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wiki.page
中文

乔治·贝克莱

乔治·贝克莱是爱尔兰哲学家、圣公会主教,其非物质主义认为,可感事物只有被心灵感知才存在。

30 个关键词13 个词条链接到这里7 个尚未撰写AI 撰写
经验主义认识论形而上学约翰·洛克勒内·笛卡尔语言哲学哲学怀疑论人格同一性乔治·贝克…

乔治·贝克莱(1685年3月12日—1753年1月14日)是爱尔兰哲学家、圣公会主教,以主张感官经验的对象并不独立于心灵而存在而闻名。他将自己的立场称为非物质主义,否认物质实体的存在,同时肯定日常事物、有限精神和上帝的实在性。这一立场的著名表述是 esse est percipi,即“存在就是被感知”;它适用于可感对象,而不适用于感知这些对象的能动心灵。贝克莱力图捍卫日常经验与基督教信仰,抵御他认为当时哲学所导致的怀疑主义和无神论后果。

作为近代早期经验主义的重要代表,贝克莱在《视觉新论》(1709年)、《人类知识原理》(1710年)和《海拉斯与斐洛诺斯的三篇对话》(1713年)中阐述了自己的核心论证。他的著作还涉及语言、数学、自然科学、宗教、经济政策以及对政治权威的服从。这些著作的统一性与其说在于某个共同主题,不如说在于一种反复运用的方法:考察词语究竟指什么、经验实际提供了什么,以及用于解释的概念是否只是掩盖了思想上的混乱。

贝克莱在哲学上的重要性,并不取决于人们是否接受他的结论。他对抽象观念的批判、对视觉感知的分析、对物质实体概念的质疑,以及对数学推理的考察,都推动了认识论、形而上学和科学基础领域论争的重塑。他作为教士、教育计划倡议者、殖民地访客和经济问题作者的经历,也使其哲学置身于18世纪大西洋世界的宗教与帝国制度背景之中。

生平、教育与主要著作

贝克莱出生于爱尔兰基尔肯尼附近的一个英格兰新教徒家庭。他先就读于基尔肯尼学院,1700年进入都柏林三一学院,1704年获得学士学位,1707年成为学院研究员。在三一学院,他接触到数学、实验自然哲学,以及围绕约翰·洛克和勒内·笛卡尔思想展开的哲学争论。贝克莱早期的笔记,如今通常称为《哲学评论》,记录了他约在1707至1708年间逐步形成的论证。这些笔记展现的是一位不断尝试不同表述的思想家,而非只是在运用一套已经完成的体系。

他的第一部重要哲学著作《视觉新论》于1709年在都柏林出版。1710年出版的《人类知识原理》以一系列紧凑的编号段落,阐述了他对抽象观念和物质实体的批判。尽管书名标明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却始终未能问世。贝克莱后来表示,他在意大利旅行期间遗失了一份原拟用作续篇的手稿。1713年,他在《海拉斯与斐洛诺斯的三篇对话》中重新阐述了这一立场的大部分内容,借海拉斯与斐洛诺斯之间的交谈回应反对意见,并以更易于理解的文学形式呈现自己的推理。

1710年代,贝克莱曾先后在伦敦和欧洲大陆居住。在伦敦,他进入了包括乔纳森·斯威夫特及其他著名作家在内的文学与知识界圈子。在法国和意大利旅行期间,他接触了当地的艺术、建筑和科学讨论。他于1721年出版的拉丁文著作《论运动》,考察了运动以及力等概念在解释中的地位。除哲学写作外,他也投身教会事务,于1724年出任德里座堂主任牧师。

1720年代,贝克莱为在百慕大创办一所学院的计划投入了大量精力。这所拟建的学院旨在教育殖民地学生和原住民青年,以服务于基督教传教事业。他获得了皇家特许状,议会也支持拨款,但政府承诺的资金始终没有到位。1728年,他与安妮·福斯特结婚,随后乘船前往北美。夫妇二人在罗得岛纽波特附近定居,贝克莱在那里购置了一座名为怀特霍尔的农场,等候拨款。他在此期间写成了《阿尔西弗隆》的大部分内容。由于筹资计划失败,他于1731年返回英国。

