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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薄伽丘的百篇故事集,以逃离瘟疫肆虐的佛罗伦萨为框架,探讨欲望、命运、才智与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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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是乔万尼·薄伽丘创作的一部散文故事集,收录了一百篇故事,主要写于1349至1353年前后,此后又经过修订。作品以佛罗伦萨方言写成,讲述七名青年女子和三名青年男子在1348年黑死病流行期间避居乡间,轮流讲故事的情景。书名源自意为“十天”的希腊语词语,指他们在约两周的避居生活中用来讲故事的十天。这部作品奠定了欧洲中篇小说的基础,也是意大利散文的重要成就。

书中的故事题材广泛,既有简短的恶作剧和风流韵事,也有情节曲折的经商厄运、爱情悲剧、宗教骗局和非凡慷慨之举。故事的意涵不仅取决于各自的情节,也取决于精心构建的框架叙事:讲述者在其中选定主题、彼此回应,并共同探讨享乐与行为规范之间的关系。瘟疫既为这部故事集提供了切近的历史背景,也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在共同遭受灾难之时,人们如何维系共同的语言、娱乐活动和社会秩序。

尽管《十日谈》常与情色喜剧和反教权讽刺联系在一起,但它既不只是一本荤故事集,也不是围绕单一道德主张展开的论说。作品中多样的声音,对世袭地位、宗教权威、爱情忠贞、处世才智乃至叙事本身所具有的正当性与价值提出了检验。其手稿流传、编辑整理、翻译和改编,使它在欧洲文学史上占据了核心地位。

创作、历史背景与文学定位

薄伽丘生于1313年,早年在那不勒斯度过了对其成长至关重要的岁月,约于1340至1341年间返回佛罗伦萨。这段经历使他得以接触托斯卡纳的商业世界,以及安茹王国的宫廷与文学文化。这两种环境在《十日谈》中都占据显著地位:商人权衡利润与风险,贵族和统治者则展现出——或未能展现出——传统上与其身份相称的美德。在《菲洛科洛》《菲洛斯特拉托》和《菲亚梅塔夫人的哀歌》等早期作品中,他就已探索过爱情、叙事的复杂性以及女性经验的呈现。

1348年佛罗伦萨的瘟疫构成了这部故事集的历史危机背景。在第一日的引言中,薄伽丘描写了病人的身体症状、遭到遗弃的家宅、被打乱的丧葬习俗,以及邻里亲属之间责任意识的衰退。面对危险,人们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严格节制、纵情享乐、逃离和隔绝,但没有哪一种被描写为可靠的解决之道。这段描写既是灾难的见证,也是文学建构;它在瘟疫书写传统中的位置,与其中的历史指涉同样重要。它并非一份可供直接推算该城死亡率的统计报告。

一般认为,这部作品的主要创作期约在1349至1353年之间,不过个别故事可能成形更早,薄伽丘此后也仍在修订全书。因此,这部作品属于瘟疫过后数十年的时代背景,而不是在虚构的避疫期间一次写成的。现存的文本材料表明,作者一直在用心修订,而非将故事汇编成集后便不再改动。开篇对女性读者的致辞,以及后文对讲述故事的辩护,也使本书参与了当时有关俗语文学、爱情和适宜读者群体的讨论。

这部作品与但丁·阿利吉耶里的关系尤为重要。与《神曲》一样,《十日谈》也包含一百个主要单元,但两部作品组织人类经验的方式并不相同。但丁的旅程将个人的生命置于秩序分明的来世之中;薄伽丘笔下的讲述者则审视种种行为,而这些行为的意义往往取决于具体情境、存在争议,或因观察角度而异。副标题 Prencipe Galeotto,即“加莱奥托亲王”,借用了亚瑟王传说中为爱情牵线的中间人形象,也令人联想到但丁笔下保罗与弗兰切斯卡的故事。因此,本书从开篇的命名便已承认,阅读可能成为欲望的媒介。

这部故事集处于中世纪文学文化与文艺复兴相关发展趋势的交汇点。书中的圣徒、托钵修士、宫廷恋人、劝诫性轶事,以及诉诸天意的措辞,都深深植根于中世纪传统。同时,作品对世俗处境、言语技巧、个人主动性和社会多样性的持续关注,又使它对后世读者产生了格外深远的影响。如果仅将它视为中世纪思想迈入现代的转折点,就会掩盖这些因素并存的事实。

