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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 视觉艺术与建筑 / pablo-picasso · 人物

巴勃罗·毕加索

西班牙画家、雕塑家(1881–1973),与乔治·布拉克共同创立立体主义,创作了《格尔尼卡》,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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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勃罗·毕加索(1881–1973)是西班牙画家、雕塑家、版画家、陶艺家和舞台设计师,被广泛视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他出生于马拉加,成年后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法国。他与乔治·布拉克共同创立了立体主义,打破了单一视点透视法,将物体拆解为碎片化、多视角的形式再重新组合。他的创作风格极为多样,从忧郁的蓝色时期和更温暖的粉红色时期,到受非洲艺术影响的人物造型、新古典主义、超现实主义,直至晚期充满姿态感的绘画,几乎涵盖了现代艺术的各种语汇。他最著名的作品,包括与雕塑相邻的实验性作品,以及《阿维尼翁的少女》(1907)和《格尔尼卡》(1937)等绘画,都是现代主义史和更广泛的抽象艺术发展史上的核心作品。

毕加索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风格上的创新。他开创了拼贴艺术和构成式雕塑,拓展了版画和陶艺的表现语言,并通过舞台设计参与戏剧与舞蹈的创作。《格尔尼卡》是他针对西班牙内战期间巴斯克小镇遭到轰炸而创作的作品,使他成为反战艺术的象征,至今仍是20世纪政治艺术的重要标杆。他的个人生活、与女性的关系、他加入法国共产党的经历,以及他在博物馆和拍卖市场上的漫长影响力,都已成为传记、批评与争论的对象。

本词条按时间顺序梳理毕加索的职业生涯,之后讨论他的创作方法、影响、身边的人物,以及保存其遗产的机构。内容涵盖他在西班牙的早期训练、绘画的几个连续阶段、立体主义的诞生及其后期发展,他在戏剧、雕塑和陶艺方面的工作,他的政治艺术,以及塑造当今对其作品理解的学术研究。

早年与学院训练

巴勃罗·毕加索于1881年10月25日出生在马拉加。他的父亲何塞·鲁伊斯·伊·布拉斯科是一位画家兼绘画教师,同时在该市博物馆担任策展人。鲁伊斯·伊·布拉斯科大约在儿子七岁时开始教他绘画,并采用当时常见的学院式方法,让他临摹古典大师的作品。1891年,全家迁往拉科鲁尼亚,父亲在省立美术学校谋得一个教职,毕加索便跟随父亲学习。一则广为流传但并无史实依据的故事称,父亲在十三岁左右的儿子身上看到了惊人的精准技艺,于是决定自己放弃绘画。

1895年,全家迁往巴塞罗那,此前毕加索的幼妹康奇塔因白喉去世。父亲受聘到该市美术学校拉略哈学校教授绘画,同年秋天,年仅十三岁的毕加索也在该校入学。通常进入高级班需要较长时间,且名额多留给年龄较大的学生,但毕加索的入学考试在一周内便完成了,评审团破例录取了他。他被编入古典与静物组,课程重视石膏像、解剖学和学院式素描。他对这种刻板的教学颇为不满,常常逃课,去老城区的街道上写生。1896年,他与画家曼努埃尔·帕利亚雷斯合用一间工作室;1897年,他的油画《科学与慈善》(由父亲担任模特)在马德里的一次全国性展览上获得荣誉提名。同年,他还进入了马德里的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这是全国最重要的美术学府,但他不久后便离开,返回巴塞罗那。

回到巴塞罗那后,毕加索融入了该市的现代主义圈子。1898至1899年间,他在奥尔塔德圣若昂小住之后,开始经常光顾“四只猫”酒馆。这家酒馆1897年开设于马蒂之家,由佩雷·罗梅乌仿照巴黎的“黑猫”夜总会创办。酒馆成为与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相关人物的聚会场所,其中包括拉蒙·卡萨斯和安东尼·高迪。罗梅乌看出这位年轻艺术家的潜力,委托他创作平面作品,其中包括为酒馆菜单绘制的一幅图画。该设计受到新艺术运动的影响,也借鉴了图卢兹-洛特累克大胆而简练的海报风格。1900年2月,毕加索在酒馆举办了个人首展:展出一批肖像作品,多为素描,主角是加泰罗尼亚的艺术家和作家。关于作品数量,各方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约一百幅,另一种说法是约一百五十幅。这次展览被广泛解读为对既有权威拉蒙·卡萨斯的挑战,而卡萨斯本人正是酒馆圈子的核心人物之一。

1900年晚些时候,毕加索第一次前往巴黎,参观世界博览会。此行是他在20世纪初多次法国之行的开端,同行的还有他的朋友卡莱斯·卡萨赫马斯。酒馆展览中的三幅油画之一《最后时刻》被选送参展。它所表现的阴郁主题与带有象征主义色彩的情绪,揭示了这一阶段的内在张力:他所受的学院式写实训练与对当时欧洲艺术中颓废与象征主义图像日益增长的兴趣并存。1903年,他在《最后时刻》之上重绘了画面,题为《生活》,这是一件寓言式作品,同样以卡萨赫马斯为主角。学院训练、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的社交圈与巴黎式的雄心之间的摇摆,奠定了此后几年的模式:他往返于西班牙与法国之间,直到1904年才定居巴黎。

蓝色时期(1901–1904)

蓝色时期因毕加索在这几年的绘画、素描和版画中所用的主导色调而得名,即蓝色与蓝绿色调。这种颜色很少是纯粹的。一些画布会掺入灰色、赭色或少量较暖的色调,但蓝色通常奠定了整幅画的基调。大约到1904年,这一色盘逐渐淡去,作品也转向下一阶段的暖色调。

这一时期的典型题材是城市生活边缘的人。毕加索描绘乞丐、盲人、老人、贫困的母亲与孩子、酗酒者以及孤独的人物,这些人物常以佝偻、蜷缩或退缩的姿态出现。《老吉他手》(1903–1904,现藏芝加哥)和《悲剧》(1903)等作品,将克制的构图与修长的人体相结合,并着重表现手势与姿态。人物常置于浅而几近空旷的空间中,使其孤独感更加强烈。长期以来,评论者多将这些图像解读为对社会困苦的表达,而毕加索在这几年的个人处境,包括贫困和漂泊不定的生活,也常被与之并提。

他的亲密好友卡洛斯·卡萨赫马斯(Carles Casagemas)之死,通常被视为这一时期基调的催化剂。卡萨赫马斯是来自巴塞罗那的画家,曾追随毕加索前往巴黎,1901年2月在蒙马特的一家咖啡馆因一段不幸的恋情开枪自杀。毕加索为此创作了多件作品,其中包括一幅描绘这位友人葬礼的画作。这一事件与整个蓝色色调之间的联系被广泛讨论,但尚无定论。一些学者视其为核心的情感来源,另一些学者则强调,这种情绪同样反映了象征主义思潮、埃尔·格列柯和图卢兹-洛特累克等艺术家的影响,以及世纪末巴黎更广泛的视觉文化。

