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各斯神学将耶稣基督理解为神圣的逻各斯,即“道”:上帝借着他创造万有、启示自身,并施行救赎。这一神学在基督教中的根本表述,见于约翰福音的开篇:“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随后又宣告“道成了肉身”(约翰福音1:1、14)。希腊语 logos 可以指言词、论述、说明或理性。基督教对这一术语的运用汲取了这些丰富含义,但并不因此将基督仅仅视为口头语言或非位格的理性原则。
这一名称指的是一系列神学进路,而非单一且一成不变的体系。从较狭义的历史角度来说,它尤其指二、三世纪基督徒对圣子与上帝及世界之间关系的阐释。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说,它还涵盖这些阐释的圣经基础、它们在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教义形成过程中的转变,以及它们后来在基督教有关知识、创造及宗教差异的论述中的发展。
其核心问题彼此相连:道如何既有别于父上帝,又不致引入第二位神;道如何作为创造的中介,却不属于受造秩序;一个永恒的神圣主体又如何真正成为人。这些问题促使基督教的圣经诠释与犹太教关于神圣智慧的传统及希腊哲学展开了持续的对话。
logos 的希腊语含义及其哲学发展
希腊语中的常用词 logos(逻各斯)含义广泛,任何单一的英语词汇都无法完全对应。它可以指一句话、一段连贯的论述、一种解释、一项论证,或一种可被理解的关系。它在哲学上的重要性,部分源于阐述事物与辨识事物秩序之间的联系:阐述能够表达这种秩序。因此,这个词将语言、推理与实在的可理解性联系起来,尽管不同作者的用法各有差异。将其译为“圣言”,保留了它与《圣经》及传达意义的关联;将其译为“理性”,则只突出了它在历史上的部分意义。
活跃于公元前500年前后的赫拉克利特,是早期在哲学意义上使用 logos 的重要例证。他留存下来的残篇谈到一种共同的 logos:人们虽然生活在它所阐明的实在之中,却往往无法理解它。对于某些具体语境中的这个词应译为“论述”、“普遍原理”,还是兼有二义,诠释者意见不一。不过,他的思想确实将可理解性与对立和变化中有规律的关系联系起来。若将这种 logos 视为基督教神学中具有位格的神圣圣子,便是以较晚的观念附会较早的思想。后来的基督教作者固然可以吸收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但这种吸收并不能证明两者之间存在不间断的教义传承。
斯多葛学派赋予 logos 更为系统的宇宙论作用。斯多葛哲学始于公元前三世纪初的基提翁的芝诺,后经克律西波斯等思想家发展,将宇宙描述为由一种能动的理性原则赋予秩序的整体。这一原则被等同于神圣理性,并在一种认为实在具有形体的理论框架内得到理解:神圣的活动渗透世界、组织世界,而不是作为无形体的创造者独立于世界之外。与之相关的 pneuma(气息)一词,则用来描述维系物体的组织性张力。logos spermatikos 通常译为“种子理性”,表达的是万物赖以发展的理性原则与生成原则。
这些传统为基督教作者提供的是词汇,而不是一套现成的神学。斯多葛学派的宇宙并非由超越的上帝从无中创造,其理性原则也没有道成肉身,成为历史上的某一个人。柏拉图提供了另一组思想资源:可由理智把握的秩序、可知实在与可感实在之间的区分,以及《蒂迈欧篇》中的神圣工匠。后来的柏拉图主义者进一步提出了关于神圣因果作用与中介作用的层级性理论。基督教作者有选择地结合或拒绝这些思想资源。因此,仅将逻各斯神学视为用基督教语言重新表述的斯多葛哲学,并不足以解释它。其哲学术语经过重新组织,围绕的是《圣经》关于创造、基督的身份及其生平的历史真实性所作的宣告。