讲故事的同伴与全书结构

框架故事始于七位女子在佛罗伦萨的新圣母教堂相遇。潘皮内娅提议离开这座城市,随后又有三位青年男子加入。七位女子分别是潘皮内娅、菲亚梅塔、菲洛梅娜、埃米莉娅、劳蕾塔、妮菲莱和埃莉莎;三位男子则是潘菲洛、菲洛斯特拉托和狄奥内奥。这些名字具有文学意味,并非可直接据以辨认历史人物的真实名录。其中几个名字与薄伽丘早期的作品或既有的爱情话语传统有所关联。这群同伴通常被称为 brigata,他们带着仆人前往乡间宅邸,在那里建立起井然有序的日常生活。

每个讲故事的日子,都由一名成员担任国王或女王,确定当天的主题,并安排众人的活动。第一天和第九天不限制题材。第二天讲历经磨难后获得圆满结局的人;第三天讲凭借机智获得或找回某物的故事;第四天讲不幸的爱情;第五天则讲恋人历经波折、终得美满的故事。第六天集中讲述巧妙或机智的应答,第七天讲妻子捉弄丈夫的计谋,第八天则泛讲各种骗术。第十天转向慷慨或高尚的行为。狄奥内奥获准每天最后一个讲故事,而且不必遵循当天规定的主题,不过他有时仍会选择依题而讲。

这种安排并不只是为故事提供一个方便的容器。主题的交替带来了情感张力、叙事篇幅与伦理重心的变化。第四天和第五天铺陈了绵长的苦难与命运转折,随后第六天便转入简短的言语交锋与机智取胜。前面反复展现欺骗与竞争,第十天则继之以慷慨的行为。然而,这一顺序并未构成一条毫无争议的、从恶行通向美德的上升路径:最后一篇关于格丽泽尔达的故事,看似赞颂非凡的行为,却使人尤其难以判断这种行为究竟应当如何评价。

这次乡居避难持续的时间超过了讲故事的十天,因为众人在星期五和星期六暂停讲述。宴饮、散步、游戏、舞蹈和歌唱穿插于故事之间。每天都以一首歌谣结束,因此,尽管这部作品主要以散文小说闻名,诗歌和音乐仍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讲述者的闲暇有赖于仆人的劳作,这一物质条件从未被优雅的框架故事完全掩盖。第六天开始时,两名仆人莉契斯卡和廷达罗的一场争执打断了众人的活动,将一种更为不羁的性经验话语直接带入他们的聚会。

叙事权威在多个层面上发挥作用:代表作者的发言者向读者说话;框架叙述者描写这群同伴;各位成员讲述故事;而故事中的人物有时又成为讲述者。他们的判断未必一致。一个故事讲完后,众人的反应——笑声、窘迫、异议或转移话题——都可能使其表面上的寓意变得复杂。作者在结语中也强调,读者有责任解读这些材料,因为它们究竟有益还是有害,取决于读者如何接受。因此,这一框架将讲故事呈现为一种受具体情境、听众及相互竞争的诠释所支配的社会活动,而非中性地传递一百个独立情节的工具。

来源、语言与叙事技巧

《十日谈》汲取了广博而多样的叙事遗产。古典轶事、中世纪拉丁文故事集、圣徒传、布道辞、法国诙谐故事、意大利说书传统,以及流传于地中海各地的故事,都为它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素材。薄伽丘通常不会像现代学术校注本那样注明来源。此外,两个故事相似,并不一定就能证明存在直接借用关系:故事可能经由口头流传,以多个版本存世,也可能通过其他故事集辗转传递。因此,这部书与口头传统的关系固然重要,却不意味着每一则故事都能追溯到某个单一源头。

有些关联尤其清楚。第七天第九则中的梨树故事,在中世纪拉丁文作品《莉迪亚》中有十分相近的对应故事。第四天第九则中,父亲不知情地吃下儿子心脏的叙事,属于流传更广的“食心”故事传统。第一天第三则中的戒指寓言,在薄伽丘之前已有先例;他将其置于萨拉丁与犹太放债人麦启洗德的一次会面之中。与《一千零一夜》的比较,有助于揭示两者共有的形式和流传各地的叙事母题,但仅凭这些,并不能证明薄伽丘直接使用过那部故事集。

