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wiki.page
中文
艺术 / 文学 / giovanni-boccaccio · 人物

乔万尼·薄伽丘

乔万尼·薄伽丘是意大利作家、人文主义者,其《十日谈》革新了散文小说,其学术工作推动了文艺复兴文学文化的形成。

26 个关键词5 个词条链接到这里5 个尚未撰写AI 撰写
十日谈拉丁语但丁·阿利吉耶里彼特拉克诗歌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人文主义黑死病乔万尼·薄…

乔万尼·薄伽丘(1313年—1375年12月21日)是意大利作家、诗人和学者,以《十日谈》最为知名。这部作品以十名青年逃离瘟疫肆虐的佛罗伦萨为框架,收录了一百个故事。他以托斯卡纳方言和拉丁语写作,发展出多种散文小说形式,以极为丰富的笔法展现商业社会、情欲、宗教机构以及变幻莫测的命运。他与但丁·阿利吉耶里、彼特拉克一道,成为意大利文学传统的奠基作家。

薄伽丘的重要性并不限于叙事文学史。他在诗歌和散文方面的探索,为此后数百年的欧洲作家提供了情节素材和形式范本;他的神话学、传记和地理学著作,则为文艺复兴整理了古典文化遗产。他还抄写、阐释但丁的作品,支持希腊语研究,并参与了与早期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相关的学术交流网络。他的创作与学术生涯将一些常被分开看待的活动融为一体:开创俗语文学、重新发掘古代文献,以及探究故事如何带来愉悦、知识与道德判断。

出身、教育与那不勒斯岁月

薄伽丘于1313年出生,出生地可能是佛罗伦萨,也可能是附近的切尔塔尔多。他的父亲博卡奇诺·迪·凯利诺是一名商人,与势力雄厚的巴尔迪银行公司有业务往来;母亲的身份则无从考证。后世有说法称他出生于巴黎,或为他的身世编织了浪漫故事,但这些都不能作为可靠的传记依据。薄伽丘本人也增加了重构其早年经历的难度:他在作品中嵌入了暗示自身经历的素材,但其中的叙述者与恋人都是文学塑造的形象,而非对生平的直接记录。

约在1327年,父亲带他前往那不勒斯,安排他从事商业工作并学习法律,希望为他谋求一条务实的职业道路。然而,这两者对他的吸引力都不及文学。当时,那不勒斯是安茹王朝统治下的王国首都,国王安茹的罗贝尔的宫廷支持学术与艺术活动。在这座城市,薄伽丘接触到商人、律师、宫廷社交圈和学者;而那不勒斯遍及地中海的联系,也拓展了他想象中的地理与文化空间。商业进取心与贵族排场并存的景象,后来成为他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特色。

他所受的教育并非一段完整而连续的大学课程,而是在阅读、与人交往及接触学术圈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与那不勒斯文化环境有关的人物,包括法学家兼诗人皮斯托亚的奇诺、王室图书管理员佩鲁贾的保罗,以及天文学家安达洛·德尔·内格罗。薄伽丘接触了拉丁文学、法国传奇文学,以及受但丁影响而形成的意大利诗歌传统。他在后来的回忆中,着力强调父亲的期望与自身文学志向之间的冲突,不过,这些回忆也服务于他成年后为诗人天职所作的辩护。

几部早期作品将文学抱负与一位名叫菲亚梅塔的女子联系起来。传统上,人们将这一人物认作玛丽亚·达奎诺,据说她是罗贝尔国王的私生女,但这种对应关系不能视为确凿事实。更有根据的看法是,菲亚梅塔是一种创作手法:她赋予欲望一个名字,将原本各异的作品串联起来,并提供了一个女性形象,让有关阅读以及谁有资格阐释情感的问题得以围绕她展开。她的重要性在于她在文本中发挥的作用,而不在于一段能够由独立史料证实的恋情。

薄伽丘约于1340至1341年间离开那不勒斯,返回托斯卡纳。然而,那不勒斯的经历始终是他取用不尽的创作资源。意大利南部的场景、海上旅行、宫廷理想,以及在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人物,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从商人家庭到王国首都的生活经历,也有助于解释他为何能够呈现不同社会群体的语言,而不把其中任何一种奉为不容置疑的规范。

