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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 grammatical-case

语法格

语法格通过形式对立或语法特征,标示名词或代词与句中其他成分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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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格是一种语法范畴,用于区分名词、代词及相关表达式与小句或短语中其他成分之间的关系。在具有显性格标记的语言中,名词性表达式可以根据其充当的成分或表达的关系而采用不同形式,例如主语、宾语、领有者,或表示处所、目的地、工具等关系的成分。英语在代词中保留了有限的格对立,如 she 与 her 的区别;拉丁语、芬兰语和土耳其语等语言则具有更为丰富的格系统。

格处于形态学(语言学)、句法和语义学的交汇处。格的形式可以标明语法依存关系、区分事件的参与者,并组织空间意义或其他意义。然而,一个格通常并不只对应一种意义,而某一特定意义在不同语言中也不一定由同一个格来表达。因此,格的研究会区分个别语言自身的语法组织方式与用来描述这些语言的比较范畴。

格范畴及其界限

格在形态上最明确的表现,是名词性表达的屈折范式内部的形式对立。例如,拉丁语 puella“女孩”与宾格 puellam、属格 puellae 和夺格 puellā 形成对立。这些形式属于同一个词汇单位,但其词尾有助于确立不同的语法关系。因此,格通常被归为屈折,而非派生构词:它通常只改变一个词的语法用法,而不产生新的词典词条。

格范畴必须与语法功能和语义角色区分开来。主语和直接宾语是语法结构中的功能;施事、受事、接受者和感事则描述参与者与事件或状态之间的关系。主格表达往往充当主语,但主格并不意味着“施事”。在 she fell(她摔倒了)中,主格代词指的是经历这一事件的参与者。反过来,施事也可以用非主格表达,例如英语被动句 the letter was written by her(这封信是她写的)。尽管语法结构发生了变化,语义角色仍大体相当。

语言学家还区分形态格与抽象句法格。形态格涉及表达形式上可观察到的对立,包括词尾、词干变化或独立标记。一些版本的生成语法将抽象格(Case)设定为名词性表达获得句法许可的一种属性,即使不存在可见的格对立也是如此。按照这种分析,尽管英语名词在 the child arrived(那个孩子到了)和 they saw the child(他们看见了那个孩子)中的形式相同,它们仍可获得抽象的主格或宾格。这种理论用法并不等同于在描写层面上声称英语名词具有显性的主格和宾格屈折形式。

格标记与附置词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分明的。前置词和后置词表达位置、领属、伴随等关系,但通常被分析为句法层面的独立词,而不是名词性成分的屈折形式。英语 in the house 和土耳其语 ev-de(在房子里)通过不同的语法手段表达相似的关系。仅凭意义相似,并不能将英语 in 视为格词尾。相关的判别标准包括:标记在语音上是否具有依附性,附着于一个词还是整个短语,以及它如何与其他屈折形式相互作用。

格范畴也具有语言特定性。例如,“与格”这一名称在一种语言中可能标示转移行为的接受者,在另一种语言中却还可能标示感觉的感事,或不定式结构的主语。描写语法根据各范畴在该语言内部的分布来确定它们。跨语言比较则借助比较概念识别可比的模式,而不预设名称相同的格就具有相同的语法属性。

格的种类与屈折范式的组织

不同语言的格系统差异很大:有的只在有限的一类词中体现出一组显性的对立,有的则区分众多语法关系和空间关系。统计格的数量,并不只是罗列词尾那么简单。一种语言可能用同一个词尾表示多个格,用多个词尾表示同一个格,也可能通过一连串标记,将空间位置与方向结合起来。这些组合是否算作独立的格,部分取决于所采用的语法分析。

传统的拉丁语语法描写承认主格、呼格、宾格、属格、与格和夺格,此外还有使用范围有限的方位格。主格通常标示主语;宾格通常标示直接宾语,也在特定结构中标示目的地;属格标示名词性成分之间的多种关系;与格则常标示接受者或受益者。夺格涵盖的范围尤其广,包括分离、手段和情境。呼格用于称呼,其地位略有特殊,因为用于称呼的表达式不一定占据分句中的论元位置。

梵语通常被描述为有八个格:主格、宾格、工具格、与格、夺格、属格、方位格和呼格。现代德语区分四个主要的格——主格、宾格、与格和属格——但许多名词在形式上几乎不体现这些区别。区分这些格的依据主要来自冠词、形容词和代词。俄语通常被认为有六个格,但还存在一些使用范围有限的额外形式,包括第二方位格和部分属格,因此很难用完全统一的六格分析涵盖所有情况。

