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欺是一种自我欺骗,与让-保罗·萨特及存在主义的联系最为密切。在萨特特有的意义上,自欺是试图逃避这样一种张力:一方面是自身处境中的既定事实,另一方面则是自己解释、回应并超越这些事实的能力。一个人可能把社会角色、过去的行为或性格特征看作固定不变的本质,认为它决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也可能借口自身的自由,否认自己的实际行为和处境所具有的意义。在日常语言和法律中,“bad faith”也有不诚实或缺乏真实意图的意思,但这些含义并不一定涉及自我欺骗。
哲学背景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1943年)中系统阐述了自欺。这一论述属于他对意识、自由以及人与他人关系的探究,而不只是对不诚实行为的分类。
他的论述以现象学为基础,后者研究经验的结构。在萨特看来,人的意识并不像具有完全固定同一性的物那样存在。意识指向世界,并不断投向各种可能性。人有自己的过去、身体、社会关系和物质处境,但对这些事实的任何描述,都不足以穷尽一个人的存在。
这一立场构成了萨特论述自由意志的基础:即便可供选择的余地受到严重限制,人仍然必须对自身处境采取某种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人能够心想事成,或仅凭意愿就消除外部障碍。区分自由与实际行动能力,是理解这一论述的关键。
自欺是回避这种生存状况所带来的不安意涵的一种方式。它让人仿佛获得了某种安全感,以为自己是一个确定不变的事物;或者让人仿佛能够置身于自己的所作所为之外,从而不必承担责任。
事实性与超越性
萨特通过两个不可分割的维度来描述人的存在:
- 事实性包括生命中的既定要素:身体的存在、过去的行为、历史境遇、社会地位,以及其他无法仅凭愿望便消除的条件。
- 超越性是意识越出既定事实、走向意义、人生计划和可能性的运动。这里的“超越”主要不是指某种超自然的实在。
自欺扭曲了这两个维度之间的关系。
在一种模式中,人把自己归结为事实性:“我就是这样的人,不可能有别的样子。”职业、性情或过去的失败,被说成某种不可改变的本质。在另一种模式中,人完全把自己等同于超越性:“我的行为不能定义我,所以它们与我是什么样的人无关。”在这里,改变的能力成了否认实际所发生之事的借口。
这两种策略并不相互排斥。自欺可以在二者之间来回转换:当某个事实能够为一种选择开脱时,就把它当作决定性的依据;当它意味着自己应当承担责任时,又把它说成无关紧要。核心问题不在于事实或可能性是否重要,而在于人是否操纵二者的关系,以逃避对自身处境的承认。
萨特的例子
咖啡馆侍者
萨特最著名的例子是一位咖啡馆侍者,他的动作过分精确而机械。这个侍者似乎以这样一种方式扮演自己的角色:仿佛侍者身份就是他的全部,如同物件具有某种固定的功能一样。
这个例子的要点并不是说,职业技能、礼貌或承担社会角色本身就具有欺骗性。自欺出现在这样一种情形中:一个人把角色当作自己本来就是的东西,而不是自己在更广阔的人生中从事的一种活动。角色可以组织人的行为,却不能穷尽承担这一角色的人。
因此,这个例子既关乎职场行为,也关乎人格同一性。对一个人的社会性描述可以是准确的,却并不因此构成某种不可改变的本质。
性格与过去的行为
萨特还考察了将性格视为命运的做法。一个曾有怯懦表现的人,可能声称自己天生就是懦夫,把未来的行为说成早已注定。反过来,一个人也可能坚称,由于自己的内心意图并非如此,那些怯懦的行为便无关紧要。
这两种立场都未能充分承认过去行为的真实性,以及今后作出不同回应的可能性。承认自由并不能抹去已经做过的事,而承认某一行为,也不意味着确立了某种不可改变的身份。
真诚的限度
萨特的分析也使真诚变得复杂。如果“承认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这一要求预设了人具有固定的内在本性,而且必须毫无保留地体现这种本性,那么这一要求本身就可能助长自欺。
这并不意味着如实陈述事实毫无意义。萨特所质疑的是:将自己完全等同于某个标签,即使这个标签看似诚实,是否能够把握人的存在展开的方式。准确承认某种行为,与宣称该行为揭示了某种永恒不变的本质,是两回事。
自我欺骗的悖论
通常的说谎涉及两个不同的人:一个知道真相,另一个受到欺骗。自我欺骗似乎把这两种位置放在了同一个人身上。如果一个人必须已经意识到所隐瞒的内容,又怎么能向自己隐瞒它呢?
