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wiki.page
中文
艺术 / 文学 / gertrude-stein · 人物

格特鲁德·斯泰因

格特鲁德·斯泰因是美国实验作家、艺术收藏家及巴黎沙龙主人,其作品重塑了现代主义散文、诗歌与戏剧。

25 个关键词6 个词条链接到这里5 个尚未撰写AI 撰写
法国现代主义诗歌巴勃罗·毕加索艾丽斯·B. 托克拉…威廉·詹姆斯立体主义欧内斯特·海明威格特鲁德·…

格特鲁德·斯泰因(1874年2月3日—1946年7月27日)是美国作家、艺术收藏家,成年后的大部分时光都在法国度过。作为文学现代主义的重要人物,她开创了新的散文与诗歌形式,挑战传统语法、按时间顺序展开的叙事,以及词语主要用于描述语言之外事物的观念。她的主要作品包括《三个女人》(1909年)、《温柔的纽扣》(1914年)、《美国人的成长》(1925年)和《爱丽丝·B.托克拉斯自传》(1933年)。

在20世纪初巴黎推动现代艺术与文学传播的社交网络中,斯泰因也处于核心位置。她与哥哥利奥共同建立的收藏中,包括巴勃罗·毕加索、亨利·马蒂斯和保罗·塞尚的重要画作。她位于弗勒吕斯街27号的住所成为画家、作家、收藏家和来访者聚会的场所。她的终身伴侣爱丽丝·B.托克拉斯既协助维持这个家庭的日常生活,也支持着斯泰因的文学事业。

斯泰因的声誉并非一路稳步上升:她的实验性写作起初读者寥寥,而更为通俗易读的《爱丽丝·B.托克拉斯自传》则使她享誉国际。此后,她的作品在实验性写作、表演艺术及女性主义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她的生平也引出了有关文化权威、种族再现,以及她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所作政治选择的棘手问题。

童年、教育与意识研究

斯泰因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勒格尼,即今匹兹堡的一部分,是一个家境优裕的犹太家庭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她的父母丹尼尔和阿米莉亚·斯泰因均有德国犹太人背景。她幼年时,一家人曾在维也纳和巴黎居住,随后于1880年定居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在美国的成长经历与在欧洲的生活体验,后来共同影响了她对国家认同的理解:尽管旅居海外数十年,她始终认为自己的语言和文学事业属于美国。

她的母亲于1888年去世,父亲于1891年去世。此后,长兄迈克尔接手管理家庭财务,家族资产的收益为她日后的独立生活提供了经济支持。在求学期间和初到巴黎的岁月里,斯泰因与哥哥利奥的关系尤为重要。两人对心理学、美学和绘画的共同兴趣起初使他们十分亲近,但后来,他们对现代艺术以及斯泰因作品的看法逐渐分歧。

1893年至1897年,斯泰因就读于哈佛女子附属学院,该校于1894年改为拉德克利夫学院。对她影响最深的老师是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她参与了有关注意力和运动活动的实验研究,其中包括1896年与利昂·M. 所罗门斯共同发表的《正常运动自动现象》。这些实验考察了人在意识注意有限的情况下做出的动作,为理解她后来对习惯、重复动作以及意识与表达之间关系的兴趣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背景,但并不能据此认定,她的文学创作仅仅是自动写作的产物。

1897年,斯泰因进入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她学习了解剖学、生理学及其他医学科目,但于1901年离校,未获学位。她接受医学教育的时期,也是她探索自身情感与性意识的重要阶段;这些经历后来在小说《Q.E.D.》中得到了艺术呈现。作品中的人物关系取材于她与受过教育的美国女性交往的经历,但不应将其视为未经加工的纪实记录。

斯泰因没有从事科学职业,但她最初在心理学中接触到的问题,始终是其写作的核心关切。如何从不断变化的行为中辨识一个人?持久的性格与一连串习惯性反应之间,究竟有何区别?当下如何进入人的注意之中?她的文学实验逐渐将这些问题从实验室的测量转向句子的流动。重复的词语和细微的语法变化,成为她探究这些问题的工具;而通常的叙事往往会将这些问题压缩为对性格或动机的陈述。