芬兰语通常被认为有十五个格,但这些格的能产性和语法地位并不完全相同。其空间格系统包括内格 talo-ssa“在房子里”、出格 talo-sta“从房子里出来”和入格 talo-on“进入房子里”等对立。外部空间格系列则包括接格 talo-lla、离格 talo-lta 和向格 talo-lle,常分别译为“在……处”“从……处”和“到……处”,具体用法取决于各类地点的表达惯例。因此,这一系统沿着相互交叉的维度组织空间关系,而不是为英语的每个介词各配一个彼此无关的词尾。

屈折范式中的某些区别,可能只在部分词类或某些数的形式中显现。在拉丁语中,每一种数的中性主格与宾格形式都相同。在德语中,阴性单数冠词不区分主格与宾格,而阳性单数的 der 和 den 则有区别。这种形式相同的现象称为形态合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相应的格已在整个语言中合而为一:其他词语和结构可能仍保留着两者的区别。

有些东北高加索语言据称拥有大量的格,这往往反映了空间方位与方向的组合。语法描写可能先区分大致相当于“里面”“上面”或“下面”的位置,再将这些位置与静止于某处、向某处移动或从某处移开等意义结合起来。若将每种组合都单独算作一个格,得到的格数就会远多于将方位和方向视为不同形态范畴时的统计结果。因此,格的总数只有在说明统计对象的前提下,才是有用的概括。

格的表达方式

最常见的格标记是后缀。土耳其语的 ev“房屋”可构成宾格 ev-i、与格 ev-e、方位格 ev-de、离格 ev-den 和属格 ev-in。这些例子也体现了格与音系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后缀中的元音随元音和谐而变化,方位格和离格后缀的首辅音则随语音环境交替:比较 ev-de“在房屋里”和 kitap-ta“在书里”即可看出。因此,同一个语法范畴可以由不同的表层形式来体现。

格不一定由可以清晰切分的语音片段来表达。在拉丁语 dominum 中,词尾 -um 在特定的变格模式中同时表示宾格和单数。这种累积式表达与数标记和格标记相对容易分离的连续形式形成对照。格的区别也可能涉及词干交替或替换形式。英语 I 和 me 之间的对应关系无法通过添加能产的格后缀来建立;这种关系属于更广泛的异根互补现象。在其他语言中,格还可能与声调、重音或元音交替相互作用。

表面上没有任何形式标记,也可能具有语法意义。土耳其语 ev 与带有显性后缀的形式构成对立,而许多语言的主格或通格相对于其他格而言都是无标记的。语法描写有时将这种缺省表示为零语素。不过,无标记形式并不一定就是主格:其语法解释取决于整个系统。同一个裸形式可能出现在引用、并入、复合词构成,或不要求格对立的结构中。

格可以在一个短语内的多个词上体现出来。通过一致关系,限定词和形容词可以共同体现名词短语的格特征。德语 mit dem alten Mann“与那位老人一起”中,冠词、形容词和名词都带有与格标记,尽管它们各自遵循不同的形态变化模式。这种分布意味着,格往往更适合视为短语的属性,而具体由哪些词来体现,则由各语言自身的规则决定。

另一些系统将标记置于短语边缘,而不是加在每一个名词性词语上。日语的 ga、o 和 ni 等助词位于名词性表达之后,通常被称为格助词。它们的地位不同于拉丁语的屈折词尾,但同样有助于识别分句内部的关系。英语所有格标记 ’s 则带来了另一种边界问题:在 the person next door’s bicycle“隔壁那个人的自行车”中,它附着在整个领有者短语的末尾。这种分布促使人们将 ’s 分析为附着词或短语层面的标记,而非普通的名词后缀。

有些语言允许一个名词性表达带有不止一个格标记。在某些格叠加形式中,一个标记可以表达名词短语内部的关系,另一个则反映该短语在外部句法结构中的作用。传统上称为 Suffixaufnahme(后缀呼应)的相关模式,是指从属表达在保留自身关系标记的同时,复制其中心语的格特征。这些模式表明,格形态可以编码多层句法依存关系,而不仅是一个名词与一个动词之间的单一关系。