这个问题将自欺与心灵哲学及认识论联系起来。如果自我欺骗要求一个人在完全相同的意义上,同时相信又不相信同一个命题,那它似乎就是自相矛盾的。
萨特并不把自欺看作知情的欺骗者与无知的受害者在内心展开的一场简单对话。他强调,应当区分前反思的觉知与明确的反思性承认。一个人可能在生活中对自身处境有所觉知,却又通过安排自己解释处境的方式,避免正视其中的意涵。
因此,自欺是不稳定的。它依赖于对自己所逃避之事的某种觉知,却又不能公开承认自身的逃避性质,否则便会瓦解自身。它不只是无心的错误,但也未必是精心策划的谎言。
更广泛的自我欺骗理论不一定接受萨特的解释。有些理论通过选择性注意、受动机驱动的证据解读,或信念随时间的变化来解释自我欺骗。这些进路可能否认,自我欺骗必须以完全自觉的自欺意图为前提。因此,萨特式自欺是对自我欺骗的一种有影响力的解释,而不是各种已提出的心理机制的统称。
本真性与责任
与自欺主要相对的是本真性:既承认自身存在的条件,也承认自己参与了对这些条件的承接和应对。本真性不只是自发行动、坦露情感,或服从内在的“真实自我”。在萨特的理论框架中,如果把这样的自我视为一种现成的本质,就可能重蹈自欺的覆辙。
自欺涉及道德责任。诉诸性格、制度规则或社会期待,有时会掩盖一个事实:当事人正在参与某种行动过程。不过,不能仅凭某人声称自己的选择有限,就推断其存在自欺。限制可能是真实而严峻的。
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模糊性的伦理学》(1947年)中提出了一种相关的存在主义论述,强调自由与处境中的存在之间具有模糊的关系。她尤其重视人们行使自由的社会条件,以及他们与他人自由之间的关系。
概念区分与解释难题
自欺与几种常见现象有所重叠,但并不等同于它们:
- 说谎旨在误导他人,不一定涉及自我欺骗。
- 虚伪表现为公开宣称的准则与实际行为之间存在差距;虚伪者可能清楚这种差距。
- 错误可以在没有动机驱使的回避或逃避的情况下发生。
- 合理化为行为提供可以接受的解释,可能为自欺服务,但不一定涉及萨特对自由的特定理解。
- 角色扮演是社会生活的正常现象;当角色被视为一个人的全部身份,或自动免除责任的依据时,它才与自欺有关。
一个核心难题在于,如何在不自认为能够直接洞悉他人动机的前提下识别自欺。同样的外在行为,可能体现实际需要、真诚投入、习惯,也可能体现逃避。例如,仅凭咖啡馆侍者的动作,并不能确定他与其职业之间的关系。
萨特对自由的强调也引出了一个问题:这一理论是否充分考虑了强迫、匮乏以及根深蒂固的社会限制。审慎的解释必须区分两种情况:否认自身参与其中,与准确承认自身能力有限。仅仅证明某人未能克服某种障碍,并不足以认定其存在自欺。
日常与法律含义
在存在主义哲学之外,“出于恶意行事”(acting in bad faith)通常指不诚实地行事、声称抱有实际上并不具备的意图,或滥用另一方的信任。例如,谈判参与者可能表面上寻求达成协议,实际上却只打算拖延进程。
在法律中,恶意可能涉及合同义务、保险纠纷及其他法律关系。其确切含义及认定所需的证据,因司法管辖区和法律语境而异。法律上的恶意可能涉及明知不实仍不诚实行事,或怀有不正当目的,却不涉及任何萨特意义上的自我欺骗;反过来,哲学意义上的自欺也不一定构成法律上的不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