这一时期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不断的迁徙。毕加索曾在巴塞罗那工作,他早年在那里受训,并熟悉"四只猫"(Els Quatre Gats)周围的先锋艺术圈;1901年他又在马德里停留,参与了一份短命的艺术杂志。他也多次前往巴黎,1901年在那里展出作品。巴黎是艺术市场以及最重要的收藏家和评论家的所在地。这些年间,巴黎逐渐取代巴塞罗那,成为他创作的中心。到1904年,他最终定居巴黎,这一迁居标志着蓝色时期作品的结束,也开启了玫瑰色时期。

西班牙与巴黎是这一阶段的两极。毕加索在两地之间的转换,既塑造了画作的题材,也决定了他所面向的观众。蓝色时期还确立了一种在其后的创作生涯中反复出现的模式:以单一的情感基调,描绘有限的一组母题,并在大量素描和画布上反复推敲,然后才转向新的色调和新的人物群像。

玫瑰时期与迁居巴黎(1904–1906)

到1904年,毕加索已在巴黎定居,在蒙马特拉维尼昂街13号的洗衣船寓所租下一间工作室。这座破旧的建筑里住着波希米亚式的诗人、作家和年轻画家,这里的社交生活是他早年贫困岁月里所没有的。他在这里结识了费尔南德·奥利维耶,1904年两人相识,次年她便与他同居。两人的关系持续了约七年,且风波不断。奥利维耶后来记述,毕加索的嫉妒使她几乎被限制在家中,她也出现在这一时期的许多画作中。

画面的色调从“蓝色时期”的冷蓝与蓝绿色,转向更暖的粉色、橙色、红色和土色。题材也随之改变。早期作品关注贫困与孤独,而“玫瑰时期”转向了马戏生活,画中有杂技演员、小丑、哈莱金和四处巡演的艺人,法语称为“流浪艺人”(saltimbanques)。从1904年下半年到1905年,毕加索绘制、蚀刻并描绘了大量这些艺人的单人或小群体形象,它们成为他这一时期创作的主要题材。画面的情绪比以前明快,但图像并不只是欢庆的:许多艺人神情疏离,或在休息、等待,背景是稀疏的风景或空旷的场景。

身穿格子服装的哈莱金成为毕加索的个人象征。他反复回到这一形象,可以把它理解为艺术家自身的化身,一个在观众面前表演的局外人。这一母题是连接这一时期与他后期创作的延续线索之一。

毕加索早期最重要的赞助人是美国作家格特鲁德·斯坦因和她的哥哥利奥。1905年,利奥从一位经销商那里买下一幅毕加索的画作,此后这对兄妹大约九年间成为他的主要赞助人。他们的购买在毕加索仍然挣扎的时候提供了收入,而他们在巴黎的沙龙又把他引入了更广泛的先锋艺术家圈子,其中包括亨利·马蒂斯。毕加索的《格特鲁德·斯坦因像》始绘于1905年,次年在多次长时间的写生后完成,是一件过渡性作品。其棕色、暗沉的色彩和棱角分明的面部,已经指向立体主义。斯坦因后来写道,玫瑰时期是随着她的这幅肖像而结束的。

这一时期最大、最具野心的作品是《流浪艺人之家》(1905年),一幅约2.1乘2.3米的画布,描绘了荒芜风景中的六位艺人。它通常被视为玫瑰时期的顶峰,构图让人联想到古斯塔夫·库尔贝和爱德华·马奈的作品。这幅画现藏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美术馆,以最为宏大的形式呈现了这一主题:人物聚集在一起,暗示着一种相互依存却并不安稳的生活。

伊比利亚与非洲的影响

1906年和1907年是毕加索的创作转向:他告别了玫瑰时期柔和、以马戏题材为中心的图像,转向更为粗犷、简练的人物形象。第一个主要来源是伊比利亚雕塑。1906年,卢浮宫开设了一间收藏前罗马时期西班牙文物的展厅,毕加索在那里见到的石像头部,来自阿尔瓦塞特的一处圣所遗址——塞罗德洛斯桑托斯。卢浮宫新开放的伊比利亚展厅向公众介绍了前罗马时期西班牙的物质文化,这些文物当时才刚在半岛东南部出土。那些小雕像属于1871年出土的一大批雕塑作品,包括许多雕刻的头像、半身像和坐姿女性像。

那年夏天,他在比利牛斯山脉的小村庄戈索尔工作,关于他在那里停留的时间,各方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将近三个月,期间他创作了三百多幅绘画、素描和雕塑;另一些说法则认为只停留了几周。戈索尔时期的作品将伊比利亚的古朴风格与当地的雕塑传统结合在一起,相关习作融合了古朴风格与12世纪的罗马式艺术。这一语汇被最清楚地移植到一幅重要绘画中的例子,是1906年的《格特鲁德·斯坦因像》。画中人物的面容保留了她的相貌,但面部呈现出伊比利亚浮雕那种程式化的处理方式,并带有这一艺术中反复出现的厚重眼睑。

这一变化不仅是表面母题的更替,更是结构上的转变。戈索尔时期的人物比1905年那些纤细的杂技演员更加厚重,更像方块,女性裸体也接近几何形态。伊比利亚和罗马式的面容还为一种简化方法提供了范本:不再用光影来塑造头部,而是将其归纳为几个平面。在随后的巴黎绘画中,这些作品中开始出现的人物变形与碎化日益加剧,为立体主义铺平了道路。因此,这一时期常被视为连接他早期的自然主义训练与此后空间实验的转折点。

非洲艺术通过一条与之并行、且有所重叠的兴趣进入他的创作。大约在1906年前后,毕加索、马蒂斯、德兰等人在巴黎对原始主义、伊比利亚雕塑、非洲艺术和部落面具产生了兴趣,部分原因是高更的作品在巴黎先锋艺术圈中已经声名鹊起。毕加索的投入是具体的。1906年10月的一个晚上,他仔细研究了一件来自刚果特克族、当时为马蒂斯所有的人像。他还参观了巴黎的民族学藏品。他在参观非洲藏品时,把非洲面具称为“魔法物件”,并因其影响修改了那幅画的最终版本。关于时间和博物馆的说法也各不相同:一种说法将决定性的相遇定位在特罗卡德罗博物馆,年仅24岁的毕加索在那里进一步探索非洲艺术,并真正体验到一种“启示”。

非洲艺术究竟有多大的决定性作用,至今仍有争议,部分原因在于毕加索本人的表态。他一贯承认伊比利亚的来源,并长期强调西班牙艺术和伊比利亚雕塑对这幅画的重要影响。与此相对,评论家们认为,这幅作品受到了非洲部落面具和大洋洲艺术的影响,尽管毕加索否认了这一联系,而历史学家们对这些否认一直持怀疑态度。因此,学者们倾向于将这两个来源描述为并行发挥作用,而非单一清晰的原因。

这些影响在《亚维农的少女》(1907)中汇聚在一起,这幅画是数月创作的成果。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画作发生了剧烈变化,毕加索为此绘制了数以百计的准备草图和习作。其来源十分广泛:他借鉴的艺术资源既包括欧洲绘画,也包括通过殖民渠道流入法国收藏的非洲、伊比利亚和大洋洲雕塑。画面左侧的人物通常与伊比利亚雕塑相联系,左边三位女性面部轮廓的圆润线条可以追溯到伊比利亚雕塑;而右侧的面孔则被解读为对面具的借鉴。这幅画最初的展示范围非常有限:1907年,毕加索只把它展示给几位亲密的朋友和艺术家。如今的画名与之后的一次展览相关,大约与1916年的展览同期,这也是这幅作品在最初几年里基本未能公开展示的原因。

