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英语是英语历史上最早有文字记录的阶段,通常指约公元450年至1150年间的英语。它由中世纪早期迁居不列颠的各族群所带来的西日耳曼语变体发展而成;这些族群通常被称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使用者将自己的语言称为 Englisc。“盎格鲁-撒克逊”这一名称也被广泛用于指称这种语言及使用它的社会,不过,“古英语”更能明确体现它在英语发展史中的位置。
与当代英语不同,古英语具有丰富的屈折变化、语法性,以及相当复杂的名词和形容词词尾变化体系。其词汇主要源于日耳曼语,语法所允许的句子成分语序变化也比现代英语更多。未经专门学习的现代英语读者,即使能认出 land、hand 和 winter 等个别词语,通常也无法读懂成篇的古英语散文。现存的古英语文献包括铭文、特许状、译作、法律、布道文、医学汇编及诗歌。
古英语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后世英语的前身,还在于它是欧洲中世纪早期一种重要的文献语言。古英语文本保存了有关政治制度、宗教学术、日常活动和文学传统的资料,弥补了其他文献记载的不足。这些文本也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语料,使历史语言学能够据此研究语音变化、语法结构的重组,以及语言接触带来的影响。
历史形成与年代划分
古英语属于日耳曼语族的西日耳曼语支,而日耳曼语族又属于印欧语系。从历史渊源来看,与古英语关系最密切的是弗里斯兰语的祖语变体,以及其他沿海地区的西日耳曼语言。古英语与弗里斯兰语共有的特征包括某些继承元音的前化,以及涉及腭辅音的演变。这些相似之处并不意味着必须假定历史上曾存在一种统一且界限分明的“盎格鲁—弗里斯兰语”:若干相关的新变化可能是在相邻的语言社群之间传播开来的。
通常将古英语的起点定在公元450年前后,这一时间指的是一个历史时期,而非有确切文献记载的语言事件。日耳曼人在不列颠的定居过程始于五世纪罗马统治瓦解之际,并在此后继续发展。新来者接触到了使用布立吞诸语言的人群,在某些环境中也接触到了使用拉丁语的人群。考古发现、地名、书面记载和语言比较,为这一过程提供了不同类型的证据。无论是人口迁移,还是英语的形成,都不能简单归结为一次迁徙,或一种内部完全一致的语言被另一种语言立即取代。
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皈依基督教之后,文字记录显著增多。奥古斯丁率领的传教团于597年抵达肯特;与此同时,爱尔兰和诺森布里亚的宗教网络也在读写文化的建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修道院和主教驻地培养抄写员、维持藏书,并将英语社群与拉丁学术传统联系起来。到七世纪末、八世纪初,英语已见于注释、铭文和诗歌之中,不过拉丁语在学术和教会行政中仍占据核心地位。
自九世纪起,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定居带来了与古诺尔斯语使用者的长期接触。871年至899年在位的威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帝及其继承者推动的政治整合,为本土语言的书写提供了又一重要背景。阿尔弗雷德宫廷推动了一项计划,将选定的学术著作译成英语。阿尔弗雷德本人参与撰写的程度因文本而异,至今仍是学者研究的问题。
1066年的诺曼征服改变了英语所处的政治与制度环境,却没有立即终结古英语的口语或书面使用。法语在统治精英中取得了显著地位,拉丁语在行政事务中的使用则有所扩大。此前已在发生的语言变化,包括非重读词尾的弱化,继续在不同地区以不同速度推进。通常以1150年前后为界,区分古英语与中古英语,但具体的手稿和语言特征往往跨越这一界线。《彼得伯勒编年史》后期的续编记事延伸至1154年,尤其清楚地展现了这一过渡阶段的语言面貌。
地域方言与现存文献
