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奥武甫》是一首以古英语写成的匿名长诗,通行版本共3,182行,仅存于一份中世纪手稿中。诗中的主人公是斯堪的纳维亚南部耶阿特人的一名勇士,他先后击败怪物格伦德尔及其母亲,后来成为国王,晚年在与一条龙的战斗中死去。这首诗是现存篇幅最长的古英语史诗,也是英语文学史上的核心文本。其现代标题取自主角的名字;现存手稿并未题名。
这首诗虽然保存在一份约于公元1000年抄写的手稿中,描绘的却是数百年前、基本尚未基督教化的斯堪的纳维亚世界。它的语言和叙事承袭了日耳曼英雄传统,叙述者却从基督教的视角诠释事件。这两个文化世界之间的关系、尚无定论的成诗年代,以及英雄功业与群体灾难之间的反差,使这部作品始终受到历史学界和文学界的关注与研究。
这首诗将惊心动魄的战斗与王朝冲突、馈赠仪式、铭记于心的旧怨以及对未来战争的预期交织在一起。因此,诗中的怪物与它对人类社会的描绘密不可分:胜利能够暂时保护一个共同体,但无论是超凡的力量,还是堪为典范的慷慨,都无法消除死亡、复仇或政治上的脆弱性。
手稿的存世与文本的复原
《贝奥武夫》唯一存世的中世纪抄本现藏于大英图书馆,馆藏编号为 Cotton MS Vitellius A XV。这首诗收录于诺埃尔抄本;现存合订本由两个原本独立的手稿单元合订而成,诺埃尔抄本是其中的第二个单元。这个单元如今的名称源自16世纪古物学家劳伦斯·诺埃尔,手稿中留有他的姓名和“1563”这一年份。除《贝奥武夫》外,其中还收录了散文作品《圣克里斯托弗受难记》《东方奇观》《亚历山大致亚里士多德书》,以及古英语诗歌《朱迪思》的存世部分。这些文本中有几篇涉及奇异生灵和遥远国度的民族,因此引发了学界对这部手稿选编取向的讨论,不过其最初的编排意图仍不明确。
《贝奥武夫》由两名抄写员抄录。第一人抄写了全诗的大部分内容,第二人在叙述贝奥武夫早年经历的段落中途,即约第1939行处接手,一直抄至全诗结束。从两人的笔迹判断,抄写时间大致在公元1000年前后;更精确的断代仍有争议。拼写和抄写习惯上的差异为研究文本流传提供了线索,但手稿并未注明作者、所据底本、最初的所有者,也没有交代委托抄写的背景。
这部合订本后来进入罗伯特·科顿爵士的收藏。科顿将手稿分置于罗马皇帝半身像下方的书架上,馆藏编号保留了这一编排体系:“Vitellius”指维特里乌斯的半身像,“A”指书架层位,“XV”指手稿在该层的位置。1731年,当时存放科顿藏品的阿什伯纳姆宅邸发生火灾,手稿受损。此后,书页边缘逐渐变脆,带有字母的碎片不断脱落。19世纪采用的纸框装裱有助于固定书页,却也将部分字母遮在了纸框之下。
18世纪末,冰岛学者格里穆尔·约恩松·索尔克林委托他人制作了一份誊本,并亲手誊录了另一份。尽管并不完善,这两份誊本仍保存了手稿进一步损毁之前的一些文字记录。1815年,索尔克林出版了首个完整版本,并附上拉丁语译文。此后的编者结合对原稿的直接查验、早期誊本、语言学分析,以及与其他古英语文本的比较,来考订文本。
现代摄影和数字成像技术使受损或被遮蔽的文字更易于辨读,但并未消除校订者作出判断的必要。词语的分合、标点的使用、大小写的处理、缺失字母的补全,以及个别文字的判读,仍须由编者裁定。因此,人们熟悉的分行文本,是学者整理呈现的抄本内容,而非作者原稿的摹真复制品。
历史背景与成书问题
故事主要发生在五至六世纪的丹麦人、耶阿特人、瑞典人及其邻近民族之间。丹麦人与斯基尔德王朝及其王家大厅赫奥洛特联系在一起;耶阿特人通常被认为是生活在今瑞典南部约塔兰一带的居民,不过其领土的确切范围尚不清楚。诗中的地理背景属于北欧,但作品本身却是在英格兰创作并流传的。诗中没有任何情节发生在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英格兰人也不处于其政治世界的中心。