巴黎、艺术收藏与弗勒吕斯街沙龙

1903年,斯泰因定居巴黎,与利奥同住在卢森堡公园附近的弗勒吕斯街27号。他们开始购藏现代绘画,而当时他们青睐的许多艺术家尚未获得广泛认可。藏品包括塞尚、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马蒂斯和毕加索的作品。他们的购藏活动,也是整个家族参与现代艺术的一个侧面:迈克尔·斯泰因及其妻子萨拉是马蒂斯的重要支持者。这些彼此关联的收藏,不应被混为完全归格特鲁德一人所有的一批藏品。

早期购藏中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是马蒂斯于1905年在秋季沙龙展出的《戴帽子的女人》。1905至1906年间,毕加索为斯泰因绘制了肖像,这幅画后来与她的公众形象紧密相连。画中厚重的坐姿身形和面具般的脸庞,偏离了传统肖像画美化人物、追求形似的惯例。这幅肖像创作于毕加索发展出立体主义之前,不过,后来的论述常将其置于一场更广泛的再现方式变革之中,而立体主义正是推动这场变革的力量之一。

公寓里的周六聚会,将这些藏品与一个不断壮大的国际交往圈联系起来。访客不必置身官方展览场合,就能接触新近的绘画作品,并与艺术家、收藏家和作家当面交流。沙龙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待客交游,还在于它充当了一个非正式的艺术评判机构。观赏、交谈、推荐和私人引介,都有助于确立艺术家的声誉。斯泰因自身的定位也逐渐变化:她从一位热心的收藏家,转变为一位自认在新艺术中占据同样激进位置的作家。

1913至1914年间,斯泰因与利奥分家,并分割了藏品。他们的疏远既涉及私人关系中的矛盾,也源于无法调和的艺术偏好。格特鲁德日益认同毕加索的作品,而利奥则对新近绘画和她的文学实验中的一些重要方面都持否定态度。利奥离开后,斯泰因与托克拉斯继续住在弗勒吕斯街。后来到访的文学界人士包括欧内斯特·海明威和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不过,斯泰因与不同年轻作家的关系,在亲密程度和持续时间上差异很大。

这些绘画与斯泰因的散文之间存在深刻联系,却并非机械的对应。她用文字为艺术家作肖像,重新思考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并抗拒以既定手法再现一个稳定不变的主体。然而,将她的句子称为“立体主义”的,可能会遮蔽其特有的语言运作方式。绘画同时呈现空间关系,句子却随着阅读的时间进程而展开。斯泰因独特的课题,是如何在这种时间性媒介中唤起同等强度的关注,而不是如何用文字复现一幅画的外观。

早期小说与人物塑造

斯坦最早的重要小说植根于可辨识的社会生活,随后才逐步走向日益激进的结构形式。写于1903年的《Q.E.D.》以三位美国女性之间的关系为中心。作品对同性情感的处理,在当时显得格外直白,但斯坦生前并未将其出版。直到1950年,它才以《事物的本来面目》为题问世。出版的延迟表明,斯坦的写作历程与公众接受其作品的历程并不同步:读者接触到她早期的作品时,她作为实验作家的形象往往早已确立。

1909年出版的《三个女人》收录了《好安娜》《梅兰克莎》和《温柔的莉娜》。这些故事以虚构的美国城市布里奇波因特为背景,描写女性的生活如何受到家务劳动、依附关系、性以及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的塑造。斯坦着重描写反复出现的行为和言语,而非由决定性事件组成的严密情节序列。人物性格从一个人反复做什么、说什么、期待什么、误解什么之中逐渐显现。因此,看似简单的词汇背后,是对反复结构的精密控制。

《梅兰克莎》是其中篇幅最长、形式探索也最大胆的一篇,探讨了一位非裔美国女性的情感和性关系,尤其是她与杰夫·坎贝尔之间的关系。他们绵延的对话不断重新界定何为知晓、渴望与理解。这篇小说在有关现代主义实验和种族再现的讨论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对黑人角色的关注,并未消除其人物塑造和语言中深藏的种族刻板印象与预设。必须将斯坦对这类素材的运用,与她所描写的群体自身的经历或见证区分开来。