这部作品的核心成就,与其说在于创造每一个情节,不如说在于通过情境、人物塑造、叙事节奏和言语,改造承袭而来的素材。一则简短的轶事,可以转变为对商业算计或情感疑虑的描写。一个传统的道德例证,也可能因为叙述者、人物与听众看法不一,而产生相互竞争的解释。薄伽丘常常让人物说出的具体话语起到决定性作用:一句闪烁其词的回答、一个貌似可信的解释,或一个恰到好处的笑话,都能改变权力格局。第六天的故事尤其鲜明地展示了这一机制。

他的散文将庄重、句法繁复的叙述,与切合人物职业、社会地位和地域背景的对话融为一体。绵长的复句、整饬的分句和均衡的修辞,使描写与论辩显得庄重;口语化的交谈则加快了节奏,并赋予场景鲜明的社会特征。佛罗伦萨方言既能表现商人的盘算、修士的布道,也能承载贵族的正式言辞或工匠的误解。这种变化并非对日常言语的逐字实录,而是经过精心锤炼、以文学方式呈现的语言差异。

这部故事集对反讽的运用,往往依赖于知情程度的差异。读者或许能识破丈夫、告解神父或受害者未能察觉的骗局,而说话者信心十足的解释,暴露的却是无知,而非洞察一切。在另一些地方,文本会暂不透露信息,或让一番奏效的言辞在伦理上显得可疑。第六天第九则中,圭多·卡瓦尔坎蒂凭借一句答话,摆脱了一群追逐时尚的年轻人,而他们起初并未领会这句话的锋芒。第六天第十则中,奇波拉修士发现自己所谓的圣物被换成了木炭,却将这一变故化为一场成功的表演。这两则故事都赞赏言语上的随机应变,但这种本领所产生的社会与道德后果却各不相同。因此,叙事中的机智被呈现为一种工具,而并非天然就是一种美德。

命运、才智与商业世界

解读《十日谈》时,常常会用到两个概念:fortuna,指境遇的变幻无常;ingegno,指洞察局势并设法应对的才智。两者都不依循僵化的法则。命运可能体现为海难、身份误认、突如其来的遗产、政治局势的逆转,或一次偶然的相遇。才智则可能带来脱险、获利、欺诈,或自欺。通过两者的相互作用,这部故事集得以追问:面对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主宰自己的生活?

第二天的故事尤其突出了偶然性。在第二天第四个故事中,兰多尔福·鲁福洛从商人变成海盗,经历海难而幸存,随后才发现自己在海上紧抱不放的箱子价值不菲。他最终得以安稳度日,既靠坚忍,也靠一次非同寻常的偶然。在第二天第五个故事中,佩鲁贾人安德鲁乔来到那不勒斯买马,被一个自称与他有亲缘关系的女人欺骗,跌入污秽的坑中,又卷入盗掘大主教陵墓的勾当。他最后带着一枚贵重的戒指脱身。这一连串遭遇使城市中的险境成为一堂识破表象的课,但故事的圆满结局,与其说是对他始终谨慎行事的奖赏,不如说是一再转折的产物。

商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的活动将不同地方、阶层和价值体系联系起来。故事的场景辗转于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威尼斯、热那亚、西西里、地中海东部,以及更遥远的地方。信贷、货物、珍宝、嫁妆和旅行,都为情节的推进创造了契机。贸易既没有一概被斥为贪婪,也没有一概被赞为理性经营。经商的本领可以支撑独立生活和慷慨之举,而贪得无厌与相互争竞则可能损害人际关系,或使人陷入被利用的境地。

这部故事集也动摇了高尚品行源于世袭地位的观念。在第六天第二个故事中,面包师奇斯蒂的判断力与慷慨,远远超出抱有社会偏见的人根据他的职业所作的预期。他精心安排向杰里·斯皮纳赠送佳酿一事,既体现了物质上的慷慨,也展现出待人处世的分寸。在第五天第九个故事中,费德里戈·德利·阿尔贝里吉因求爱不成而耗尽家财;当他把心爱的猎鹰做成菜肴,款待自己所爱的女子时,却不知这也毁掉了自己仅存的谋生手段。这个故事将骑士式的慷慨,与学会妥善管理财物的现实需要联系起来。