古英语通常分为四种主要方言:西撒克逊方言、肯特方言、麦西亚方言和诺森布里亚方言。麦西亚方言与诺森布里亚方言具有一些共同的重要语言特征,因此常被合称为盎格鲁方言。这些名称反映了历史上的王国划分,以及现存文本中可辨识的语言特征;它们并不意味着固定的政治疆界内通行着完全一致的语言。方言边界曾不断变动,而存世手稿的分布并不均衡,只能让我们有限地了解当时的口语面貌。
诺森布里亚方言的文献材料包括早期的短诗,以及后期篇幅可观的注释。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牧师奥尔德雷德于10世纪中叶为《林迪斯法恩福音书》添加的行间注释。麦西亚方言的代表性材料包括9世纪《维斯帕先诗篇集》的注释。肯特方言的存世材料较少,见于文书、注释和少量文学文本。西撒克逊方言的文献则丰富得多,尤其是9至11世纪的散文。
一个常见的对比例子涉及表示“是”的动词形式。西撒克逊方言通常使用复数形式 sind 或 sindon,而北部方言中还可见 aron 等形式,现代英语的 are 就由此演变而来。元音的演变也体现出更多差异。通常称为“裂化”和“平滑化”的音变,在各方言中产生的影响不尽相同;受前元音变音影响的元音,其后续演变结果也并非各地一致。这些差异有助于学者判断文本的地域来源,但孤立的拼写形式很少能成为决定性证据,因为抄写者可能沿用底本中的形式。
晚期西撒克逊方言在现代教材中占据突出地位,反映的是手稿的存世情况,而非后世所有英语变体都直接源于这一方言。南部的教会中心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规范的书面用法,尤其是在10至11世纪。这套用法常被称为晚期西撒克逊书面规范,不过,其一致性及在机构中的通行范围,不应与现代标准语相提并论。作者和抄写者仍保留了用法上的差异,手稿有时也会兼具多个地区的语言特征。
还必须区分作品创作时所用的方言与其存世抄本所用的方言。一首在盎格鲁方言环境中创作的诗,可能仅存于较晚的西撒克逊方言手稿中。词汇、韵脚、格律和不寻常的拼写可能保留早期语言形式的痕迹,但重建作品最初所用的方言,往往仍存在不确定性。现代标准英语主要由后来的英格兰中部和伦敦地区的语言变体发展而来,并非直接源于初学者最常接触的西撒克逊方言。因此,研究古英语方言,不仅需要了解地理分布,也需要了解文本的流传过程。
文字、拼写与抄本制作
最早的英语书写使用如尼文字,由日耳曼如尼文字传统改编而来。扩充后的英语如尼字母表,通常根据其前六个字母称为弗托克字母表。如尼文字见于武器、首饰、纪念石碑以及八世纪的弗兰克斯匣等器物上。露丝韦尔十字架上刻有一首与《十字架之梦》相关的诗歌片段。这些铭文表明,如尼文字不仅可用于标示所有权或辨识物品,也可服务于纪念和宗教目的。
皈依基督教后,英语抄写员日益广泛地使用拉丁字母,并加以调整,以表示普通拉丁语拼写无法充分表达的语音。字母 thorn(þ)和 eth(ð)表示齿擦音,大体相当于如今用 th 拼写的语音。在抄本中,这两个字母并不始终区分现代英语 thin 中的清音与 this 中的浊音。Wynn(ƿ)表示 /w/,ash(æ)则表示一个元音或一组相关的元音音值,与通常用 a 和 e 表示的音值不同。
古英语的正字法虽有变化,却并非毫无规律。其拼写往往比现代英语拼写更直接地反映发音,但同一个字母也可能因所处语音环境不同而表示不同的音。例如,字母 c 可以对应软腭塞音,也可以对应腭塞擦音。字母组合 sc 通常表示现代 /ʃ/ 的前身音。地域惯例、历史演变和传抄习惯都会影响拼写与口语之间的关系。
现代版本采用了一些标记惯例,不应将其误认为抄本中的通常做法。例如,gōd(“好的”)用长音符标示元音长度,以区别于 god(“上帝”)。ċ 和 ġ 上方的点可用来标示腭音读法。抄本并不系统地使用这些辅助标记。编者还经常将 wynn 替换为 w,统一字母形体,展开缩写,并补上现代标点符号。编者的分词处理也可能影响释读,尤其是在一串字母既可读作复合词、又可读作几个独立词的情况下。
书籍通常由受过训练的抄写员在羊皮纸上抄制。岛屿体得到广泛使用,而加洛林小写体则影响了后来的书写方式,尤其是拉丁语的书写。同一部抄本可能分别用不同字体书写拉丁语和英语,使两种语言在视觉上有所区别。缩写、订正、行间增补和页边批注,呈现出抄本在使用过程中经历的不同阶段。由于大多数作品仅有少量抄本传世,有时甚至只有一部,实物损坏和抄写员的改动,都会直接影响现存材料所能提供的语言与文学证据。