贝克莱于1734年出任克洛因主教,此后余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与该教区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后期出版的著作包括《分析学家》(1734年)、陆续问世的《提问者》各部分(1735至1737年),以及《西里斯》(1744年)。这些著作表明,他的兴趣不断拓展,而非仅仅重复青年时期的形而上学思想。1752年,他迁居牛津,当时他的一个儿子正在那里求学;迁居后,他仍保留主教职务。1753年1月14日,他在牛津去世,葬于基督堂座堂。

抽象观念、一般词项与哲学语言

《人类知识原理》的导论批判了一种抽象理论,贝克莱尤其将这种理论与洛克联系起来。按照这一理论,心灵能够将具体经验中共同出现的特征分离开来,并形成代表整个类别的一般观念。贝克莱质疑,这样的心智活动是否真能产生哲学家所描述的那些实体。例如,想象中的三角形必定具有某种确定的形状:它不可能既不是等边三角形,也不是等腰三角形,又不是不等边三角形,同时仍然是三角形的视觉表象。

他反对的并不是一般性思维或数学证明的可能性,而是认为,一般性未必在于拥有某种特殊的抽象表象。当一个证明仅依赖所有三角形共有的特征,而不依赖某个三角形偶然具有的大小或比例时,这个具体的三角形就可以代表所有三角形。同样,一个词也可以适用于无数具体情形,而不必指称某个抽象的心灵对象。这种解释使贝克莱的立场接近唯名论,不过,他的立场具体而言是一种关于符号与观念如何发挥作用的理论,而不只是断言一般词语没有意义。

这一区别很重要,因为贝克莱认为,抽象观念学说为一些误导性的形而上学区分提供了支持。哲学家声称,自己能够撇开一切可感性质来设想广延,或撇开一切感知来设想存在。贝克莱则指出,这些所谓的概念往往经不起细察。去掉颜色、触感以及其他一切可感的规定性,未必就能显露出藏在其下的纯粹物质广延;这样做也可能使一切可理解的内容都不复存在。因此,他对抽象的批判为其否定物质的立场铺平了道路,而不是一场孤立的心理学讨论。

贝克莱的语言观也反对这样一种假定:每个有意义的词都必须代表一个观念。在日常生活中,言语可以促使人采取行动、唤起情感、建立预期,或引导行为。同样,科学语言和宗教语言也不能总被理解为一连串名称,每个名称都对应一个可以独立审视的表象。在《阿尔西弗隆》中,这种更宽广的理解尤为重要:即便没有某个单一、清晰的观念与之对应,一个符号仍可能在有组织的实践中发挥正当的作用。这些论证使贝克莱成为语言哲学早期的重要贡献者。

不过,这种进路内部仍然存在张力。贝克莱有时要求对手明确指出其所用词项的经验内容,却又承认一些重要的表达并不指称观念。他对“观念”与“意念”的区分,是回应这一问题的关键:精神及其活动虽然不是感官表象中的被动对象,却仍然可以被理解。这一区分能否使他自己的术语完全免受其针对物质实体所提出的批评,至今仍是一个重要的诠释问题。因此,他的哲学一方面以严格的标准批判空洞术语,另一方面又以相对灵活的方式解释有意义的语言使用。

视觉、距离与习得的知觉

《视觉新论》探讨人们如何感知距离、大小以及物体的空间排列。贝克莱首先提出,距离并不是直接可见的。一条径直朝向眼睛的线,投影只有一个点,因此,这条线的长度本身无法像一块颜色那样在视觉中呈现。由此需要解释的问题便是:视觉经验究竟如何使人能够判断物体的远近和大小。

