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是威廉·莎士比亚创作的戏剧,一般认为写于1610至1611年,最早刊印于1623年的第一对开本。故事发生在一座无名岛屿上,讲述被废黜的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借助魔法与精灵爱丽儿,将政敌置于自己掌控之中的经过。剧中多条情节线索相互交织,涉及复仇、宽恕、王朝联姻、奴役,以及对岛屿归属的争夺。尽管《第一对开本》将其列入喜剧,现代批评界通常将它归入莎士比亚晚期的传奇剧。
本剧的情节高度集中,舞台世界却异常丰富多样:海难、精灵、歌曲、滑稽的醉态、宫廷阴谋,以及以仪式性场面呈现的丰饶景象融为一体。剧中的核心人物既像统治者,又像戏剧导演,安排着其他人物的所见所闻。这种相似性促使人们将本剧解读为对艺术创作的思考;不过,将其视为莎士比亚个人告别舞台之作,仍只是一种解读,而非已获证实的生平事实。
《暴风雨》长期以来在戏剧与文学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有关帝国、教育、性别与自由的讨论中尤具意义。人们对它的理解经历了显著变化:过去,普洛斯彼罗恢复地位的故事曾是解读全剧的主导框架;而在后来的许多演出与改编中,爱丽儿的服役处境、卡利班遭剥夺的经历,或米兰达受限的视角,则被置于更突出的位置。
创作、素材来源与传世文本
现有记录中最早的一次演出于1611年11月1日在白厅宫举行,由国王剧团在詹姆斯一世面前演出。1613年,伊丽莎白公主与普法尔茨选侯腓特烈的婚庆期间,宫廷又上演了这部戏。这些记录表明,该剧至迟在1611年末已经成形,但确切的创作时间已无法考定。它常被称为莎士比亚最后一部独立创作的戏剧,不过,他晚期作品的创作先后尚未完全厘清,而且此后他还与他人合作创作了《亨利八世》和《两贵亲》等剧作。
目前没有更早的印本存世。1623年的《第一对开本》提供了该剧唯一具有实质文本价值的早期版本,并将《暴风雨》置于全书之首。这个版本的编排格外规整,既划分了幕次,又有详细的舞台指示,一般认为这与专业抄写员拉尔夫·克雷恩誊录的抄本有关。抄写这一中间环节不容忽视,因为印本中的舞台指示可能保留了实际演出的做法,也可能是抄写员为使内容更清楚而作的补充,或兼有两者;不能直接将其视为莎士比亚手稿的逐字记录。现代版本在标点、拼写和个别文字上有所不同,但并不像《哈姆雷特》或《李尔王》那样,面对彼此差异极大的早期版本。
与莎士比亚的许多剧作不同,《暴风雨》没有已知的单一故事来源。一个重要背景是弗吉尼亚公司船只“海上冒险号”的失事事件:1609年,这艘船被风暴吹至百慕大并在那里搁浅。船上乘客幸免于难,最终继续前往弗吉尼亚。西尔维斯特·乔丹和弗吉尼亚公司对这件事的记述于1610年出版。威廉·斯特雷奇一篇更为详尽的记述署于1610年,却直到1625年才付印,其中与该剧相似之处经常成为讨论的对象。莎士比亚是否接触过斯特雷奇的手稿,以及通过何种途径接触,仍有争议。这些材料有助于解释,剧中那场看似毁灭一切、最终却显出天意眷顾的风暴,为何在当时具有鲜明的现实意味。
其他素材来源则更容易直接辨认。贡萨洛设想的理想国借鉴了米歇尔·德·蒙田的随笔《论食人族》,该文当时已有约翰·弗洛里奥于1603年出版的英译本。普洛斯彼罗以“你们这些山丘上的精灵”开篇的召唤词,改写了奥维德的《变形记》第七卷中美狄亚独白的措辞,尤其借鉴了阿瑟·戈尔丁英译本的表达。这一反差意味深长:普洛斯彼罗在宣布放弃魔法之前,借用的恰恰是一位危险女巫的言辞。由此可见,古典诗歌、游记、宫廷娱乐以及舞台传奇剧传统各自为该剧贡献了不同元素,却没有任何一种为整个剧情提供完整蓝本。