语音系统与主要音系变化
古英语的发音是依据拼写、与亲属语言的比较、后世的演变以及诗歌材料重建的。古英语没有留下录音,书面形式也无法体现口语中的所有区别。不过,其音系的主要特征已得到较为充分的确认。重读音节区分长短元音,通常以 i–ī、e–ē、a–ā、o–ō 和 u–ū 等成对形式表示。古英语也有前圆唇元音,通常写作 y 和 ȳ,但它们在不同方言中的后续演变并不相同。
元音的长短可以区别词义。god(“上帝”)与 gōd(“好的”)之间的对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辅音的长短同样具有区别作用:双写辅音可能表示实际的长辅音,而不只是拼写惯例。古英语还有双元音,通常写作 ea、eo,以及主要见于早期西撒克逊方言的 ie。这些拼写究竟对应怎样的语音,尤其是短双元音的音值,至今仍有争议。分析时必须区分编辑中沿用的标记惯例与对确切发音的判断。
在主要书面文献出现之前,若干变化已经改变了从日耳曼语继承而来的元音系统。盎格鲁—弗里斯兰语的元音前化使继承而来的短元音 a 在许多语音环境中前移。元音裂化使某些辅音组合之前的元音出现了双元音拼写,其中包括含有 r、l 和 h 的组合。前变音又称 i 变音或日耳曼式变音,是指前面的元音受到后续音节中 i 或 j 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触发变化的音往往在后来消失,留下 fōt(“脚”,单数)与 fēt(“脚”,复数)这样的交替形式。现代英语中的 man–men 等词对,也保留了类似历史变化的结果。
古英语的辅音系统包含软腭音和腭音,它们后来的演变可以解释古英语与亲属语言之间的一些差异。例如,古英语 ċild(“孩子”)与德语 Kind 的词首辅音之所以不同,腭化是其中的原因。以 f、s 和 þ/ð 表示的擦音,在浊音环境中通常读作浊音,在其他环境中则读作清音。因此,不能简单地把现代英语中彼此独立的清浊音位对立,套用到古英语中这些音的每一次出现上。字母 h 所表示的擦音,可能比它在现代英语中的通常发音具有更强的摩擦。
词的重音通常落在实词靠近开头的位置,往往在词根上,但前缀和复合词会造成一些重要的例外。较强的词首重音促使非重读音节中的元音弱化。随着时间推移,不同词尾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不清晰,尤其是在古英语时期接近尾声时。这种弱化使原有的屈折变化区别更难辨识,但语法变化不能仅靠语音变化来解释:类推、句法模式和语言接触也发挥了作用。
名词、形容词、代词与语法范畴
古英语名词按语法格、数和语法性来区分形式。主要的格有主格、宾格、属格和与格;工具格的区别则在某些代词和形容词中保留得最为清楚。格词尾有助于表明名词短语的功能:主语通常用主格,直接宾语用宾格,所属关系或其他依存关系则用属格。介词要求搭配特定的格,有时还会因所搭配的格不同而表达不同的意义。
名词的语法性分为阳性、阴性和中性,并不单纯取决于自然性别。Wīf 意为“女人”或“妻子”,却是中性名词;另一个表示“女人”的词 wīfmann 则是阳性,因为其末尾成分 mann 属于阳性。语法性主要决定名词短语内部的一致关系,不过代词的指代也可能受到词义的影响。因此,若把古英语的语法性仅仅视为区分男性与女性的一套标签,就会曲解这一体系。
名词的变格保留了早期若干词干类别演变的结果。stān(“石头”)体现了一种常见的阳性名词变格模式:单数主格为 stān,单数属格为 stānes,单数与格为 stāne,复数主格和宾格均为 stānas。stānas 的词尾是现代英语中能产的复数词尾 -s 的前身,而 stānes 则与所有格词尾的历史演变有关。其他名词遵循不同的变格模式。弱变化名词的多个形式通常带有 -an,而 fōt 等词根名词则存在元音交替。
形容词一般有强变化和弱变化两套词尾。强变化形式通常用于没有定指限定词的场合;弱变化形式则常用于指示词之后,或其他具有定指意义的语境中。包含 se、sēo 和 þæt 的指示词变格范式区分性、数和格,并在历史演变中促成了现代英语定冠词的形成。不过,不应将其功能等同于现代英语的 the。数词和其他修饰语也参与一致关系,其具体模式随结构和时代而异。
