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鲁派是藏传佛教的主要宗派之一,源于宗喀巴·洛桑扎巴(1357—1419)及其弟子所确立的教法与寺院制度。其名称的藏文为 dge lugs,通常译为“善规”。格鲁派将严格的寺院教育、以无自性为核心的中观哲学诠释,以及最终通向金刚乘的次第修行体系融为一体。其奠基性寺院包括建于1409年的甘丹寺,以及哲蚌寺、色拉寺这两座大型佛学寺院。
格鲁派逐渐成为遍及西藏的重要宗教与制度力量,随后又将影响扩展至蒙古、喜马拉雅地区及内亚的若干社会。自17世纪起,格鲁派的历史便与达赖喇嘛领导的政府紧密相连。不过,达赖喇嘛并非格鲁派的正式领袖:这一职位属于宗喀巴法座的继承者甘丹赤巴。因此,格鲁派的历史涵盖了哲学诠释、宗教修行、寺院制度及政治权力等多条彼此交织却又各有脉络的发展线索。
宗喀巴与格鲁派的形成
宗喀巴出生于安多的宗喀地区,即今青海境内。他青年时前往西藏中部,师从多个既有传承的上师,所学涵盖佛教哲学、僧团戒律、仪轨及密法修持。他的重要老师包括与萨迦派有密切联系的仁达瓦·循努洛追,以及乌玛巴喇嘛;在有关宗喀巴禅修历程的记述中,后者占有重要地位。格鲁派正是从这种广泛兼容的学修环境中形成的,而非彻底否定西藏此前的佛教传统。
格鲁派的一个主要传承源自噶当派,这一传统与印度高僧阿底峡(982—1054年)及其西藏弟子仲敦巴(1004或1005—1064年)密切相关。噶当派的教法强调持戒、培养慈悲心,并依修行者的根器对佛教教法作系统安排。宗喀巴将这些要旨发展成一套广博的学修体系,把经论研习、义理思辨与禅修训练结合起来。格鲁派有时被称为“新噶当派”,即是指这一传承关系;不过,这一称谓须与某些现代组织采用的名称加以区分。
宗喀巴的主要著作为格鲁派奠定了思想框架。一般认为成书于1402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系统阐述了从对人生的基础思考到对实相的深入分析的佛教修行道路。《密宗道次第广论》论述了密法的各个体系,以及它们与佛教共同修行道路的关系。他为龙树《中论》所作的注疏《正理海》,则对中观作了详尽阐释。这些著作成为格鲁派的权威依据,但并未取代僧院学堂所研习的印度论典。
随后,格鲁派在寺院组织上逐步巩固。1409年,宗喀巴在拉萨举办传召大法会,即祈愿大法会,并在附近创建了甘丹寺。他的弟子绛央曲杰·扎西班丹与绛钦曲杰·释迦益西,分别于1416年创建哲蚌寺、于1419年创建色拉寺。这些寺院后来成为西藏中部格鲁派的三大寺。
格鲁派广为人知的“黄帽派”之称,源于其仪式中佩戴的帽饰。这是一种便于从外观上辨识的称呼,并不能全面概括其教义。宗喀巴并不把自己的事业仅仅视为另立宗派,而是力求厘清佛教义理的诠释,并加强严守戒律的修行。此后,经由继承者及其寺院、教材和施主网络的发展,格鲁派才逐渐形成更为鲜明的宗派认同。
空性、缘起与哲学诠释
格鲁派哲学将空性置于核心地位,即人和诸法都不具有自性,也不以自身之力成立。在宗喀巴的诠释中,事物并非凭借某种独立本性而存在;离开其所依的条件、组成部分以及概念安立,也就无从找到这样的本性。这一主张并不意味着一切皆不存在。桌子、人、行为和制度在世俗层面都能发挥作用,但它们的存在并不以某种独立自存的本质为基础。
因此,空性与缘起的关系至关重要。幼芽依赖种子、水分、温度及其他条件;复合物依赖其组成部分;一个被辨识的对象,也依赖用来安立它的惯例。这些依存形式都否定了事物由自身成立的观念。反过来说,正因为没有恒常不变的本质,变化与因果作用才说得通。对格鲁派的诠释者而言,空性并不否定因果关系的运作,包括业的作用,反而为其提供了依据。
宗喀巴的成熟思想通常被归于中观应成派,其诠释尤其以月称的著作为依据。格鲁派论述区分了两种认知活动:一是考察事物是否具有自性的胜义分析,二是确立能够在世俗层面发挥作用之对象的日常认知。通过胜义分析找不到车或人,并不能证明车和人在世俗层面不存在。这只能表明,它们并非以分析所检验的那种特定方式——以自身为存在依据的方式——而存在。
这一区分贯穿于二谛学说。世俗谛关涉依缘而存在的诸法及其日常关系;胜义谛则关涉这些诸法无自性的空性。二者并不是两个彼此分离的世界。同一现象既可以从其世俗作用来考察,也可以从其究竟的存在方式来考察。因此,格鲁派论师告诫人们,既不要将世俗事物实有化,也不要将胜义谛视为独立存在的绝对实体。