剧情及其环环相扣的线索
开场时,一行王室成员乘坐的船遭遇了猛烈的风暴。那不勒斯国王阿隆索正从突尼斯返航,他的女儿克拉丽贝尔在那里嫁给了当地国王。同行的有他的儿子斐迪南、弟弟塞巴斯蒂安、篡夺米兰公爵之位的安东尼奥,以及年迈的顾问贡扎洛。水手们奋力应对风浪,水手长则命令贵族们让开。这场看似危急的险情短暂颠覆了惯常的等级秩序:身份地位无法号令大海,真正决定谁有发号施令之权的,是实际本领。
在岛上,普洛斯彼罗向女儿米兰达解释,这场暴风雨是他一手安排的。十二年前,他一心埋首学问,让弟弟安东尼奥得以在阿隆索的支持下夺取米兰。普洛斯彼罗和年幼的米兰达被放逐到海上漂流,幸而贡扎洛暗中为他们备下了生活必需品和书籍。父女俩最终来到这座岛上。如今,普洛斯彼罗支配着精灵爱丽儿和女巫西考拉克斯之子卡利班;爱丽儿原本被囚禁在一棵树中,是普洛斯彼罗将其解救出来的。爱丽儿禀报说,船上的乘客已被分散成几组,人人平安,船只也安然无恙。因此,这场灾难其实是精心制造的遇难假象,而非真正造成大批人员溺亡的事故。
三条情节线索在普洛斯彼罗的掌控下展开。斐迪南与父亲失散后,遇见米兰达,两人坠入爱河。普洛斯彼罗表面上反对这门亲事,还让斐迪南搬运木柴,把一桩本就合他心意的婚事变成了必须付出努力才能赢得的姻缘。在另一处,安东尼奥怂恿塞巴斯蒂安杀死熟睡的阿隆索,夺取那不勒斯王位,重演当年篡夺米兰统治权的一幕。爱丽儿阻止了这场谋杀。与之形成喜剧性映照的是,卡利班把醉醺醺的酒管家斯特凡诺当作可能解救自己的人,拉拢他和弄臣特林库罗一同谋杀普洛斯彼罗。
这些情节并非通过常规的交战,而是借助一场场刻意安排的考验交汇起来。一席魔法盛宴出现在阿隆索一行人面前,随后又消失无踪;爱丽儿化作鹰身女妖,指斥阿隆索、安东尼奥和塞巴斯蒂安过去犯下的恶行。普洛斯彼罗召来精灵表演,庆祝斐迪南与米兰达订婚,却突然想起卡利班的阴谋,中途叫停了演出。谋反者们被华美的衣裳吸引,忘了正事,随后遭到化作猎犬的精灵追逐。
最后一幕中,爱丽儿描述了被困众人的痛苦处境,促使普洛斯彼罗选择克制,而非报复。他现身表明身份,宽恕阿隆索,要求安东尼奥归还自己的公爵之位,又让阿隆索看见正在下棋的斐迪南和米兰达,使父子团聚。爱丽儿得到恢复自由的承诺,卡利班奉命收拾普洛斯彼罗的住所,众人则打算返回意大利。结尾的收场白随后跳出故事本身:普洛斯彼罗请观众以掌声放他离去,于是,观众的回应成了他最终得以离开的条件。
人物、服役与知识的不平等
普洛斯彼罗之所以在剧中占据主导地位,部分原因在于他掌控着信息。他掌握着关于往事的主要叙述,安排岛上发生的种种事件,并一再向他人解释各自经历的意义。他在开场向米兰达讲述往事,既说明了自己在政治上所受的不公,也承认自己曾疏于政务:他把权力委托给他人,自己则潜心治学。因此,他重掌权位也引出了一个问题:他是否已经学会将知识与负责任的统治相结合?他放弃复仇,体现了自我克制;但他的威胁、打断他人的做法,以及近乎强迫地掌控一切的倾向,都使人难以将他简单地视为智慧的化身。
爱丽儿将普洛斯彼罗的计划付诸实施。这个精灵制造风暴,将船上的乘客分散各处,向斐迪南歌唱,阻止刺杀阴谋,并化身为鹰身女妖提出指控。爱丽儿既不是单纯出于自愿相助的超自然存在,也不是普通的人类仆从。普洛斯彼罗要求爱丽儿服从,是因为自己曾将其从西考拉克斯的惩罚中解救出来;然而,爱丽儿也提醒他,约定的服役期限已经届满。他们的关系交织着感激、情谊、对履行约定的期待与强制。普洛斯彼罗威胁要把爱丽儿囚禁在橡树中,这正是在重演他当初将这个精灵从中解救出来的那种折磨。