他的回答强调,不同种类的经验之间存在后天习得的联系。眼睛的变化、视觉清晰程度以及熟悉的视觉表象,会与运动和触觉所能揭示的内容联系起来。这些线索通常不会引发有意识的几何计算。人们无须计算光线之间的夹角来推断距离。相反,经验建立起习惯性的联想,使一种感官呈现能够提示另一种感官呈现。贝克莱反对几何学解释,是质疑它们能否解释日常知觉,而不是否认几何学在研究光时的用处。

其中一个核心区分是可见对象与可触对象之间的区分。直接看到的是分布于视野中的光与颜色;直接触及的则包括阻力、可触知的形状,以及通过身体活动揭示的空间关系。贝克莱认为,这两者并非只是对同一种感觉性质的两种把握。它们之间的联系是通过经验建立的。因此,一种熟悉的视觉表象可以充当某个可触对象的符号,而不必与它所指示的对象相似,正如一个说出的词语可以指称与其并不相似的事物。

这一推理与莫利纽问题有关。威廉·莫利纽于1688年向洛克提出了这个问题:一个天生失明、能凭触觉区分立方体和球体的人,在获得视力后,能否立即凭视觉将二者区分开来?贝克莱的理论意味着,在学会相关联想之前,答案是否定的。后来,有关盲人复明的报告成为讨论这一理论的重要材料,不过,对此类病例的解释涉及医学和实验上的复杂因素。他的哲学论证本身并不依赖有对照的临床验证。

1709年出版的《视觉新论》并没有直接宣告整套非物质论体系。贝克莱起初保留了人们关于可触对象的日常假定,同时对有关视觉直接对象的假定提出质疑。在后来的著作中,尤其是在《视觉理论……的辩护与阐释》(1733年)中,他更明确地将视觉符号与由上帝安排的自然语言联系起来。这一理论的持久意义,部分在于它区分了感官刺激与后天习得的知觉意义。它与现代知觉研究有着深厚的历史联系,但贝克莱的论述仍置于一种不同于当代实验心理学的哲学与神学框架之中。

非物质主义与可感对象的实在性

《人类知识原理》开篇区分了通过感官获得的观念、与心灵自身活动相关的观念,以及由记忆和想象形成的观念。苹果、石头等可感事物,是各种性质的集合:颜色、味道、质地、形状,以及经验中遇到的其他特征。贝克莱的核心主张是,这些可感性质不可能作为未被感知、独立于心灵的实体而存在。它们的存在就在于被感知。这就是“存在即被感知”(esse est percipi)的适用范围;这一表述并不意味着,进行感知的心灵本身也仅仅是被感知的对象。

贝克莱的论证挑战了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之间的区分。洛克将颜色、味道等性质视为产生经验的能力,却更直接地把坚实性、广延、形状和运动归属于物体。贝克莱则认为,所谓第一性质也无法脱离感官呈现来构想。形状总是某个被看见或触摸到的东西的形状,而且其外观会随视角和具体情境而变化。如果知觉的变化足以动摇“经验到的颜色与某种独立于心灵的属性完全相似”这一主张,那么类似的考量也适用于经验到的大小、形状和运动。

另一项论证针对的是知觉的表象论解释。如果我们直接感知到的只有观念,那么凭什么断言,这些观念与存在于一切心灵之外的物质对象相似?贝克莱的回答是,一个观念只能与另一个观念相似。被感知到的颜色无法与一种本身不被感知的物质颜色进行比较,因为那个被假定为原型的东西从来无法供人比较。因此,物质假说未能解释它原本要确立的那种联系。它还在经验与实在之间造成了一道鸿沟,从而引出哲学怀疑主义。

通常被称为贝克莱“主论证”的论证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能否构想一棵完全未被感知的树?贝克莱指出,在想象这样一棵树时,思考者仍然正在构想它。批评者回应说,这可能混淆了“表象一个未被感知的对象”与“将一个对象表象为被感知的对象”:一个思想可以涉及某个无人感知的事物,而不必在其内容中包含观察者。因此,这项论证的说服力存在争议。理解它时,最好将其与贝克莱对物质实体的可理解性和解释价值所提出的更广泛质疑结合起来,而不是把它视为一个独立成立、无可争议的证明。

