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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人

毛利人是新西兰的波利尼西亚原住民族,其社会、语言、历史与制度在新西兰的国家认同中始终占据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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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人是奥特亚罗瓦(新西兰)的原住民族。他们的祖先于13世纪末从东波利尼西亚抵达这里,并逐渐形成了适应当地岛屿环境的独特社会、语言和文化传统。毛利人的身份认同尤其根植于“whakapapa”(谱系关系),这一关系将个人与祖先、社群、地方以及更广阔的生命世界联系起来。毛利人并非单一的部落组织:各个 iwi(部族)、hapū(支族)和 whānau(大家庭)各有其历史、领地、制度与习俗。

与欧洲人的接触、英国的殖民统治以及《怀唐伊条约》,深刻地重塑了毛利人的生活。战争、外来疾病、土地流失以及推行同化的政策造成了广泛的冲击;与此同时,毛利社群仍维持着政治组织、宗教创新、经济活动和文化传承。自20世纪中叶以来,向城市迁移、语言复兴、条约权利申索以及部族制度的重建,改变了毛利人表达自身认同的社会环境。

在新西兰2023年人口普查中,887,493人认同自己属于毛利族群,占常住人口的17.8%。毛利人在海外也形成了规模可观的社群,尤其是在澳大利亚。他们的语言、艺术、政治制度以及与土地和水域的关系,都是当代新西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起源、定居与毛利社会的形成

毛利人的起源是波利尼西亚远洋航行史的一部分。他们的祖先来自善于航海的社会,那里的航海者凭借对星辰、风向、海洋涌浪、鸟类及其他环境迹象的认识,横渡太平洋。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考古证据和生物学研究均表明,新西兰最初的定居者与东波利尼西亚的联系最为密切。一般认为,他们约于公元1250至1300年间在新西兰定居,远晚于人类在许多热带太平洋岛屿上定居的时间。

这些航行的确切先后顺序仍有待研究。南岛东北端附近的怀劳沙洲等考古学遗址,记录了与东波利尼西亚有着密切联系的早期社群。工具、饰物、墓葬及食物遗存,既展现了他们沿袭的习俗,也反映出他们对陌生环境的适应。放射性碳测年结果和生态变化证据,已大幅修正了以往将人类到达时间提前数百年的年代推断。

毛利传统将祖先的故乡称为哈瓦基,并保留了有关远航先祖及有名号的瓦卡(waka,即独木舟)的叙事。围绕特阿拉瓦号、泰努伊号、马塔阿图阿号和塔基蒂穆号等船只的传统,为各社群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框架。这些叙事不只是迁徙记录,还确立了权利、义务、祖先纽带,以及人与特定地方的联系。曾经颇有影响的一种说法认为,所有主要的移民独木舟都在1350年前后组成一支“大舰队”,一同抵达新西兰;但这一观点是后人综合整理的产物,并非所有毛利传统共同讲述的明确记载。

新西兰的环境与热带波利尼西亚截然不同。较为凉爽的气候限制了几种原本熟悉的作物的种植,而森林、海岸、湿地和大型不会飞的鸟类则提供了新的资源。早期聚落多集中在海岸和河口附近。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各社群逐渐发展出具有地域特色的经济形态、聚落格局和物质文化传统。人口增长、对高产土地的争夺,以及政治关系的变化,共同推动了称为帕(pā)的设防聚落的兴建。

在相关语言语境中,Māori一词意为普通、正常或寻常。随着毛利人与欧洲人的接触,这个词作为集体称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用以区分本地人与外来者。在这一变化发生前后,对特定亲族群体的归属始终至关重要。莫里奥里人是查塔姆群岛上雷科胡岛和朗伊豪特岛的原住民族,与毛利人亲缘相近,但属于不同的波利尼西亚民族;他们并非较早居住在新西兰本土、后来被毛利人驱逐的人群,旧时殖民叙事中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谱系、亲属群体与习俗权威