维托雷·布兰卡将这部作品概括为一部“商人史诗”,这一颇具影响力的论断,强调了作品对充满活力的商业社会所作的出色描绘。这一概括指出了故事集的一个重要面向,却不足以涵盖其社会世界的全部。贵族理想依然具有吸引力;农民和手工业者与商人一同登场;第十天的故事还持续关注宫廷式的恢宏气度。这部作品的意趣,部分就在于这些价值体系之间的摩擦。经济上的成功、言辞上的机敏、世袭地位与道德价值或许能够相互支撑,却也屡屡彼此脱节。

爱情、性别、婚姻与强制

序言面向为爱情所苦的女性,尤其是那些受家庭角色期待和男性权威约束、难以排遣愁绪的女性。阅读既能提供消遣,也能带来可能有益的借鉴。作者明确设定的这一读者群体,在作品结构上具有重要意义:讲故事的同伴中,女性占了多数,而故事中的女性人物也常常发言、思考、表达欲望,并自行料理事务。不过,书中对女性的描写并不一致。对女性才智的赞赏,与厌女的陈词滥调、性客体化、强制行为,以及以权力不平等为笑料的故事并存。

书中的爱情涵盖从肉体欲望到持久情感的种种形态,而且很少遵从出于财产、门第或名誉考虑而强加的安排。在第三日第一则故事中,马塞托假装哑巴,在一所女修道院谋得差事;修女们的性欲表明,她们并未真正与世俗生活隔绝。在第七日第二则故事中,佩罗内拉将丈夫突然回家这件事化为良机,既掩盖了私通,又卖掉一只大缸,赚了一笔钱。这类情节展现了人物在言语和行动上的机智,但其喜剧结局并不意味着作品提出了某种普遍主张,认定欺骗无害或婚姻毫无意义。

第四日的悲剧故事揭示了另一类压力。在第四日第一则故事中,吉斯蒙达为自己选择出身较低的吉斯卡尔多而反抗父亲坦克雷迪,主张高贵在于个人的品德,而非血统。坦克雷迪命人杀死吉斯卡尔多,并将他的心送给女儿;她随后服毒而死。在第四日第五则故事中,莉莎贝塔的兄长们杀害了她的情人洛伦佐,而她将情人的头颅藏在一盆罗勒之中。这两则故事都将对女性性行为的管束与家族权力和致命暴力联系起来。它们对悲痛的持续关注,与书中其他地方对通奸的诙谐处理形成了鲜明对照。

另一些故事则使欲望与强制之间的关系显得格外令人不安。在第五日第八则故事中,纳斯塔焦·德利·奥内斯蒂目睹了一名女子因拒绝求爱者而遭受超自然力量的惩罚。随后,他安排自己爱慕的女子观看这一场景,此后她便同意嫁给他。这场成功的求爱与恐吓密不可分。将它安排在结局幸福的故事之中,并不能消除这一问题;相反,这表明作品所标明的故事类别,在伦理意义上仍可能并不稳固。

最后一则故事,即第十日第十则,讲述了瓜尔蒂耶里对妻子格里塞尔达旷日持久的考验。他让她相信两人的孩子已遭杀害,休弃了她,又摆出要另娶他人的架势,最后才恢复她的地位。她的忍耐可以放在将耐心视为典范美德的传统中理解,但第奥内奥明确抨击了瓜尔蒂耶里的行为,并在结尾提出一种挑衅性的选择,与顺从而忠贞的做法相对照。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这则故事的历来解读中,一个重点是:对女性坚贞的颂扬,与为展现这种坚贞而施加的暴力之间,存在着鸿沟。这部故事集为此类探究提供了丰富材料,却并未以单一而一贯的性别立场发声。

宗教、欺骗与道德判断问题

宗教制度、实践与语言渗透于《十日谈》之中。忏悔、布道、朝圣、圣物、女修院和男修院,为众多故事提供了背景,也成为推动情节的要素。许多笑料针对的,是标榜的精神权威与肉体欲望或金钱欲望之间的反差。这种讽刺发生在一个以基督教为社会结构基础的社会中,不应直接将其等同于对宗教信仰的系统性否定。宗教机构宣称的精神权威与其代表人物的行为之间的区别,反复成为故事的核心。