诗中与外部史料联系最为确凿的人物是希耶拉克,即贝奥武甫的君主兼舅父。六世纪史家图尔的格雷戈里记述了一位北方国王,称其为克洛希莱克,说他在入侵法兰克领土时被杀。这一事件通常被定于六世纪初,并被广泛认为与诗中希耶拉克那次丧命的远征相对应。这种吻合使史诗的部分英雄叙事背景有了历史记忆的依据,但并不能证明贝奥武甫确有其人,也不能证实那些怪物故事的真实性。
其他人名与王朝传说,也能在成文时间晚得多的斯堪的纳维亚文献中找到对应。赫罗斯加、他的家族以及瑞典统治者之间的冲突,都属于更广泛的北方传说体系。这些对应关系展现的是故事的流传与演变,而非一部可以还原出来的单一历史编年。诗本身会根据文学表达的需要压缩事件、预示日后的灾难,并引入家族谱系。
作品的创作年代远不如现存抄本的年代确定。学者提出的年代从七世纪一直延伸到接近该抄本制作的时期。相关证据包括词汇、词形变化、格律特征、所关注的历史问题,以及诗中体现的宗教文化。某些语言特征与较早的创作年代相符,但后世作者也可能继续使用古老的诗歌用语。反过来,抄本年代较晚也不能证明作品起源较晚,因为抄写员可能在保留较早语言与诗句的同时,更新其中的拼写。
作者问题同样悬而未决。全诗结构上的连贯性,使人有理由将其视为一部经过精心构思的作品来分析;但精心构思并不排斥沿用既有故事、历经多次修订,或通过口头传统长期流传。现存文本的语言形式以晚期西撒克逊拼写为主,同时也包含与其他方言、尤其是盎格鲁方言相关的特征。不能简单地据此拼凑出一位诗人的生平。这种混合面貌反映了作品创作、地域语言、抄写传承与古英语诗歌惯用语之间的复杂关系。
叙事:三场战斗与危机中的族群
这首史诗并未从贝奥武夫写起,而是先叙述丹麦先祖国王斯基尔德·谢芬的崛起与葬礼。他的船葬将王者的显赫与死亡联系起来,这一关联在结尾再次浮现。数代之后,赫罗斯加建起赫奥罗特大厅,意在彰显繁荣、同袍情谊与王朝权威。厅中的欢庆激怒了格伦德尔;他袭击熟睡的侍从武士,使大厅一到夜间便无法使用。恐怖持续了十二年后,贝奥武夫带着十四名同伴,从耶阿特人的国土乘船而来,主动提供援助。
在赫罗斯加的宫廷中,贝奥武夫必须通过演说、家世谱系以及对既往功绩的讲述,确立自己的身份并赢得信任。昂弗思提起他与布雷卡的一场游泳比赛,质疑他的声誉;贝奥武夫则重新讲述这段经历,将其作为自己耐力过人、力能杀怪的证明。随后,他决定不持剑与格伦德尔搏斗,因为怪物也不使用武器。夜间,格伦德尔杀死了贝奥武夫的一名同伴,但贝奥武夫抓住他,扯下了他的一条手臂。格伦德尔负着致命伤逃走,断臂则成为昭示胜利的战利品。
表面上恢复的安宁旋即被打破。格伦德尔的母亲闯入赫奥罗特,为儿子复仇,杀死赫罗斯加信赖的谋臣埃施赫雷,并带走格伦德尔的断臂。贝奥武夫追踪她来到一处鬼魅出没的湖泊,潜入水下的居所。昂弗思借给他的宝剑赫伦廷未能奏效。他转而使用在居所中找到的一柄巨剑将她杀死,随后斩下格伦德尔尸体的头颅。剑刃在怪物的血中熔化,只剩下剑柄,贝奥武夫将其带回,交给赫罗斯加。
又一番庆祝过后,赫罗斯加告诫贝奥武夫切勿骄傲,并提醒他,力量与繁荣都不会长久。贝奥武夫返回故乡,向许格拉克和许格德王后献上礼物,并讲述自己的经历。此后,诗歌迅速带过王位的几次更迭。许格拉克及其子赫德雷德相继去世后,贝奥武夫成为国王,统治耶阿特人五十年。
最后一场危机始于一名逃亡者从古老的宝藏中取走一只杯子,惊醒了守护宝藏的巨龙。巨龙焚毁了多处聚落,也烧毁了贝奥武夫自己的大厅。年迈的国王带着一小队人马迎战,但当战况变得凶险时,除年轻的威格拉夫外,其余同伴全都退却。威格拉夫协助他杀死巨龙,贝奥武夫却也身受致命伤。临死前,他要求看一看宝藏,并嘱咐人们为他修筑一座航海者能够望见的坟丘。