凯列班对自身义务的由来有着另一番说法。他以母亲的名义主张自己对岛屿的所有权,并记得自己起初曾欢迎普洛斯彼罗,还向他展示岛上的物产。后来遭受的禁锢与强迫劳动,使他的敌意变得可以理解;而普洛斯彼罗和米兰达则指出,正是因为他企图性侵米兰达,他们才不再像先前那样善待他。这两方面都存在于文本之中。无论将凯列班简化为无辜的反抗象征,还是将他看作一个从未遭受过伤害的生物,都有失准确。他对岛屿充满诗意的感受,也与别人加诸他身上的贬损性称谓形成冲突。
米兰达与斐迪南构成了传统的婚恋情节,但两人的见识极不对等。米兰达的阅历几乎完全局限于普洛斯彼罗和这座岛屿;斐迪南则来自一个由王朝关系与世袭地位构成的宫廷世界。尽管如此,她的爱情告白却格外直率,甚至主动提出结婚。普洛斯彼罗试图严密掌控两人的相识与交往,以至于连她看似出于个人意愿的选择,也是在他的安排之中作出的。
配角们则分别体现了对权威的不同态度。贡萨洛昔日的仁慈,与他如今有时不切实际的乐观形成对照。阿隆索流露出悲伤与悔意,而安东尼奥在结尾受到当面对质时,却基本保持沉默。塞巴斯蒂安轻易便受人煽动,表明政治暴力随时可能重演。斯特凡诺和特林鸠罗使建立岛上新政权的设想显得荒唐可笑:他们设想的解放很快就变成了另一套等级秩序,凯列班依然承担着卑下的劳役。这些差异使最终的和解并未变成一场整齐划一的悔悟,仿佛人人都认清并弥补了同一种过错。
戏剧形式、语言与舞台幻象
作为一部晚期传奇剧,《暴风雨》将灾难迫近的局面引向重聚,却没有完全消解那段痛苦的过往。它与《冬天的故事》和《泰尔亲王佩里克利斯》一样,关注失散的家人、看似发生的死亡、奇迹与失而复得。然而,它的结构格外集中。横跨十二年的故事大多发生在开场之前,必须通过人物的言语加以还原。舞台上演出的事件仅占数小时,地点也限于岛上及其近旁。与莎士比亚的大多数戏剧相比,这更接近古典戏剧对时间与地点统一的要求,不过本剧包含数条相互关联的情节线,而不是单一、连续的行动。
剧中的语言在无韵诗、散文与歌曲之间转换。诗体往往赋予政治或情感议题以庄重感,散文则容纳醉后的交谈和节奏明快的诙谐对白。这种区分并非简单地按人的价值划分高下。卡利班也有一些极为精美的诗句,尤其是他描绘岛上“种种声响、/乐音和悦耳的曲调”的段落。反过来,出身高贵也并不意味着行为高尚。语言与行为之间频繁出现的反差,有助于揭露那些被视为天然的社会差别其实并不稳固。
歌曲的作用不止是为情节增色。《到这金黄的沙滩上来》引领斐迪南继续前行;《五噚深处》则使他相信,父亲已在海底经历了一场非凡的蜕变。由于阿隆索仍然活着,这首歌营造的是一种情感力量强烈的误认。与爱丽儿即将获释相呼应的《蜜蜂吸蜜的地方》,则以富于想象的感官意象赋予自由以具体形态。人物往往先听见声音,随后才能辨明其来源;舞台上看不见的运作由此得以支配眼前的行动。
订婚庆典上的表演属于假面剧传统,这是一种将诗歌、音乐、舞蹈、服饰与象征性场面融为一体的宫廷娱乐形式。伊里斯、刻瑞斯和朱诺为生育与婚姻赐福,而维纳斯与丘比特被排除在外,则强调了对情欲的节制。然而,普洛斯彼罗突然中断表演,揭示出这一场面的脆弱。他以“我们的欢宴如今已告结束”开篇的独白,从消失的演员谈到宫殿、大地,乃至人生本身。这一场景将戏剧演出的短暂与生命的有限相类比,却并不因此要求全剧具有某种固定的寓意。
戏剧的自我指涉也塑造了结尾。普洛斯彼罗折断魔杖,并承诺将魔法书沉入海底,放弃那些使他得以掌控事态的工具。在收场白中,他余下的力量取决于观众的善意回应。这常常促使人们将普洛斯彼罗与莎士比亚本人相联系。然而,剧中人物放弃魔法,并不能作为作者退隐的实证。更为确切的是,这一结局使观众意识到:他们也参与维系并终结了自己所目睹的想象世界。