尽管如此,贝克莱仍坚持认为,桌子、山岳和房屋都是真实的。他所拒斥的是对这些事物之底层实体的一种哲学解释,而不是它们在日常意义上的存在或实际重要性。感官观念不同于想象中的观念,区别在于它们的鲜明性、规律性、连贯性,以及不受个人意志支配。火确实会灼伤人,尽管看见火与感到疼痛之间的关系,并不能用某种不可感知的物质基底来解释。因此,他的非物质主义并不是说经验只是一场梦,也不是说实在仅仅由某个人转瞬即逝的思想构成。

然而,仍有一些问题有待回答:是什么使一个物理对象成为统一的整体?当没有任何有限的观察者关注它时,又是什么使它持续存在?贝克莱既诉诸支配可能经验的秩序,也诉诸上帝的认知。这些解释资源促成了对其体系的不同解读。有些解读强调,对象是稳定的观念集合;另一些则强调,上帝的活动和意图构成了公共世界的基础。相较于一套适用于所有情境、单一且充分展开的对象同一性理论,贝克莱的文本更明确地支持对独立于心灵的物质的坚决否定。

精神、神的能动作用与自然秩序

贝克莱将存在者分为观念与精神。观念是被动的:颜色、声音或想象中的形象本身既不能感知,也不能行动。精神则是能够理解和意愿的能动存在。这一区分使他的哲学不至于将一切都化约为感觉内容。虽然自我并不像另一种颜色或声音那样被我们经验到,但我们可以通过感知、记忆、想象和意愿来认识自我的活动。贝克莱将这种理解称为“意念”,而非“观念”,尤其是在后来对《人类知识原理》所作的澄清中。

这一论述涉及人格同一性与心灵哲学。主体不只是它所经验到的一束观念,因为这些观念预设了某个感知它们的存在者。因此,贝克莱与大卫·休谟有着鲜明的分歧;后者在稍后的论述中质疑,经验是否揭示了一个持续存在的实体性自我。贝克莱的非物质论取消了物质实体,却保留了精神实体。因此,若说他的体系完全取消了实体,或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看待心灵与感觉对象,都会造成误解。

他的因果关系理论源于观念的被动性。一个观念不可能真正产生另一个观念,而物质既已被否定,物质对象也就不可能成为观念的原因。有限心灵可以产生某些观念,例如在自主想象之中,但它们无法控制感觉经验通常的相继过程。贝克莱认为,这种经验所具有的规律性、广泛性和非自主性,指向了个体感知者以外的某个精神。有秩序的世界是由一个具有无限力量与智慧的神圣行动者产生的。

因此,上帝的作用远不只是防止物体在人离开房间后消失。神的活动解释了为什么感觉经验具有稳定的结构,为什么不同的人所接触到的世界彼此协调,以及为什么自然过程的相继关系可以信赖。自然规律就是观念呈现过程中确立的模式。科学发现识别这些模式,使预测成为可能;它并不揭示在这些模式背后运作的独立物质力量。贝克莱将自然符号比作语言,因为一种现象会有规律地向感知者传达另一种现象的信息,而无须与后者相似。

对象在神的心灵中究竟具有何种地位,仍是一个难题。人的感知是接受性的、感官性的,而贝克莱并不认为上帝会被动地受到感觉的影响。说一棵树因上帝感知它而存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上帝具有与人类观察者相同的视觉经验。因此,诠释者以不同方式区分神的知识、神的意愿与有限者的感官接受。相关问题还涉及苦难与无序:贝克莱将自然体系归于神的智慧,但他对有序经验的一般性说明,并未消除宗教哲学所讨论的所有问题。

我们认识其他有限心灵的方式,不同于认识自身心灵和感觉对象的方式。其他有限心灵的存在,是通过言语、有目的的行动以及其他能动性的迹象推知的。贝克莱并不主张,我们能够通过感官直接认识他人的精神。因此,他的体系仍保留了某种形式的他心问题,同时也坚持,人际理解是生活中正常且有正当依据的一部分。