这幅画处于殖民时代收藏与先锋实验的交界处,这一位置是后来学术研究的核心主题。随着人们对1906至1907年间形式来源的重新评估,这些物件被收集时所处的殖民背景也成为分析的一部分,详见学术研究部分。

共同创立立体主义与分析立体主义(1908–1912)

毕加索在这几年间的形式突破,源于他与乔治·布拉克的密切合作,两人于1907年末相识。他们的共同出发点是保罗·塞尚的晚期作品。塞尚将自然归结为坚实的几何体量,为两位画家提供了可以继续发展的语汇。后来的史学家将这一阶段命名为分析立体主义,名称来自两位艺术家对形式与空间的剖析("分析"即"分解")。这一阶段的创作既建立在塞尚的示范之上,也借鉴了乔治·修拉的形式创新。

这一风格的公开历史始于布拉克在埃斯塔克(L'Estaque)创作的风景画。1908年,秋季沙龙的评审团拒绝了布拉克的六幅埃斯塔克画作。同年十一月,布拉克在卡恩韦勒的画廊举办个展,展出二十七件作品。这次展览首次让法国观众看到了后来被称为立体主义的画作。马蒂斯曾把其中一幅被拒的画作形容为一幅由小立方体构成的画,评论家路易·沃克塞勒转述了这一说法。在1908年11月14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沃克塞勒写道,布拉克"蔑视形式,把一切都归结为几何图案,归结为立方体,无论是风景、人物还是房屋"。1909年3月,沃克塞勒在评论独立沙龙展时再次谈到这一话题,称这些作品为"立方体的怪异之作"。这篇评论通常被视为"立体主义"(cubism)一词首次见于媒体。因此,这个词是评论者用来称呼这一风格的,并非艺术家自己发明的,而且它最初出现在对布拉克作品的评论之中。

从形式上看,分析阶段用破碎的图像取代了单一、固定的视点。人物和物体被剖析或"分析"为大量细小的平面,再以某种方式重新组合,以唤起原本的人物或物体。大约在1910至1912年间,画面主题往往难以辨认,形象被简化为一系列相互重叠的平面和小面,色调几乎全为褐色、灰色或黑色。这种调色是有意为之:艺术家认为鲜艳的色彩会分散人们对结构分析的注意力。毕加索和布拉克利用不断移动、相互叠加的平面,让观者同时从几个角度看到同一物体。观者因此需要随时间逐步拼合出物体的形象,而不是一眼看全。1909至1912年间,分析立体主义得以发展,毕加索与布拉克将物体分解为日益复杂的几何小面,画面以赭色、灰色和褐色为主。

两位画家合作极为紧密,他们的作品因此很难区分。1908至1914年间,毕加索与布拉克密切合作,有时每天互访对方的画室,通过高强度的实验发展立体主义。在这一阶段,他们常以相近的风格作画,使作品难以分辨。这一问题在1911年夏天达到顶峰:两人在法国比利牛斯山区的塞雷(Céret)并肩作画,各自的作品都达到了几乎无法(有时甚至完全无法)与对方作品区分的程度。正因如此,1909至1912年间的许多作品至今仍署着不确定的作者归属,两人之间的功劳应如何划分,始终是立体主义研究中反复讨论的话题。到1912年,分析式的方法已走到尽头,两位艺术家开始在画面中引入拼贴的纸片和其他现成材料,由此进入了他们创作的下一阶段。

综合立体主义、拼贴与构成雕塑(1912–1919)

从1912年起,毕加索的作品逐渐脱离分析性的立体主义那种近乎单色、支离破碎的画面,转向一个重新引入可辨识物体、文字和真实材料的阶段。这一转向的标志性作品是《藤椅编织纹的静物》。资料对其年代的记载不一,有的定在1911至1912年,有的定为1912年春。画中的藤编纹样并非手绘,而是取自一块商业印刷的油布,粘贴在一块椭圆形画布上,并以一段绳子作框。毕加索此前已经把现成物粘到画布上,但这里的做法是有意为之且带有游戏意味,因此该作品被广泛视为现代拼贴的首例,不过其确切的时间顺序仍有争议。一块带有部分字母的报纸残片,即《Le Journal》的刊名,又为画面增添了一层现实世界的文字。

综合立体主义关注的不是把对象拆解成若干切面,而是用扁平的符号和平面构建图像,让观者一眼就能读懂。其画面的质感更为多样,并且借用粘贴的元素,题材也更加广泛。纸上拼贴(papier collé,字面意思是"粘贴的纸")成为核心手法:毕加索将纸张裁剪后粘在画面上,再与油彩或炭笔绘制相结合,使观者看到的是一张真正的纸,而不是对纸的幻觉再现。通常认为乔治·布拉克最初发明了这一技法,两人之间的竞争与交流推动了它的迅速发展。许多作品中的色彩变得更加自由,但克制依然存在。例如《吉他与乐谱》(1912)主要依靠棕、白、蓝三色。

吉他系列展示了这些手法如何延伸到三维空间。1912年,毕加索用硬纸板、纸张、细绳和金属丝组装出一把吉他,对材料进行切割、折叠、穿线和粘接;1914年,他又用更为耐久的金属薄板重做了同一构思。与传统雕塑通过塑造实体量块的方式不同,他把乐器当作由平面构成的开放结构来处理。1914年的版本没有实心的核心,与周围空间相互贯通,因此其体积是通过平面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暗示的,而不是被描绘成实体。从雕刻或塑造转向组装,是二十世纪雕塑中最早的决定性转折之一,而这把金属吉他则把纸上拼贴的逻辑带入了构造的实物之中。毕加索后来将这两个版本都赠予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该馆如今将它们视为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加以收藏。

芭蕾舞团、新古典主义与舞台设计(1917–1925)

毕加索的舞台工作集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几年。他进入这一领域的契机是俄罗斯芭蕾舞团的经纪人谢尔盖·迪亚吉列夫。当时正在为《游行》撰写剧本、又是毕加索在罗马的邻居的让·科克托,把迪亚吉列夫介绍给了毕加索。第一部成果就是《游行》。科克托负责剧本,埃里克·萨蒂谱曲,莱昂尼德·马辛编舞。该作品于1917年5月18日在巴黎的夏特莱剧院首演。毕加索的参与十分全面,他设计了幕布、布景和服装。这部作品建立在对比之上:布景采用立体主义风格,舞台幕布却呈现新古典主义的样式。萨蒂的配乐还使用了非常规的声响,包括打字机、手枪、轮船汽笛和警笛。首演反应敌对,引发的骚动比四年前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还要大。