政治权威、复仇与宽恕
本剧将统治问题与围绕合法继承权的斗争联系起来。在普洛斯彼罗看来,安东尼奥夺取米兰统治权,既背弃了亲情,也破坏了合法统治;而使篡位得以实现的,是一项令米兰臣属于那不勒斯的协议。然而,他自己的叙述也承认,他曾疏于履行公共职责。最初的危机并非仅仅源于恶人的野心,也源于统治者未能意识到,授予他人的权力可能脱离掌控,自立门户。书籍促成了普洛斯彼罗的学识增长,但他对书籍的沉迷,也促成了他在政治上的失势。
海岛成为检验不同治理方案的试验场。贡扎洛设想了一个没有商业、财产、官吏和强制劳动的共同体,却又设想由自己来统治它。安东尼奥和塞巴斯蒂安嘲笑这一矛盾,但他们的嘲讽并未使他们自身的政治主张更有吸引力:不久,他们便开始密谋杀人。这一情节将乌托邦式的思考与犬儒式的算计并置,却没有简单地肯定任何一方。贡扎洛的演说还将欧洲关于自然生活的争论移植到这片土地上,而这里早已有居民,并有人宣称拥有它,只是宫廷一行人并不承认此人的权利。
重复是全剧政治构思的核心。安东尼奥怂恿塞巴斯蒂安背叛阿隆索,重演他此前背叛普洛斯彼罗的行径。卡利班同样拉拢外来者,企图推翻现任统治者,但斯特凡诺立刻就开始想象称王后的种种特权。这些相互映照的阴谋表明,更换统治者未必会改变支配的逻辑。普洛斯彼罗操纵局势,使这些阴谋一一失败,既凸显出他对全局的洞悉有别于他们的投机取巧,也展示了其统治所能施加的强制力量。
决定性的转折出现在爱丽儿描述俘虏们的痛苦之时:这个精灵说,自己若是人,也会对他们心生怜悯。普洛斯彼罗于是以这种设想中的同情心为尺度,衡量自己的反应。“行德比复仇/更为可贵”,这句话道出了支配他最终决定的伦理原则。在一个部分受到基督教慈悲与赦免观念影响的思想框架中,他放弃了自己有权施加的惩罚。
不过,宽恕与归还权位、达成和解之间仍有区别。阿隆索请求原谅,并归还米兰;安东尼奥却既没有作出类似的忏悔,剧中也没有用大段场景表现他的悔悟。普洛斯彼罗宽恕了弟弟,但也明确要求归还自己的公爵领地。仁慈并不意味着放弃政治上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米兰达与费迪南的婚姻通过家族联姻将米兰与那不勒斯联系起来,使私人情感服务于公共安排。
因此,结局仍保留着种种张力,不同演出可以对此作出不同的强调。普洛斯彼罗先让敌人饱受惊吓,随后才释放他们;他放弃超自然力量的同时,也恢复了常规的政治权威。安东尼奥的沉默,则使和解能否持久仍存疑问。剧中的宽恕是在艰难条件下付诸实行的行动,并不能证明野心、怨恨与结构性不平等已经消失。
岛屿、殖民主义与卡利班的接受史
这座岛屿在现实世界中并无确切可考的位置。从突尼斯驶向那不勒斯的航程,将故事的直接地理背景置于地中海;而对“百慕大群岛”的提及、当时的海难记述,以及对陌生族群的描写,则让人联想到大西洋世界。这些相互叠合的地理背景意义重大:该剧并非对某一殖民地的纪实呈现,但它诞生于英国向海外扩张的时期,并反复上演外来者与岛上原有居民之间的相遇。
卡利班宣称:“这岛是我的,是我母亲西科拉克斯传给我的。”这就确立了一项早于普洛斯彼罗到来的所有权主张。他还描述了双方起初在知识与款待上的交流:普洛斯彼罗教他语言,他则向普洛斯彼罗指出岛上的水源、肥沃土地及其他资源。最初互惠的接触,逐渐变成了不平等的支配。普洛斯彼罗将教育与养育视为要求服从的依据;卡利班却觉得,这种关系使自己被剥夺了原有的一切。他反唇相讥,说学会语言的好处就是懂得如何诅咒,于是将所谓的馈赠变成了控诉的工具。