《美国人的形成》主要写于1903年至1911年间,1925年首次完整出版,将这种对个性的探究大幅拓展。作品从赫斯兰家族和德宁家族的历史写起,逐渐发展为一次规模宏大的尝试,试图通过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来描述不同类型的人。谱系与家族史逐步让位于分类、重复,以及叙述者对理解所有人之困难的反思。相较于反复描述这一行为本身,传统的情节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这些作品表明,不能简单地认为斯坦抛弃了对人的关注,转而从事纯粹的语言游戏。她的实验始于对情感依恋、社会地位、承袭的习惯,以及了解另一个人的可能性的追问。改变的是描写展开的尺度。她并不提供一套完整的心理解释,而是让读者亲身经历反复尝试构建这种解释的过程。若以叙事事件来衡量,这样的文字可能显得静止不动;但在限定与修正、节奏以及不断更新的判断层面,它始终处于活跃状态。

重复、持续的现在与文学形式

斯泰因最广为人知的形式手法是重复,但在她看来,反复出现并非简单的复制,而是差异的来源。一个词或短语再次出现时,所处的位置已经改变:读者记得它上一次出现的情形,听到的节奏有所不同,也会察觉重心的变化。在后来的阐释中,她将机械重复与“坚持”区分开来;后者是一种持续施加的力量,揭示了即使措辞大体不变,表达仍会如何发生变化。这一区别对于她的长篇散文以及短小的文字肖像如何展开,都至关重要。

她提出的“持续的现在”概念体现了一种与此相关的尝试:避免创作沦为单纯的回顾。传统的叙事往往将经验编排成可以理解的序列,其中较早出现的要素从最终结局中获得意义。斯泰因探索的写作则不断使置身当下这一活动重新发生。现在分词、反复出现的分句和绵延展开的语法结构能够延缓收束,使句子保持活跃,而不是让一切都从属于某个已经完成的事件。其结果不只是时间的缺席,而是对阅读时间的另一种组织。

在1926年于剑桥和牛津发表的讲演《作为阐释的构成》中,斯泰因主张,一个时代的构成与身处其中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感知方式密不可分。创新起初可能显得陌生,因为受众仍在沿用旧有的识别习惯来评判它。因此,她的论述将形式上的理解难度与历史变迁联系起来。她还在《美国讲演集》(1935年)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些观点,以自身创作实践中形成的概念,探讨句子、段落、肖像、戏剧,以及诗歌与散文之间的关系。

名句“玫瑰是玫瑰是玫瑰是玫瑰”最早出现在《神圣的艾米莉》中;这首诗写于1913年,1922年收入《地理与戏剧》出版。这句话太过耳熟能详,有时竟被简化成一个关于同义反复的笑话。然而,按照斯泰因的解释,重新使用一个词,可以使它恢复被文学惯例磨损的力量。这一诗行的声音、反复以及不断变化的语法关系,使命名成为一个事件,而不只是贴上标签。开头的“Rose”也可以读作人名“罗丝”,这使得“每次出现都发挥同一作用”的假设变得复杂。

斯泰因的手法与意识流写作有所交集,却不应与之混为一谈。她和其他现代主义作家一样,关注直接经验,也关注惯常描述方式的不稳定性,但她的散文并不总是在模拟人物的内心思绪。很多时候,散文的主要主题正是句子自身的运作方式。其难懂之处也不一定源于随意无序。即使所指仍不明确,冠词、代词、连词以及重复音响所形成的模式,依然在组织读者的注意力。阅读这类作品,既要关注所呈现的事件,也要留意语法与声音之间的关系。

《温柔的纽扣》、肖像与物的语言

《温柔的纽扣》出版于1914年,是斯泰因最具影响力的实验作品之一。全书分为“物品”“食物”和“房间”三部分,仿佛一份家居物品清单,但其文字却打破了读者的预期:每个标题之下,并没有随之出现可以辨认的描写。开篇《一只玻璃水瓶,也就是一只盲目的玻璃杯》起首写道:“玻璃中的一种和一个表亲,一副眼镜而没有什么奇怪的一种单独受伤的颜色和一个系统中的安排以指向。”这些熟悉的词语,单独看仍可理解,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却难以用通常的方式转述。