格与小句参与者的配列

格在语言比较研究中的一项核心用途涉及形态句法配列,即语言如何将不及物小句和及物小句中的参与者归为不同组别。语言类型学家通常用 SS 表示不及物动词的唯一论元,用 AA 表示及物动词中较接近施事的论元,用 PP 表示其中较接近受事的论元。这些符号是用于比较的工具,并不意味着每个主语都是施事,也不意味着每个宾语都是受事。

在主格—宾格系统中,SS 和 AA 受到相同的处理,而 PP 则与二者区别开来。拉丁语体现了这一模式:

  • Puella venit ——“女孩来了。”
  • Puella puerum videt ——“女孩看见男孩。”

这里,puella 无论充当 SS 还是 AA,都用主格;而充当 PP 的 puerum 则用宾格。英语人称代词也呈现出类似的对立:she arrived(她到了)和 she saw him(她看见了他)。这一配列的决定性特征是将 SS 与 AA 归为一组,而不在于是否存在某个特定的后缀。

在作格—通格系统中,SS 和 PP 受到相同的处理,而 AA 则与二者区别开来。巴斯克语体现了这一点:在不及物小句中,“那个男人”用通格形式 gizona;当同一个单数表达式充当及物小句的施事时,则用作格形式 gizonak:

  • Gizona etorri da ——“那个男人已经来了。”
  • Gizonak mutila ikusi du ——“那个男人已经看见了那个男孩。”

在第二句中,表示“那个男孩”的 mutila 是通格。这些单数例句需要结合完整短语来考察,因为巴斯克语的 -ak 还另有一种用途,即出现在复数通格形式中。表面上的词尾并不总能脱离数和语境来解读。

此外还有其他配列方式。三分系统用三种不同的模式区分 SS、AA 和 PP。在施事—状态系统中,不同的不及物论元可能受到类似于 AA 或 PP 的处理,这往往与动词的词汇类别,或涉及控制性、受影响程度的区别有关。一种语言也可能呈现分裂作格性,在某些环境中采用一种配列,在其他环境中采用另一种。配列的分裂可能取决于时、体、人称、名词类别或小句类型。

印地语提供了一种广为人知的、随构式而变化的模式。在许多完成体及物小句中,施事带有标记 ne;而在相应的非完成体小句中,施事通常不带标记。这一分布受到词汇和构式条件的限制,宾语标记和动词一致关系又带来了进一步的区别。因此,将印地语的所有小句一概归为作格型或宾格型,都会造成误导。

格配列还必须与句法配列区分开来。一种语言在格标记上可能将 SS 和 PP 归为一组,但在某些特定的并列构式或控制构式中,却将 SS 和 AA 归为一组。动词的一致关系还可能遵循另一种模式。因此,要作出完整说明,就必须分别考察格、一致关系和句法行为。“作格语言”之类的标签,只是对所观察到的模式的便捷简称,并不是对每个语法子系统的完整描述。

意义、论元结构与差异标记

格与论元结构密切相关,但并不是一套能直接对应事件意义的编码。不同动词所选择的论元数量,以及赋予这些论元的关系各不相同。表示“给予”的动词通常容许施予者、被转移的事物和接受者三个论元;表示“睡觉”的动词通常只需要一个参与者。格可以区分这些论元,但不同语言会以不同方式分配相关功能,综合运用格、介词或后置词、一致关系以及成分语序等手段。

传统上对语法格和语义格的区分,反映了其中一部分差异。主格和宾格常被称为语法格或结构格,因为它们的分布与分句的组织方式密切相关。工具格、共格和处所格则常被称为语义格,因为它们的意义较容易辨认,例如手段、伴随或位置。这一界限并非绝对。某个特定动词可能要求使用工具格,而宾格也可以在直接宾语功能之外表示持续时间或范围。

属格的功能尤其多样。除所有关系外,它还可以表示亲属关系、作者关系、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度量,以及与名词化事件相关的参与者。英语中的 the city’s destruction 本身并不明确说明,是这座城市遭到毁灭,还是这座城市造成了毁灭。在具有显性格屈折变化的语言中,属格结构也会出现类似歧义。语境和中心名词的词汇意义有助于确定具体解读。

格的选择还可能取决于名词性表达式的属性。差异宾语标记是指某些直接宾语带有标记,而另一些直接宾语不带该标记的现象,这种区别往往取决于定指性、特指性、有生性或话语地位。土耳其语体现了一种与特指性有关的对比:kitap okudum 可以表示“我读了一本书”或“我进行了读书这一活动”,而 kitabı okudum 中的宾语 kitabı 带有宾格标记,在相关语境中通常被理解为定指或特指的对象。这并不是宾语与非宾语之间的区分,而是宾语内部的对比。

