕者的经历,也可能使人忽视女性的贡献——她们的有偿和无偿劳动支撑着这些企业的运转。

阿根廷、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也形成了规模可观的黎巴嫩裔社群。许多早期移民抵达时持有奥斯曼帝国签发的证件,由此得来的 turco(“土耳其人”)称呼在一些国家沿用下来,即使被如此称呼的人其实是讲阿拉伯语的基督徒或穆斯林,而非土耳其族人。这个称呼的含义因时代和情境而异,既可以是日常熟用的社会称谓,也可能带有轻蔑的刻板印象。经过数代人的通婚、学校教育、服兵役以及参与国家各类机构,移民后裔逐渐融入当地社会,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不再认同自己的黎巴嫩身份。

在美国,早期移民在纽约、波士顿、底特律,以及众多较小的工商业城镇建立了社群。曼哈顿的华盛顿街街区常被称为“小叙利亚”,一度成为阿拉伯语出版、商业和社群生活的中心。移民面临的种族分类制度影响着他们获得归化资格的机会。1915年,在“多诉美国案”(Dow v. United States)中,一家联邦上诉法院裁定,依据当时有效的法律,一名叙利亚移民有资格以白人身份归化。该案涉及的是范围更广的“叙利亚移民”类别,不能仅以今天的国界来理解。

加拿大的黎巴嫩裔人口经历了数轮移民潮而增长,其中包括内战期间及战后的大规模移民。蒙特利尔、渥太华和多伦多形成了重要的社群,而法语教育和已有的家庭联系,使魁北克成为一个重要目的地。在整个北美,宗教机构和社团起初提供实际生活支持,后来则成为传承文化教育和对外代表社群的中心。

公众人物的经历展现了黎巴嫩裔融入所在国社会生活的深度,但不能作为衡量人口整体状况的替代指标。卡洛斯·斯利姆的父母从今黎巴嫩境内迁往墨西哥,而巴西总统米歇尔·特梅尔则出生于黎巴嫩移民家庭。这些例子体现的是代际间的社会流动与社会参与,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统一的政治或经济集团。美洲的黎巴嫩裔人口涵盖不同阶层、宗教和政治观点,对祖籍身份的认同程度也各不相同。

西非、欧洲、澳大利亚与海湾地区

黎巴嫩人自19世纪末开始在西非定居,并在欧洲殖民统治时期不断扩大规模。移民在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几内亚、科特迪瓦、加纳、尼日利亚及其他地区建立了社群。最初,小型零售商和流动商贩通过商业活动,与农村生产者、城市消费者及进口商建立联系。随着时间推移,一些企业逐步拓展至批发分销、制造、建筑和服务等领域。各地不同的殖民法律制度及独立后的公民身份政策,使这些社群在当地的经历存在显著差异。

家族和同乡网络有助于安排信贷、招募人员和家族企业传承。黎巴嫩南部成为西非多个黎巴嫩人社群的重要移民来源地,但移民抵达的时间和宗教构成因国家而异。长期居住并不总能让他们毫无争议地被接纳为所在国社会的一员。黎巴嫩居民在经济活动中的显著地位,可能使他们在政治危机期间遭受刻板印象或敌意;与此同时,公民身份、婚姻、语言和日常社会交往,也让许多家庭与定居国产生了深厚联系。

法国因其与黎巴嫩在教育、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联系而占据独特地位。法国传教士学校和世俗学校、1920年至1943年的委任统治时期,以及持续至今的大学交流,都推动了移民流动。巴黎成为出版、思想交流、专业工作及政治流亡活动的中心。欧洲其他地方的黎巴嫩人社群,则随着学生流动、商业活动、家庭团聚和战时流离失所而发展起来。德国、瑞典等国接收了在冲突时期离开黎巴嫩的人们。

澳大利亚的黎巴嫩人社群既包括奥斯曼帝国晚期抵达者的后裔,也包括1945年后及黎巴嫩内战期间规模大得多的移民群体。悉尼和墨尔本成为其主要聚居中心。教堂、清真寺、社群组织、企业和阿拉伯语媒体为移民定居提供了支持,但它们分别代表不同群体,而非一个统一的社群权威。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变化,以及官方文化多样性政策的发展,影响了黎巴嫩人在参与国家社会生活的同时,保留自身语言和社群机构的机会。

海湾地区在结构上不同于这些历史悠久的移民定居社会。黎巴嫩居民可能在那里生活数十年、经营企业并养育子女,但其合法居留身份通常仍与就业、担保或其他获准居留的类别挂钩。各国规定有所不同,也随时间发生变化,因此“海湾移民”并不代表一种统一的法律制度。不过,由于入籍机会有限,许多家庭选择保留黎巴嫩身份证件、房产及在黎巴嫩接受教育的选择,或通过移居其他地方寻求另一国国籍。