佛罗伦萨、公职与瘟疫危机

薄伽丘返回佛罗伦萨后,置身于一座政治制度、商业网络和内部冲突都与那不勒斯宫廷迥然不同的城市。父亲生意上的困境是这一转变的背景之一,但现有证据不足以将他的归来简单归因于某一次财务变故。14世纪40年代,他创作了一些与佛罗伦萨及托斯卡纳风土有关的作品,也曾在拉文纳和弗利居住过一段时间。当时,他作为作家,依靠的是家庭资财、人际关系和偶尔担任公职的机会,而非稳定的职业文学市场。

1348年的瘟疫是他那一代人所经历的最具决定性的集体灾难。黑死病袭击佛罗伦萨,造成极其惨重的死亡,打乱了家庭生活、宗教活动、劳动、丧葬习俗以及日常的照料关系。薄伽丘的父亲于1349年去世,当时这场广泛的动荡仍在持续。中世纪的确切死亡人数至今仍难以确定,而《十日谈》的开篇也并非一份统计报告。它的重要性在于细致呈现了恐惧、遗弃、临时应变的行为,以及惯常责任的瓦解。

瘟疫引言区分了人们面对灾难的几种应对方式:严格闭居、纵情享乐、节制生活,以及逃离城市。作品并未将其中任何一种方式描述为必能保全性命的手段。薄伽丘不认为人的行为可以可靠地决定其能否生存,由此确立了他小说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人必须在无法掌控的处境中行动并作出判断。因此,这场瘟疫并不只是为十个人到乡间讲故事提供一个方便的理由。它揭示了社会世界的脆弱,而讲故事正是在这样的世界中获得了价值。

自1350年起,薄伽丘开始为佛罗伦萨承担外交和行政事务。他奉命前往各地宫廷及教会中心,并于1351年代表佛罗伦萨政府赴帕多瓦拜访彼特拉克。公职经历使他切身体会到谈判、礼仪性演说和机构利益的运作,而这些因素也经常成为其叙事的推动力。这同样表明,他的文学创作与学术活动并非完全脱离公共职责。

佛罗伦萨政局的变化影响了他的任职机会。1360年一场阴谋败露后,他的一些友人陷入政治困境,也使他的公共角色一度减弱。他越来越多地居住在切尔塔尔多,不过后来又恢复了外交工作。不应将这些变化简单串联成一个从年轻时热衷世事到此后永久退隐的故事。在他成熟期的整个生涯中,俗语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宗教信仰与公共服务始终相互交织。

俗语诗歌与散文的探索

在《十日谈》之前,薄伽丘已用俗语创作了一批形式与内容极为多样的作品。1330年代旅居那不勒斯期间写成的《菲洛科洛》,将弗洛里奥与比安奇菲奥蕾的故事改写为一部长篇散文传奇。故事中的恋人历经离散、乔装、远行与考验,作品中也穿插着关于爱情的讨论和细致铺陈的描写。薄伽丘并非只是复述一个流传已久的情节,而是借此探索散文如何容纳博学的引证、宫廷式的论辩与叙事悬念。

《菲洛斯特拉托》一般也被认为写于这一时期,讲述了特洛伊战争背景下特罗伊洛与克里塞伊达的故事。它的意义既在于叙事,也在于形式。薄伽丘采用八行体,即韵式为 ABABABCCABABABCC 的八行诗节,铺陈了一个关于欲望、离别与背叛的长篇故事。他在约1340至1341年完成的《忒修斯之歌:艾米莉亚的婚礼》中沿用这一诗体,构筑了规模大得多的古典题材叙事,内容涉及忒修斯、与亚马孙人的战争,以及阿尔奇塔和帕莱莫内为争取艾米莉亚而展开的竞争。

这些作品帮助确立了八行体作为意大利叙事诗主要形式的地位。《忒修斯之歌》也展现出薄伽丘的抱负:将史诗的崇高声望引入俗语文学,而不是简单地仿写古代史诗。战争行动与古典背景,同传奇文学所关注的情感问题并存。这种结合为后世作家提供了格外丰富的创作资源,即使他们借鉴的只是他精巧构思中的某一条线索,也能从中获益。