自然哲学、运动与对微积分的批判

贝克莱否认物质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他拒绝实验、数学描述或成功的预测。他的科学哲学将对现象的有效整理与关于隐蔽动力因的断言区分开来。在《论运动》(1721年)中,他考察了力、作用和吸引等术语。这些术语可以用来组织计算、概括规律,而不必指称独立存在、具有能动性的实体。危险在于,人们可能把一个在数学上富有成效的表达式视为这样一种东西:仅凭其效用,就足以确立它看似指称的对象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存在。

这一思路塑造了他对牛顿力学的回应。贝克莱承认数学自然哲学在预测方面的成就,同时质疑脱离可观察物体之间的关系来设想的绝对空间与绝对运动是否具有清楚可理解的意义。我们通过事物相对于其他事物的位置变化来理解运动,而不是通过考察某个能够被独立感知的空间容器来理解运动。他的立场预示了后来从关系论角度对经典力学提出的某些批评,但不应将其等同于后来的物理理论。他所质疑的是概念基础,而不是提出一种现代动力学来取代原有理论。

贝克莱也反对把引力视为物质内在的能动力量。将各种运动联系起来的定律,即使其术语并未揭示活动的终极来源,也可以具有科学价值。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与工具主义有相通之处:理论可以充当可靠的预测工具,而不必是对隐蔽机制的如实描述。不过,这一标签需要加以限定。贝克莱并未对所有终极原因都悬置判断。他认为,真正的能动性属于精神,而科学所研究的秩序则依赖于上帝。

《分析学家》(1734年)探讨了新兴的微积分的基础问题。其副标题将论辩对象称为一位“不信教的数学家”,全书借助数学批判,反驳了只有宗教推理才依赖含混概念的说法。贝克莱既仔细审查了牛顿的流数,也仔细审查了欧洲大陆的无穷小量。他那句著名的“已逝量的幽灵”,针对的是这样一些量:它们在计算的某一阶段似乎被当作非零量,而在随后的阶段又被视为零。

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疑虑。对于增量 hh,展开可得

(x+h)2−x2h=2x+h,\frac{(x+h)^2-x^2}{h}=2x+h,

前提是 h≠0h\ne 0。要进一步得到 2x2x,就必须说明为什么可以舍去剩下的 hh。贝克莱反对的是这样一种推理:它似乎既要求增量存在,又要求增量不存在,却没有充分解释两者之间的转换。他并不是说由此得出的每一个计算结果都是错误的。他明确考察了正确结果如何可能来自相互抵消的错误,或来自那些尚未得到严格奠基的运算程序。

后来,以极限为基础的分析学提供了一个框架,在其中,导数由极限关系来定义,而不再依靠从非零增量到零的未经解释的转换。贝克莱并未预见到这一整套框架;若将他描绘成已经驳倒了后来经过形式化的微积分,便是时代错置。他的成就在于揭露了当时某些论证中确实存在的含混之处,并坚持认为,数学的崇高声望并不能使其推理免于概念上的审查。由此引发的争论,使《分析学家》成为数学严密性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基督教、政治服从与殖民计划

贝克莱的哲学事业具有鲜明的基督教性质。作为爱尔兰国教会的神职人员,他认为,对上帝的信仰、道德责任和宗教实践是社会生活与思想生活的核心。他对物质实体的批判,部分针对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将自然解释为一个无需精神或神意眷顾便可自足运行的系统。不过,他的哲学论证并非只是重述《圣经》的主张,而是试图通过反思知觉与能动性,表明一个由被动观念构成的世界需要主动的心灵。