毕加索后来的芭蕾作品延续了同样的思路,即将旧有形式与现代设计结合起来。他共参与了十部芭蕾作品的制作,其中六部属于俄罗斯芭蕾舞团。1917至1924年间,他投入最为密集的是四部作品,包括《游行》、《三角帽》(1919)、《普尔奇内拉》(1920)和《墨丘利》(1924)。他于1919年12月加入《普尔奇内拉》的制作。在迪亚吉列夫数次否决之后,他最终选定了一幅夜晚街道的场景,依照立体主义原则描绘那不勒斯,远处是维苏威火山。服装借鉴了十八世纪的服饰和那不勒斯民间传统。这部芭蕾的音乐是斯特拉文斯基根据佩尔戈莱西名下的素材改编而成,于1920年5月15日在巴黎歌剧院首演,马辛担任主要舞者,同时也负责撰写脚本和编舞。剧中人物源自16世纪意大利的即兴喜剧传统,毕加索的设计则将传统的即兴喜剧形象置于立体主义的构图之中。1924年的《墨丘利》标志着又一次转变,这是毕加索第一次在俄罗斯芭蕾舞团之外工作,他负责设计布景和服装。

这几年的舞台布景体现出两种视觉语汇并存的局面。立体主义的平面与碎片化手法仍保留在舞台设计中,而舞台上的人物以及画中的肖像却日趋古典。这些剧场委约恰好与毕加索逐渐远离立体主义风格的时期重合,但这一转变是渐进的,而非截然的断裂。同一时期,他既在创作以立体主义为基础的作品,也在进行古典人物习作,因此1917至1925年常被视为一个风格并存的阶段,而不是单一的新画风时期。

毕加索的私人生活与这些工作同步进行。他于1917年春天在罗马初次结识奥尔加·霍克洛娃,当时他正在为《游行》设计布景和服装。奥尔加是一名舞者,1911年加入了俄罗斯芭蕾舞团。两人于1918年7月12日在巴黎达吕街的俄罗斯东正教大教堂结婚,证婚人为科克托、马克斯·雅各布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从1910年代末起,奥尔加成为毕加索描绘最为频繁的模特,他最初以纤细优雅的线条为她作像,明显受到安格尔的影响。毕加索转向古典人物的整体趋势,常被认为与她的存在有关。据说,毕加索回归古典画风,部分原因是他的妻子希望在肖像中认出自己。这些作品中的许多人物呈现出沉思而端庄的神情,与战前那些支离破碎的人物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始于1917年的剧场工作并未以同样的规模持续下去。直到1946年,毕加索才再次为剧场进行设计,为罗兰·珀蒂的一部作品绘制了幕布。就1917至1925年这一时期而言,这些舞台设计仍是最清晰的记录之一,它们显示出立体主义结构与新古典主义人物绘画如何在毕加索的创作中共存,也展现出他与作家、作曲家和编舞家的合作如何影响了他的视觉决策。

超现实主义与1920至1930年代

毕加索与超现实主义的关系是逐步形成的,从来不是完全排他的。该运动的宣言发表于1924年,到1925年,毕加索已被视为与诗人安德烈·布勒东周围的团体站在一起,布勒东已成为该运动的主要发言人。毕加索看重该运动对变形的许可。超现实主义理论植根于梦与无意识的观念,这些观念源自精神分析,它为毕加索提供了理论依据,使他能够描绘破碎、暴力和带有性意味的人物形象,并以生物形态的方式处理人体,从而脱离了他早期新古典主义作品中的写实主义。不过,超现实主义圈子并未完全吸纳他。毕加索与该团体的教条保持距离,同时与其中许多成员维持着密切的个人友谊。

这段关系最明显的公开标志是杂志《米诺陶》(Minotaure)。它于1933年6月在巴黎创刊,由阿尔贝·斯基拉和E.泰里亚德主持,布勒东和皮埃尔·马比尔是其中的编辑。毕加索设计了它的首期封面,这是一幅以拼贴为基础的构图,借用了他前几年发展出的古典素描与现成物技法。这一选择反映了超现实主义对米诺陶的迷恋。米诺陶是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岛的怪物,半人半牛。对毕加索而言,这个形象成为艺术家的寓言:一个在动物性欲望与人类脆弱之间分裂的生物。它在他作品中最早出现于1928年,并在整个1930年代反复出现,成为他自身的替身。

米诺陶也是《沃拉尔版画集》的核心。这组作品包含一百幅蚀刻版画,为经销商兼出版人安布鲁瓦兹·沃拉尔而作。创作始于1930年,持续至1937年,版画直到1939年才正式出版。该系列综合运用了松香腐蚀法、干针刻法和雕刻针等技法,并依次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层次。在某些版面中,米诺陶是一个暴力而具有性侵略性的形象,既是强暴者,也是吞噬女性的怪物。在另一些版面中,这个生物变得失明、无力、令人怜悯,由一个相貌与玛丽-泰蕾兹·沃尔特相似的少女牵引着穿过黑夜。学者常将这些转变解读为毕加索情绪状态的记录,包括他对与奥尔加·霍赫洛娃婚姻日益增长的不满。这些蚀刻还回到了古典题材,例如工作室中的雕塑家,为超现实主义对非理性的兴趣赋予了新古典主义的框架。因此,该组版画的古典式克制,是它区别于这一时期更为明显梦幻风格绘画的特点之一。

两位女性塑造了1930年代的形式与情感范围。玛丽-泰蕾兹·沃尔特于1927年与毕加索相识,当时她十七岁。她激发了毕加索1932年的一阵创作热潮,包括带有弧线与圆润形体的雕塑和绘画。1935年,她为毕加索生下女儿玛雅。毕加索在1930年购入的布瓦热卢城堡(Château de Boisgeloup)中,塑造了许多她的石膏头像。1935年,摄影师朵拉·玛尔经诗人保罗·艾吕雅引荐走入他的生活。玛尔活跃于巴黎的超现实主义展览圈,她自己那些梦幻、富有心理张力的摄影作品也使她与这一圈子相连。两人的关系在1930年代后期成为毕加索创作的核心,他描绘玛尔的肖像,包括《哭泣的女人》(1937),画中呈现出扭曲的面孔与破碎的身体结构。毕加索与沃尔特的关系同时并行,有时两位女性会被融合在同一幅画面之中。这些恋情及其所引发的情感张力,是这一时期图像如此激烈、且常带暴力意味的原因之一。

《格尔尼卡》与西班牙内战(1936–1937)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共和国政府任命当时住在巴黎的毕加索为普拉多博物馆馆长。1936年9月19日颁布的一项政府法令正式任命巴勃罗·毕加索为普拉多博物馆的负责人。他从未前往马德里就任,他上一次到访西班牙是在1934年,此后再未回国。因此,这一任命在很大程度上只具象征意义,但它使他的公共形象与共和派紧密联系在一起。1937年,他还创作了反佛朗哥的宣传作品:由十八幅画面组成的版画系列《佛朗哥的梦想与谎言》,并以明信片的形式出售,为共和国募集资金。

1937年1月,共和国政府请毕加索为其在巴黎国际博览会上的展馆创作一幅大型壁画,旨在唤起人们对战争的关注并筹集必要的资金。毕加索最初的草图仍然沿用了他惯常的工作室主题。转向描绘轰炸,是在1937年4月26日巴斯克地区北部城镇格尔尼卡遭到纳粹德国秃鹫军团与意大利法西斯政府轰炸之后。据称,诗人胡安·拉雷亚在消息传来后不久便去拜访了毕加索的住所,并敦促他以这场轰炸作为创作主题。这幅画的创作时间标注为1937年5月1日至6月4日,地点在巴黎。作品是在他位于大奥古斯丁街的工作室里完成的。