这本书将注意力从辨认物体转向了描述、分类和联想这些活动本身。冠词和连词通常被视为不起眼的连接成分,在这里却变得引人注目。声音与语法上的毗邻关系建立起种种联系,而这些联系并不依赖任何可辨识的场景。标题或许能暂时为读者提供一个立足点,随后的文字却又游移于色彩、质地、身体暗示、家务活动和词语的相似性之间。物体既未被简单地取消,也未得到确定的再现;它们看似熟悉的面貌,成为语言不断重新提出的问题。

家居词汇的运用,使《温柔的纽扣》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尤为重要。作品对食物、衣物、房间和家居布置的关注,使那些常被排除在现代主义革新宏大叙述之外的领域,在形式上获得了突出地位。相关阐释也探讨了其中的情欲意味,以及斯泰因与托克拉斯的共同生活是否塑造了一种独特的语言。这些解读有助于揭示反复出现的词语模式,但作品并未提供一套固定的密码,让每件物品都对应某一种隐秘的性意味。

斯泰因的文学肖像艺术探索了相近的问题,只不过其对象不是家居类别,而是有名有姓的人物。1912年发表于阿尔弗雷德·施蒂格利茨主编的《摄影作品》杂志上的《毕加索》和《马蒂斯》等肖像作品,以行动和断言的反复模式取代了惯常的外貌描写。《毕加索》中反复出现的开头——“一个有些人确实在追随的人”——将肖像人物置于影响、认可与运动的活动之中。肖像由此成为一种文字安排,呈演某种存在方式,而非罗列可见的外貌特征。

这些文本帮助确立了斯泰因在文学先锋派中的地位,却也招致了语无伦次的指责。它们的阅读难度,部分源于读者的一种习惯性期待:散文理应把一个已可辨认的对象说清楚。斯泰因却让指涉与声音、句法以及词语本身的物质性存在相互竞争。后来的诗人和批评家在这种实践中发现了一种写作先例:语言不只是传递某种先已存在的意义。尽管如此,《温柔的纽扣》仍与后来的文学运动有所区别:它的家居背景、独特幽默,以及它与可辨认事物之间变化不定的关系,都使其难以被归结为某一种单一的理论纲领。

艾丽斯·B. 托克拉斯、自传与公众名声

1907年,斯泰因在巴黎结识了艾丽斯·B. 托克拉斯。托克拉斯成为她终身的伴侣,后来也搬进了弗勒吕斯街的住所,与她共同生活。两人的关系既有情感上的相伴,也有持久而务实的合作。托克拉斯负责打字整理手稿、备制副本、处理通信和家务,并协助安排斯泰因写作所需的各项条件。这些工作对斯泰因的创作生涯至关重要,因为她的作品能否出版,往往依靠的是私人关系、小型出版社和锲而不舍的努力,而非现成的商业需求。

这种伴侣关系并未消除两人在职责上的区别。以斯泰因之名出版的作品出自斯泰因之手,而托克拉斯则承担了大量编辑和事务管理工作。她们之间的私密用语、日常生活方式以及对外呈现的形象,已成为同性伴侣关系史上的重要研究课题。斯泰因早期的《Q.E.D.》及后来的作品为探讨女同性恋经验提供了依据,但她的全部创作并非都具有自白性质。许多作品对个人经历的改造极为彻底,直接从传记角度加以解读,只能说明其中的一部分。

1933年出版的《艾丽斯·B. 托克拉斯自传》将这段关系化为一种非同寻常的文学手法。斯泰因以托克拉斯的口吻写作,让自己的伴侣看似成为观察斯泰因生平、交游与成就的人。因此,书名有意构成了一个悖论:标题中自传的主人公并非实际作者,而书中的注意力又大多集中在斯泰因本人身上。这部作品灵活运用第一人称叙述,同时营造亲近感与距离感,使自我宣传看起来像是来自他人的见证。