印地语的 ko 同样既用于许多有生或特指的直接宾语,也承担与格功能。这些模式说明,为什么一个标记并不总能对应单一的英语表达。它们也将格与语用学联系起来:所指对象是否可识别、是否被视为独立个体,或是否在话语中突出,都可能影响其语法表达。不过,差异标记受各语言自身的规则制约,并非说话者可以任意选择。

芬兰语的宾语格体现了语法与意义之间的另一种互动。部分格宾语出现在多种环境中,包括许多否定分句,以及将事件呈现为无界或未完成的结构。比较 luin kirjaa,其含义大致为“我当时正在读一本书”,以及 luin kirjan,其含义为“我读完了那本书”,带有事件已完成的解读。这一对比还与数量及谓词的词汇属性相互作用。不能将其简单归结为部分格等于“一些”、另一种格等于“全部”;这种形式反映的是分句如何将事件及其宾语结合起来加以构拟。

格的指派、短语结构与语序

句法描写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名词性表达的格由什么决定?按照传统术语的说法,动词、介词或其他中心语可以支配某个特定的格。德语的 mit(“与……一起”)支配与格,而 für(“为了”)支配宾格。有些介词可以根据构式意义搭配不同的格:in dem Haus 意为“在房子里”,用与格标示位置;in das Haus 则意为“进入房子”,用宾格标示有方向的空间关系。

这种区别并不简单等同于静止与实际移动的区别。德语可以用与格描述某一地点内部的移动,例如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相比之下,宾格构式呈现的是进入相关空间区域的路径。因此,格的交替必须从介词构式的层面加以解读,而不能直接根据事件中是否存在移动来推断。

不同理论对格如何指派有不同的解释。结构性分析将格与句法配置或特定的功能中心语联系起来。词汇格或固有格分析则更重视各个谓词的要求以及题元关系。在依存语法中,可以根据中心语与其依存成分之间的依存关系来描写格,而不必采用同样的短语结构机制。这些分析所处理的证据有所重叠,但未必认定相同的形式机制。

被动构式揭示了结构性较强的格与词汇限制较强的格之间的区别。在许多主格—宾格型语言中,主动句的直接宾语在被动句中变为主格主语。由词汇选择而带有与格或其他斜格的论元,其表现可能有所不同。冰岛语在这方面的研究文献中尤为重要,因为某些主语带有非主格的格,传统上称为“怪异格”,但在独立的句法测试中仍表现出主语的属性。这表明,主语身份与主语必须具有主格形态这一所谓普遍要求并不是一回事。

丰富的格标记可以使语序更加灵活,因为即使名词性表达的位置发生变化,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仍然可以辨明。拉丁语的 puella puerum videt 和 puerum puella videt 都可以表达“女孩看见男孩”。但二者在话语中未必可以互换:语序与对比、话题、焦点、节奏和体裁相互作用。形态歧义和词汇预期也依然发挥作用。因此,格标记减轻了促使语序固定的某些压力,却并未消除语序本身的语法规则。

反过来,语序固定的语言也可以保留格的对立,而名词屈折变化不丰富的语言则可以通过助词、一致关系或构式模式来区分论元。格与语序是两种部分独立的手段。研究二者的相互作用,最好着眼于具体构式,而不是将“格多”与“语序自由”视为普遍对应的关系。在语言加工过程中,读者和听者会综合利用格形态、语序、语义上的合理性以及语境;没有任何单一线索必然能决定每个句子的解读。

历史演变与重组

格系统会随着音变、形态重新分析、类推以及句法组织方式的变化而改变。历史语言学通过比较亲属语言、辨认规则对应关系,重建早期的格系统。重建的印欧语系祖语通常被分析为具有八个格:主格、呼格、宾格、属格、离格、与格、方位格和工具格。这种重建并不意味着每一种后代语言都在每一套名词性词的变格范式中继承或保留了八种不同的形式。

印欧语系的若干分支合并了较早的格区别。拉丁语离格的功能反映了所继承的离格、工具格和方位格所表示的关系的汇合,不过仍有使用范围有限的方位格形式留存。古希腊语则将所继承的工具格和方位格的功能并入与格。这类演变并非仅仅是偶然的同音现象:当原本分立的形式及其分布趋于一致时,语法系统本身也可能发生重组。