完成的画布仅使用灰、黑、白三色,高3.49米(11英尺5英寸),宽7.76米(25英尺6英寸)。画中的主要形象包括一匹受伤的马、一头公牛、尖叫的妇女、死去的婴儿、断肢的士兵以及火焰。尽管毕加索曾研究过有关轰炸的新闻照片,但画作并未指明任何具体事件,它被构思为一种反对战争暴行与恐怖的普遍性控诉。其构图也借鉴了更早的绘画传统以及毕加索自己早期的蚀刻作品,因此带有晚期立体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特征。评论界从一开始就存在分歧。作品在巴黎世界博览会展出时评价不一,但在随后的几年里随着它走遍世界,逐渐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图像。随着这幅画在海外展出,人们对它的情感冲击力,以及将其解读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宣言的看法也日益增强。展馆于1937年7月12日开放。

博览会结束后,这幅画被广泛巡展,以支持共和派的事业。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带着《格尔尼卡》巡回展出遍及斯堪的纳维亚和英格兰,以提高人们对其事业的关注并募集资金。之后它又被运往美国,其展出所得款项用于支持西班牙难民救济委员会。1939年共和国垮台后,毕加索拒绝在佛朗哥统治期间让这幅作品返回西班牙。随着战争威胁欧洲,他将《格尔尼卡》借给了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此后近二十年间,该馆将这幅画在美国各地及其他地区巡回展出。1958年,他将借展期限延长至不确定的期限,直至西班牙恢复民主为止。毕加索于1973年去世,比佛朗哥早两年离世,因此他从未见到这幅画回到西班牙。

这幅画的回归发生在1975年佛朗哥去世之后。经过多年的协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才勉强交还了这件珍品。早在1970年,毕加索就曾致信该馆,要求这幅作品在"西班牙恢复公共自由之后"返回西班牙。这幅画于1981年抵达西班牙,最初被安置在普拉多博物馆的附属建筑布恩雷蒂罗宫(Casón del Buen Retiro),并在那里一直陈列到1992年。此后它被迁至西班牙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索菲亚王后国家艺术中心,出于保护考虑,不再外借。这幅画的流亡与回归与西班牙向民主过渡的历程紧密相连,如今它被广泛视为西班牙自由的重要象征。

政治、和平与共产主义(1944—1960年代)

毕加索的政治立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公开化。1944年,巴黎刚获解放不久,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PCF),并一直保持党员身份,直至1973年去世。有关记述认为,这一举动是对在抵抗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政党表示声援,而他的名人身份也使他在党的文化活动中扮演了一定角色。他并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党派艺术家。他拒绝了党所推崇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作品仍延续现代主义的语汇,这让一些党内评论家颇为不安。

他最广为流传的政治图像是鸽子。1949年1月,他在印刷商费尔南·穆尔洛位于巴黎的工作室里创作了一幅飞鸟石版画。这一形象源自亨利·马蒂斯赠送给他的一只扇尾鸽。法共支持者、诗人路易·阿拉贡造访工作室后,选中了这一形象,将其用作同年4月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的海报。同月,他的伴侣弗朗索瓦丝·吉洛产下女儿帕洛玛,her名字在西班牙语中即为“鸽子”之意。此后几年间,毕加索又为弗罗茨瓦夫、斯德哥尔摩、谢菲尔德、维也纳、罗马和莫斯科等地的大会提供了这一母题的多种变体。这一图像原本意在作为和平的普世象征,但它同时也被解读为由共产党领导的和平运动的标志,这种双重解读此后成为其接受史的一个持久特征。1950年,苏联授予他国际斯大林和平奖;1961年,在该奖项更名后,他又获得列宁和平奖。

毕加索对朝鲜战争的回应是一幅大型画作《朝鲜大屠杀》(法文 Massacre en Corée),于1951年1月18日完成。这幅油画画在胶合板上,尺寸为110×210厘米,描绘了一群妇女和儿童面对行刑队的场景,其中部分妇女怀有身孕。画作的视觉来源包括戈雅的《1808年5月3日》,它与《格尔尼卡》和《停尸房》并列,是他明确反战的作品之一。对该题材的解读至今仍有争议。一些评论家将其视为对美国行为的谴责,艺术评论家柯斯滕·霍文·基恩便将其与美军暴行的报道联系起来。另一些论述则将其与新川大屠杀相联系,该事件被归咎于反共势力,但其本身也存在争议。这幅画在当时的反响十分平淡,几乎没有引起回应,在美国、共产国际内部以及法国共产党的盟友之中基本被忽视,这种冷遇后来也受到学界的考察。

围绕与斯大林相关的委托创作,也曾引发政治争议。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时任共产主义倾向报纸《法兰西文学报》主编的阿拉贡委托毕加索为斯大林绘制肖像。画作以斯大林年轻时的一张旧照片为基础,与官方塑造的慈祥父辈式领袖形象并不相符,法共党员对此颇为不满。这一事件进一步引发了一场更广泛的争论:毕加索对党的忠诚是否决定了其作品的内容,抑或其绘画有着自身的形式与表现逻辑。左翼和右翼批评家在这一问题上意见不一。他的画商丹尼尔-亨利·康威勒曾称毕加索是他所认识的最不关心政治的人,这一评价在讨论其公共立场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其个人性情时经常被引用。他的政治承诺与艺术独立性之间的张力,是后来评价这一时期时的核心议题。

1946年后的版画、陶艺与雕塑

毕加索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法国地中海沿岸度过。1946年夏天,他在昂蒂布格里马尔迪城堡(Château Grimaldi)顶层的一间工作室里工作了约两个月。他在那里创作的23幅绘画和44幅素描被捐赠给了该镇,后来成为如今占据这座城堡的博物馆的馆藏核心。这类博物馆收藏成为保存和展示他战后作品的方式之一。

同一个夏天,他参观了附近瓦洛里(Vallauris)一年一度的陶器集市,在那里结识了经营马杜拉(Madoura)工坊的苏珊娜和乔治·拉米耶(Suzanne and Georges Ramié)夫妇。他在那里塑了几件小型粘土作品,并于1947年秋天开始在该工坊工作。1948年他定居瓦洛里,一直住到1955年。拉米耶夫妇让他广泛使用他们的材料,并分享了技术知识,他很快掌握了粘土塑形、烧制和上釉的基本技法。随后,他利用这间工坊测试这一媒介的极限。他对工坊里破碎的耐火砖和陶片很感兴趣,不将它们丢弃,而是加以改造,制成新的形态。

陶瓷作品的数量非常可观。毕加索装饰了数千件器皿、碗碟、盘子和水罐,其中许多以传统的地方和民间器形为基础,上面绘有鸟、鱼、公牛、山羊、人脸和神话人物等图案。1947至1971年间马杜拉制作的系列版本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而独一无二的作品则在工作室里塑形、刻划并彩绘。据估计,他在约二十年间的陶瓷作品总数约为4000件原作。这些陶器还显示出他如何将一件器物视为可以承载绘画图像的表面,使器形与人物形象相互交织。