一个反复出现的专门问题,是如何确定“所破”,即应当否定的对象。若否定得不够彻底,就会残留某种尚未被识别的自性存在;若否定过度,又会损害世俗知识与伦理责任的基础。因此,格鲁派禅修指南将哲学上的精确辨析与观修实践联系起来:修行者必须明白究竟要否定什么,而不能只是培养一种模糊的“显现如幻”之感。
这些诠释不仅受到其他藏地思想家的讨论,在格鲁派内部也一直存在争辩。分歧涉及世俗对象的地位、概念安立的作用,以及月称对自立论证的批评所蕴含的意义。这些争论是藏地哲学史的一部分,并不能据此认定,各个传统都在完全相同的专门意义上使用“空性”一词。
道次第与觉悟的培育
格鲁派用以组织宗教修行的主要框架是道次第,即修行道路的各个阶段。宗喀巴依据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将佛教教法编排为适合不同发心修行者的次第。这一次第层层递进:后续修行以前面建立的伦理与心理基础为前提,而非将其推翻。
下士道关注来世的境遇,内容包括人身所提供的修行机缘、死亡与无常、有意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以及皈依三宝——佛、法、僧。中士道考察整个轮回的不圆满本质,并培养求取解脱的决心。在这一阶段,四圣谛构成了分析痛苦、痛苦之因、痛苦的止息,以及通往止息之道的基本框架。
上士道以菩提心为核心,即为利益一切有情而求得圆满觉悟的志愿。这使格鲁派明确归属于大乘佛教。修行者不仅追求自身离苦,也寻求具足圆满觉悟的佛陀所具有的种种能力。培养这一志愿的方法包括忆念他人的恩德、培育平等关怀,以及将以自我为中心的取向转为关怀他人。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与智慧这六度,构成了菩萨行的基本纲领。
另一种影响深远的阐述将修行道路概括为三主要道:出离心、菩提心与空性正见。出离心是决意摆脱使轮回之苦不断延续的种种条件,而不只是退出日常的社会责任。菩提心确立利他的目标,智慧则对治被认为是束缚根源的无明。在格鲁派的论述中,这些要素相互支持:缺乏相应发心的哲学洞见,并不能构成完整的大乘之道。
冥想既包括分析探究,也包括安住专注。观察修通过推理和实例考察某个主题,例如财物的无常不定,或一个人如何依赖身心诸过程而存在。安住修则将注意力持续安住于由此形成的理解或心态。止(śamatha)与观(vipaśyanā)作为相辅相成的能力加以修习。
因此,道次第并非仅仅是一份教义清单。它说明了教法为何按照特定次序展开、发心如何改变行为的意义,以及如何使所学内化为稳固的理解。面向大众的教导往往以道次第为依据,因为这一框架既适用于在家修行者,也适用于出家僧众,而不要求每位参与者都修习完整的经院课程。
密续及其与僧团戒律的关系
尽管格鲁派尤以重视义理研习和僧团戒律著称,密续修持仍是其佛道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宗喀巴主张,大乘佛教的共同基础——持戒、菩提心与空性见——在密续中依然必不可少。密续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这些要求,而是在同样以觉悟为究竟目标的框架内,引入特殊的修行方法。
格鲁派通常将密续分为四部:事部、行部、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受到特别重视的无上瑜伽部体系包括密集、胜乐和大威德金刚。密集在宗喀巴对高阶密续理论的阐释中占有尤为重要的地位。时轮以其独特的宇宙观、仪轨体系及禅修教法,也在格鲁派的传承中占据重要位置,但并非该派所独有。
其中一种核心方法是本尊瑜伽。这里的“本尊”并非指创造世界的神。作为禅修所缘的本尊形象体现了觉悟的功德,并提供一种有组织的修持形式,使修行者得以重新理解日常的自我认同与显相。观想、曼怛罗念诵及仪轨,都与凡常形相和理想化形相皆无自性的认识相联系。按照该传统的解释,这使修持不至于沦为对外在神灵的崇拜,也不至于成为想象中的自我神化。
无上瑜伽部分为生起次第与圆满次第。生起次第的修习,是在观想中将身体、环境与行为转化为觉悟曼荼罗中的相应形态。圆满次第的论述则涉及微细的脉、气、明点,以及它们与逐渐趋于微细的心识状态之间的关系。这些概念属于传统的禅修体系,并不等同于现代生物医学中的解剖学范畴。