犹太经典、智慧传统与斐洛
基督教逻各斯神学最直接的经文背景见于犹太教,尤其是其中关于上帝以言语创造万物、以智慧施行启示的记述。《创世记》描写上帝借命令创造万物:“要有光”,随后便有了光。《诗篇》33:6说,诸天借耶和华的话而造。在先知文献中,上帝的话语不只是传递信息,更是产生实效的行动。《以赛亚书》55:10–11将其比作雨水,必能成就自身的目的;先知宣告中的惯用语则表明,上帝借话语差遣使者,并向他的子民发言。
智慧文学发展出一套相关却又有所区别的表达方式。在《箴言》第8章中,智慧以一个在世界奠定之前便与上帝同在的形象发言。《德训篇》第24章描写智慧寻找居所,并将其与以色列的圣约生活及摩西律法联系起来。《所罗门智训》通常被认为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末或公元1世纪初,其中称智慧为永恒之光的映照、上帝美善的肖像(7:26)。这些经文的文学语境和神学意图各不相同,不应将其中的拟人化表达直接解读为对后来基督教意义上一个独立神圣位格的陈述。尽管如此,它们仍提供了一些表达范式,用以描述一种与上帝密不可分、同时又使上帝的秩序与旨意临在于受造世界之中的实在。
亚历山大的斐洛约生活于公元前20年至公元50年,他使犹太经典诠释与希腊哲学展开了持续的对话。在他对《创世记》的寓意解读中,逻各斯可以是上帝的形象、宇宙的理智范型、创造的工具,也可以是借祭司和天使意象加以描绘的中介者。在《论创世》中,理智世界与神圣逻各斯的关系,好比城市的规划存在于建筑师的思想之中。斐洛在不同著作中的措辞并不一致,不能简单地视为后来基督教教义界定的先声。
斐洛的重要性,部分在于他表明,圣经中的创造语言与希腊哲学术语的结合,早已存在于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教之中。然而,他并未将逻各斯等同于耶稣,也未教导逻各斯成了肉身,更未提出尼西亚关于圣子的教义。尚无证据确立《约翰福音》序言在文本上直接依赖斐洛的著作。犹太教以阿拉米语转述经文的释译本,在论及上帝的行动时也使用 memra,意为“话语”;但这些文本的成书年代错综复杂,因此难以据此直接解释《约翰福音》的思想渊源。由此可见,相关背景是由神圣言语、智慧、妥拉和哲学上的中介观念等相互关联的传统构成的整体,而不是一个可以从中机械地推导出基督教逻各斯神学的单一来源。
《约翰福音》序言与新约
《约翰福音》1:1–18是逻各斯神学的关键圣经文本。开篇的“太初”呼应《创世记》,同时表明道先于受造秩序而存在。最初三个分句确立了一组难以协调却并存的断言:道已然存在,道“与上帝同在”,而且“道就是上帝”。第二个分句表达了关系与区别;第三个分句则赋予道以神性。后来的三位一体神学发展出专门的概念区分,以同时维护这两项主张。不应将这些后来的表述直接套回序言,仿佛作者当时已经在使用四世纪的术语;不过,这些表述确实是在尝试解释文本所呈现的这组并存的断言。
《约翰福音》1:1的希腊文措辞尤其重要。在最后一个分句 theos ēn ho logos(“道就是上帝”)中,theos 是一个不带定冠词的表语名词,位于动词之前。这一结构本身既不足以支持将该句译为“道是一位神”,也没有将道不加限定地等同于前一分句中被称为上帝的那一位。它在维持前文所表达的关系的同时,赋予道以神圣的地位或本性。随后,《约翰福音》1:3宣告万物都是借着道而存在的,由此在创造者与受造物的区分中,将道置于创造者一方。
“道成了肉身”这一宣告,使这种宇宙论语言具有了鲜明的基督教重心。“肉身”指的是具体而脆弱的人类存在,而非暂时的外在形貌。紧接着所说的道“住在”人间,使用了一个与支搭帐幕有关的动词,唤起圣经中上帝与以色列同住的主题。序言将这一临在与荣耀、恩典和真理相连,并在第17节明确提到耶稣基督。《约翰福音》1:18流传下来的重要文本异文,分别作“独生子”或“独生的上帝”;两种读法都将那不可见的上帝的显明,归于这位与父关系亲密的独特人物。