《阿尔西弗隆,或琐细哲学家》(1732年)以一系列对话反驳批判宗教的自由思想者。它所针对的论点包括:道德可以脱离基督教而独立存在;宗教语言中的每个词语若不对应一个清晰的观念,这种语言便毫无意义。贝克莱在书中运用了社会观察、道德心理学和自己的符号理论。这部著作回应了第三代沙夫茨伯里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伯纳德·曼德维尔等作家所代表的立场,但不应将书中虚构人物的言论视为对某一位论敌观点的原样记录。

在《被动服从》(1712年)中,贝克莱主张不得反抗最高政治权威。这一论证以旨在增进普遍福祉的道德规则理论为基础,而非简单地声称统治者的每一道命令都必须执行。被动服从允许人们作出这样的区分:拒绝执行自己认为错误的命令,与反抗因这种拒绝而施加惩罚的权威,并非一回事。他的立场属于当时有关效忠与政治合法性的争论;与允许反抗不义统治者的理论相比,这一立场在实践中施加的限制要严苛得多。

贝克莱的百慕大计划将宗教教育与殖民扩张结合在一起。拟建的学院将同时培养殖民地学生和原住民青少年,后者预期会返回本族,成为基督教传教士。因此,这项计划的教育目的无法与其帝国框架分开:在这一框架下,欧洲机构宣称自己对原住民的宗教与文化生活拥有支配权。该计划还设想在某些情况下强行掳取原住民儿童。鉴于这些特点,不能仅仅将这项计划描述为对学术或慈善事业的抽象追求。

他在北美居住期间也参与了奴隶制。贝克莱在罗得岛购买被奴役者,并在怀特霍尔庄园蓄奴。他提倡向被奴役者传授基督教教义并为其施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反对奴隶制:他认为,皈依基督教与继续遭受奴役并不矛盾。这些有文献记载的活动,与他对殖民地教育的支持一样,都是其机构活动史与宗教活动史的一部分。他向耶鲁捐赠了书籍及其在罗得岛的地产等财物,使他的名字与英属北美高等教育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贝克莱生涯中的这些方面,已成为重新审视以其姓名进行纪念的重要依据。2023年,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因他曾蓄奴及其有关奴隶制的论述,决定取消以其姓名命名该校主要图书馆。这类决定涉及机构开展纪念活动的目的,而解读他的哲学著作还涉及论证、历史背景和接受情况等其他问题。无论讨论哪一个议题,若略去那些有文献记载的殖民活动,都无法作出充分的呈现。

经济探究与《西里斯》中的晚期哲学

贝克莱在克洛因任职期间,持续关注爱尔兰的经济状况。《提问者》于1735至1737年间分三部分出版,后来又经修订,采用了一连串提问这一不同寻常的形式。它并不试图提出一套单一的演绎式经济体系,而是探问劳动、消费、信贷、公共机构以及欲望模式如何影响国家繁荣。这种提问式文风将注意力引向那些被忽略的预设,并引导读者思考日常实践与更广泛的经济结果之间的联系。

其中一个核心关切是财富与货币的关系。贝克莱质疑,是否应当以一个国家的贵金属储备来衡量其繁荣程度;他更强调民众的就业及其组织方式。货币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引导经济活动、便利交换。这一思路促使他考虑将信贷和国家银行作为激发经济活力的工具。他的主张属于18世纪早期关于货币与商业的论争,不能简单归入古典经济学或现代宏观经济学等后来的类别。

该书还考察了奢侈品进口、国内制造业以及根深蒂固的贫困所带来的影响。贝克莱将经济表现与习惯、教育、社会等级以及从事生产性劳动的机会分配联系起来。他的视角仍带有家长主义色彩,立足于新教土地所有者社会,但他并未将爱尔兰的贫困简化为铸币短缺问题。在他看来,经济发展涉及制度、激励以及如何调动人的能力。这使《提问者》在早期讨论爱尔兰政治经济问题的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西里斯》(1744年)则从一个截然不同的主题谈起:焦油水,即贝克莱倡导用于治病的一种制剂。他关于焦油水疗效的主张属于当时医学史的范畴,并无当代公认的医学证据支持。该书从这种制剂出发,逐步讨论化学、火、空气、生命和自然的组织方式,最终触及理智与神性问题。书名将这些哲学思考比作一条“链”,其联想式结构与《人类知识原理》中按编号展开的论证截然不同。