谱系学(whakapapa)是毛利社会生活的一项根本原则。它将个人置于世系与关系网络之中,把在世者与祖先联系起来;在许多传统中,这种联系还延伸至自然世界的起源。诵述谱系可以确立身份、说明彼此的关系、为资源权利提供依据,并表明讲述者在社群中的位置。因此,它不仅是一份家谱,也是一种组织历史知识与环境知识的方式。

三个常用术语描述了相互交叠的社会组织层次。Whānau 指家庭群体,其范围往往超出单一住户。Hapū 是以世系为基础的社群,历史上在政治行动、居住、生产和资源控制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Iwi 则是规模更大的群体,其成员认同彼此拥有共同祖先及其他联系。这些群体的边界及其实际意义随时代而变化。将 iwi 简单译作“部落”、将 hapū 译作“亚部落”,可能会掩盖这些组织的灵活性以及地方历史的重要性。

群体成员身份不一定具有排他性。通过双系继嗣,一个人可以与多个 hapū 和 iwi 建立联系。哪些关系受到重视,可能取决于居住地、参与程度、成长经历以及具体情境。传统上,与土地相关的权利并非仅凭谱系资格确定:实际居住、持续使用、集体认可及关系的维系也可能十分重要。Ahi kā 常被译为“燃烧的火”,指的就是持续居住并维系联系。

传统上的领导地位建立在血统、能力、慷慨、知识及所获支持等多种因素之上。Rangatira 在亲属社群中行使权威;ariki 在特定情境下拥有较高的谱系地位;tohunga 则掌握专门知识与技能,涉及仪式、治疗、雕刻等领域。女性和男性一样,都可能拥有重要的权威。全国各地并不存在统一的领导模式,首领的权威也不意味着不受限制的号令权。

Tikanga Māori 涵盖毛利社群内部发展形成的适当程序、价值观与实践。它常在习惯法的语境下被讨论,包括 mana、tapu、utu 和 manaakitanga 等原则。Mana 关乎地位、权威和效能;tapu 确立各种形式的神圣性与禁忌;utu 涉及互惠与平衡的恢复,而不只是复仇。Manaakitanga 则关乎关怀、待客之道以及对他人尊严的提升。

毛利会堂区(marae)是这些关系得以具体呈现的重要场所。在当代用法中,这个词通常指包含露天庭院、议事厅和餐饮设施的建筑群。迎宾、葬礼、会议、庆典及议事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各社群的程序有所不同,而决定当地实践的权威通常属于该会堂区所属的社群,而非某套普遍适用的毛利准则。

土地、食物生产与环境关系

在与欧洲人建立持续接触之前,毛利人的经济活动涵盖园艺种植、捕鱼、采集、狩猎、手工制造和交换。各地的经济组织方式因气候和可利用资源而异。在较温暖的北部地区,种植尤为重要;越往南,各社群就越依赖鱼类、鸟类、海洋哺乳动物和采集所得的食物。季节性迁徙将聚落与渔场、捕鸟地、种植园、森林及石材产地联系起来。

库马拉(kūmara),即甘薯,是许多地区的主要栽培作物。在温带环境中种植甘薯,需要精心选址、整备土壤,并妥善保护种苗。专门的储藏设施有助于保存块根,使其度过冬季。芋头、称为 hue 的葫芦,以及其他从波利尼西亚引入的植物,分布范围则较为有限。蕨根是重要的碳水化合物来源,尤其是在种植受限或收成不稳定的地方。

捕鱼技术包括使用渔网、鱼笼和鱼钩,以及掌握鱼类随季节出现的专门知识。人们在河流、湖泊和湿地捕捞鳗鱼,有时还会修建规模可观的拦鱼堰和水道系统。沿海社群采集贝类,捕捞种类繁多的鱼。鸟类则用套索或其他方法捕获,食物也可加工保存,供日后食用或交换。在南部社群,按季节捕取灰鹱雏鸟(tītī)成为一项延续至今的传统,与特定家族和岛屿有着密切联系。