结尾着重呈现的不是胜利,而是这场战斗的后果。威格拉夫谴责临阵脱逃者,一名信使预言邻近各族将会来袭,葬礼上的一名女子则为日后可能到来的俘掠与杀戮而哀哭。宝藏随国王一同下葬,而非分赠出去以维系政治关系。因此,诗歌最后虽赞颂贝奥武夫是一位慷慨且追求声名的君主,却也同时展现了他的族人可能覆灭的前景。
诗体、措辞与叙述者的作用
《贝奥武甫》采用古英语诗歌传统的头韵长行体。每行通常由两个半行组成,中间以行中停顿隔开,每个半行各有两个主要重音。头韵将两个半行中的重读音节联系起来:第二个半行的第一个主要重音通常决定全行的头韵模式,而最后一个主要重音一般不参与押头韵。非重读音节的数量变化很大,因此不能仅靠计算音节数来描述这种诗体。
这一体系在可辨识的格律约束下,形成了丰富的节奏变化。爱德华·西弗斯提出的格律分类影响深远,将半行中重读与非重读音节的位置排列分为五种基本模式。后来的研究对这一模型的某些方面作了修正或提出质疑,但它仍是重要的描述框架。开篇的“Hwæt! Wē Gār-Dena in geārdagum,”立即呈现出鲜明的语音模式,并开启了一场集体追忆。就连 hwæt 的语气作用也存在争议:有的译本将其译为引人注意的“听啊!”,另一些则把它视为随后感叹句的一部分。
诗中常以复合词和表示关系的措辞来指称人物与事物。隐喻复合语通过间接方式描绘对象,例如将大海称为“鲸之路”,将统治者称为“赠环者”。并非所有复合词都属于隐喻复合语,而这些表达也不仅仅是诗句的装饰。它们借助惯常的联想来呈现世界:大海使充满危险的远行成为可能,而王权则通过珍宝的流转来界定。同一个人物可以用姓名、世系、社会职分,或其与另一人物的关系来指称。
与之相关的一种手法通常称为“变式复述”,即用接连出现的不同短语反复指称同一对象。诗中可能先点出一位国王的名字,再称他为某人的儿子、其人民的保护者,以及珍宝的赐予者。这种复述在放慢情节推进的同时,也将个人置于一张义务关系网之中。低调陈述和否定式措辞同样能够产生有力的效果:通过否定轻松、安全或无足轻重的说法,诗歌往往无须明显夸张,便能传达极度危险的情境。
叙述者时而细察战斗者的动作,时而展现对往事与未来事件的广泛了解。诗中有大量人物讲话,但叙事又经常揭示超出说话者当下理解范围的后果,从而显出其认识的局限。程式化语句与反复出现的场景,使这部作品与口头程式化创作联系起来;然而,这些特征并不能证明现存诗篇是在表演中即兴创作的。对于借助文字写作的诗人而言,它们同样是可供运用的文学资源。语言模式的高度密集使翻译格外困难:头韵、语义的准确性、叙事节奏以及措辞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几乎不可能同时保全。
王权、亲缘与忠诚的经济逻辑
《贝奥武夫》中最主要的政治制度,是领主与武装扈从之间的关系。成功的统治者提供庇护、款待、财宝与公开嘉奖;扈从则以效劳、献策和军事支持作为回报。厅堂是这些义务得以具象呈现的场所。宴饮、致辞、赠予武器以及分赐指环,并非无关紧要的庆祝活动,而是确立权威的实践。
因此,财宝的作用与其说是积累财富,不如说是维系社会关系。赠礼保存着对历任主人及其胜绩的记忆,而这些物品的流传史也能揭示占有关系的不稳定。王后韦尔赫瑟奥赠给贝奥武夫的一条项链,后来便与希格拉克那次灾难性的远征联系起来。武器和饰物比个人存续得更久,却也承载着战败、继承和冲突再起所带来的后果。巨龙的宝藏颠倒了财物流通的理想:这些物品在物质层面依然光彩夺目,却无法维系一个生机勃勃的共同体。
亲缘关系带来的义务,既可能支撑政治秩序,也可能破坏它。杀戮会招致复仇,而赔偿有时能够平息世仇。然而,当一代又一代人继承了对死者应尽的义务时,和解便难以稳固。在丹麦人的庆典上演唱的芬恩插曲,讲述了暴力冲突、脆弱的协议以及再度展开的复仇。这段故事被置于一场宾主尽欢的宴饮之中,表明厅堂看似安稳的局面是有条件的,而非绝对可靠。