回到托斯卡纳后,薄伽丘开始探索田园题材和寓言式表现。《佛罗伦萨仙女的喜剧》又名《阿梅托》,以散文和诗歌交替的形式,讲述一位牧羊人在与仙女们相遇后发生转变的故事。《爱情幻景》以三行连锁韵诗体呈现了一个寓言性的梦境;这种三行诗节环环相扣的形式与但丁密切相关。《菲耶索莱的仙女》则将阿弗里科与门索拉的故事写成一段关于禁忌欲望、暴力,以及菲耶索莱周边地貌起源的叙事。

约1343至1344年写成的《菲亚梅塔夫人的哀歌》,因其贯穿全篇的女性第一人称叙述而尤为重要。菲亚梅塔向女性读者诉说情人潘菲洛离去后自己的痛苦。作品的重心不在外部历险,而在回忆、嫉妒、猜测,以及对含混迹象的解读。包括奥维德作品在内的古典范本影响了它的语言,但最终形成的,是一次对情感意识进行持续描摹的尝试。将其称为第一部心理小说,未免过于武断地套用了后世的分类;更准确的做法,是肯定它在内省性散文叙事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十日谈》的结构

《十日谈》主要写于瘟疫过后的几年间,通常认为是在1349至1353年前后,薄伽丘此后仍不断加以修订。全书以框架叙事组织起来:七名年轻女子和三名年轻男子离开佛罗伦萨,前往乡间宅邸暂住,并在那里建立起井然有序的日常生活。在十个讲故事的日子里,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共计一百篇。书名源自希腊语,指的是这十天的安排,而非他们停留的全部时日,因为其间也有不正式讲故事的日子。

这十位讲述者分别是潘皮内娅、菲亚梅塔、菲洛梅娜、埃米莉娅、劳蕾塔、妮菲莱、埃莉莎、潘菲洛、菲洛斯特拉托和狄奥涅奥。他们的名字带有文学和主题上的联想,但不能因此把他们的角色简化为固定的寓言形象。每天都有一位“国王”或“女王”负责安排活动,通常也由其规定当天的故事主题。狄奥涅奥获准最后一个讲述,而且通常可以不受指定主题的限制,由此在群体规则之内形成了一项有节制的例外。

每天的主题构成了全书的宏观结构,同时又保留了各篇故事的多样性。第二天讲述历经逆境而终获圆满结局的人;第三天着重表现凭借机智获得或重新得到某种事物。第四天讲述不幸的爱情,第五天则转向历经磨难后终获幸福的恋人。第六天以巧妙得体的应答为中心,第七天和第八天探讨不同形式的欺骗。第一天和第九天不限定主题,第十天则讲述高尚或慷慨的行为。歌曲、引言以及讲述者之间的交谈,使这部作品不只是独立故事的汇集。

框架叙事将城市社会的瓦解与一个临时共同体的建立并置起来。年轻人安排用餐、散步、休息、奏乐和讲故事的时间,推选临时的统领,并维持得体的举止。然而,他们的乡居生活既不是对佛罗伦萨社会的完整重建,也不是一个全然纯真无邪的乐园。他们属于享有社会特权的群体,依赖仆人的劳动才得以享受闲暇。他们建立的秩序只是对灾难的一种有限回应,而非普遍适用的政治解决方案。

薄伽丘还在框架之外设置了作者的声音。卷首序言向为爱情所苦的女性致意,第四天的引言回应批评者,结语则讨论诠释的责任。这些介入将作者与十位讲述者区分开来,也使人难以将某一篇故事中的观点直接认作全书的主张。《十日谈》反复追问:当一个故事被置于一系列故事之中、由某个特定的人讲述,或被某一类听众听到时,人们的判断会如何改变。

命运、欲望、宗教与叙事评判

《十日谈》的世界由命运、自然欲望与人的才智之间的相互作用所支配。海难、瘟疫、身份误认或意外相逢,都可能使人生转向。机智或许能帮助人物应对变故,却不能保证他们安然无恙,也不能证明其道德价值。在第二天的第五个故事中,来自佩鲁贾的安德烈乌乔在那不勒斯接连遭遇羞辱与险境,最终幸存下来,带着一枚盗墓得来的贵重戒指离去。他的圆满结局并未使这些遭遇变成一则劝人行善的简单训诫。

商业既为故事提供了背景,也带来了特定的思维习惯。商人计算风险、审察表象、往来于不同司法辖区之间,并依赖可能残缺不全或失实的信息。这些处境使他们特别适合充当探讨如何解读事物的故事主角。不过,作品中也有贵族、工匠、劳工、教士与社会边缘人物,并不始终将经商的精明视为最高美德。慷慨、言辞得体、忠诚以及情感上的坚忍,也始终受到关注。