石材资源支撑起广泛的交换网络。来自北部产地的黑曜石流通甚广,其中包括图胡阿岛,即梅厄岛的黑曜石。细粒石材被制成石锛,南岛出产的普纳穆玉石(pounamu)则尤其受到珍视,用于制作工具、武器和饰物。这些材料的分布表明,各地之间的联系远远超出了单个聚落的范围。交换也有助于维系政治关系和互惠义务。

毛利人通过谱系传承(whakapapa)、地名、叙事、禁令和责任来表达与环境的关系。拉胡伊(rāhui)是一种临时禁令,可限制人们进入某地或利用某种资源,例如在有人去世后,或出于对资源供应状况的担忧而实施。凯蒂阿基坦加(kaitiakitanga)通常译为守护或管护,但其含义也包括世代传承的权威,以及因与特定地方的关系而承担的责任。不应将其简单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自然保护。

不过,早期人类定居仍然造成了重大的生态变化。狩猎和栖息地改变促成了恐鸟的灭绝,焚烧则使大片森林面貌发生变化。被引入的波利尼西亚鼠也影响了本土物种。与此同时,人们对当地环境的认识也日益细致。因此,毛利人的环境史既包含对环境的大规模改造,也包含规范资源利用的制度,而非一种始终不变的生态平衡状态。

与欧洲人的接触及《怀唐伊条约》

毛利人与欧洲人之间首次有文献记载的接触发生于1642年12月,当时阿贝尔·塔斯曼率领的探险队抵达新西兰。在今天的金湾一带,双方爆发暴力冲突,造成四名船员死亡。持续性的接触则迟至很久以后才开始。1769年,詹姆斯·库克首次航行至新西兰,此后,探险家、商人、捕海豹者和捕鲸者日益频繁地到访。不过,早期接触既有交流,也伴随着杀戮与误解。

自18世纪末起,毛利社群开始有选择地采用外来的商品与技术。铁制工具、马铃薯、猪以及新型海上贸易改变了生产与交换方式。一些毛利人以水手或访客的身份前往海外,增进了对外国社会的了解。1814年,传教士在与当地首领建立关系的基础上,开始在岛屿湾长期驻留。在这些变化中,毛利人是积极的参与者,而不只是外来影响的被动接受者。

火器与既有的敌对关系及新的军事策略交织在一起。通常被称为毛瑟枪战争的一系列冲突,尤其是1810年代至1830年代的战事,造成大量死亡、人口迁徙、人员被俘和政治格局重组。这些冲突的成因不能仅归结于火器:竞争、复仇、贸易机会以及长期形成的各种关系都发挥了作用。外来传染病进一步造成了人口损失,但关于19世纪初的可靠数字估计十分有限。

1835年,一批北方首领签署了《新西兰联合部落独立宣言》,毛利语称为“He Whakaputanga”。宣言申明了这些首领的权威,并提出共同议事的构想。英国对该宣言的承认,构成了《怀唐伊条约》签订的外交背景之一。1840年2月6日,英国王室代表与毛利首领首次签署该条约。此后,条约签署页被带往各地征集签名,共有500多名毛利人签署,其中大多数签署的是毛利语文本。

条约的英语文本与毛利语文本存在重要差异。英语文本提及让渡主权;毛利语文本则使用了 kāwanatanga 一词,通常译为“治理权”。毛利语文本第二条保障毛利人对土地、聚落以及珍贵财物或事物享有 tino rangatiratanga,即充分的酋长权威,而英语文本保障的则是对所列财产的占有权。第三条规定,毛利人享有英国臣民的权利与特权。

这些差异、签署时的具体情境,以及各签署者对条约的理解,都是条约历史的核心问题。条约并未使各方对政治权威形成统一且无争议的认识。有关主权、酋长权威、土地交易及王室义务的问题,此后长期存在于新西兰的宪政与政治生活中。

殖民统治、土地流失与政治组织

英国于1840年吞并新西兰后,移民不断涌入,殖民制度逐步扩张,毛利人的政治权力也日益受到压制。土地成为物质利益与政治争议的核心。定居者希望获得大片土地用于耕作和定居,而毛利社群对于土地所有权、支配权以及土地转让所需条件,有着不同的理解。争议不仅涉及交易是否成立,还涉及谁有权批准交易。