密续传承要求接受入门仪式或灌顶、修行指导,并承担与所修法门相应的誓约。密乘戒有别于菩萨戒和别解脱戒,但格鲁派的阐释力求使三者相容。出家修行者仍须遵守僧团戒律。因此,密续文献中的象征性描述、高阶瑜伽论述及特殊人物事例,并不被视为普遍免除僧人戒律义务的依据。
格鲁派主要的密续学院下密院与上密院均创立于十五世纪,并发展出涵盖仪轨、唱诵、曼荼罗制作和密续注疏的专门课程。两院的存在体现了格鲁派内部在制度上的专业分工:义理学院与密续学院各自培养不同的专长,同时又同属一个共同的宗教体系。
寺院教育、推理与辩经
格鲁派的学修课程将背诵、注疏研习、形式推理与公开辩经相结合。其目的不仅是复述权威论述,更在于训练学生辨析定义、检验推论并找出矛盾。这一教育理想承续了佛教更广泛的逻辑学与认识论传统,尤其注重量,即可靠认知途径的研究。
学生通常从称为“摄类学”的初级辩经教材入手。这类教材介绍常法与无常法、互不相容的属性以及包含关系等范畴。其他入门课程则涉及心识的类型和推理的结构。辩经中可能会追问:所举的例子是否确实具备声称的属性,理由是否适用于论题中的主项,或者理由与结论之间所主张的关系是否成立。熟练掌握辩经,有赖于理解专门术语,而不只是应答迅速。
高阶教育传统上围绕五大科目展开:般若、中观、量学、戒律和阿毗达磨。其主要印度典籍包括《现观庄严论》、月称的《入中论》、法称的《释量论》、德光的《律经》,以及世亲的《阿毗达磨俱舍论》。这些著作探讨修道的不同面向,涵盖觉悟的诸阶段、知觉、推理、宇宙观及僧团行事程序等内容。
这些课程通过各僧院学院采用的教科书来讲授,此类教科书称为“益恰”(yigcha)。不同学院采用不同的教材传统,分别与嘉木样协巴、班禅索南扎巴等学者相关。因此,格鲁派教育并非在教义的每一处细节上都完全一致。学生在奉宗喀巴为主要权威的同时,也可能在专门问题上持守不同的立场。
辩经有一套鲜明的肢体形式:提问者站立,向坐着的答辩者发问,并常以击掌强调论点。这些动作标示问答的节奏,使辩论持续进行,但其思想内容仍在于定义与逻辑推论。答辩者必须在接连作出的回答中保持一致,提问者则试图揭示对方立场会导出的不可接受的结论。这是在共同概念体系内进行的有组织训练,而非个人意见不受约束的较量。
格西学位是对高阶学修成就的认可,其等级与考试安排因机构和时代而异。最高等级的拉然巴考试,历来与大型公开学术法会相联系。完成学业可能需要数十年,不过实际的求学路径各不相同。背诵依然重要,因为学生需要熟记大量典籍,以便随时援引;但这一教育理想追求的是兼具对文献的熟练掌握、诠释能力与论辩能力。
权威、寺院与转世传承
格鲁派的权威分布于多种职位,并非集中在单一的等级体系之中。甘丹赤巴,即甘丹寺法座的持有者,作为宗喀巴的继承者,是格鲁派名义上的最高领袖。这一职位通常由资深僧人担任,他们须在长期的僧院生涯中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并在主要机构中任职。它既不是世袭职位,本身也不构成转世传承。
达赖喇嘛传承则是另一种制度。按后世追认的世次排列,最早的两位——根敦主巴(1391—1474)和根敦嘉措(1475—1542)——生活的年代,均早于索南嘉措在1578年获授“达赖喇嘛”称号之时。此后,这一称号与经认定而延续的转世世系相联系。历代达赖喇嘛获得了极高的宗教威望,自第五世达赖喇嘛起,还在政权中居于核心地位,但这些职能不应与甘丹赤巴在格鲁派内部的正式地位混为一谈。
班禅喇嘛传承与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相联系,构成了另一个重要的宗教权威中心。扎什伦布寺由根敦主巴于1447年创建。班禅这一称号尤其与洛桑却吉坚赞(1570—1662)联系在一起,他通常被列为第四世班禅喇嘛,而这一称号也被追溯用于此前的转世。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有时互为师长,或参与对方传承中转世者的认定,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化为一种在每次传承中都以相同方式运作的固定机制。