宗教讽刺在书中占据显著地位,尤其针对以宗教权威掩饰性欲或牟取物质利益的情形。在全书开篇的故事里,恰佩莱托先生凭借临终时虚假的忏悔,赢得了圣徒般的声誉。在第六天的第十个故事中,奇波拉修士发现所谓的圣物被换成了炭块,却借机即兴布道。这些故事揭示了轻信与表演如何发挥作用,但并不构成对基督教的系统性否定:宗教信仰、制度性腐败,以及意图与结果之间难以确定的关系,仍须加以区分。

女性作为听众、讲述者和主人公,都处于核心位置。作者明确表示以女性为读者,这反映出他意识到女性外出活动与消遣的机会受到限制。许多故事赋予女性富有说服力的言辞和采取实际行动的主动权,在处理婚姻与欲望时尤其如此。另一些故事则沿袭了贬抑女性的刻板印象,或将女性的苦难化为娱乐。因此,既不能将这部作品单纯视为对女性解放的礼赞,也不能认为它对女性本性给出了单一而一致的描述。

书中最棘手的评判,往往出现在计谋得逞却令人感到道德不安之处。在最后一个故事中,格里塞尔达忍受了丈夫瓜尔蒂耶里强加给她的极端考验。她的坚忍可以放在以忍耐为美德典范的传统中理解,但狄奥尼奥的评论也谴责了丈夫的行为,使这种典范式解读变得不再稳固。薄伽丘巧妙运用反讽、相互对照的声音,以及延后披露的信息,使故事无法归结为某一种确定不移的训诫。更广泛地说,这部作品将评判故事这一活动本身也纳入了主题:娱乐由此成为一种练习,让人学会认识表象、格言与现成分类的局限。

彼特拉克、希腊学问与人文主义者网络

1350年,薄伽丘在佛罗伦萨初次结识彼特拉克,两人由此建立的友谊一直持续到彼特拉克于1374年去世。他们通过通信、互访和交换书籍,使这段交往成为十四世纪文学文化的重要支柱。彼特拉克的声望促使薄伽丘更加投入古典学研究与拉丁文写作,但两人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师徒关系。薄伽丘也为这段交往带来了丰富的俗语文学知识、非凡的叙事才华,以及对但丁的坚定推崇。

他们的学术交往,部分建立在文本作为实物的流通之上。书籍需要寻访、借阅、抄录、比勘和归还。薄伽丘既是抄写者,也是中间人,帮助文本在受政治疆界与遥远距离阻隔的读者之间流传。他留存下来的手迹,使这一作用有了格外具体的实证:人文主义不仅是对古代的仰慕,也是通过抄录、批注、校正和编排,在书页上付诸实践的工作。

薄伽丘还为希腊学问在佛罗伦萨的发展打开了一扇重要的大门。约在1360年,他接待了来自意大利南部、通晓希腊语的学者莱昂提乌斯·皮拉图斯,并帮助他在城中谋得教职。莱昂提乌斯将荷马的作品逐字译成拉丁文,使薄伽丘与彼特拉克得以接触他们原本无法流畅阅读的文本,尽管这种接触并不完善。这些译文往往生硬,但其意义在于让拉丁文读者能够读到大量荷马作品。

薄伽丘本人的希腊语水平始终有限。因此,不应将他的重要性归结为一位训练有素的希腊语文学家所取得的成就。他的贡献在于认识到跨语言传递的必要性、支持教师授课,并将希腊学问纳入更广泛的学术事业。这些活动早于意大利希腊研究后来更为持续的扩展;后者与曼努埃尔·克里索洛拉斯等教师有关,克里索洛拉斯于1397年开始在佛罗伦萨授课。

人们常将薄伽丘的青年时期视为俗语故事作家阶段,将其晚年视为拉丁文学者阶段,这种对照过于僵化。他很早便开始阅读古代文学,而对《十日谈》的修订则一直延续到其学术研究的成熟时期。彼特拉克确实影响了他的文学取向,却并未抹去他作为俗语作家的身份。相反,两人的交流展现了这样一种文化:拉丁语与意大利语各有不同的读者群、声望来源和实际用途,却并非彼此排斥。