新西兰战争是1845年至1872年间发生的一系列冲突,交战各方包括英国王室军队、反抗王室的毛利人,以及与王室结盟的毛利人。主要战区包括北部地区、塔拉纳基、怀卡托,以及北岛中部和东部。1863年,王室军队入侵怀卡托,随后大规模没收土地。当年颁布的法律允许当局征收被认定处于叛乱状态的地区的土地,其中也包括未曾参与反抗王室者的土地。

土地还通过购买、债务、公共工程,以及将习惯法下的土地保有权转为殖民法律认可的产权等途径流失。原住民土地法院依据1862年的法律设立,并于1865年改组,负责调查习惯法下的土地权益并颁发产权证书。其程序将集体共有、彼此交叠的土地关系转化为便于个人交易和出售的法律形式。诉讼费、测量费以及长期出庭所需的开支,还可能给土地持有者带来额外压力。

毛利人的应对方式多种多样。毛利国王运动于1858年兴起,推举波塔陶·特·费罗费罗为首任国王,旨在团结参与其中的各个社群、保护土地并维护自身权威。它并不代表所有部族,却成为一个延续至今的制度,尤其在怀卡托地区具有重要地位。其他运动则通过依法请愿、争取议会代表权、建立自治议事机构或开展非暴力抵抗来寻求出路。

在塔拉纳基的帕里哈卡,特·菲蒂-奥-龙戈迈和托胡·卡卡希领导当地社群,以和平方式抵制土地测量与占领。1881年11月,政府军队进占帕里哈卡,逮捕其领袖,并驱散许多居民。19世纪后期,科塔希坦加运动组织毛利人议会,以推动共同的政治目标。1867年设立的四个毛利人议席,则在殖民地立法机关内提供了一种单独的代表机制。

人口减少加剧了土地被剥夺所造成的影响。外来疾病、战争以及物质匮乏共同导致人口下降,1896年的人口普查记录的毛利人约为42,000人。然而,随后的人口回升打破了毛利人将会消失的预言。20世纪初,包括阿皮拉纳·恩加塔、毛伊·波马雷以及又名彼得·巴克的特·兰吉·希罗阿在内的领袖,在土地开发、卫生、教育和研究等领域开展工作,但在如何应对和利用殖民制度的策略上存在分歧。

语言、口传知识与语言复兴

毛利语(Te reo Māori)属于南岛语系东波利尼西亚语支,与库克群岛和塔希提岛的语言关系密切。各地方言保留着发音、词汇和表达方式上的差异;例如,在其他方言使用 ng 的地方,南部方言可能使用 k。这些差异与各社群的历史相联系,在语言复兴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毛利语的标准书写系统使用五个元音字母和十个辅音书写单位,后者包括 ng 和 wh 两个双字母组合。元音长短可以区别词义,在当代标准拼写中通常用长音符号标示。毛利语用小品词表达语法关系和动词范畴,其代词系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区分包含听话者与不包含听话者的“我们”。毛利语的领属结构也表达一些在英语中没有直接对应形式的关系。

在文字普及之前,知识通过口头传统、表演、观察和传授代代相传。谱系(whakapapa)、正式演说、歌曲、吟诵、谚语和祖先事迹保存了历史与社会知识。这些方式之所以有效,部分在于其专门的形式、易于记忆的语言,以及知识渊博的讲述者所具有的权威。口耳相传并不只是书写的一种不完善替代方式;它有自身的惯例,用来确立语境、可信度和意义。

19世纪初,毛利人与传教士合作,逐步建立了毛利语的书面形式。毛利人很快开始读写,撰写书信、请愿书和手稿,并创办报纸。印刷宗教文本的影响尤其显著,但读写能力也被用于商业和政治活动。此后,毛利语报纸成为讨论土地、法律、身份认同以及与英国王室关系的重要平台。