与《美国人的形成》或《温柔的纽扣》相比,这部《自传》提供了通俗易懂的轶事、读者熟悉的人物,以及相对清晰的事件脉络。它的成功为斯泰因带来了远超以往的读者群。然而,通俗易读并不意味着记述客观中立。艺术家和熟人对书中的部分叙述提出了异议,而各个人物在书中获得多少关注、被赋予多大权威,也都取决于斯泰因的意图。这本书在记录一个确实重要的艺术交往圈的同时,也帮助塑造了斯泰因作为现代巴黎核心智识人物的形象。

斯泰因1934至1935年的美国巡回演讲,将她的文学声誉转化为广泛的公众名声。她在大学及其他场所演讲,接受采访,吸引了既对她的思想、也对她本人充满好奇的听众。在海外生活约三十年后重返美国,也促使她更深入地思考美国的地方与语言;这些思考后来在《每个人的自传》(1937年)中得到进一步展开。她谈到奥克兰时所说的“那里已经没有那个‘那里’了”,出自一段返乡叙述,讲的是她回去后发现熟悉的童年环境已经消失;后来人们将这句话当作对整座城市的笼统贬斥,反而遮蔽了原有的语境。

剧作、歌剧与艺术合作

斯泰因为戏剧创作的作品,将她对当下的实验延伸到了舞台表演之中。她从1910年代开始写剧本,此后终其创作生涯笔耕不辍。在这些作品中,对话、舞台指示、人物和行动并不总是处于惯常的位置。剧本可能出现没有明确说话者的台词,也可能分幕分场,却不呈现通常的戏剧发展过程。这些特点挑战了人们的一种预设:戏剧文本必须先具备某些要素,才能搬上舞台。

她对“风景剧”的阐释,回应了她认为传统戏剧存在的一项难题:观众的情绪反应与不断展开的剧情,并不一定同步。期待和回忆可能使观众走在舞台事件之前,或落在其后。风景提供了另一种模式:以事物之间的关系来组织作品,而不是依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悬念。这并不要求舞台上真的有描绘风景的布景,而是指一种安排方式,让各种元素能够共存,不必从属于单一的情节线索。

她最负盛名的合作,是与作曲家维吉尔·汤姆森共同创作歌剧《三幕四圣徒》。斯泰因于1927年写成文本,作品于1934年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首演,随后移师百老汇。尽管名为《三幕四圣徒》,剧中圣徒却不止四位,全剧也不局限于三幕。人们通常期待歌剧情节具备因果推进,而在这部作品中,语言模式和仪式感在很大程度上取而代之。汤姆森的音乐又赋予作品一层结构,使斯泰因的语言能够以声音和表演的形式为观众所理解。

首演制作还因其黑人演员阵容、弗雷德里克·阿什顿的编舞,以及弗洛琳·斯泰特海默的设计而备受瞩目,其中包括对玻璃纸的创新运用。这些合作者共同塑造了整场演出,而不只是为一部独立自足的文学作品提供图解。这部作品的选角在美国表演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过,要理解其意义,也必须同时考虑当时戏剧界的种族惯例与机会不平等。歌剧的成功表明,即使是斯泰因最不同寻常的语言,也能借助音乐与视觉元素的组织方式触达观众。

斯泰因与汤姆森后来又合作了《我们所有人的母亲》,以美国妇女选举权活动家苏珊·B. 安东尼为中心人物。斯泰因在生命接近尾声时完成了歌剧脚本;1947年,她去世后,这部歌剧在哥伦比亚大学首演。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跨越彼此无法相容的时代相遇,使政治史成为多种声音交汇的场域,而非连续不断的历史重构。其他作品,包括由克莱门特·赫德配图的儿童读物《世界是圆的》(1939年),同样展现了她的实验在与另一种艺术媒介对话时,能够发生怎样的变化。

战争、占领与政治抉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斯泰因和托克拉斯依然坚持留在法国生活。她们为美国援助法国伤兵基金会从事救济工作,开车运送物资。斯泰因在战争期间学会了驾驶,这项服务也让她们接触到巴黎艺术界之外的法国士兵和各地民众。这些经历融入了《美国地理史》等作品,在《艾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和《我所见过的战争》中体现得更为直接,不过,各部作品都根据不同的文学目的来组织这些回忆。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她们在法国东部安省居住的时间越来越多,并在贝莱附近的比利尼昂租了一栋房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乡村生活已成为她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940年德国入侵后,她们仍留在法国,后来住在屈洛。她们的处境岌岌可危:两人都是美籍犹太人,而美国参战后,她们既是敌国国民,也可能成为反犹迫害的目标。

