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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特拉克

彼特拉克是意大利诗人、古典学者,其抒情诗及对古代拉丁文献的发掘推动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与欧洲文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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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特拉克(1304—1374),本名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是意大利诗人、学者和书信作家。他的作品推动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确立,并改变了欧洲爱情诗的面貌。他的意大利语诗集通常称为《歌集》,成为抒情诗人的重要范本;他的拉丁语著作,以及对古代文献的发掘和研究,则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文化作出了贡献。他的作品将对古典时代的仰慕、基督教道德反思,以及对欲望、抱负、记忆和时光流逝的持续审视融为一体。

生平与历史背景

彼特拉克于1304年7月20日出生在托斯卡纳的阿雷佐。他的父亲是佛罗伦萨的一名公证人,在政治冲突中被逐出佛罗伦萨;但丁·阿利吉耶里也因同一场冲突而流亡。1312年,全家迁往法国南部,住在阿维尼翁教廷附近。因此,彼特拉克在成长过程中,既受到意大利城市公民传统的熏陶,也接触到阿维尼翁教廷国际化的教士文化。

他曾在蒙彼利埃和博洛尼亚学习法律,但更喜爱古典文学。1326年父亲去世后,他放弃法律学业,回到阿维尼翁地区。此后,他领受了低级圣职,并获得教会俸禄。这些俸禄为他提供了收入,又不要求他承担堂区神父的日常职责,使他能够将大量时间用于写作、旅行和学术研究。他的赞助者包括势力显赫的科隆纳家族成员。

据彼特拉克自述,1327年4月6日,他在阿维尼翁的圣克莱尔教堂初次见到那位被他称为劳拉的女子。她成为他意大利语爱情诗的核心人物。她在历史上的真实身份至今仍不确定;人们曾试图将她确切地认定为某位女子,但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彼特拉克记载,她于1348年4月6日去世,当时正值黑死病肆虐。

在1330年代和1340年代,彼特拉克广泛游历,寻访古代文献,并建立起庞大的通信网络。他也曾长期居住在阿维尼翁附近的沃克吕兹,那里与他潜心文学、退隐独处的理想紧密相连。1341年,他在罗马卡皮托利欧山获加冕为桂冠诗人。这场仪式公开地将他的文学抱负与古罗马文化的崇高声望联系在一起。

彼特拉克晚年主要生活在意大利北部。1353至1361年,他在米兰接受维斯孔蒂家族的庇护,尽管一些朋友批评这种依附关系与他对自由的赞颂相矛盾。此后,他先后居于威尼斯和帕多瓦,最终定居在尤加内丘陵的阿尔夸。他于1374年7月在那里去世。

他与乔万尼·薄伽丘的友谊尤为重要,两人于1350年结识。他们的通信和书籍交流,有助于将俗语文学的成就与方兴未艾的古典研究联系起来。

《歌集》

彼特拉克最著名的作品是《歌集》,其拉丁语标题为 Rerum vulgarium fragmenta,大意是“俗语作品片段”。尽管这一名称十分谦逊,诗集实际上经过精心编排,彼特拉克多年来不断加以修订。最终编定的版本收录366首诗:其中317首为十四行诗,其余包括坎佐尼、六节诗、叙舞歌和牧歌。

大多数诗篇描写抒情主人公对劳拉的爱,但诗集中也有政治诗、宗教诗和应景之作。开篇的十四行诗以羞愧和悔恨回顾青春时期的激情,末篇则是向圣母玛利亚献上的祷诗。这样的框架将全书置于对尘世眷恋的回顾与审视之中,不过,欲望与悔悟之间的情感变化既不简单,也并非始终循序渐进。

劳拉、欲望与记忆

劳拉既是爱的对象,也是抒情主人公借以探究自身意志分裂的人物。他渴望她的陪伴,同时也意识到这份眷恋在道德和情感上的代价。她的名字令人联想到象征诗歌成就的月桂,也令人联想到意大利语 l’aura,即“微风”。爱情与对文学声名的追求由此交织在一起。