人称代词区分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除单数和复数外,第一、第二人称还保留了双数形式,包括表示“我们俩”的 wit 和表示“你们俩”的 git。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区分语法性,如 hē、hēo 和 hit。代词体系因地域而异,也随时间而变化。尽管这些变化范式看似复杂,许多词尾在不同范畴中已经具有相同的形式。这种形式合流意味着,即使格标记相当丰富,语序、语境和词汇意义仍然是理解语义不可或缺的依据。
动词形态与时间的表达
古英语动词通过词尾和词干的变化来区别人称、数、时态和语气。在形态上,其基本的时态对立是现在时与过去时。将来时间可以用现在时表达,也可以用包含 sculan 和 willan 等动词的结构表达,但这些动词仍保留着与义务、预期或意愿有关的含义。因此,若将古英语描述为拥有一种与现代教科书中“will 加不定式”范式完全相同的将来时,就会产生误导。
强变化动词通过承袭而来的元音交替构成过去时和过去分词,这种交替通常称为元音变换。传统上将强变化动词分为七类,用以归纳反复出现的变化模式及其历史演变。一个典型的变化系列是 singan(“唱”),其过去时单数形式为 sang,过去时复数形式为 sungon,过去分词为 (ge)sungen。现代英语的 sing–sang–sung 大体保留了这一模式,不过过去时词干的单复数区别已经消失。另一些强变化动词后来转为弱变化动词,而部分保留下来的形式则经历了显著的类推改造。
弱变化动词通过添加齿音后缀构成过去时,这一后缀是现代英语 -ed 的前身。例如,lufian(“爱”)的过去时为 lufode,hīeran(“听见”)的过去时为 hīerde。弱变化动词各类别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其构成词干的成分的历史及后续音变。强变化与弱变化的区别在于过去时形式的构成方式,而不在于动词的强调程度。弱变化构词方式具有能产性,逐渐容纳了越来越多的新词。
过去现在动词是一个数量不多却影响深远的类别。从历史上看,它们的现在时形式由更早的过去时形式演变而来,随后又通过添加齿音后缀形成新的过去时。这一类别包括现代英语 can、may、must 和 shall 的前身。它们后来的演变是英语情态助动词发展史的核心内容。高频动词还表现出异根互补及其他不规则现象。表示“是”的动词结合了源自不同历史词根的形式,其中包括 eom、is、sindon 和 bēon 等。
古英语区分直陈语气、虚拟语气和祈使语气的用法,尽管它们的词尾有时会重合。虚拟语气用于愿望、假设性陈述、转述话语以及某些从句中。非限定形式包括不定式、现在分词和过去分词。“have”或“be”加分词的结构推动了后来完成体和被动语态结构的发展,但其分布和含义尚未与现代用法完全一致。有些“have”结构仍与领有关系及宾语的结果状态紧密相关,而“be”结构则经常涉及运动或状态变化。
分句结构与语序模式
古英语的句法既有通过格标记体现语法关系的名词短语,也有几种反复出现的语序模式。它既不是语序完全自由的语言,也不只是多了一些词尾的现代英语。主语通常位于限定动词之前,宾语也常出现在动词之后,但在特定环境中,动词居末或靠后的结构也很常见。代词、话语信息状态、分句类型,以及限定动词与非限定动词之间的区别,都会影响分句中各成分的排列。
主句常表现出动词位于第二位的倾向。当状语或其他成分占据首位时,限定动词可以出现在主语之前:以意为“随后”的 þā 开头的句子,后面往往采用动词—主语的语序。这与欧洲大陆若干日耳曼语言中至今仍可见的模式相似。不过,古英语的动词第二位现象远不如现代德语那样一致。例如,非重读的主语代词往往与完整名词短语充当的主语表现不同,而且并非所有置于句首的成分都会触发相同的排列方式。
从句更常把动词放在靠近末尾的位置。由意为“……这一点”的 þæt,或表示时间、条件的连词引导的分句,其语序可能不同于一般主句的模式。不过,并不是每个从句都必须将动词后置。这些语序模式的分布在古英语时期不断变化,传世文本之间也因体裁、方言和翻译惯例而存在差异。因此,对于如何最恰当地描述其底层结构,以及通过哪些移位过程产生文献中实际出现的语序,语言学分析尚有分歧。