第一个故事格外有力地提出了这一问题。为人败坏的恰佩莱托先生客死异乡前,作了一番虚假的忏悔,其言辞极具说服力,以至于听取忏悔的神父认为他无比圣洁。他死后,竟成了民众崇敬的对象。潘菲洛的叙述提出了一种可能:无论信徒祈求代祷的那个人实际上有无德行,神的慈悲或许仍会回应信徒的虔诚。因此,这个故事揭示了人类判断的不可靠,同时也表明,神的裁断超出了人类所能确知的范围。它被置于全书开篇,使对表象的不确定成为整部故事集的基本主题。

在第一日第二则故事中,犹太商人亚伯拉罕前往罗马,考察基督徒的行为。他发现教士腐败,却由此推断:一种宗教在如此败坏的领导者手中仍能延续,必有神力扶持,于是皈依了基督教。这一逆转,把原本预期会成为反对皈依的理由,变成了支持皈依的理由。在第一日第三则故事中,萨拉丁问麦基洗德三种宗教中哪一种才是真正的宗教,试图设下圈套。麦基洗德以三枚无法分辨的戒指的故事作答,把一道危险的裁断要求,转化成一则寓言,说明确立排他性主张何其困难。

三枚戒指的故事经常被纳入宗教宽容的历史叙述。不过,故事具体的戏剧情境仍然十分重要:一个聪明人保护自己,免遭统治者在财务和政治上的算计。它既没有提出完整的宗教平等理论,也没有论及宗教之间的一切历史关系。尽管如此,故事拒绝判定哪枚戒指为真,以叙事的形式呈现了人类作出确凿裁断的限度。后世在不同的思想背景下接受这一故事时,又进一步拓展了这种可能性。

同样,这部故事集的伦理观也无法简化为一份受认可的行为清单。一次成功的欺骗,既可能使人摆脱不公,也可能利用他人的信任。慷慨固然值得赞赏,却可能导致财务上的毁灭;服从看似有德,却可能助长残酷。讲述者的开场白与反应提供了种种评价,但这些评价本身也受其具体处境所限。作者在结语中反对这样一种假定:不雅的语言必然败坏每一位读者;他还将文学的作用比作其他事物,其后果取决于如何使用。这一辩护将关注点从故事中某种固定不变的道德本质,转向文本、意图、情境与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手稿、印刷、审查与翻译

《十日谈》在薄伽丘生前及身后都曾以手稿形式广泛流传。其文本流传史尤为重要,因为一部作者晚年亲笔抄写的手稿保存至今,即现藏于柏林国家图书馆、馆藏编号为汉密尔顿90号的手稿,通常认为抄写于1370年前后。尽管存在缺佚和抄写错误,这部手稿仍直接展现了薄伽丘晚年如何编排和呈现这部作品。其版面、标题及组织方式表明,这是一部结构经过精心设计的书,而非仅为汇集各篇故事而成的合集。20世纪的学术研究,尤其是维托雷·布兰卡和皮耶尔·乔尔乔·里奇的工作,确立了这部手稿为作者亲笔本的地位,由此改变了《十日谈》的校勘工作。

另一部重要的传本是弗朗切斯科·曼内利于1384年抄写的手稿,现藏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劳伦齐亚纳图书馆。通过比较这些传本,校勘者可以考察异文、抄写者的改动以及作者本人的修订。各传本之间的差异不能一概视为可以相互替换的文体选择:有些出自抄写错误,另一些则可能保留了文本不同阶段的面貌。因此,现代版本的编订既依赖于对各手稿之间关系的判断,也依赖于作者亲笔本所享有的特殊地位。

早期印本约在1470年问世。借助印刷术,这部故事集接触到了新的读者群体,并在关于意大利散文典范的讨论中日益占据核心地位。彼得罗·本博于1525年出版的《俗语论》,推动确立了薄伽丘作为文学语言典范的地位,尤其推崇其框架叙事段落中庄重典雅的散文,使之与作为诗歌典范的彼特拉克并列。这种经典化是有所取舍的。故事中丰富多样的语言及其鲜活的社会气息,并不总能符合从作品最庄重的段落中提炼出的规范。

书中的宗教讽刺和性描写也使其成为审查制度的针对对象。1559年,该书被列入罗马《禁书目录》。此后陆续出现了删改本,包括与温琴佐·博尔吉尼有关的1573年佛罗伦萨版,以及莱奥纳尔多·萨尔维亚蒂于1582年修订的版本。这类干预往往保留薄伽丘的大部分语言,却改变那些有伤风化的宗教人物的身份,或以其他方式转移故事的意旨。由此,保护这座享有盛誉的语言丰碑的愿望,与消除其惊世骇俗内容的努力并存。