这些诗反复回到记忆中的相遇、因所爱之人缺席而改变的风景,以及理想化的过去与动荡不定的当下之间的对照。劳拉的去世改变了主人公眷恋她的方式,却未使这份感情终结。记忆保存了她的形象,同时也揭示出尘世经验与精神追求之间的距离。

按照惯例,诗集分为“劳拉生前”和“劳拉死后”两部分。这些名称虽有助于理解,却不意味着作品是一部按时间直录的日记:全书的编排是一种艺术建构,其主要分界也并不恰好落在首次明确宣告她死讯的位置。

诗歌形式与语言

十四行诗形成于13世纪的意大利,并非彼特拉克所创,但他对这一诗体的运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他的十四行诗通常分为八行体和六行体两部分,八行体一般采用ABBA ABBA的押韵格式,六行体的韵式则较为灵活。两部分之间的转换,常常带来论述、视角或情感走向的变化。

他的风格融合了严谨的句法、精心安排的音韵和相对精炼的词汇。火与冰、希望与恐惧、生与死等对立意象,表现出恋人内心相互冲突的倾向。风景与具体的身体细节,也常常化为表现心理的文学意象。

诗集的连贯性不仅取决于单篇诗作,也取决于它们的排列次序。反复出现的词句、周年纪念日和彼此对照的情绪状态,在不同诗篇之间建立了联系,使整部作品不只是一部独立抒情诗的选集。

其他主要著作

尽管后世读者主要推崇他的意大利语诗歌,彼特拉克却将很大一部分学术抱负寄托在拉丁语写作上。

《阿非利加》及历史著作

《阿非利加》是一部未完成的拉丁语史诗,讲述大西庇阿与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故事。作品采用扬抑抑格六音步,深受维吉尔影响,体现了彼特拉克恢复古代拉丁诗歌尊严的愿望。它为他赢得了早期声誉,但对后世的影响远不及《歌集》。

他的《名人传》(De viris illustribus)为具有典范意义的人物立传,尤其侧重罗马历史人物。未完成的《逸事集》(Rerum memorandarum libri)则围绕道德主题编排历史事例。这两部作品都将古代世界既视为历史知识的来源,也视为伦理反思的资源。

《秘密》与道德散文

《秘密》,又称《我的秘密之书》,以“弗朗切斯科”与希波的奥古斯丁的对话为形式,“真理”则在场充当沉默的见证者。对话探讨了对劳拉的眷恋、对荣耀的渴望、精神上的软弱,以及虽承认道德真理却无力付诸行动的问题。

作品以奥古斯丁思想为框架,使彼特拉克的自我审视置于基督教内部,而非其外部或对立面。这部作品并未简单地化解他的矛盾:对话中的主人公认识到了自身的分裂状态,却没有彻底克服它。

其他散文著作包括为潜心学问的隐居生活辩护的《论独居生活》(De vita solitaria),以及《顺逆境的救治》(De remediis utriusque fortunae)。后者是一部规模宏大的道德对话集,讨论如何面对顺境与逆境。他的论战性著作则批判学术上的傲慢、当时某些学问形式,以及他所认定的阿维尼翁教廷的腐败。

书信

彼特拉克将自己的通信整理、修订成集,其中尤以《亲友书简集》(Familiares)和《晚年书简集》(Seniles)著名。这些书信讨论友谊、政治、书籍、道德行为和日常经历。它们同时也是经过精心塑造的文学作品:由于编排和修订的存在,不能总将它们视为对所述事件未经加工的直接记录。

有些书信以古代作家为收信人,仿佛他们仍是活着的同时代人。这种写法使古典世界成为个人思想交流的对象,而不再只是权威引文的宝库。

《凯旋》

未完成的意大利语长诗《凯旋》展现了一连串寓意性的胜利:贞洁战胜爱情,死亡战胜贞洁,声名战胜死亡,时间战胜声名,永恒又战胜时间。这首诗采用三行体(terza rima)写成,将个人经历与道德及历史的寓言式表现结合起来。诗中的凯旋行列为后世视觉艺术提供了影响深远的题材。