20世纪,英语在学校教育、就业、广播和家庭生活中日益取代毛利语。以英语为主导的教育政策,以及一些儿童因说毛利语而受到惩罚的经历,加剧了语言转移。向城市迁移往往使家庭远离仍广泛使用毛利语的社群。到20世纪70年代,调查表明,毛利语向儿童一代的传承已严重衰退。

语言复兴将社群的自主行动与公共机构的变革结合起来。1972年,毛利语请愿书提交议会。1982年,面向幼儿的“语言巢”(kōhanga reo)开始设立,此后以毛利语授课的学校教育不断扩展,其中包括毛利理念学校(kura kaupapa Māori)。《1987年毛利语法》确认毛利语为官方语言,并设立毛利语委员会。2016年颁布的另一部法律成立了毛利语复兴机构 Te Mātāwai,以支持由毛利人主导的语言复兴。

广播电视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部族广播网和2004年开播的毛利电视台,增加了公众听到和使用毛利语的机会。这些发展提升了毛利语的公众可见度,也扩大了相关教育供给。不过,公众可见度、课堂学习、会话能力以及持续的代际使用,仍是衡量语言活力的不同指标。

精神传统、基督教与新兴宗教运动

毛利人的精神传统因社群而异,但往往将宇宙描述为由祖灵、人类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构成。有关天父朗吉努伊与地母帕帕图阿努库的叙事,解释了世界的起源以及不同领域的形成。塔内、唐加罗阿和图马陶恩加等神祇分别与森林、海洋、战争及其他领域相关。这些叙事存在多种版本,并无唯一的权威定本。

塔普(tapu)与诺阿(noa)在规范关系与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人、地点、物品或活动都可能具有塔普属性,因而受到种种限制;诺阿则指不存在这些限制或限制已被解除的状态。卡拉基亚(karakia)即仪式性的诵词或祈祷,可用于出行、食物生产、营建、疗愈及其他活动。这些概念并不总能准确地归入宗教、法律或礼仪等范畴,因为这些领域原本未必彼此分立。

丧葬习俗体现了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关系至今仍然十分重要。在唐吉杭加(tangihanga,丧礼)期间,吊唁者通常聚集在马拉埃(marae,社群集会场所),向逝者致意、表达哀思、追述彼此的关系,并慰藉遗属。致辞、哀哭、歌唱与共同进餐,将个人的丧亲之痛与社群历史联系起来。具体仪程因地而异,既可能保留世代相传的习俗,也可能融入基督教礼拜。

基督教在十九世纪广泛传播,尤其是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毛利教师与传道者在传播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也将其带到了欧洲传教士无法直接触及的地方。《圣经》的翻译与识字能力的普及进一步扩大了基督教的影响。皈依并不意味着人们一概抛弃了此前的观念:毛利社群通过既有的语言、社会关系与政治关切来理解基督教教义。

战争与殖民化的背景催生了一些独具特色的宗教运动。特·乌阿·豪梅内于1862年创立的派马里雷(Pai Mārire)运动,将《圣经》元素与毛利人的精神和政治诉求结合起来。自1868年起与特·科蒂·阿里基朗吉·特·图鲁基联系在一起的林加图(Ringatū)运动,形成了深受《旧约》影响的宗教实践,其中包括被掳、解救与立约等主题。林加图社群在催生这一运动的冲突结束后,仍维持着自身的宗教组织。

拉塔纳(Rātana)运动始于塔胡波蒂基·维雷穆·拉塔纳在1918年所述的宗教体验,随后发展为一个教会和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将精神复兴与争取条约认可及集体权利联系起来。它与工党的联盟在二十世纪的议会政治中颇具影响力。当代毛利人的宗教归属多种多样,涵盖基督教各教派、毛利人创立的教会、其他宗教以及无宗教归属者;仅凭一个人参与提坎加(tikanga,毛利习俗)实践,并不能判断其宗教信仰。