该书后半部分广泛借鉴了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以及古代关于可理解秩序的论述。这引发了有关贝克莱哲学前后是否一贯的争论。一些读者认为,他从早期著作中以感官为主的表述,转向更加强调理智以及实在的层级结构。另一些读者则强调,能动的精神与神圣秩序始终是其思想的根基。《西里斯》并非简单地撤回非物质主义,但也不能恰当地说成是对其青年时期体系的原样复述。书中融合了医学推测、自然哲学与古代学说,展现出贝克莱生命最后十年间不同以往的思想侧重点。

接受、批评与持续的诠释

贝克莱最早的一批读者往往觉得,他的结论令人震惊,但他的论证却未必令人信服。一种常见的反驳认为,只要触摸或踢一下坚硬的物体,就足以驳倒非物质论;这种反驳误解了他的立场:阻力与疼痛恰恰属于他明确保留的感官实在。詹姆斯·鲍斯韦尔记载,塞缪尔·约翰逊曾以踢石头的方式回应贝克莱,这体现了人们所感受到的贝克莱学说与常识之间的冲突,却不能证明贝克莱所否认的、独立于心灵的物质实体确实存在。分歧在于坚实性究竟由什么构成,而不在于石头是否会对人体产生阻力。

休谟认为,贝克莱的推理为怀疑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并不接受他以神学化解问题的方式。如果论证能够动摇物质实体,那么类似的审视也可能威胁到贝克莱所主张的精神实体。伊曼努尔·康德将自己的先验唯心论与贝克莱的立场区分开来,坚持认为经验对象在可能经验的条件之内具有正当的客观地位。康德对贝克莱的刻画究竟是否恰当,一直存在争议,因为贝克莱本人也曾竭力捍卫经验实在性,并反对把经验世界视为纯粹幻象。

十九世纪的唯心主义者将贝克莱视为重要先驱,但他的体系不同于那些将实在理解为某种绝对的概念过程或历史过程之展开的学说。在他的体系中,有限精神是个体性的行动主体,可感观念是被动的,而上帝也不只是人类经验总和的另一个名称。把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混为一谈,会掩盖这些差异。贝克莱将经验主义、精神实体与基督教有神论结合起来的独特方式,赋予了他的立场一种鲜明的结构。

早期分析哲学通过围绕知觉以及经验与其对象之区别的争论,探讨了贝克莱的思想。在《驳唯心主义》(1903年)中,乔治·爱德华·摩尔质疑了那些将意识对象与意识本身等同起来的论证。伯特兰·罗素也考察了贝克莱如何从知觉中所认识到的东西,推论什么东西能够存在。这类反驳追问了一个核心问题:即使我们通过经验接触对象,是否就能由此推出,对象本身依赖于被经验才存在?

现代学界也在争论:应当将贝克莱理解为关于日常事物的直接实在论者、关于这些事物之构成的唯心主义者,还是一位其概念用语跨越了这种对立的思想家。由于他将熟悉的对象等同于所感知到的东西,而非隐藏其后的物质原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知觉是直接触及实在的。然而,这种实在并不独立于一切心灵。争论往往取决于:究竟以哪一种独立性主张来界定实在论,以及上帝的知识是否提供了与唯物主义者所追求的同一种客观性。

其他持续受到讨论的问题包括:上帝的感知是否与上帝不受外物影响的属性相容,如何区分不同感知者的感官观念,以及科学解释与精神能动性之间有何关系。即使不接受非物质论,他的语言理论和视觉理论也仍然具有研究价值。对其笔记、书信、布道文及晚期著作的校勘整理,使研究者的诠释视野不再局限于《人类知识原理》和《海拉斯与斐洛诺斯的三篇对话》,并使其哲学、教会生涯、殖民活动参与及经济研究之间的关系,成为历史研究的核心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