否定通常通过放在限定动词前的 ne 表达。它可以与其他否定表达连用,而不会使句意转为肯定。意为“不是”的 næs,以及意为“不想”或“不愿”的 nolde 等形式,都是缩合而成的。疑问句通常涉及动词位置的变化,或在句首使用疑问词。现代英语在疑问句和否定陈述句中常规使用助动词 do 的做法,当时尚未形成:在相当于“他来了吗?”或“他没有来”的句子中,古英语通常不需要使用与 do 相当的成分。
关系从句通常使用不变形的小品词 þe、指示词形式,或二者的组合。有些动词对带格标记的补语的选择方式,也与现代英语不同。在感受者结构中,有某种感受的人可以用与格或宾格表示,而不是采用通常的主格主语形式。这些模式表明,语义角色与语法主语未必重合。同时,解读从拉丁语翻译而来的文本时必须谨慎:某种不寻常的结构可能反映的是译者所依据的原文,而不一定是日常英语口语中可以自由使用的表达方式。
词汇、构词与语言接触
古英语的核心词汇源自日耳曼语。表示亲属关系、身体部位、日常动作、自然现象和基本数量的词,往往在现代英语中仍有可辨认的后继形式,例如:fæder,“父亲”;mōdor,“母亲”;hand,“手”;etan,“吃”;以及 stān,“石头”。共同的传承也使这些词与其他日耳曼语言中的词语联系起来。不过,词形的熟悉感不应掩盖词义的变化:一个词可能保留原有形式,而其意义范围却有所缩小、扩大或发生其他变化。
复合构词和派生构词都具有很强的能产性。复合词可以通过组合本族语成分,为制度、物品、关系和抽象概念命名。Bōccræft 将“书”与“技艺”或“学问”组合起来;heofonrīce 则意为“天国”。前缀和后缀进一步扩充了词汇。现代英语中 un-、-ness、-hood 和 -less 的前身,当时就已发挥着重要作用。诗歌尤其广泛地使用复合词,但复合构词也是法律、宗教教导和技术性散文中一种实用的表达手段。
从拉丁语进行的词汇借用发生于多个历史阶段。有些词在日耳曼人定居不列颠之前,就已通过与罗马世界的接触进入日耳曼语的各个变体。另一些词则通过基督教机构和学术活动传入。Munuc(“修士”)、mæsse(“弥撒”)和 scol(“学校”),都是经由拉丁语传播的教会或教育词汇的例子。翻译也催生了本族语表达,而不只是直接引入借词。宗教作者调整既有词语的用法,并组合复合词来表达基督教观念,使传承下来的词汇获得了专门含义。
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接触影响了词汇,并最终影响到语法模式。古英语与古诺尔斯语彼此有亲缘关系,但又是不同的语言;两者在结构和词汇上有足够多的共同之处,为相互适应创造了条件。Lagu(“法律”)是古英语时期已有文献记载的一个重要斯堪的纳维亚借词。许多其他人们熟悉的、源自古诺尔斯语的英语词,直到中古英语时期才有确凿的文献记录,因此并不总能确定它们传入的确切时间。代词 they、them 和 their 是斯堪的纳维亚语言影响在后世产生的重要结果,并非现存西撒克逊方言文献中通常使用的第三人称复数代词范式。
不列颠诸语言的贡献则较难评估。能够明确辨认的普通词汇借词相对较少,而地名和河流名称却保存了大量早期语言的痕迹。明显借词数量少,并不能证明当时不存在双语现象或社会接触。将英语中某些特定的语法演变归因于凯尔特语底层影响的观点,至今仍有争议,需要逐一评估。语言接触的影响不能仅靠统计借词数量来衡量,但也不能仅凭历史上存在接触,就认定存在缺乏文献佐证的结构性影响。
诗歌、散文与文书用途
古英语文学留存于数量相对有限、分布也不均衡的手稿之中。其中最著名的诗作《贝奥武甫》共含3,182行,仅存于一部约在公元1000年抄成的手稿中。这首诗的创作年代尚有争议。其叙事取材于斯堪的纳维亚的传说历史,尤其着重描写主人公与格伦德尔、格伦德尔之母以及一条龙的交锋。故事发生在尚未皈依基督教的族群之中,却以基督教思想加以观照,因此,传承下来的英雄传统与诗歌书面呈现方式之间的关系,成为阐释这部作品的重要议题。