建筑、视觉艺术、表演与文学

毛利艺术不仅呈现审美形式,也传达身份认同与人际关系。毛利雕刻(whakairo)见于会堂、独木舟、门楼、武器和个人用品。雕刻中的人物形象可能代表祖先,并彰显族谱上的联系。各地区的风格在人体比例、表面纹样和构图惯例上各有不同。历史上使用的材料包括木材、骨、石和贝壳,每一种都需要专门的知识与工具来加工。

雕饰会堂(wharenui)在十九世纪成为凝聚社群认同的一个尤为重要的中心。其建筑构件可以对应祖先的身体来理解,脊檩、椽子和支撑构件各自承载着特定含义。许多会堂内还设有 tukutuku 编织格板和 kōwhaiwhai 彩绘纹样,与雕刻相互映衬。这类建筑是接待宾客、议事、纪念和传授知识的场所,而非脱离生活情境的艺术品。

编织工艺涵盖制作精细的衣物、斗篷、席垫、篮筐和纹饰板。Harakeke 通常称为新西兰麻,其纤维的制备涉及选材、采收、刮取等工序。羽毛斗篷和以 muka 纤维精织而成的衣物,展现了高度专门化的技艺。编织者在传承既有技艺的同时不断创新,而具体作品的含义可能取决于制作者、接受者以及使用场合。

毛利文身(tā moko)是一种在皮肤上留下纹饰的习俗,与身份、地位、祖源和个人经历相关。历史上的技法包括使用工具切开或刻划皮肤。其纹样形式和在身体上的分布因性别、地区和时代而异。现代复兴既涉及专门知识的恢复,也涵盖新工具的采用和应用情境的拓展。不能用一套固定的纹样及含义对照表来解读人们身上的毛利文身。

表演传统包括 waiata 歌曲、haka 舞、poi 球舞、正式演说,以及 taonga pūoro,即传统乐器的演奏。哈卡舞并非仅仅是战舞,也可用于表达欢迎、哀伤、庆祝、抗议或集体决心。Kapa haka 由有组织的表演团体将多种表演形式融为一体。如今称为 Te Matatini 的全国性艺术节于1972年首次举办,是竞演、创作和使用毛利语的重要平台。

毛利作家和艺术家也改变了当代媒介的面貌。威蒂·伊希迈拉的《Tangi》于1973年出版,帕特里夏·格雷斯的《Waiariki》于1975年出版。凯里·休姆的《骨人》于1985年获得布克奖。拉尔夫·霍特雷等艺术家,以及当代毛利电影制作人、摄影师和装置艺术家,在传统与国际艺术形式之间展开创作。这些实践挑战了两种观念:一是毛利文化遗产仅由殖民前的器物构成,二是创新会削弱文化的本真性。

人口、向城市迁移与社会机构

毛利人口的统计结果取决于所问的问题。新西兰人口普查区分族群认同与毛利血统:前者涉及文化归属,后者涉及祖源。个人可以认同不止一个族群。2023年,有887,493名居民在族群认同上自认为毛利人,另有978,246人申报具有毛利血统。这是两个有所重叠但并不相同的人群,而非对某个固定类别人口的两种相互竞争的估算。

毛利人口的年龄结构比全国人口更年轻。2023年人口普查中,毛利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为26.1岁,而总人口为38.1岁。由于年龄分布会影响许多总体统计指标,这一差异也会影响就业、家庭构成、教育和健康等方面的比较。毛利人遍布新西兰各地,其中奥克兰、怀卡托、丰盛湾和北地的毛利人口尤其多。

20世纪的一项重大转变是城市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多数毛利人居住在乡村社区。战时的就业机会和战后对劳动力的需求,加快了毛利人向城镇迁移的步伐。到20世纪后期,绝大多数毛利人已居住在城市地区。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就业带来了新的机会,但住房压力与歧视也可能使他们难以安顿下来。

城市生活改变了社区生活的组织方式,却没有切断毛利人与祖居地的联系。许多家庭通过探访、参加葬礼、汇款和参与部族事务来维系这些联系。城市中的毛利会堂和毛利人社团,为来自不同部族的人们提供了聚会场所。一些城市机构发展出以共同居住地而非共同血统为基础的代表机制和服务提供方式,由此在部族组织与泛毛利组织之间形成了新的关系。