新约中的其他著作也提供了相互补充的主题,尽管它们并不一贯使用“逻各斯”(Logos)作为称号。《约翰一书》的开篇谈到“生命之道”,而《启示录》19:13则称其中那位天上的骑士为“上帝之道”。与使徒保罗有关的书信将基督描述为万物借以存在的那一位(《哥林多前书》8:6);《歌罗西书》1:15–20则称他为那不可见的上帝的像,并宣告万物都是借着他、为着他而受造的。《希伯来书》1:1–3将子描述为创造的中介和上帝荣耀的光辉。逻各斯神学是在将这些经文联系起来解读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不过,这些经文的文学形式、用语和直接关切仍各不相同。
二世纪的护教士:理性、启示与普遍性
二世纪的基督教护教士运用逻各斯的语言,向罗马帝国中受过教育的群体解释基督教信仰。他们的任务不只是用哲学语言转述经文。他们力求捍卫基督教的一神论,说明敬拜基督的依据,并解释为何圣经传统之外也能找到真理。逻各斯提供了一条途径,将创造主的理性活动、人类思想家的局部洞见,以及在耶稣身上显明的启示联系起来。这种策略也带来了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将逻各斯描述为上帝为了创造而发出者,似乎会使圣子在本体上次于圣父,或在存在上晚于圣父。
殉道者游斯丁在二世纪中叶撰写著作时,将逻各斯的普遍性置于其护教论证的核心。在《第一护教辞》和《第二护教辞》中,他将人类描述为分有逻各斯,并把真正的哲学洞见理解为对神圣真理的部分领受。他关于逻各斯“种子”的论述,使他能够承认苏格拉底、赫拉克利特等人曾依理性而生活,同时坚持逻各斯在基督里得到完全的彰显。这并非宣称所有学说或宗教都等同:游斯丁区分了零碎的分有,以及他认为在道成肉身的圣言中才有的圆满。
游斯丁也借助逻各斯来解读经文中上帝的显现。在《与特利丰对话》中,他主张,那位向族长们显现、从燃烧的荆棘丛中说话的神圣者,可以与超越一切的圣父相区分,并可被认定为先存的基督。他以一团火点燃另一团火等比喻,说明生出并不意味着本源被分割或减损。他的措辞有时将圣子置于圣父之下,这与后来尼西亚信仰的表述有所不同。这种语言属于解释神性生命内部区别这一探索的较早阶段。
其他护教士也提出了相关的解释模式。雅典那哥拉在约176至177年写成的《为基督徒申辩》中,将圣子描述为圣父在意念与运作中的逻各斯,同时否认上帝曾有过不具理性的时候。安提阿的提阿非罗借助内在思想与说出的话语之间的对比,区分了内在于上帝的圣言与为创造而发出的圣言。里昂的爱任纽在约180年写作时强调,上帝通过圣言与智慧进行创造和行动;圣言与智慧分别就是圣子与圣灵,是上帝的“双手”。针对设立多个中间存在者的诺斯替主义体系,他坚持认为,创造主与基督所启示的圣父是同一位上帝。这些进路共同持守圣经的基本立场,但尚未形成一套关于圣子与圣父之永恒关系的统一理论。
三世纪亚历山大里亚与拉丁教会的发展
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孟于二世纪末至三世纪初著述,将逻各斯理解为神圣的教导者。他的《劝勉希腊人》《导师》和《杂学》将皈依、道德养成与成熟的理解联系起来。希腊哲学可以为福音预备道路,但其中的洞见仍须得到纠正和补全。因此,逻各斯不仅是对宇宙秩序的解释,也是引导人的欲望与行为走向有序的导师。克莱孟的进路将伦理学与知识联系在一起:真正的理解意味着生命的转变,而不只是掌握正确的命题。