古典学研究与人文主义

彼特拉克对人文主义的重要贡献,在于将古代著作的重新发现与道德、文学判断力的培养联系起来。他所追求的不只是保存古籍,更是恢复与古代作者的对话。

1345年,他在维罗纳发现一份收有西塞罗书信的手稿,其中包括写给阿提库斯的信。这些信呈现了西塞罗更为私人的一面,以及他在政治上的困顿,有别于许多中世纪记述中那位堪称典范的演说家形象。彼特拉克对此既钦佩又批评,表明古典权威可以受到审视,而不只是被重复援引。

他寻访书籍,建立了规模可观的藏书,批注文本,并比勘异文。这些活动促进了人文主义学术和语文学的发展,尽管更系统的方法是由后世学者完善的。他最精通的是拉丁文学;他的希腊语水平尚不足以持续、独立地阅读希腊作家的作品。

彼特拉克的教育理想重视雄辩术、历史、诗歌和道德哲学。他批评某些论辩方式,认为它们只是不断增加专门性的区分,却无助于改善人的行为。因此,他与经院哲学的关系往往具有对抗性,但不应将其简化为世俗理性与宗教信仰的冲突。他对古典文化的兴趣与基督教信仰并存,而他的异议常常关乎学问的道德目的。

“人文主义之父”这一广为人知的称号肯定了他的影响,却也可能遮蔽他所依赖的前代传统,以及后世学者共同推进的工作。

自我呈现与历史意识

彼特拉克常被认为将自传式反思提升到了新的深度。他的作品不仅考察自我经历了什么,也考察自我如何记忆、修订和呈现这些经历。亲历爱情的恋人与回顾往事的诗人之间反复出现的距离,正是产生这一效果的关键。

他那封著名的、描述攀登旺图山的书信,署期1336年4月26日,体现了这种写作方式。登山成为反思道德方向与内在省察的契机,并在他读到奥古斯丁《忏悔录》中的一段文字时达到高潮。这封信的写作时间及其与实际登山经历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因此,与其将它视为现代登山运动或风景欣赏诞生的直接记录,不如将它理解为一篇精心构思的精神与文学叙事。

彼特拉克还将古代的成就,与他眼中此后数个世纪的文化缺陷加以对照。他关于光明与黑暗的意象,影响了后世对历史衰落与复兴的叙述。这类语言表达的是他的判断,并非对中世纪文化的中立描述。同样,将他视为中世纪与现代之间决定性的断裂点,也会低估他对中世纪宗教虔修、思想和文学传统的继承。

接受与影响

对彼特拉克抒情语言、主题和诗歌主体形象的模仿,被称为彼特拉克主义。它从意大利传播到欧洲各地,在16世纪尤其盛行。诗人们将他笔下遥不可及的爱人、内心分裂的恋人、理想化的美,以及反复出现的情感矛盾,移用于不同语言、社会环境和文学追求之中。

彼得罗·本博推崇彼特拉克为意大利语诗歌的典范,帮助他的语言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权威地位。在英语文学中,托马斯·怀亚特和萨里伯爵亨利·霍华德翻译、改写彼特拉克的诗歌,推动了十四行诗传统的确立。后来的作家,包括威廉·莎士比亚,既继承了这一传统,也质疑或戏仿其中的某些惯例。

彼特拉克的影响并不限于宫廷爱情的描写。将诗篇编成组诗、把记忆视为一种能动力量,以及描绘自我冲突的抒情主人公,都成为经久不衰的文学资源。与此同时,将爱人理想化的惯例,也促使批评者关注这样一种不对等:男性抒情主体拥有丰富细密的内心生活,女性却很少有机会发声。

对他的接受也随着语言与学科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拉丁语著作曾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他在当时的声望,后来却不如意大利语抒情诗那样受到广泛关注。对其书信、手稿和道德著作的研究强调,他的诗歌与人文主义其实是同一事业中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通过持续研读古典文献、思考基督教思想,并记录自身不断变化的欲望,塑造一种以文学为中心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