拉丁文学术研究与为诗歌辩护

薄伽丘规模最大的学术著作是《异教诸神谱系》(Genealogia deorum gentilium)。这部书约于十四世纪中叶开始编撰,历经多年修订,共十五卷。前十三卷依据亲属关系梳理异教神祇和神话人物,汇集古代作家及后世阐释者的相关材料。最后两卷则为诗歌以及研究异教文学的正当性辩护。凭借其宏大的规模,这部著作成为后世读者了解古典神话的重要参考。

这部书采用的方法兼顾资料汇编与阐释。同一个神话可能存在多种版本,同一个故事也可能得到自然、历史或道德层面的解释。薄伽丘并不认定所有异教故事都纯属虚假、因而毫无用处,而是探究诗歌虚构如何在表象之下蕴含深意。他既保留彼此冲突的权威说法,也试图将其整理得井然有序。其成果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史料批判,却也绝非不加甄别的罗列,而是一项系统性的努力,旨在使这一难以理解的文学遗产变得清晰可解。

为诗歌所作的辩护,回应了诗人撒谎、助长不道德行为,或使读者无心严肃学问等指责。薄伽丘区分了诗歌虚构与欺诈性谎言,并强调艰深的作品需要有学养的阐释。诗歌可以将意义隐于言辞之下,锻炼判断力,并保存各种知识。他的论证借鉴了中世纪的寓意阐释传统,同时主张文学创作具有独特的尊严。在他的笔下,诗人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创造者;若只拘泥于作品表面的字面意思,就无法作出恰当评价。

其他拉丁文著作则围绕具有鉴戒意义的人物生平来组织知识。《名人厄运录》(De casibus virorum illustrium,通常译为《名人的覆亡》)讲述了宗教史与世俗史上显赫人物遭遇的命运逆转,反复探讨世俗权势的无常。《名女传》(De mulieribus claris)收录了神话与历史中106位女性的传记。尽管书中的评判往往体现出对女性德行与性行为的传统观念,它仍在一部连贯的传记汇编中,给予女性罕见的广泛篇幅。

薄伽丘还编纂了《山林泉湖河泽海名录》(De montibus, silvis, fontibus, lacubus, fluminibus, stagnis seu paludibus, et de nominibus maris),这是一部解释文学作品中所见地理名称的工具书。其中关于山岳、森林、泉水、湖泊、河流与海洋的条目,为古代文本的读者提供了切实帮助。他的拉丁文田园诗结集为《牧歌集》(Buccolicum carmen),运用牧人对话的传统形式,探讨个人、政治与宗教议题。这些作品共同表明,他从事学术研究,不只是为了展示学识,也是为了向其他读者提供工具、范例与阐释方法。

但丁、宗教信仰与晚年

对但丁的推崇,是薄伽丘一生事业中最持久的追求之一。他抄录但丁的作品,参与塑造这些作品在手抄本集中的编排形式,并撰写了《但丁颂传》(Trattatello in laude di Dante);这部致敬但丁的传记有不同版本传世。《但丁颂传》保存了早期流传的有关但丁的重要记述,但也将这位诗人理想化,并收入了一些轶事,其史料价值须逐一评估。这部作品既是传记,也是文学纪念之作,同时还为诗歌的尊严作出了辩护。

薄伽丘的编纂工作意义重大,因为当时但丁作品的流传,并没有现代版本那样规范的编辑体例与辅助资料。哪些文本应汇编在一起,散文与诗歌应如何编排,以及应配上怎样的导读材料,这些决定都影响了后世的阅读。例如,他对《新生》(Vita nuova)的处理,就体现出他对其中诗篇与解释性分段之间关系的主动判断。他并非中立的传递者,而是一位早期阐释者;他在文本编排上的选择,参与塑造了但丁的作者形象。

1373年10月23日,薄伽丘开始在佛罗伦萨的巴迪亚圣斯特凡诺教堂公开讲解《神曲》。这些讲座由市政府委托举办,使俗语诗歌的阐释获得了城市官方的认可。他留存下来的《〈神曲〉讲解》(Esposizioni sopra la Comedia),既说明文本的字面含义,也从历史、道德和寓意等层面加以阐释。1374年初,健康恶化使这项工作中断,评注只写到《地狱篇》第十七歌的一部分。