亚历山大里亚的奥利金(约185—253/254年)在《论首要原理》和《约翰福音注释》中提出了更为详尽的论述。他认为,上帝不可能曾经没有神圣的智慧或逻各斯,因此圣子的受生是一种永恒的关系,而非时间之内发生的事件。光辉出于光的类比,有助于表达一种没有时间起点的源出关系。奥利金还将受造界中众多可由理智把握的原理与唯一的逻各斯联系起来。理性受造物能够分有逻各斯,并由此获得理解,但圣子与圣父的关系并不只是受造物分有逻各斯的一个实例。
然而,奥利金的用语也带来了解释上的困难。他将圣父区分为终极本源,有时又以带有等级意味的措辞描述圣子。他的表述早于四世纪神学术语的定型,而且他的部分著作仅通过译本或后来的论争得以流传,这使重建其思想变得复杂。尼西亚神学的支持者及其反对者,都曾援引他所留下的某些思想资源。他的重要性不在于已经解决了后来的争议,而在于提出了有关永恒受生、神性合一、分有,以及逻各斯与众多理性存在者之间关系的持久问题。
在拉丁语教会中,活跃于公元200年前后的德尔图良,在反驳未能充分区分圣父、圣子与圣灵的学说时,发展了逻各斯神学。在《驳普拉克西亚》中,他论述有秩序的神圣经纶时,使用了“一个本体、三个位格”的表述。他将上帝内在的理性(ratio)与表达出来的圣言(sermo)加以区分,并采用根与枝、源与流、太阳与光线等类比。这些意象在说明同源连续性的同时,也说明了彼此的区别,不过也可能暗示等级差异。当时,substantia(本体)和 persona(位格)后来所具有的神学含义尚未完全确定。因此,亚历山大里亚与拉丁教会的发展趋向一致,都致力于同时维护合一与区别,却仍未解决如何排除圣子在时间中才出现、神性遭到分割,或圣子的神性地位较为低下等理解。
尼西亚与逻各斯神学的转变
四世纪围绕阿里乌展开的争论,使逻各斯的地位成为界定基督教教义的关键问题。阿里乌是亚历山大的一名司铎,他认为圣子享有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在万世之前就已存在,却不具有圣父那种非受生的永恒性。圣子因圣父的意志而存在,因此并不在最充分的意义上与圣父平等。阿里乌主义这一名称通常用于指称这种立场及相关运动,不过,四世纪反对尼西亚信仰的群体之间,观点也存在显著差异。这场争论不仅涉及哲学术语,同样涉及《圣经》的诠释与救恩。
325年召开的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宣告,圣子“受生而非受造”,并且与圣父 homoousios,即“同一本质”或“同质”。受生与受造之间的区别由此具有决定性意义。创造是上帝使非上帝的事物得以存在的行动;圣子的受生则不是这样的行动。信经也否定了“圣子曾有一时并不存在”的主张。这就排除了这样一类解释模式:上帝起初独自存在,没有圣言,后来才产生圣言,以之为创造世界的工具。
亚历山大的亚他那修于328年至373年担任主教,他从释经与救恩论两个方面论证了圣子完全的神性。他主张,如果圣言是受造物,就无法使人按照基督教救恩所要求的方式分享神圣生命。世界的更新必须由其创造者完成,而不能出自一位本身也属于受造秩序的中介者。亚他那修还坚持,圣父永恒地为父,因此,若说圣子在某一时刻才开始存在,就意味着上帝发生了变化。他以光辉与光源作比,既表达了圣子与圣父不可分离,也没有抹去二者的区别。
四世纪后期的神学家,尤其是加帕多家教父凯撒利亚的巴西尔、纳齐安的格列高利和尼撒的格列高利,帮助确立了一个神圣的 ousia(本质)与三个 hypostaseis(各自有别的位格实在)之间的区分。381年的君士坦丁堡公会议巩固了支持尼西亚信仰的教义共识,并确认了圣灵的神性地位。在这一框架下,将逻各斯神学表述为一种关于至高上帝与受造界之间从属中介者的理论,已不足以体现其内涵。逻各斯具有完全的神性,在神圣行动中与圣父、圣灵不可分离,却又作为圣子而具有独特的位格。这套术语保留了本源关系,却不将这些关系化为神性上的等级。
道成肉身的逻各斯与基督论争议