社区机构在教育、福利、体育和政治参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立于1951年的毛利妇女福利联盟,工作范围涵盖住房、健康、家庭福祉及文化事务。毛利教会、文化俱乐部、学生团体和专业组织也同样建立了适应环境变化的联系网络。这些机构表明,毛利人的集体生活并不局限于乡村毛利会堂或获得正式承认的部族组织架构。

毛利人也形成了规模可观的散居群体,尤其是在澳大利亚。海外社区通过家庭网络、语言课程、文化表演、教会及往来探访来维系身份认同。居住在新西兰境外并不必然削弱部族归属感,不过距离会影响人们参与部族事务和使用相关机构服务的机会。

统计报告持续记录毛利人与非毛利人在收入、住房、教育资历、预期寿命及其他指标上的差异。进行此类比较时,需要注意年龄、地理分布、历史条件以及毛利人口内部的差异。这些比较并不意味着所有毛利人都有相同的经历:不同地区、世代、家庭与社区的境况存在显著差异。

条约补偿、当代法律与经济机构

20世纪的毛利政治运动将土地、语言和条约义务带入全国性讨论。1975年,菲娜·库珀领导土地大游行,反对毛利土地进一步流失。1977年至1978年,抗议者占领了塔卡帕拉法乌,又称堡垒角,以反对在与恩加蒂·法图阿·奥拉凯部族有历史渊源的土地上实施拟议的开发项目。这些运动将具体的地方诉求与争取承认和民族自决的更广泛诉求结合起来。

《1975年怀唐伊条约法》设立了怀唐伊法庭,负责调查有关王室行为违背条约原则的申诉。法庭最初的管辖范围仅涉及1975年及之后的行为。1985年的一项修正案将其对历史问题的管辖范围追溯至1840年。法庭开展调查、听取证据,并公布调查结论和建议。大多数建议不具有约束力,但法律针对某些类别的土地规定了有限的例外。

通过谈判达成的历史申诉和解,通常包括王室道歉、各方认可的历史叙述、经济或商业补偿,以及承认文化联系的条款。重要的和解包括1995年与怀卡托—泰努伊部族、1998年与纳伊塔胡部族,以及2014年与图霍伊部族达成的和解。和解通过立法和协议处理界定明确的申诉;不能将其简单理解为买断毛利身份,也不能认为它抹去了毛利人与土地之间持续存在的联系。对于和解的结构、补偿是否充分以及代表性问题,申诉群体内部和全国政治层面都存在争论。

毛利人的权利与利益也通过更广泛的法律发展得到体现。1987年,上诉法院就涉及将王室资产转移至国有企业的“新西兰毛利理事会诉总检察长案”作出判决,对如何解释成文法中提及的条约原则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毛利习惯规范与新西兰法律的发展和适用之间的关联,日益受到司法机关重视,但其具体作用取决于所涉法律问题及其背景。

一些和解为具有重大祖先文化意义的地方确立了独特的制度安排。根据2014年的立法,特乌雷韦拉不再是国家公园,而成为一个法律实体。2017年的《特阿瓦图普阿法》承认旺加努伊河具有法律人格,其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由指定代表代为行使或承担。这些安排反映了各自特定的谈判历程,不应被视为适用于所有毛利人与环境关系的统一模式。

当代毛利人的经济活动涵盖一般受薪就业、专业工作、小企业、集体所有的土地、法人组织、信托及部族投资机构。农业、林业、渔业、房地产和旅游业都是重要领域。1989年和1992年的渔业和解促成了规模可观的集体商业权益,后续立法则确立了分配框架。集体组织往往必须在商业回报与其对现有成员、子孙后代、语言、教育及社区福祉所负的责任之间取得平衡。因此,部族组织的资产并不等同于成员个人的可支配收入,机构层面的经济增长也不会自动消除毛利家庭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