王族联姻同样试图将潜在的敌人变为亲属。贝奥武夫谈到赫罗斯加之女弗雷娅瓦露与英格尔德的拟议婚事时,设想一位老战士可能会认出对方佩带的祖传武器,从而重新挑起怨恨。婚姻同盟之所以脆弱,是因为物品保存着外交手段无法抹去的记忆。女性在仪式中的角色也同样承担着政治职能。韦尔赫瑟奥传递酒杯,谈论王位继承,并为自己的儿子们寻求庇护;希格德后来则因怀疑年幼的儿子能否保卫人民,而提出将王权交给贝奥武夫。
对贝奥武夫行为的评判,就置于这些相互交叠的义务之中。他为赫罗斯加效力,延续了父亲埃克瑟奥与赫罗斯加之间的旧谊;他向希格拉克献上礼物,则表明了对自己领主的忠诚。在最后一战中,维格拉夫履行了其他扈从所背弃的回报义务。然而,忠诚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国王亲自出战的决定使盖特人免遭巨龙之害,却也让他们失去了最强大的保护者。对于贝奥武夫的做法是否正确,诗篇并未将这一矛盾简化为一个非此即彼的判断,而是揭示了个人勇气、君王责任与族群存续之间难以调和的困境。
基督教、传承信仰与怪物
叙述者明确以基督教信仰来解释世界,但主要人物所处的社会尚在斯堪的纳维亚皈依基督教之前。这一时代差异至关重要。诗中提及造物主、神的审判、神意以及《圣经》中的大洪水,但诗中的英雄既未听闻基督教福音,也未参与基督教会的活动。诗中有一处直接谴责丹麦人向异教神祠求助的行为。而在其他地方,值得敬重的异教人物也能用符合叙述者宗教观念的语言,表达智慧与感恩。
格伦德尔与《圣经》中杀害亚伯的凶手该隐有血缘联系。诗歌将该隐遭放逐的故事延伸为一个怪物谱系,这些怪物与人类及神所确立的秩序为敌。这既从《圣经》的角度解释了格伦德尔为何被排斥在外,又保留了他作为潜伏于沼泽与黑暗中的危险生物的特征。他威胁的不只是个人的生命,更是厅堂中的共同生活:音乐、友伴之情、合乎礼法的慷慨施予,以及对创世的追忆。
格伦德尔的母亲使怪物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界限变得复杂。她的袭击遵循一种人们熟悉的逻辑:为遇害的亲人复仇。然而,她仍是一个致命的对手,居所位于正常社会空间之外。这种相似性并未抹去叙事中她与人类共同体的区别,却表明复仇并非所谓文明世界所独有。诗中用来描述她的措辞也引发了学术争论,尤其是一些通行译法,将含义不明或不寻常的古英语表达译得更为明确地带有怪物色彩。
巨龙则属于另一种想象范畴。它守护着一个已消亡族群的财富,在一件物品遭窃后开始狂暴肆虐。它的烈火摧毁了维系共同体生活的建筑。宝藏的历史,包括最后一位人类守护者的哀歌,将巨龙与物品在主人灭亡后依然留存这一主题联系起来。与格伦德尔不同,诗中没有为它安排详尽的《圣经》谱系。它的意义通过它与财宝、时间以及国王之死的关系逐渐显现。
古英语词语命运通常被译为“命运”,在诗中与论述上帝力量的语句并存。不应因此就认定,诗中存在一套阐述完备、与基督教相对立的异教体系。视语境而定,这个词可以指发生之事、命定的结局,或人终有一死所带来的压力。同样,也不能把基督教内容视为可以轻易剥离的附加成分,仿佛去掉这些内容,便能还原一部未受改动的异教史诗。它们贯穿整个叙述,影响着诗中对骄傲、慷慨、暴力以及尘世安稳之限度的判断。争论的焦点在于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而不只是这首诗究竟属于基督教还是异教。
叙事架构、记忆与预期中的失落