版画在这一时期始终是他的核心创作方式。20世纪40年代中期创作的《公牛》系列石版画,通过一系列连续的状态重新处理同一个动物母题,每一张样张都记录了一个简化的阶段。在瓦洛里,他还转向了麻胶版画(linocut),并于1954年发展出“减版法”(reduction method):同一块版材在每次印刷之间被逐步削去,使每一种颜色都去掉前一层留下的材料。

他这些年的雕塑延续了拼装现成物品的做法。在他瓦洛里工作室旁的院子里,陶工们丢弃的碎料堆积其间,他从中收集金属和陶瓷碎片。在《母山羊》(1950年创作,1952年铸造为青铜)中,他用这些材料搭建骨架:一只柳条篮构成胸廓,两个陶罐充当乳房,扁平的棕榈叶塑造脊背和口鼻,金属废件作为结构单元,随后再用石膏填充成形。通常与他的拼装作品联系在一起的自行车座椅和车把,则属于更早的1942年《公牛头》。像《狒狒与幼崽》(1951年)这样的作品,用一对玩具汽车做头部,同样展示了将日常物品改造为人物形象的方法。

晚年作品与最后岁月(1950年代至1973年)

《宫女》系列(1957年)

1957年下半年,毕加索在工作室里连续创作了一系列对委拉斯开兹《宫女》(1656年)的变奏作品。该系列通常被计为58幅画作。其中多数是对原作构图的重新处理,其余还包括鸽子场景、风景画,以及他第二任妻子雅克琳的肖像。毕加索并没有照搬这幅西班牙大师的画布。他移动人物,改变光线,重新考量人物之间的空间关系,因此每一版都是对同一构图的全新分析。早在1950年,他对哈梅·萨瓦特斯说过,任何忠实的临摹,只要调整了人物和光线,都会不知不觉变成他自己的版本,这句话已经表明了他的这一看法。该系列也反映出他重新诠释古典大师作品的一贯习惯,爱德华·马奈是他的另一个参照对象。1968年5月,毕加索为纪念当年去世的萨瓦特斯,将整组作品捐赠给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博物馆,至今仍作为一个整体陈列在那里。

晚期绘画、版画与自我呈现

1960年代至70年代初,毕加索的作品变得更加松散、更具姿态性,在处理人物形象时也更加明显地打破常规。版画创作仍是他实践的核心。在1968年的《347组版画》(一组蚀刻与雕刻版画)中,他以淫媒塞莱斯蒂娜作为自己的一种窥视式替身,延续了他在早年作品中使用的自我形象。他晚年描绘横卧裸女的素描借用了东方后宫女奴(odalisque)这一源自19世纪东方主义题材的形象,并以粗犷、刻意不加美化的线条处理人体。疾病并没有中断这一创作。1965年的一次胃部手术需要大约一年的康复期,但此后他的创作产量仍保持稳定。

雅克琳·洛克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占据核心位置。毕加索于1952年夏天在瓦洛里斯first认识她,并在1954年至1972年间的数百件作品中记录了她的鲜明特征。两人于1961年3月2日在瓦洛里斯结婚。她的肖像既有精准的线描素描,也有大胆简化的版画和彩绘陶器。晚期肖像展现出亲密感与形式实验的结合,这也是他最后十年所有作品的共同特征。

穆然与最后的住所

在最后时期,毕加索的居所和工作地点辗转于几处房产之间。1958年,他在离开穆然附近一处日益被新开发包围的隐居地后,购下了沃韦纳格城堡。1961年,他还购得一座名为圣母生命农庄(Notre-Dame-de-Vie)的农舍,同样位于穆然附近。1965年手术之后,他与雅克琳返回法国南部,定居在位于戛纳腹地、靠近瓦洛里斯的小镇穆然。圣母生命农庄成为他最后的工作室之一,也是他的最终居所。他在那里继续绘画、素描和制作版画,工作室的作品持续体现出他对地中海环境以及自身交游圈的关注。

去世与安葬

1973年4月8日,毕加索在法国穆然的家中去世,享年91岁。关于他最后时刻的记载提到,在一个极其难熬的夜晚之后,雅克琳于清晨致电他在巴黎的心脏病专家。1973年4月10日,他被安葬在沃韦纳格城堡的园中,这座庄园是他十五年前购入的。他的去世结束了其艺术生涯的最后阶段。他的艺术生涯跨越七十余年,活动范围在西班牙与巴黎之间不断移动。

创作方法与媒介

毕加索常常反复回到同一个主题,在大量素描、绘画和版画中不断重新处理,使一个母题能够衍生出一长串相关的图像。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石版画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艺术家可以先画出一个设计,印刷出来,再加以修改,然后重新印刷,如此循环两次、十次甚至二十次,以追踪构图的变化。同样的过程也用于弗朗索瓦丝·吉洛的肖像,她的五官在一系列印刷状态中逐步走向抽象;也用于《公牛》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制作的各个版本。在这种做法中,这些系列与其说是一组彼此独立的作品,不如说是一个观念在时间中被反复检验的记录。

版画赋予了这一方法最独特的形式,即"状态"(state)。由于已经印出的状态无法撤销,图像的每一阶段都是一次决定的固定记录。在麻胶版(线刻版)的制作中,毕加索常常只用一块版,在两次印刷之间进行削刻,因此每种颜色是依次加上和去除的,而不是刻在不同的版上。每一次中间印样都叠印在之前的印样之上,从而在同一张纸上留下图像发展的清晰痕迹。蚀刻也采用了类似的方式。对于《佛朗哥的梦与谎言》(1937年)的两块铜版,他在第一次修改后拉出样张,随后用凹版蚀刻和刮刻加工版面,然后再修改第二块版。这些阶段留存下来的样张,使学者和策展人能够重建决策的先后顺序。博物馆和收藏家十分重视这些系列,而这些样张也为断代和鉴定提供了证据。

毕加索的版画很少是独自完成的。从1923年到1944年,他与巴黎的拉库里耶尔工坊合作,工坊的工作人员负责准备版材并拉制样张,这使他得以在每种媒介中测试新的可能性。这类印刷者和出版商是他作品产出的核心,有时还为他提供材料,使创作得以继续。摄影也成为他工作生活的一部分。朵拉·玛尔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与他相伴,她拍摄了工作室的情况,并在1937年记录了《格尔尼卡》的创作进程;在1939年至1940年他于鲁瓦扬逗留期间,她也创作了一批可观的作品和摄影记录。布拉塞多年来为毕加索的雕塑拍照,两人的合作产生了数百幅图像,这些图像广为传播,并塑造了人们看待这些雕塑的方式。

在同一时期,毕加索的创作也横跨多种媒介,没有哪一种媒介是固定的根基。例如,在1939年至1940年前后,他的作品包括绘画、素描、版画、蚀刻、摄影和珠宝制作。速写本贯穿其整个创作生涯,构成了一条平行的线索:比如他在鲁瓦扬期间填满的八本速写本,既记录了古典风格的素描,也记录了对伴侣和斗牛场景的激进描绘。速写本、样张和照片共同使其创作过程得到了异常充分的记录。同一时期的陶瓷和雕塑也遵循着相同的逻辑,即一个主题以新的材料反复出现,因此,理解毕加索的创作,最好将其视为一场持续不断的探索,而不是一系列彼此割裂的风格。