不同移民目的地之间的联系同样重要。一家家族企业可能将贝鲁特、阿比让、巴黎和蒙特利尔连接起来;一名专业人士可能先从黎巴嫩迁往海湾地区,之后再前往加拿大。这些模式对从祖国单向迁往目的地的移民模型提出了挑战。更恰当的理解是,它们构成了拥有多个中心的网络,人员流动受不断变化的就业市场、法律地位的稳定性、子女教育和家庭责任等因素影响。

家庭网络、宗教机构与文化创作

家庭一直是黎巴嫩移民生活中的核心组织,但其作用并不限于情感维系。亲属可能资助旅费、保障住宿、为新来者介绍雇主,或为初创企业提供无偿劳动。亲属关系和同乡关系也构成了分担责任的网络,用以照顾留在黎巴嫩的年迈父母及其他亲属。这些安排能够在不同国家之间分散风险,但也可能造成经济负担与照护责任分配不均。

婚姻往往强化了海外网络。早期侨民群体有时倾向于从同一村庄、地区或宗教群体中选择配偶,返乡探访也可能将家庭团聚与婚事安排结合起来。随着世代更替,后代跨越族群和宗教界限建立伴侣关系,内婚制往往逐渐弱化。由此组成的家庭既可能保留部分黎巴嫩习俗,也会发展出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或其他具有当地根基的身份认同。无论是跨族群通婚,还是祖辈语言的流失,都不一定意味着以血缘渊源为基础的归属感完全消失。

宗教机构提供了持久的组织框架。马龙派、希腊正教、默基特派、亚美尼亚裔宗教群体、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社群,依据当地情况建立起不同形式的教众生活与社群生活。教堂、清真寺及相关组织提供礼拜、语言课程、丧葬安排、慈善援助和聚会场所。宗教并非只是将一成不变的村庄秩序复制到海外:这些机构也会因应当地法律、可获得的教职人员、代际变化以及与其他宗教社群的关系作出调整。

语言使用同样多样。黎巴嫩阿拉伯语可能仍是新近移民家中的主要语言,而其后代则可能更流利地使用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英语或法语。正规阿拉伯语教学、宗教教育、卫星电视和数字通信可以维持一定的语言联系,却不意味着人们会具备同等的读写水平或会话能力。来自黎巴嫩的亚美尼亚语家庭,为这段多语历史增添了另一个维度。阿拉伯语、黎巴嫩国籍与黎巴嫩血统彼此交叠,却不能相互等同。

侨民社会也是文学创新的重要场域。海外阿拉伯文学,即以阿拉伯语创作的移民文学,尤其在北美洲和南美洲得到发展。纪伯伦于1883年生于卜舍里,童年时移居美国,后来同时使用阿拉伯语和英语写作。他的英语著作《先知》于1923年出版。1920年在纽约成立的笔会汇集了纪伯伦、米哈伊勒·努艾迈等作家,推动了现代阿拉伯散文与诗歌的变革。阿敏·里哈尼等作家则以跨语言创作,将旅行、政治思想与文化批评联系起来。

饮食、音乐、舞蹈、节庆和家庭故事讲述,也是传承文化遗产的途径。基贝等菜肴不再局限于移民家庭,而是融入了所在国更广泛的饮食文化,在拉丁美洲尤其如此。因此,文化的延续也包含调适与流动:在海外被视为黎巴嫩传统的习俗,可能与黎巴嫩本土的做法有所不同,之后又可能通过旅游、媒体及返乡的家庭成员反过来影响故土。

侨汇、企业经营与黎巴嫩经济

侨汇是海外侨民与黎巴嫩之间影响最为深远的联系之一。海外务工人员和移居国外的亲属汇回的款项,有助于支付食品、住房、教育、医疗及其他家庭开支。这些款项可能通过银行、汇款公司、探亲时携带的现金,或亲属和企业之间的非正式安排送达。由于这些渠道的可观测程度各不相同,有记录的资金流动无法涵盖所有形式的支持。

侨汇的经济重要性通常以其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解读这一比率时需要谨慎:其上升可能是因为汇款增加、国内产出萎缩,也可能是汇率变动改变了以美元计价的产出价值。2019年后黎巴嫩爆发的危机使统计所反映的经济活动急剧萎缩,也使按不同汇率进行估值变得更加复杂。因此,侨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本身并不能说明移居海外者的富裕程度相应提高,也不能说明收款人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