这首诗可以按三场主要战斗划分,但它也具有鲜明的两部式结构:前半部是年轻武士贝奥武甫远赴异国,后半部则是年迈的国王贝奥武甫保卫故土。这两种划分相互交叠,却并不完全重合。前两个怪物是在他到访丹麦期间被击败的,而巨龙则出现在时间晚得多的盖特篇章中。这种不对称赋予了最后一战不同的分量:它既是对非凡力量的又一次考验,也标志着一个政治秩序的终结。
葬礼构成了整个故事的首尾框架。开篇不久,斯基尔德的船载着武器和珍宝远去;结尾处,贝奥武甫的遗体被火化,遗骸安葬于坟丘之中。两场仪式都将王者的尊荣与物质上的华美联系起来,但其政治含义却各不相同。斯基尔德留下的王朝继续繁荣,而贝奥武甫的死却使盖特人暴露在敌人的威胁之下。这一对照使王位传承变得与个人功业同样重要。
对往事的追述和对未来的预言,不断打断按时间顺序展开的叙事。这些段落过去常被视为“离题”而受到轻视,实际上却承担着不可或缺的结构功能。赫雷莫德提供了一个为王之道的反面典型。西格蒙德屠龙的故事提供了英雄事迹的参照,而当贝奥武甫后来面对自己的巨龙时,这一对照又增添了复杂的意味。芬恩的插曲揭示了厅堂礼仪世界内部的暴力,而盖特人与瑞典人之间的冲突史,则解释了为何贝奥武甫之死的后果远不止于个人的哀痛。
叙述者常在人物亲历灾难之前,就先行将其揭示出来。赫奥罗特大厅初次出现时,叙述便已告知它终将毁于大火;欢庆也始终笼罩在未来敌对冲突的阴影下。这就产生了戏剧反讽:读者明白,场景中展现的安稳无法长久。因此,悬念与其说来自对结局的隐瞒,不如说来自对人物如何在自身无法充分理解的处境中行动的展现。
作品的挽歌气质,源于当下的蓬勃生机与回望时的认知之间的关系。厅堂里高朋满座,馈赠往来不绝,英雄赢得声名,叙述却反复揭示空荡的厅堂、已逝的财宝主人,以及破裂的盟约。将这首诗称为一部悲剧,确实抓住了这种叙事走向的某些特征,但并不意味着作品遵循古典戏剧的模式。结尾的赞颂并未抹去此前的种种失落,正如这些失落也没有使勇气或慷慨变得毫无意义。声名可以在死后留存,但诗中明确区分了声名的延续与一个受到庇护的共同体的存续。
学术研究与阐释的变迁
近代早期,人们对《贝奥武夫》的了解十分有限;持续而系统的学术研究,主要是在这部手稿引起古物研究者关注之后才发展起来的。汉弗莱·万利在1705年编纂的手稿目录中介绍了它,而索克林于1815年刊行的版本则使全诗首次以印刷形式面世。19世纪的研究集中于语言、文本校勘、日耳曼古代文化以及可能的历史来源。约翰·米切尔·肯布尔于1833年刊行的版本和1837年出版的译本,推动了这部作品在早期英国文学研究中地位的确立。
同一时期,关于这首诗的创作过程,也出现了相互竞争的解释。有些学者将其视为完整统一的作品;另一些学者则试图重构更早的歌谣,或将基督教色彩的修订内容与传承下来的英雄叙事素材区分开来。这些研究路径反映了围绕史诗形成过程的更广泛争论,其中一些问题也曾用于探讨荷马的作品。困难在于,假设中的各个创作阶段无法通过另一份手稿或更早的版本加以核验。这类重构虽然能够揭示文本内部的张力,但作为文学史论断,仍存在不确定性。
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J·R·R·托尔金于1936年发表的演讲《贝奥武夫:怪物与批评家》。托尔金反对这样一种倾向:一面从诗中挖掘历史资料,一面又将其中的怪物视为艺术上的败笔。他认为,怪物以及青春与暮年的对照,正是全诗构思的核心。他的论述推动研究者重新将这部作品视为一首经过精心构思的诗,尤其关注其中对死亡的沉思。这并未终结历史研究,却改变了人们讨论文学价值与历史证据时所依据的前提。