对现当代艺术的影响

立体主义很快传播到了创作它的工作室之外。胡安·格里斯和费尔南·莱热各自发展出了带有碎裂形式的风格:格里斯保留了更为结构化、更具分析性的秩序,莱热则把画面的平面转化为机械化的管状形体。这一风格也传到了俄国。弗拉基米尔·塔特林在访问巴黎时见过毕加索的木质浮雕,关于这次访问发生在1913年还是1914年,各方说法不一。此后,塔特林创作了自己的抽象构成作品《反浮雕》,这些作品从墙面探出,伸进室内空间。它们于1915年在彼得格勒的“0.10展览”上展出,其对真实材料与构造的强调,有助于塑造俄国构成主义。塔特林并不接受“构成主义”这一标签,而且他把这一思路推得比毕加索更远,使作品脱离了画面平面,进入了真实空间。

拼贴与集合艺术则把毕加索的实验带入了之后的艺术运动。1912年,他在一幅静物画上粘贴了印花油布,此后“纸面拼贴”技法很快将现成材料引入绘画。达达主义艺术家采用了这一方法,并将其转向政治批判。汉娜·赫希从1919年开始制作照片蒙太奇,从大众媒体上剪取图像,讽刺魏玛共和国及其性别规范。她借鉴了毕加索和库尔特·施维特斯的拼贴作品,但她使用的是大众传媒的图像,而非立体主义者的静物语汇。此后,波普艺术与战后的集合艺术进一步延伸了这一观念,即日常的、批量生产的物品也可以成为严肃艺术的材料。理查德·汉密尔顿1956年的拼贴作品,以及罗伯特·劳森伯格在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综合绘画”,通常都被归入这一发展脉络。

《格尔尼卡》成为20世纪最广为人知的政治绘画范例之一,而它在之后的流传则显示出人们对其意义的持续争论。这幅画的单色调色板,以及其中尖叫的女人、垂死的马和公牛等形象,成为那些想要直接表现战争与暴行的艺术家的参照点。它的公共地位还体现在1955年的挂毯复制品上:在毕加索拒绝将原作出售给纳尔逊·A·洛克菲勒之后,洛克菲勒委托制作了这件复制品。1984年,该复制品被借给联合国,悬挂在纽约安理会会议厅外。2003年,在科林·鲍威尔向安理会发言之前,挂毯被帷幕遮盖,这一事件引发了公众批评。挂毯于2021年被移走,2022年以长期借展的形式重新挂回,并将通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进行借展。它出现在联合国,被人们视为一种反战宣言,但它也持续引发疑问:政治性的图像是否应当出现在公共机构之中。

毕加索职业生涯中的风格变化,从蓝色时期与粉色时期,到立体主义、新古典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再到晚期作品,不断引发关于原创性与连续性的讨论。批评家和历史学家追问,这些转变究竟体现的是不安分的创造力,还是一系列的借用;艺术家的身份究竟更适合理解为一个统一连贯的长期计划,还是一连串的断裂。后来的艺术家往往以这份不断自我革新的记录来衡量自身,而对于一种风格有多少功劳应归于个人、又有多少是合作的产物(例如与布拉克的合作),也已成为先锋艺术史讨论中的一个长期议题。

私人关系及其在作品中的印记

毕加索的伴侣通常不被视为纯粹的私事,因为其中几位与他绘画、素描和雕塑风格的转变密切相关。费尔南德·奥利维耶、奥尔加·霍赫洛娃、玛丽-泰蕾兹·瓦尔特、朵拉·玛尔、弗朗索瓦丝·吉洛和雅克琳·洛克,各自都出现在某一特定阶段的作品中,评论家常常借助当时正在进行的那段感情来解读这些阶段。奥利维耶大约从1904年起与毕加索同居,通常与玫瑰时期以及早期立体主义作品联系在一起,其中包括促成《亚维农的少女》(1907)的那些画作。她的回忆录《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们》于1933年以法文出版。霍赫洛娃于1918年与毕加索结婚,她与一种更趋古典、更具纪念碑感的人物形象的转向有关,婚姻陷入紧张后,她的肖像变得更加扭曲。瓦尔特主导了1930年代初的绘画,圆润、感性的形体取代了前十年棱角分明的风格。玛尔则与1930年代末充满痛苦、支离破碎的图像有关,其中包括与《格尔尼卡》(1937)相关的人物形象。吉洛和洛克出现在较晚期更具家庭性、更加嬉戏或温柔的作品中,而洛克于1961年与毕加索结婚,她常与那些简化的晚期肖像联系在一起。

这些关联作为一种时间脉络是有用的,但不应被理解为简单的一一对应。毕加索也曾在同一时期以多种风格描绘同一位女性,他的许多风格变化也有其个人生活之外的来源,包括俄罗斯芭蕾舞团、超现实主义圈子以及1930年代末的政治危机。伴侣还以较不显眼的方式影响了他的创作实践。他们中有几位与他并肩工作,洞察他的情绪,料理家务与工作室事务,或者本身就是艺术家。吉洛本人就是画家,从1943年起与毕加索同居约十年,并为他生下了子女克洛德和帕洛玛。她的作品不能简单归结为她作为模特的角色,她自身的艺术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毕加索的影响,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家庭层面也在作品中有所体现。毕加索的子女在数十年间频繁出现在肖像、素描和习作中,包括霍赫洛娃之子保罗,以及瓦尔特之女玛雅。保罗生于1921年,艺术家在1920年代初描绘他和母性主题的作品,比他早期的工作室人物形象更为亲密、更具家庭气息。同样的孩子们后来又出现在战后的素描中,那时这个家庭的生活变得更加公开。人们研究这些图像时,往往既关注其形式特质,也关注它们所揭示的艺术家与身边至亲之人关系的变化。

吉洛与评论家卡尔顿·莱克合著的回忆录《与毕加索的生活》(1964)是从其家庭内部记述这位艺术家的最具影响力的文本。书中详细描述了他的创作方法、他对其他艺术家的评论以及他的情绪,同时也刻画了他控制欲强、有时甚至带有虐待性的行为。该书出版时,评论界意见不一:有人赞赏其温情与公允,也有人认为它过于强调他的不当行为,或读来带有怨愤之气。这本书的反响成为一场更广泛辩论的一部分,争论的焦点在于伟大艺术家的私人生活是否应被用来解释其作品,以及女性的证词在这种解释中应占何种位置。在此之前,奥利维耶的回忆录也曾提供过类似的视角,只是知名度较低。

学者们从多个角度探讨这些关系。一些艺术史家考察了伴侣的更迭与色彩、题材和笔触的变化之间如何对应,并将这些变化视为情感或心理状态的证据。另一些学者则提醒人们,不要把复杂的风格发展简化为传记式的解释,指出同一时期往往伴随着经销商、赞助人、合作者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女性主义与传记研究也质疑了将这些女性视为被动灵感来源的形象,强调她们自身的事业以及她们对艺术家的回应。综合来看,这类研究把私人关系视为毕加索发展过程中若干相互交织的力量之一,而非其唯一的解释。