卡利班这个名字通常被认为与“食人者”(cannibal)一词有关,尽管剧中并未描写他食人肉。欧洲人对陌生族群的分类方式,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的身体形态与道德地位在对话中如此游移不定。他被称为怪物、鱼、魔鬼和奴隶,却也能就财产归属展开推理,回忆过去的关系,创作诗歌,并策划政治行动。舞台演出必须让这样一个人物获得具体形象,而他那种被认为是本质性的身份,却主要是通过其他人物的描述传达出来的。
自十九世纪起,卡利班日益成为探讨统治与反抗的载体。欧内斯特·勒南在1878年的《卡利班》中,围绕大众政治重新塑造了他;何塞·恩里克·罗多则在1900年的《爱丽 Ariel》中,将爱丽 Ariel与卡利班纳入有关拉丁美洲文化的论辩。这些影响深远的运用,并不只是重现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而是为了新的思想目的,改造了精神与肉体欲望之间的对立。
二十世纪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尤为关注土地、劳动、种族化,以及界定其他族群之人性的权力。乔治·拉明的《流亡的乐趣》(1960)通过加勒比历史重新审视这部戏剧。艾梅·塞泽尔的《一场风暴》(1969)则在明确的反殖民斗争背景下,重新塑造了爱丽 Ariel与卡利班。罗伯托·费尔南德斯·雷塔马尔的文章《卡利班》(1971),使卡利班成为拉丁美洲文化自我界定的重要象征。
这些解读揭示了剧中确实存在的结构,却并未消除其历史与伦理层面的复杂性。卡利班企图施暴仍是情节的一部分;西科拉克斯本人也是岛上的外来者;而普洛斯彼罗起初是一个流亡者,并非殖民国家的使者。最有助于理解作品的做法,是区分该剧所处的十七世纪初的历史情境,以及后世据以阅读、演出和改写它的种种历史经验。
性别、教育与王朝联姻
米兰达是剧中唯一登台的人类女性角色。其他女性则通过旁人的叙述影响着故事:西考拉克斯已经去世,克拉丽贝尔已远嫁突尼斯,而米兰达的母亲只存在于普洛斯彼罗简短提及她忠贞的一句话中。这样的安排使男性掌控了关于女性生活的大多数公开叙述,也让米兰达的在场承载了格外重要的意义,因为岛上未来的政治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婚姻。
普洛斯彼罗对米兰达的权威兼具父亲、教师与统治者的性质。他决定何时让她了解两人的身世,盘问她的记忆,并在想要避开她处理事务时使她入睡。她所受的教育不仅传授了知识,也限制了她据以判断他人的视野。她初次见到聚集在一起的贵族时,发出了“啊,美妙的新世界”的赞叹,但其中有些人的背信弃义,观众早已知晓。因此,这里产生的是戏剧反讽的效果,而不只是对新发现的赞颂。
尽管如此,米兰达仍在某些方面反抗父亲的安排。她尚未得知船难中的乘客已经安全,便为他们求情;她为斐迪南辩护,反驳普洛斯彼罗的指控,并主动提出帮助他完成被强加的劳役。她求婚时说:“你若肯娶我,我就是你的妻子。”这暂时颠倒了求爱过程中惯常的主动与被动关系。由于普洛斯彼罗暗中赞同这桩婚事,这些举动并未打乱他的计划,却赋予了她的动机与决定一种独立于父亲意志的力量。
这场订婚也揭示了王朝的期望如何规训女性的性。普洛斯彼罗反复告诫斐迪南不可在婚前发生性关系,将贞洁与婚姻未来的幸福联系起来。假面剧中的女神们则把这种关切转化为象征农业丰收与合法生育的仪式性意象。婚姻既为爱情情节带来结局,也巩固了统治家族之间的联盟。米兰达的爱意在剧中是真挚的,但同时也具有政治用途。