这些制度属于西藏转世喇嘛制度的一部分。在这一制度中,某些宗教人物被认定为前代人物有意选择的转生。转世认定与庄园、弟子、仪轨职责以及承继下来的机构网络相联系。不过,格鲁派许多重要的学者和任职者并非转世喇嘛。经学资历、任命、资序、个人师承关系以及经认定的转世身份,是彼此有别的权威来源。
大型寺院是组织复杂的集体共同体,内部设有学院、按地域划分的僧舍、行政机构和仪轨部门,并拥有经济资源。寺院成员与特定地区及施主网络相联系;寺院的职责也不限于课堂教学,还包括举行法事、管理财产以及维系与周边社区的关系。
僧院生活以律藏为规范依据,具体而言,遵循的是藏传佛教所传承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它对受戒、僧团议事程序、财产、忏悔及行为规范作出规定。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制度实践各不相同,因此,必须区分戒律上的理想与现实寺院多样的社会历史。
政治地位的崛起与达赖喇嘛政府
格鲁派政治地位的崛起,发生在西藏及内亚各方势力相互竞争的环境中。十五至十六世纪,寺院依赖施主的支持,而施主的利益有时牵涉地区间的争斗。格鲁派寺院组织在扩展的同时,萨迦派、噶举派及其他宗教网络也早已存在。格鲁派后来取得的主导地位,并非宗喀巴哲学思想的必然结果,而是在特定的结盟、冲突与政治权力变动中逐步形成的。
1578年索南嘉措与蒙古统治者俺答汗的会面,是其中一件大事。俺答汗将“达赖喇嘛”的称号授予索南嘉措,后者由此被称为第三世达赖喇嘛。双方的关系加强了格鲁派上师与蒙古施主之间的往来,也有助于建立宗教联系;这些联系后来通过蒙古地区的寺院机构与转世传承延续下来。
十七世纪,后藏统治者、卫藏中部各方势力与蒙古军队之间的争斗,改变了政治力量的平衡。和硕特蒙古首领固始汗于1642年击败后藏统治者,使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得以成为新政府的宗教与政治核心人物。由此建立的政权通常称为甘丹颇章。
第五世达赖喇嘛政府巩固了在卫藏中部大部分地区的权威,并开展了重大的制度建设与建筑工程。布达拉宫于1645年开工兴建。然而,这一政府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格鲁派。它的运作涉及俗官、贵族家族、地方利益,以及超出格鲁派范围的宗教关系。第五世达赖喇嘛本人也与宁玛派教法保持着重要联系。
十八世纪,西藏的治理与清朝皇权日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清朝于1720年的介入及其后的行政调整,是朝廷、西藏当局与内亚宗教机构之间关系不断演变的一部分。达赖喇嘛、摄政、贵族与寺院所掌握的权力,随时代变化而有很大差异。在达赖喇嘛接连早逝的时期,摄政及其他官员的作用尤为重要。
格鲁派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也影响了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的关系。有些冲突涉及寺院改隶、限制措施,或以强制手段推行的护持关系;而在另一些环境中,各方仍保持交流并共同修行。理解这些事件,需要考察具体的统治者、地点与年代,而不应将其归因于某种恒久不变的宗派性格。格鲁派的宗教教义、其寺院的利益,以及与其领袖相关的政府所推行的政策,彼此虽有关联,但在分析时仍须加以区分。
在内亚与喜马拉雅地区的扩展
格鲁派通过讲学、朝圣、翻译、施主护持及建立寺院等多种途径传播。要理解其分布,不能仅着眼于拉萨发生的事件。安多和康区拥有颇具影响力的中心,培养学者、维系区域网络,有时还形成了独特的寺院制度文化。与宗喀巴诞生地有渊源的塔尔寺,成为安多的重要宗教中心。拉卜楞寺于1709年由第一世嘉木样协巴创建,后来发展为另一处重要的学术中心。
蒙古地区的意义尤为重大。自16世纪双方开始接触后,格鲁派的寺院及相关制度便深深融入蒙古人的宗教生活。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传承在喀尔喀蒙古取得了显赫地位。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扎那巴扎尔(1635—1723)也是一位著名艺术家。蒙古寺院采用藏传佛教的义理教学体系和仪轨文献,同时也培养本土教师、编撰著述,并发展出自身的艺术形式和施主护持模式。