后来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问题的范围。口头程式理论研究考察反复出现的措辞和创作技巧;结构研究探讨各段情节之间的平行关系;宗教阐释则探索圣经历史与英雄传统之间的联系。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考察了王后的地位与职能、婚姻外交、哀悼,以及将女性塑造为怪物的语言。关于物质文化、空间、生态和身体的研究,则探讨器物、景观以及种种脆弱处境如何塑造这首诗对社会的想象。
考古学提供了宝贵的比较证据,但并不能直接证实故事本身。1939年发掘的萨顿胡船葬墓年代可追溯至7世纪初,其中的贵族珍宝、武器和丧葬陈设,与诗中的描写有着引人注目的相似之处。丹麦莱厄的考古工作同样深化了人们对大型厅堂和斯堪的纳维亚权力中心的认识。这两处遗址都未能确认贝奥武夫的身份,也不能证明某座出土建筑就是希奥罗特大厅。它们的意义在于,使诗中呈现的物质世界与制度环境变得更易于理解。
翻译、改编与文化影响
由于现代英语使用者难以直接读懂古英语,《贝奥武甫》的许多读者都是通过译本接触这部作品的。译者必须在忠实准确、叙事通俗易懂、模仿原作格律以及重现独特诗歌声音之间作出取舍。散文译本能够保留句法关系,并以简洁的方式解释难懂的段落;韵文译本则能在一定程度上再现原作的节奏、凝练和庄严气势。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无法避免诠释,尤其是在残损文本的释读或多义词的理解影响人物塑造时。
二十世纪的译本包括弗朗西斯·B. 古默里于1910年出版的头韵体译本、伯顿·拉弗尔的1963年译本,以及迈克尔·亚历山大的1973年译本。谢默斯·希尼于1999年出版的译本,使这首诗获得了尤其广泛的读者群。译文以“So.”开篇,并采用了一些带有爱尔兰言语特色的词语,使文化中介的过程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非隐而不见。托尔金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完成的散文译本,于他去世后的2014年连同评注及相关材料一并出版。较近的译者,包括于2020年推出译本的玛丽亚·达瓦娜·黑德利,则采用了鲜明的当代惯用表达。
改编往往会改变故事围绕谁的经历展开。约翰·加德纳1971年的小说《格伦德尔》从怪物的视角重述这一题材,将原本象征外部威胁的形象转化为一个不断质疑的意识主体。这样的作品并不只是换一种方式讲述史诗中的事件:它赋予被英雄共同体排斥的存在以叙述权威,借此检验这个共同体所宣称的价值。其他改写则侧重冒险、恐怖、王朝冲突或暴力的代价。
影视版本同样是在改造原作,而非复现某个固定的情节。2005年的电影《贝奥武甫与格伦德尔》围绕格伦德尔的过往及其人性化的动机,重新构建了冲突。罗伯特·泽米吉斯于2007年执导的《贝奥武甫》采用表演捕捉技术制作,大幅改写了赫罗斯加、贝奥武甫、格伦德尔之母与巨龙之间的关系。这些改动增添了古英语原诗并未提供的解释和联系,也表明现代叙事期待何其容易取代原诗那种跨越世代、较为跳跃的叙事推进方式。
这首诗也参与塑造了现代奇幻文学。托尔金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都关注古代语言、世代相传的宝藏、巨龙,以及通过暗示性叙述营造的历史纵深。他的小说并非对原诗的直接改编,但《霍比特人》中的巨龙及其积藏的珍宝,与《贝奥武甫》的想象世界有着尤为密切的联系。在教育领域,这首诗仍发挥着几种不同的作用:它既是了解现存最早英语诗歌的入门读物,也是极具挑战性的语文学研究对象;作为文学作品,它对英雄主义、责任以及共同体存续提出了彼此竞争的理解,由此容纳了差异极大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