凯列班与米兰达的关系,使教育与性威胁及强制密不可分。剧本让米兰达愤怒地宣称,是她教会了凯列班说话,随后凯列班却否认这所谓的恩惠。他企图侵犯她,并非只是一个遭他否认的指控:他还表示遗憾,因为普洛斯彼罗阻止了他。这使那种将一切针对凯列班的敌意描述都视为捏造的解读受到限制。与此同时,这次未遂的性侵犯本身也不足以解答关于剥夺的一切问题,更不能为所有形式的惩罚提供正当理由。
因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既考察米兰达受限的能动性,也关注西考拉克斯与克拉丽贝尔缺席的视角。以这些女性为中心的改编作品,揭示了原作未加展开的可能性。更准确地说,这些重新诠释是对该剧再现结构的介入,而不是发掘文本中早已完整讲述的故事。
舞台演出史与表演实践的变迁
有文献记载的《暴风雨》最早演出于1611年在宫廷举行,但其舞台呈现也离不开国王剧团所具备的演出条件。这一时期,剧团同时使用露天的环球剧场和室内的黑衣修士剧场。剧中的音乐、幻象、精心设计的登场方式,以及控制严密的音响效果,都契合当时室内演出不断拓展的表现潜力,不过现存记录无法确定该剧早期演出的所有场所。剧中对奇观效果的要求,可以通过服装、音响、动作、舞台机械和观众的想象力来满足,而不必依赖写实布景。
英国王政复辟后,一部改编作品取代了莎士比亚的原作,这种局面持续了随后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甚至更久。约翰·德莱顿与威廉·达文南特合写的《暴风雨,又名魔法岛》于1667年首演,增添了新人物和并行的爱情情节。米兰达多了一个妹妹多琳达,而年轻的希波利托则从未见过女人。这些新设定使岛屿成了一个更为对称的试验场,用来探索男女在两性关系上的懵懂与发现。托马斯·沙德韦尔于1674年推出了进一步扩充的歌剧版本,使音乐和奇观更为突出。
1756年,戴维·加里克尝试推出一个缩短的歌剧版本,但很快便放弃了。1838年,威廉·查尔斯·麦克雷迪上演了一个基本恢复莎士比亚原文的版本,这是摆脱王政复辟时期改编、回归原作过程中的重要一步。十九世纪的演出往往斥重金打造如画的布景、精巧的风暴效果、超自然变形,以及编排整齐的随从舞队。爱丽儿常由女演员饰演,而凯列班的身体形象则成为承载当时关于怪物性、动物性与人类发展观念的载体。这些舞台惯例改变了观众对岛上居民之间等级关系的理解。
二十世纪的导演越来越不愿将装饰性的魔幻奇观作为全剧的主导风格。彼得·布鲁克1968年在圆屋剧场推出的实验性演出,探索了残酷、仪式,以及对传统戏剧美感的瓦解。乔治·斯特雷勒1978年在米兰小剧院执导的版本,采用了刻意显露戏剧手法的表现方式,包括用布料模拟波浪,将幻觉与创造幻觉的劳动联系起来。这些尝试表明,揭示舞台机关不仅不会破坏剧中的奇妙感,反而能够增强它。
角色选配也已成为诠释作品的重要手段。乔治·C.沃尔夫为1995年纽约莎士比亚戏剧节执导的版本中,帕特里克·斯图尔特饰演普洛斯彼罗,与安洁纽·艾莉丝饰演的爱丽儿,以及由黑人演员组成的岛民和精灵群体同台,让种族权力关系在舞台画面中清晰可见。其他演出则通过让女性饰演普洛斯彼罗,或以多名演员、木偶、数字投影来呈现爱丽儿,重新安排性别与权威的关系。
任何演出都无法对岛上的社会秩序保持中立。凯列班的外貌、爱丽儿身体的自由或受限、普洛斯彼罗情绪的冷暖,以及米兰达对父亲命令的反应,都会为书面对白中部分悬而未决的意义作出定调。即便是最后的舞台画面,也可能暗示共同体的重建、尚未消除的排斥,或一位统治者在放弃控制身边所有人的手段之后所流露的疲惫。
