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威尔抄本是一部中世纪手稿,收录了五部古英语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贝奥武甫》唯一传世的中世纪抄本。它抄写于公元1000年前后,现与另一部原本独立的手稿合订,构成大英图书馆藏本 Cotton MS Vitellius A XV 的第二部分。抄本中的其他作品涉及圣徒、遥远的国度、奇异生物以及圣经中的英雄事迹。这部抄本不仅保存了重要作品,也为研究这些作品的抄写与汇编提供了证据,因此是早期英语文学的重要文献见证。
名称与手稿的界定
这部抄本的现代名称源于16世纪古物学家劳伦斯·诺威尔,手稿中留有他的姓名及1563年的日期。这一题记为已知的收藏流传史提供了一个早期时间点,但并不能据此确定其中世纪编纂者或制作地点。
严格来说,“诺威尔抄本”与“Cotton MS Vitellius A XV”不能互换使用。后者是科顿藏书的索书号,指现今的合订本,其中还包含另一部年代更早、原本独立的手稿,通常称为绍斯威克抄本。该部分抄写于12世纪,收录的是另外一些古英语作品。
这一索书号源自罗伯特·科顿爵士的藏书排列方式。书柜以罗马皇帝的半身像命名,再以字母标识书架层位,以数字标识各册。因此,“Vitellius A XV”记录的是该书在这批藏书中的位置,而非手稿在中世纪的名称或其内容。
年代、制作与抄写员
诺威尔抄本通常被断代为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也常概括为公元1000年前后。这一断代主要依据古文字学证据,即字母形态及其他书写特征。手稿中没有留存注明确切日期、地点或赞助人的抄写跋记。
抄本的正文主要由两名抄写员完成。第一名抄写了三部散文作品和《贝奥武甫》的大部分内容;第二名从《贝奥武甫》中途接手,并抄写了《朱迪思》。两人的笔迹、拼写习惯及订正痕迹,为判断他们的分工提供了证据。
必须区分现存抄本的抄写年代与所收作品的创作年代。尤其是,手稿的年代并不能确定《贝奥武甫》创作于何时。抄写员传抄的是一个既有文本,而这一文本更早的历史仍是一个独立的学术问题。
内容
现存的五部作品依次为:
- 《圣克里斯托弗受难记》——以散文叙述这位圣徒受难与殉道经历的残篇,现存文本缺失开头。
- 《东方奇观》——一部配有插图的散文作品,描述遥远地方的民族、罕见动物及奇异生灵。文字与图像相结合,使其成为展现中世纪地理想象的重要范例。
- 《亚历山大致亚里士多德书》——以亚历山大大帝写给亚里士多德的书信形式,散文叙述他在印度遇到的种种奇观,属于更广泛的亚历山大传奇传统。
- 《贝奥武甫》——一首英雄长诗,讲述贝奥武甫与格伦德尔、格伦德尔之母以及一条龙的搏斗,同时叙及王朝冲突与社会责任。
- 《朱迪思》——一首改编自《圣经》中朱迪思与荷罗孚尼故事的古英语诗歌的传世残篇,开头已经缺失。
前三部作品为散文,后两部为诗歌。尽管《贝奥武甫》是其中最著名的文本,这部抄本却不只是一本英雄诗集,而是汇集了基督教叙事、异域记述、奇观文学与英雄诗歌。
汇编原则
学者们常探讨这五部作品是否具有经过有意安排的共同主题。怪物、异于常人的身体、异族、危险旅程,以及与具有威胁性的外来者对抗等内容,在整部抄本中反复出现。这些联系促使一些研究者将其视为一部关注奇异事物或怪物的选集。
这类解读仍属假说,而非有文献佐证的编纂意图。现存材料中没有中世纪序言解释这些作品为何被汇集在一起。考察它们的共同关注点时,也必须兼顾体裁、来源材料与宗教侧重点的差异,以及手稿原始完整程度和编排方式的不确定性。
尽管如此,将整部汇编作为研究对象,仍会改变阅读《贝奥武甫》的语境:在这部中世纪手稿中,与它相邻的并非其他传世的英语英雄史诗,而是圣徒传、奇观记述、亚历山大故事以及圣经题材诗歌。
收藏流传、火灾与保护
这部合订本曾入藏罗伯特·科顿爵士的收藏。1753年,他的手稿收藏成为大英博物馆创馆馆藏的一部分。1973年大英图书馆成立后,这批手稿又转归该馆。
1731年,当时存放科顿藏书的阿什伯纳姆府发生火灾,手稿遭到损毁。书叶边缘被烧焦,变得脆弱。此后,受损材料继续劣化,造成进一步缺失,也使早期对文本所作的记录尤为珍贵。
19世纪对手稿进行的处理包括将各张书叶嵌装在保护性纸框内。这些支撑物有助于稳定受损的羊皮纸,但也遮住了边缘附近的部分文字。现代文物保护与修复技术及成像技术,使研究者能够更仔细地检查在通常条件下难以辨读的部分。
文本与学术价值
由于《贝奥武甫》的中世纪文本仅存于这部抄本,它对于确立该诗的文本至关重要。编校者无法通过比对多部相互独立的中世纪抄本来解决疑难读法,而必须借助文本批判,综合现存笔迹、订正痕迹、语言证据、诗歌结构,以及手稿进一步劣化之前留下的记录进行判断。
18世纪末,冰岛裔丹麦学者格里穆尔·约恩松·索尔克林委托他人或亲自制作了两份誊本,保留了一些后来佚失或受损字母的读法。他于1815年出版的版本首次将全诗付印,不过其中的读法与阐释后来有所修订。
数字影印本与专门的成像技术,使更多人得以查阅手稿并观察其物质细节。它们有助于研究抄写员的订正、受损字母、插图及版面布局,但仍须明确区分羊皮纸上确实可见的笔画与编校者重构的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