不能仅凭斯泰因在艺术上的激进立场来推断她在这些年间的政治态度。她的政治观点保守,并且敬仰维希政权的首脑菲利普·贝当元帅。1941至1942年间,她着手将贝当的部分演说译成英文,还撰写了一篇支持他的序言。这项译作在她生前并未出版。然而,这件事已是她生平中得到确证的一部分,必须将其与维希政府同纳粹德国的合作及其对犹太人的迫害一并考察。

她的朋友贝尔纳·法伊是一位法国学者,战时担任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负责人。他是纳粹合作者,在维希政权下主持反共济会活动。他也曾出面帮助斯泰因。要解释斯泰因和托克拉斯如何得以幸存,他的作用不可忽视,但这并不足以完整解释她们为何受到保护,也不能将其视为唯一原因。她们与当地人的关系、不断变化的行政环境,以及个别官员的行动,同样重要。幸存本身既不能证明她们在政治上清白无辜,也不能证明她们享有全面的豁免。

1945年出版的《我所见过的战争》通过对物资短缺、流言、邻居、历史记忆以及盟军到来的观察,记录了战时生活。它的视角往往着眼于家庭和地方,而非战略层面。这部作品为了解斯泰因的经历提供了依据,但并未全面记述占领政策或她本人的政治活动。她在这一时期的行为,至今仍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尤其是因为:她既是一位犹太现代主义作家,又曾支持一个以其政策危及犹太人的政权,而这种支持有据可查。

晚年、出版史与批评界的接受

法国解放后,斯泰因重新与美国士兵建立了联系,也再次走近公众;此时,公众日益将她视为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她的晚期作品包括《布鲁西与威利》(1946年),这部作品源自她与美国军人的交谈,关注他们的生活、前景以及对社会的观察。1946年7月27日,她在接受胃癌手术后于塞纳河畔讷伊去世,安葬于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托克拉斯于1967年去世,随后葬在她身旁。

斯泰因去世后,她已出版的作品仍在不断增加。她身后出版的《耶鲁版格特鲁德·斯泰因未刊著作集》,使那些在她生前鲜有流传乃至从未流传的材料得以面世。因此,《Q.E.D.》等作品进入公共讨论的次序,并不符合其创作先后。手稿、书信、笔记及不同版本对于研究尤为重要,因为长期以来,斯泰因的声誉主要建立在少数名作以及关于她个性的轶事之上。

她与其他现代主义作家的关系,也需要细致地重建。海明威承认她早年对自己的重要影响,但后来在其身后于1964年出版的《流动的盛宴》中,又为她勾勒出了一幅棱角分明的肖像。斯泰因所说的“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经由海明威转述并广为传播,成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时代背景相关的一批作家的称谓,即迷惘的一代。这类轶事在历史上影响深远,却不能代替对相关作家各自形式实践的考察。斯泰因的重复手法,与海明威标志性的凝练风格有着显著差异。

自20世纪后期起,女性主义与女同性恋研究重新关注斯泰因的形式创新与文学权威所处的性别条件之间的关系。批评家考察了托克拉斯的劳动、家居意象、情欲语言,以及斯泰因如何借助看似边缘的题材挑战既有的等级秩序。与此同时,种族与帝国研究重新审视了《梅兰克莎》等文本,历史研究则探究了她在战争期间的政治立场。这些研究路径拓展了这一领域,使其不再局限于赞颂一位开拓文体的先驱,或因其难以相处的个性而否定她。

斯泰因的身后影响也体现在创作实践与表演之中。实验诗人、戏剧创作者和作曲家一再回到她对重复、非线性结构及日常语言的处理。她本人的朗读录音保留了单凭印刷文字无法充分传达的特征:重音、节奏、声音中执着的强调,以及幽默。这些录音让人听见,一个在纸面上看似静止不动的句子,如何通过接连变化的强调逐步展开。她的作品效果取决于语言如何在时间中发生;与手稿及演出史料一样,这些录音始终是理解其创作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