逻各斯完全的神性得到确认之后,有关其人性的问题便愈发明确。如果神圣的圣言是耶稣生命的主体,那么人的身体、理性灵魂和意志还有什么地位?有一种倾向有时被称为“圣言—肉身”基督论,它可能过于强调逻各斯与人的肉身的结合,以致基督是否具有完整的人的心理机能变得不明确。这一名称涵盖多种立场,不应据此认定,所有采用这一模式的神学家都否认基督具有人的灵魂。其核心难题在于,如何解释神的主动作为,同时又不取代构成完整人类生命的各种能力。
约于390年去世的老底嘉的阿波里拿留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认为逻各斯在基督内承担了理性心灵的角色。这维护了基督位格主体的统一,却损害了其人性的完整。纳齐安的贵格利以“未被取纳的,就未得医治”这一原则作出回应:救恩要求基督不仅取纳人的身体,也取纳人的心灵。阿波里拿留的教导在四世纪末受到谴责。由此,逻各斯神学形成了一项持久的约束:不能以圣言的临在为由,取消人性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围绕431年以弗所公会议的争议,涉及道成肉身者这一主体的统一性,以及称马利亚为 Theotokos,即“诞神者”或“上帝之母”的正当性。亚历山大的区利罗坚持认为,从马利亚所生的,是按肉身降生的圣言本身,而不是一个独立存在、仅仅与圣言相联结的人类位格。聂斯托利则反对他认为会混淆神、人属性的表述。由此产生的争论,既涉及实质性的分歧,也涉及不同的神学术语体系和教会冲突。451年的迦克墩公会议宣认,同一位圣子具有两性,“不相混乱,不相改变,不相分割,不相分离”,两性统一于一个位格和一个自立主体之中。
此后的争论转向这种统一如何运作。553年的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进一步确认,道成肉身的主体就是神圣的圣言。680至681年的第三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确认,基督具有两种本性的意志和两种本性的运作。宣信者马克西穆斯是这一立场的重要捍卫者:完整的人性包含人的意志,而人的意志与神的意志相协调,并不意味着前者被取消。这些发展将位格身份与本性所具有的能力区分开来:行动的主体是永恒的圣子,而他真实的人类活动仍然保持其人的性质。如今被归为东方正统教会的各教会拒绝迦克墩的表述,但同样宣认道成肉身的圣言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只是采用了不同的传承用语来表达二者的统一。
中世纪神学中的创造、分有与神圣圣言
在中世纪神学中,逻各斯在创造中的作用,是通过神圣范型与分有的观念得到阐发的。范型的意思是,受造物之所以具有可被理智认识的形式,是因为上帝知晓它们存在的可能性,而不是因为上帝发现了某种独立存在于自身之外的秩序。分有则意味着,受造物以依存而有限的方式拥有存在、善和可理解性,而不是以上帝所具有的那种不受限制的方式拥有它们。这些概念部分源自新柏拉图主义,但基督教神学家依据从无创造、创造者与受造物的区分,以及永恒圣言与道成肉身的基督为同一位的认信,对其作了改造。
希波的奥古斯丁尤其在《论三位一体》中,探讨了神圣圣言与由认识而生的内在言语之间的类比。说出口的声音是短暂的,其意义依赖约定;内在言语则在以某种特定语言说出之前,就已表达了所认识的内容。这一类比有助于说明,圣子如何能够是圣言,却不是物质性的声音或转瞬即逝的事件。奥古斯丁也坚持认为,心理层面的类比不足以充分呈现上帝的生命。神圣圣言不是变动不居的心理活动,三个神圣位格也不是某个更大整体的三个部分或三种官能。