博物馆、遗产与市场

毕加索作品最主要的公共收藏是国立毕加索博物馆(Musée national Picasso-Paris),馆址位于马莱区的萨莱府邸(Hôtel Salé),该建筑建于17世纪,博物馆于1985年开放。这批藏品的形成并非源于购买计划。毕加索于1973年去世,未留下遗嘱,继承人面临一笔巨额遗产税。1968年法国法律的一项修正案允许以被认为对国家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抵缴税款,这一程序称为 dation(以物抵税)。继承人于1979年和1990年通过这一以物抵税途径进行捐赠,构成了馆藏的核心。国家还享有优先购买权,因此馆藏中包括一些毕加索自己留存的作品。1985年毕加索博物馆在巴黎开馆时,共有油画228幅、雕塑149件,以及近3100幅素描和版画。此后,购藏与进一步的捐赠不断充实馆藏,而一项收购政策也为国家收藏新增了一千多件作品,使博物馆得以扩充。

巴黎的博物馆并非唯一纪念毕加索的机构。1963年开放的巴塞罗那毕加索博物馆(Museu Picasso)与他在该市的早年生活密切相关,收藏了大量他的早期作品。2003年,位于他出生地马拉加的毕加索博物馆(Museo Picasso Málaga)在布埃纳维斯塔宫(Palacio de Buenavista)内开放。这两家机构都依靠捐赠和借展,规模均无法与巴黎的馆藏相比。

被称为"毕加索遗产管理机构"(Succession Picasso)的遗产组织是另一个独立的机构,其影响力或许更大。实物作品在继承人之间进行了分配,但作品的复制权仍属于毕加索遗产(即毕加索遗产管理机构),由继承人共同所有。根据法国法律,这种共同所有称为 indivision(共有制),除非继承人达成一致或法院下令分割,否则该状态将持续存在。1989年,一家法国法院任命克洛德·毕加索(Claude Picasso)为管理人,负责管理这些权利。毕加索管理机构代表遗产行事,任何商业或非商业用途都必须事先获得其明确许可。复制品还须标注以遗产名义署名的版权声明。2023年7月,保拉玛·鲁伊斯-毕加索(Paloma Ruiz-Picasso)接替其兄长担任管理人。除授权许可外,遗产管理机构还负责作品鉴定,而这一职能一直存在争议:官方鉴定委员会解散后,克洛德与玛雅·毕加索(Maya Picasso)各自出具了鉴定证书,这使拍卖行和博物馆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克洛德平均每年收到近千份鉴定申请。

毕加索作品的市场既受需求影响,也受上述安排的制约。毕加索作品的拍卖纪录由《阿尔及尔的女人》(Les Femmes d'Alger)"O版"保持,该作于2015年5月在纽约佳士得以含佣金1.794亿美元成交,创下了绘画拍卖的最高价格。此前,该作在1997年作为甘兹(Ganz)收藏的一部分售出,成交价为3190万美元。2015年的成交价超过了弗朗西斯·培根《卢西安·弗洛伊德三联画习作》的此前纪录(1.424亿美元)。据报道,买家是前卡塔尔首相哈马德·本·贾西姆·本·贾伯·阿勒萨尼(Hamad bin Jassim bin Jaber Al Thani)。这笔交易说明,市场与遗产管理机构对艺术家的姓名、复制和鉴定所施加的控制是相互作用的:高价值的交易依赖于文件证明,而这些文件本身恰恰是继承人所质疑的。

学术研究、作品目录与未决争议

毕加索的作品主要通过泽尔沃斯(Zervos)作品总目录得到记录。该目录由巴黎《艺术笔记》(Cahiers d'Art)出版社创办人克里斯蒂安·泽尔沃斯与艺术家密切合作编纂,始于1932年。全书33卷,收录超过16000幅绘画和素描,最后一卷于1978年出版,此时编纂者与被编目的艺术家均已去世。由于毕加索本人参与了编纂工作,该目录成为作品断代与归属的标准参考,至今仍是鉴定真伪的重要工具。不过,它的权威性并非绝对。原始文本经毕加索遗产管理机构提供的更正作了修订,2013年的重印本基本保持原貌,仅应遗产方要求做了约三十处细微更新。因此,学者们将其条目视为有依据的资料,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艺术家本人对自己创作的叙述所影响。未被收录或断代含混的作品,仍通过鉴赏、流传经过和技术分析等方式持续讨论。

立体主义的起源是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尤其是毕加索与乔治·布拉克之间的功劳如何划分。这一风格通常被定在1907至1908年前后。1908年,评论家路易·沃克塞勒(Louis Vauxcelles)看过布拉克在埃斯塔克(L'Estaque)绘制的风景画后,把这些画描述为被简化成立方体,并由此创造了"立体主义"一词。艺术史学者常把《亚维农的少女》视为第一步,但运动早期的发展实际上依赖于两人的日常交流。从1907年起,他们并肩在蒙马特工作,其分析性画作变得极为相似,以至于许多未署名的作品很难判定归属。布拉克1912年的《水果盘与玻璃杯》中粘贴了壁纸,常被视为拼贴画(papier collé)的起源,毕加索的拼贴实验随后不久便展开。历史学家同时也在争论这一风格的来源:塞尚的几何化处理、非洲雕塑,以及当时的思想氛围。较早且颇具影响力的一种阐释来自毕加索的经销商丹尼尔-亨利·卡恩韦勒(Daniel-Henry Kahnweiler),他在1920年将这一运动解读为具有康德式的思路。后来的哲学评论者对这种解读提出了质疑。

对非洲和伊比利亚影响的重新评估,是最具争议的领域之一。毕加索接触非洲器物,通常与1907年造访巴黎的特罗卡德罗民族志博物馆(Trocadéro)相联系,《亚维农的少女》中两个人物那副面具般的脸孔正是在那时成形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对该作品的说明文章指出,这些器物是通过殖民渠道流入法国的,并被毕加索及其同侪热切收藏。1939年,阿尔弗雷德·巴尔(Alfred Barr)为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购该画,并将其与非洲艺术联系起来,毕加索则否认这一关联,转而委托泽尔沃斯论证其伊比利亚来源,例如奥苏纳浮雕(Osuna reliefs)。后来的学者则把这一事件放在这些器物被收集和展示的殖民语境中加以考察。包括西蒙·吉坎迪(Simon Gikandi)在内的后殖民批评者认为,毕加索被"原始"这一观念所吸引,却几乎不关心非洲的创作者本身作为人的存在。另有历史学者考察了反殖民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如何塑造了现代主义者对非洲的理解。近年来,有收藏家提出该画借鉴了中世纪加泰罗尼亚的壁画,但主要专家驳斥了这一说法,并坚持认为非洲影响居于核心地位。

另一条当前讨论的线索,是研究毕加索的公众形象、政治立场与其作品接受史之间的关系。他的自我呈现、1944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以及他合作关系的几次变化,都被解读为理解其风格转变的可能线索;也有学者提醒,不应主要通过传记来解释作品。遗产管理机构对复制权、作品目录出版和借展的控制,影响着这类研究的开展方式,也使这些阐释性争论与版权和资料获取问题联系在一起。《格尔尼卡》以及斯大林肖像等具有政治色彩的作品,其接受情况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不断被重新审视。

参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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