英语的历史提供了一个记录充分的格系统简化实例。古英语的名词性词系统区分主格、宾格、属格和与格,此外还保留了有限的工具格区别,在某些代词和形容词中尤其明显。在向中古英语过渡的过程中,非重读词尾弱化,许多格的对立随之消失。除语音弱化外,类推、一致关系的变化和句法演变也共同推动了这一过程。现代英语主要在人称代词和所有格结构中保留了明显的格对立,而没有保留古英语的变格系统。

从拉丁语到罗曼语族各语言的演变,同样涉及名词性词格系统的大规模丧失与重组。古法语曾在许多名词性词的变格范式中保留两格系统,通常称为主格和斜格,后来这一区别才从标准语中消失。罗马尼亚语在其名词性词系统的部分范式中保留了主格—宾格与属格—与格的对立,同时还保留呼格形式。因此,罗曼语族体现的是同一语族内部不同的演变结果,而不是所有格形态在同一时期一并消失。

新的格标记可以通过语法化产生:独立的词或结构获得语法功能,并与其所依附的成分结合得更加紧密。介词、后置词等附置词可以发展为黏着标记,关系名词则可以发展为附置词或类似格标记的成分。语音依附程度、分布和意义上的变化未必同步,因此会产生一些归类尚有争议的过渡性系统。

语言接触可以通过促进模式复制、趋同或重组来影响这些演变,但并不会带来统一的结果。接触可能在一种环境下促使格消失,却在另一种环境下推动带格标记的结构扩展。格系统的简化也不是语言衰退的证据:一种形态区别的丧失,可能伴随着对附置词、固定结构或一致关系的更大依赖。历史解释关注的是语法信息分布方式的变化,而不是把语言按发达程度高低排列。

学术研究、习得与计算分析

格的术语源于古代语法研究。希腊语 ptōsis 通常译为“落下”或“格”,它与拉丁语 casus 共同构成了现代术语的源头。古代的用法并不总与今天的定义完全对应,不同语法传统对主格的处理也有所不同。不过,希腊和罗马的语法论述确立了一套格的名称,后世语法学家将其用于许多其他语言,有时还将其扩展到原有适用范围之外。

梵语语法传统对动词所表达的事件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分析。波你尼的《八章书》通常被认为成书于公元前一千纪中叶,其中将格词尾与 kāraka(迦罗迦)范畴及其他语法条件联系起来。kāraka 涉及参与者关系,但不能简单地与名词的格等同:二者如何对应,取决于具体构式及其他规则。这一传统很早就对关系意义与形态表达之间的区别作出了系统论述。

现代语言类型学比较亲缘关系和地理分布各异的语言中的格系统、配列系统,以及显性标记出现的条件。世界语言结构地图集等资源对比较资料加以整理,但分类有赖于明确的定义。例如,一项调查必须确定:附置词标记是否计入,如何处理仅限于代词的格系统,以及空间意义的组合是否算作独立的格。抽样方法与语言描写的质量,也会影响所提出的跨语言概括。

语言习得研究考察儿童如何学会格的形式,以及允许这些形式出现的构式。这项任务包括识别词尾、学习不规则变格范式、辨认同形现象,以及将形态线索与句义理解联系起来。由于格标记的出现频率、感知显著性和一致性各不相同,不同语言中的习得进程也有所差异。词尾使用错误,可能反映的是对变格类别把握不准,而不是不理解谁对谁做了什么。因此,在解释实验结果时,必须区分形态知识与对参与者关系的理解。

在第二语言习得中,困难同样可能出现在多个层面。学习者可能知道某个介词支配与格,却选错冠词形式;也可能用对了词尾,却不能始终正确理解它在句法上的作用。因此,研究会分别考察产出、判断、理解和实时加工。学习者掌握的其他语言、熟练程度以及具体构式,都会影响其表现;格并不是在某一时刻一次性习得的单一技能。

计算分析既将格视为形态特征,也将其用作识别句法结构的线索。语料库语言学利用标注文本研究分布与变化,而句法分析系统则可以借助格标记识别依存关系。在通用依存中,Case=Nom 这样的特征记录的是形态分析,而依存关系 case 则用于与名词性成分相关联的附置词或格标记成分。因此,这些标签中相同的词实际上指向不同的标注层面。同形形式、切分歧义和源数据标注不一致,仍是实际应用中的障碍:一个表层形式可能容许多种分析,只有结合其所在构式才能消除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