在家庭层面,当国内工资的购买力下降时,境外收入能够帮助维持消费。但这也可能拉大有海外收入来源的家庭与没有这类收入来源的家庭之间的差距。依赖海外亲属收入的收款人,会受到目的地国家劳动力市场状况、就业中断以及居留规定变化的影响。因此,这些支持如何分配,取决于各个家庭的移民经历和资源,而非黎巴嫩社会各群体均等获得支持的机会。

侨民对黎巴嫩经济的参与远不止为日常开支汇款。移居海外者还购置房产、创办企业、投资旅游业和服务业,并支持专业人士网络的发展。银行业危机之前,非居民黎巴嫩人的存款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非居民存款并不等同于侨汇:它可能属于储蓄或投资,而不是供家庭即时使用的汇款。评估侨民对外部融资的贡献时,区分这些类别至关重要。

创业网络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可信赖的中间人、语言技能和商业引荐,降低进入新市场的成本。这些网络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更广泛的条件,包括监管、基础设施以及合同能否得到有效执行。共同的血缘背景并不能消除商业竞争,也不能保证彼此信任。同样,不能因为一些成功的黎巴嫩裔商人在国际上享有知名度,就将其情况推广到所有移民;许多移民从事的是受薪工作、不稳定就业或低收入工作。

慈善活动包括设立奖学金、资助学校和医院、建设村庄基础设施以及提供紧急救援。2020年贝鲁特爆炸事件发生后,海外个人和组织为医疗援助、住房修缮及社区行动提供了支持。线上筹款使部分捐助更容易在跨境范围内动员起来。这类努力能够补充公共服务供给,并增强特定机构的能力,但其在地域和组织方面的优先方向会因捐助者的人际联系而异。因此,这些经济联系同时通过市场、家庭、慈善机构和个人责任等多个层面发挥作用。

公民身份、政治参与与跨国归属

黎巴嫩国籍法将法律上的国民身份与文化上的血缘渊源区分开来。其主要框架源于1925年通过的国籍规定,以及此后的修正案和相关立法。通过黎巴嫩籍父亲取得国籍,是依血统获得国籍的主要途径。尽管法律规定了某些例外,黎巴嫩女性通常无法像黎巴嫩男性那样,以同等条件使外籍配偶及子女取得黎巴嫩国籍。这种不对等影响着哪些海外后裔能够确立公民身份,即便他们与黎巴嫩的文化联系相当。

证明文件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对于祖辈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离境的家庭,外国档案可能将其记为叙利亚人或土耳其人,而黎巴嫩的档案则可能记载其所属村庄、父系世系或宗教社群。拼写差异、姓名变更和档案缺失,都可能使厘清代际关系变得复杂。因此,民事登记和谱系学不仅关乎历史研究兴趣,也成为申请国籍的实用工具。2015年通过的一项法律为部分移民后裔提供了恢复黎巴嫩国籍的途径,但申请人须符合法定资格并满足证明文件要求。

国籍赋予政治权利,但海外政治参与是逐步发展起来的。黎巴嫩于2018年首次在境外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并于2022年再次组织海外投票。符合资格的公民按照黎巴嫩当局组织的程序登记,并在指定的海外投票地点投票。他们的选票纳入黎巴嫩选举制度的既有框架,而非让全球所有自认具有黎巴嫩血统的人不受限制地参与投票。

政治活动从来不局限于正式投票。移民社团曾筹集资金、支持慈善和宗教机构、组织示威,并与黎巴嫩政党保持联系。在内战及后来的危机期间,海外网络既能传递团结互助,也可能传播政治分歧。另一方面,一些社团则侧重于无党派救援、专业合作或文化活动。对于黎巴嫩的国内制度或对外关系,侨民并没有统一立场。

参与移居国政治是一个独立、但有时又与上述活动相联系的领域。黎巴嫩裔公民可能关注地方事务、代表广泛的选民群体,或参与有关移民和国际事务的讨论。他们的血缘背景并不决定其政治效忠对象,也不意味着他们代表黎巴嫩。在公共讨论将散居各国的家庭视为协调一致的政治行动者时,这一区分尤为重要。

关于跨国主义的研究,探讨人们如何跨越国界维持活动与情感联系,而不预设这些联系会取代他们融入居住国的过程。一个家庭可以在某个国家投票,在另一个国家拥有房产,让子女在第三个国家接受教育,并在多个地方承担责任。对于一些后裔而言,对黎巴嫩的归属主要体现为血缘或文化联系;对于新近移民而言,这种归属可能涉及日常照护责任,以及切实的返乡期盼。这些不同的联系受到公民身份规则、资源条件、代际变化和跨境流动机会的共同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