格鲁派也在布里亚特人和卡尔梅克人中扎下了根。这些群体中的寺院中心,将当地民众与更广阔的西藏及蒙古佛教世界联系起来。藏语仍是重要的仪轨和学术语言,但佛教的传播也借助蒙古语文献,以及结合本地情况形成的讲解传统。跨地区的往来网络使偏远地区的学僧能够前往西藏大寺求学,再返回家乡任教。
清廷在其整体帝国宗教政策之下,支持包括格鲁派寺院在内的藏传佛教机构。北京雍和宫在18世纪成为重要的寺院中心,承德的寺庙群则体现了帝国统治与西藏、蒙古佛教机构之间的联系。宫廷的护持并未使所有寺院在行政管理上整齐划一,也未消除各地宗教社群之间的差异。
在喜马拉雅地区,格鲁派寺院在拉达克及西藏文化边缘地带的部分地区发展起来。拉达克的提克西寺和斯比吐寺便是突出的例子。当地的历史往往涉及格鲁派与其他佛教传统之间的互动,而非简单的取代过程。地方统治者、贸易路线、家族护持以及能否获得师资,都影响着哪些寺院能够兴盛。
这种地理上的扩展促进了艺术与物质文化的交流。宗喀巴的造像广泛流传,其两侧通常配有弟子贾曹杰与克主杰的形象。典籍制作技艺、法器、建筑形式及义理研习用书跨越语言界限流通。因此,格鲁派既是一种源自西藏的传统,也是一个跨区域网络;参与其中的人们共同塑造了其思想与制度生活。
二十世纪的冲击与当代机构
二十世纪,多个地区的格鲁派机构遭受了严重冲击。在蒙古和苏联,反宗教运动导致寺院关闭、宗教财产被毁,僧侣遭到监禁乃至处决,尤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甚。这些事件使许多依托寺院延续的传承中断,但宗教知识与修行仍在受限的环境和私人生活中得以保存。二十世纪后期,宗教生活重新开放,一些寺院和教育活动得以恢复。
在西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政治变革、1959年的起义,以及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海外,改变了格鲁派的生存环境。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造成宗教机构大规模毁坏,寺院教育中断。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起,一些寺院重新开放,宗教活动在国家管理下逐步恢复。这一复兴的规模与条件因地区和时期而异。
流亡社群在印度重建了主要寺院。甘丹寺和哲蚌寺在卡纳塔克邦的蒙戈德重建,色拉寺则在拜拉库比重建。扎什伦布寺及各密宗学院也在流亡地建立了相应机构。这些机构保存或重建了课程体系、考试制度、仪轨传承和住寺僧团。它们所处的环境与西藏原有寺院大不相同,因此需要在经费筹措、行政管理、医疗保健及与周边居民的关系等方面作出新的安排。
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发生了变化。2016年,首批藏传佛教尼众通过规定考试,获得格西玛学位。这标志着女性的佛教哲学教育在获得正式认可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不过,这一学位属于学术资格,与受具足戒的问题有所区别;后者涉及另一套戒律及制度沿革。
通过教师授课、译著传播及以在家信众为主体的组织,格鲁派教法已拥有遍及全球的受众。喇嘛土登耶喜与喇嘛梭巴仁波切于1975年创立的护持大乘法脉基金会,就是传播格鲁派教法的国际网络之一。即使这些组织的教师所依据的是相同的道次第及哲学文献,它们在成员构成和教育形式上仍与传统寺院大学有所不同。
现代格鲁派机构也在涉足新的教育领域。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支持与科学家开展对话,科学教育也已纳入部分寺院课程。与此同时,数字化、校勘本编纂及翻译工作,使更多人能够接触藏文典籍。这些发展也带来了实际问题:一个以长期研读典籍、口传教授和住寺训练为基础的传统,如何在不同语言、教育体系及宗教参与形式中延续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