薄伽丘晚年的生活也涉及宗教职务与信仰上的忧虑。他于1360年领受低级圣秩,这一身份并不妨碍他继续从事文学与学术活动。1362年,来访的宗教人士焦阿基诺·恰尼转达了一则警告,促使他与彼特拉克通信,讨论诗歌、书籍与灵魂得救的问题。彼特拉克在回信中反对将学问与基督徒生活视为本质上互不相容。这一事件表明,薄伽丘确实面临过这种张力,但并不能据此断定他曾永久摒弃早年的创作,或试图销毁《十日谈》。

创作年代至今仍有争议的《大鸦》(Corbaccio),使人们对其思想与创作历程的理解更加复杂。作品以梦境幻象展开,对一名寡妇乃至女性整体进行了持续抨击,大量借用了厌女文学传统。至于这部作品与他在其他作品中所面向的女性读者之间有何关系,不能简单地把每个叙述者的言论都当作作者一贯立场的直接表达,便作出定论。然而,这部作品确实属于反女性写作的历史,不应以无伤大雅的反讽为由消解其性质。薄伽丘晚年的大部分时间在切尔塔尔多度过,饱受疾病困扰。彼特拉克于1374年去世,对他打击很大;他本人则于1375年12月21日去世。

手稿、文学传播与后世接受

薄伽丘留存至今的手稿,为考察他的创作与修改过程提供了难得的直接证据。现藏柏林、通称为汉密尔顿90号手稿的抄本,是他在1370年前后亲笔抄写的《十日谈》。20世纪的学术研究确证了这部抄本出自薄伽丘本人之手,由此改变了《十日谈》的文本研究面貌。它表明,在最初成书很久之后,薄伽丘仍持续倾注心力于这部故事集,也为研究其版面布局、文字修订及晚期文本形态提供了证据。

不过,有了亲笔抄本,并不意味着文本校订就能迎刃而解。作家抄写自己的作品时,也可能漏字、出错,或改动早先的文字。其他文本见证,包括弗朗切斯科·曼内利于1384年抄写的手稿,对于重建文本的流传史仍然十分重要。面对手稿之间的差异,必须区分哪些是作者的修订,哪些是抄写者的失误,哪些又是后人的改动。因此,薄伽丘的例子说明,手稿并非仅仅是承载文字的透明容器:其笔迹、页面编排、修改痕迹,以及它与其他抄本之间的关系,都具有证据价值。

他的影响既通过直接阅读,也通过改编而传播。杰弗里·乔叟创作《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时大量取材于《菲洛斯特拉托》,创作《骑士的故事》时则大量借鉴《忒塞伊达》,并对两部原作都作了大幅改造。彼特拉克于1373年将格里塞尔达的故事译成拉丁文,剥离了原作中相当一部分框架语境,推动了它在欧洲各地的传播。后来,威廉·莎士比亚通过威廉·佩因特编纂的英语故事集,采用了一个最终可追溯至纳博讷的吉莱塔的故事,写成《终成眷属》。这些例子表明,作品的传播往往借助中间文本,而不是沿着一条单一、整齐划一的影响路径展开。

《十日谈》也帮助中篇小说确立了享有声望的文学体裁地位。其紧凑的叙事、框架中的对话、多样的社会面貌和戏剧性的转折,为后来的意大利及欧洲故事集提供了创作资源。然而,它的接受过程也充满争议。16世纪,《十日谈》被列入教会的禁书目录,经批准的修订本则改动了涉及宗教人物和机构的段落。1573年的删节本和莱昂纳多·萨尔维亚蒂1582年的修订本表明,文本的保存可以与大规模审查并存。

与此同时,薄伽丘也成为意大利文学语言的典范。彼得罗·本博在1525年的《俗语论》中,将他的散文奉为重要的文体范本,尤其推崇其典雅庄重的语体;诗歌的主要范本则由彼特拉克提供。这一经典化过程强调圆周句法和严谨规范的措辞,有时却遮蔽了《十日谈》中的俚语、语言游戏,以及不同社会群体话语之间的差异。现代批评重新发掘了这些特征,同时也关注性别、商人文化和叙事权威等问题。其他媒介中的改编也一直延续,其中尤为著名的是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1971年的电影《十日谈》;影片依据自身的视觉构想与意识形态关切,对原作故事作了选择和重新编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