翻译使《十日谈》的全本及部分故事都得以传播。洛朗·德·普勒米耶费于1414年通过拉丁语中间译本,完成了一部颇具影响力的法语译本。1620年,一部匿名的完整英语译本问世。后来的英语译者包括约翰·佩恩,其译本出版于1886年;20世纪的译者则有理查德·奥尔丁顿、G. H. 麦克威廉,以及合作翻译的马克·穆萨和彼得·邦达内拉。韦恩·A. 雷布霍恩的完整英语译本于2013年出版。各译本之间的差异不只在于描写的露骨程度:句子的长短、语体的转换、双关含义,以及正式叙述与口语对白之间的关系,都会影响读者如何感知书中社会层次与喜剧意味的差别。

文学影响与其他艺术形式中的改编

《十日谈》推动了框架式散文故事集成为欧洲文学的一种重要形式。它的影响既体现在对单篇故事的重新利用上,也体现在对叙述者、主题和受众关系的重新安排上。杰弗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同样关注特定社会情境中的讲故事活动,不过,其朝圣框架、韵文形式和整体结构都与《十日谈》有很大差异。乔叟的《学士的故事》属于格里泽尔达故事的流传脉络,这一故事经由彼特拉克对薄伽丘最后一篇故事的拉丁文改写而传播。这种联系表明,影响可以通过翻译和重新阐释发生,而不必直接照搬原作。

在16世纪的法国,纳瓦尔的玛格丽特在《七日谈》中借鉴了一群人轮流讲故事的模式,同时更加重视每个故事讲完后的辩论。在英国,威廉·佩因特于1566至1567年出版的《欢愉之宫》等故事集,将欧洲大陆的短篇故事素材带入散文小说和戏剧领域。威廉·莎士比亚也从这些广泛流传的故事中汲取素材:《终成眷属》的情节经由佩因特的改写,源自《十日谈》第三日第九个故事中的纳博讷女子吉莱塔的故事。第二日第九个故事中关于妻子贞节的赌约,也是《辛白林》的叙事渊源之一。

格里泽尔达的故事在诗歌、戏剧和歌剧中尤其广泛地独立流传。在跨越不同体裁的过程中,这个故事往往改变了对典范式忍耐的颂扬与对丈夫的批判之间的比重。维瓦尔第1735年的《格里泽尔达》是其中一部著名的歌剧改编作品,采用了卡洛·哥尔多尼修订的阿波斯托洛·泽诺的脚本。这类改编说明,即使观众并未直接接触过整部《十日谈》,其中的某个故事仍可能成为人们熟悉的文化内容。

视觉艺术也将个别情节从原有框架中抽离出来。1483年,桑德罗·波提切利及其作坊创作了一组描绘纳斯塔乔·德利·奥内斯蒂故事的板画,与普奇家族的一桩婚事有关。这组作品将一个关于求爱遭拒、超自然惩罚和被迫应允婚事的故事,转化为一套家居装饰。在19世纪英国绘画所开启的相关艺术传统中,约翰·埃弗里特·米莱1849年的《伊莎贝拉》以及约翰·威廉·沃特豪斯1907年的《伊莎贝拉与罗勒花盆》,都经由约翰·济慈对莉莎贝塔悲剧的诗歌改编,参与了这一故事的接受与传播。

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1971年的电影《十日谈》是其“生命三部曲”的第一部,影片选取并重新编排了若干故事,而非再现完整的叙事框架。影片尤其突出身体、民间口语、物质环境和视觉艺术,帕索里尼本人则饰演乔托的一名弟子。保罗与维托里奥·塔维亚尼2015年的《奇妙的薄伽丘》利用避疫隐居的框架和若干选定的故事,作出了另一种电影诠释。2024年的电视剧《十日谈》保留了瘟疫期间避居乡间的设定,但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薄伽丘的叙事架构。纵观这些改编,必须区分对个别短篇故事的重述与对整部故事集背景设定的借用:一百个故事、讲述者群体不断变化的反应,以及作者面向读者的陈述,共同产生了任何单独篇章都无法充分再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