其他艺术门类中的改编与影响
这部戏剧的后世影响远不止于舞台上的直接重演。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一位强有力的主导者、依附于他的生灵,以及外来者的到访,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一套灵活的叙事框架。后来的作品往往保留这一框架,却不再沿用莎士比亚的语言或历史背景。这类改编有别于较为松散的化用,后者仅借用某个人名、一句引文或一组主题对照。
在电影领域,弗雷德·M.威尔科克斯执导的《禁忌星球》(1956)将剧中一些可辨认的元素移植到了另一颗星球。科学家莫比乌斯、他的女儿阿尔泰拉,以及笼罩着他们的神秘力量,让人联想到普洛斯彼罗、米兰达和那座岛屿;影片则将对超自然力量的掌控转化为科技与心理投射。相比之下,德里克·贾曼的《暴风雨》(1979)在高度风格化的视觉世界中保留了莎士比亚的大量原文。彼得·格林纳威执导、约翰·吉尔古德出演的《普洛斯彼罗的魔典》(1991),则让与普洛斯彼罗创作权能相联系的书籍、身体、声音和影像成倍增殖。朱莉·泰莫的《暴风雨》(2010)由海伦·米伦饰演普洛斯彼拉,将核心的家长角色改为母亲,并重新编写了这个人物遭到剥夺权位的经历。
音乐领域对该剧的接受与演绎同样丰富多样。自十七世纪以来,为爱丽儿的歌曲谱写的舞台配乐不断累积,不过早期演出所用的音乐已有许多未能流传下来。亨利·珀塞尔的《来到这金黄的沙滩上》和《水深五噚处》属于王政复辟时期的改编传统。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于1873年创作了交响幻想曲《暴风雨》,将风暴、岛屿氛围与爱情故事转化为管弦乐。让·西贝柳斯于1925年为哥本哈根的一部舞台制作谱写了大量戏剧配乐,该制作于1926年首演。托马斯·阿德斯的歌剧《暴风雨》由梅雷迪思·奥克斯撰写脚本,2004年在英国皇家歌剧院首演;其重新创作且高度凝练的文本,以及为爱丽儿设计的挑战声乐极限的写法,构成了一种独特诠释,而非直接为莎士比亚的台词谱曲。
文学上的回应往往着眼于语言与权力的关系。W. H.奥登的《大海与镜子》(1944)副标题为“莎士比亚《暴风雨》评注”,让人物在戏剧看似落幕后获得新的发言位置,并探讨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塞泽尔的《一场风暴》将殖民冲突明确呈现出来,同时改写了人物塑造与结局。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女巫的子孙》(2016)将《暴风雨》的排演置于监狱教育项目之中,在监禁、戏剧中的角色扮演,以及一位遭放逐的导演的复仇欲望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
剧中的个别语句也获得了独立的文化生命。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以米兰达初见人类时欣喜的感叹为书名,利用原场景中人物认知的局限,强化了书名的反讽意味。出自爱丽儿歌曲的“sea-change”一词已进入日常英语,用来表示深刻的转变。这些借用都依托于该剧本身的一个核心特点:那些看似奇妙的变化,始终让人追问——是谁安排了它们?从谁的视角看,它们才显得奇妙?它们又掩盖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