在希腊传统中,宣信者马克西穆斯阐发了唯一的逻各斯与受造物众多的 logoi 之间的关系。这些 logoi 是神圣的原则或意向,受造物依循它们而存在,并趋向自身的圆满。它们不是独立的神,也不是逻各斯分裂而成的碎片。它们在逻各斯中的统一,既使受造界的多样性可以被理解,也保全了各受造存在者的独特性。马克西穆斯将这一宇宙论与道成肉身及灵性转化联系起来:基督内神性与人性的结合,揭示了上帝与受造界之间原本意欲实现的关系,同时并未抹去二者的差别。因此,他对 logoi 的运用超出了一种抽象的理性秩序理论。
在拉丁经院哲学中,托马斯·阿奎那在论述上帝内理智性的发出时,为圣言赋予了明确的位置。在《神学大全》中,尤其是第一部第27题和第34题,他主张,“圣言”这一名称就位格而言专属于圣子,因为圣子作为上帝自我认识的理智性表达而发出。这一发出不是时间中的思维活动,也不会使上帝内部出现任何复合。圣言也表达受造物,因为上帝通过认识神圣本质而认识它们。阿奎那区分了作为三位一体共同作为的创造,与作为圣言这一位格特性:圣父通过圣子创造,并不意味着圣父使用了一件外在的或低于自身的工具。这一区分将逻各斯神学与形而上学联系起来,同时保留了其特有的三位一体意涵。
现代诠释、宗教多元性与概念的限度
现代圣经学研究区分了约翰文献用语的历史语境与后世教义对这些用语的接受和阐释。研究问题包括:序言是否吸收了一首更早的赞美诗,它与犹太智慧传统有何关系,以及其开篇措辞在福音书的叙事中发挥什么作用。对于约翰文献成书之前文本的各种重构,仍然只是假说,而非能够确切复原的文献。历史诠释也反对将“犹太”与“希腊”视为相互排斥的解释:希腊语犹太教早已将经文诠释与哲学词汇结合起来。与此同时,序言将圣言与耶稣的生命联系为一体,因此不能将它简化为一般的希腊化宇宙论。
对“上帝之言”的神学阐述已超出了 Logos(逻各斯)这一称号的范围,在新教传统中尤其如此。20世纪,卡尔·巴特将作为启示之言的耶稣基督,与作为书面之言的圣经、作为宣讲之言的讲道加以区分,并将后两者与前者联系起来。这一进路的侧重点不同于那些主要试图从宇宙的理性结构推论逻各斯的做法。另一些现代神学家则强调“道成了肉身”所蕴含的历史特殊性、脆弱性与苦难。这些进路追问:关于上帝不变性的古典论述能否充分表达福音书的叙事;而古典表述的捍卫者则区分了基督属人生命中的变化与神性本身的变化。
逻各斯神学也为理解明确认同基督教的群体之外的真理提供了框架。游斯丁关于人分享逻各斯的论述,对后世基督教反思哲学及其他宗教具有重要意义。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在《教会传教工作法令》(Ad gentes)中使用了“圣言的种子”这一说法,并在《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Nostra aetate)中肯定了其他宗教传统中真实而神圣的事物;这两份文件均于1965年颁布。这些表述并不意味着所有传统都可以相互替代。它们表达的是一种特定的基督教诠释:有形教会之外的真理,可以被理解为与基督徒所信的、在耶稣身上成为肉身的同一圣言相关。
比较诠释不仅需要关注措辞上的相似之处,也必须留意差异。作为论述秩序或终极实在的概念,道可以与逻各斯相比较;但道在中国传统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不等同于基督教教义中具有位格、成为肉身的圣子。同样,伊斯兰教将耶稣描述为来自上帝的一句话,但这一描述属于一种否认神圣子身份与三位一体的神学。因此,当代的主要问题同时关乎普遍性与身份:逻各斯是否指称一切实在的可理解性,这种普遍性如何与某一具体的历史生命相联系,以及如何将基督教的主张与其他传统相比较,而不把那些传统纳入其自身并不认同的意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