传统古英语诗歌运用头韵和有规律的重音,而非整齐的尾韵。典型的长诗行由两个半行组成,中间以格律上的停顿隔开,每个半行通常各含两个主要重音。头韵依照既定规则,将前后两个半行中的重读音节联系起来。诗人还运用变述手法,以一连串不同的描述重述同一人物或事物,并使用复合词,将意象或关系凝缩其中。诗歌格律保存了有关发音和词形的证据,但不能将诗歌语言直接视为日常口语的实录。
对于传世诗歌而言,四部手稿尤为重要:《贝奥武甫》手稿、《埃克塞特书》、《韦尔切利书》和《朱尼厄斯手稿》。它们共同保存了英雄叙事、圣徒传、圣经题材诗歌、谜语,以及通常称为哀歌的沉思性作品。《流浪者》和《航海者》均收录于《埃克塞特书》,探讨了流亡、失落、尘世的无常与宗教归依。《十字架之梦》在《韦尔切利书》中保存得最为完整,通过一个会说话的十字架讲述耶稣受难,兼取基督教的虔敬精神与英雄诗歌的措辞。
自九世纪后期起,散文创作显著增多。与阿尔弗雷德教育计划相关的作品包括教皇格里高利一世《牧灵规诫》的英语译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逐渐发展为若干相互关联的编年史传统,而不是一部始终保持统一的连续文本。十世纪末前后,埃尔弗里克撰写了结构严谨的讲道文、圣徒传及教育著作。伍尔夫斯坦于1002至1023年间担任约克大主教,形成了独具特色、节奏鲜明的散文风格,在布道与立法两方面均有贡献;他的《狼致英格兰人布道辞》(Sermo Lupi ad Anglos)回应了其所处时代的危机。
古英语的书面用途远不止于著名的文学作品。法典保留了不同时期有关赔偿、权威与义务的表述。特许状常以拉丁语构建法律框架,同时用英语描述地界,其中包含细致的地方词汇。遗嘱、医方、历书、词汇表和实用指南,则为了解财产、学术、医疗传统及日常劳作提供了线索。这些文类尤其珍贵,因为它们展现了诗歌中较少涉及的语域与词汇领域,也揭示了英语和拉丁语如何并存于同一机构及同一文书之中。
保存、校勘与语言研究
现存古英语语料并不能代表当时所有的口语或书面语。手稿因自然损耗、机构变迁、人为丢弃及灾难而散佚。16世纪英格兰修道院的解散使其藏书流散各地,1731年波及科顿藏书的火灾则损毁了包括《贝奥武甫》手稿在内的重要文献。有些文本如今只能通过底本损坏前制作的早期抄本或刊本得知。因此,文献能否留存,部分取决于收藏与保存过程中的偶然因素。
对古英语的系统研究是在古物研究和语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567年,马修·帕克大主教周围的学者刊行了埃尔弗里克的复活节布道文,题为《古代的见证》。这部著作的出版也反映了当时的宗教论争,说明早期研究的目的并不只是描述历史。乔治·希克斯于1703至1705年出版的《古代北方语言宝库》,推动了对早期北方语言及文字的比较研究。格里穆尔·约恩松·索尔克林于1815年出版了《贝奥武甫》的首个完整版本。
19世纪和20世纪的研究产生了语法著作、词典、手稿目录,以及校勘日益严谨的版本。由约瑟夫·博斯沃思着手编纂、后经T.诺思科特·托勒修订增补的词典,成为一部重要的参考工具书。多伦多大学于1969年启动的《古英语词典》项目,通过全面考察现存文本语料来研究词汇。这类资源会区分词义、语法特征、拼写变体及文本中的用例,而非仅仅为古英语词语配上现代对应词。
文本批判始终是这项研究的基础,因为手稿中的文字并不总是与作者原文一致。校勘者会评估传抄错误、脱漏、改订、不同传本的异文,以及格律或语法方面的证据。经过规范化处理的教学用文本,可能掩盖对语言学家而言十分重要的差异;忠实于原貌的手稿转录本则保留了手稿细节,但可能较难阅读。年代同样必须加以区分:手稿实物的制作、现存文本版本的形成,以及作品的最初创作,可能分别属于不同的世纪。
数字影像、可检索语料库和带标注的数据库,使这些材料更便于查阅。语料库语言学使研究者能够在大规模文献集合中考察屈折变化、词汇和分句结构的规律,而带有句法标注的语料库则为语序变化研究提供支持。不过,计算分析的结果仍取决于编辑与抽样时所作的选择。某种结构在现存宗教散文中频繁出现,可能反映的是文体、翻译的影响,或某一位多产作者的用法,而非一般口语。因此,当前的研究将定量方法与手稿研究、方言分析相结合,并密切关注具体文本产生的历史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