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语 · aiwiki.page

日语（日本語，Nihongo）是日本的主要语言，也是唯一将其定为国语的国家的语言，全球约有1.23亿使用者。它是日语族（Japonic）的主要成员，该语族还包括琉球语诸语言。日语与其他语言的亲属关系至今未定：通常被视为一个独立的语系，目前提出的各种亲属语言说都没有获得广泛认可。其在音系学上相对简单，只有五个元音，并以摩拉为节奏单位；但其文字体系是现今使用中最复杂的之一，结合了汉字（kanji）、两套音节文字平假名（hiragana）和片假名（katakana），以及现代实践中使用的拉丁字母。

该语言在语言学上很重要，因为它呈现出一些罕见或独特的特征：黏着型的形态学（语言学）；在句法上，句子结构为核心居末型，且经常省略主语和宾语；还有精细的敬语系统。其历史也显示出与汉语长期而深刻的接触，这一接触塑造了它的词汇、文字和文学传统。日语在社会语言学的争论中也居于核心位置，因为地域方言、性别化的言语以及语言标准化都与民族认同密切相关。

本词条先介绍该语言的分类与起源，再讲述其历史阶段以及语音、语法和词汇结构。接着详细考察文字体系，随后是敬语、方言和标准日语。后面几节讨论濒危的琉球语变体、社会变异、习得与教育、全球使用、计算机处理，以及该语言的研究史。

分类与起源

日本语族

日语属于日本语族，该语族还包括琉球群岛的琉球语族语言。根据目前广泛接受的系统发生学分类，日本语族由三个分支构成：琉球语支、日语支和八丈语支，不过八丈语的系统发生学地位仍有争议。琉球语支分为两组：北部组包括奄美语和冲绳语，南部组包括宫古语、八重山语和与那国语。有些分类将八丈语视为第三个分支，另一些则将其视为东日本方言中分化程度很高的一种变体，因此其地位取决于分类所采用的标准。

语言孤立地位与外部假说

日语常被描述为语言孤立语，因为尚未证实它与任何其他语系存在亲缘关系。语言学家过去普遍认为日本语族语言属于一个独立的语系；在琉球语和最终八丈语被确认为日本语族内的独立语言之前，日语一直被视为语言孤立语。已有若干外部假说被提出。阿尔泰假说基于黏着型形态、以主宾谓为主的语序，以及音系和动词结构方面的某些相似之处，但大多数专家并不接受。其他假说把日本语族与南岛语系或侗台语系联系起来。保罗·K·贝内迪克特（Paul K. Benedict）认为日语是一种副南岛语，并提出了"南岛-台语-日本语"的归并，但该归并并未被语言学界广泛接受。有人提出日语与朝鲜语存在联系，理由是今天韩国南部的地名，这些地名可能源自古代孤立的加耶语或其他记载极少的语言。总体而言，假说众多，但没有一种获得普遍认可。

原始日本语及其年代

日本语族的共同祖先称为原始日本语，它是重建的语言，而非有文献记载的语言。其重建方法结合了对古代日语（奈良地区的中央方言和东部古日语方言）的内部重建，以及对古代日语和琉球语的比较方法。其年代则不太确定。由于古代日语存在若干琉球语所没有的创新，两个分支必定在7世纪之前就已分化。更早的分化时间难以确定，各家观点对原始日本语能够追溯到多早也存在分歧。一些学者认为，原始琉球语与本土语系的分裂可能发生在弥生—古坟过渡期前后，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分裂时间更晚。

传入列岛

许多研究者将日本语族传入列岛与水稻种植的传播联系起来。大多数历史语言学家认为，日本语族是在弥生时代首次传入日本列岛的。弥生时代本身是由考古学确定的：约公元前1000年，水稻农业传入北九州玄界滩地区，标志着弥生时代的开始。一种语言学模型认为原始日本语最早的进入地点是朝鲜半岛：原始日本语首先进入朝鲜半岛，并在弥生时代初期（约公元前9世纪）传播到日本列岛，但这一年代说存在争议。

人口遗传学提供了一个与此并行的框架。一个由来已久的假说认为，日本本土人群的祖先有双重来源：土生的绳文时代狩猎采集渔民，以及随后到来的弥生农耕者。后来的基因组研究又增添了更多层次，其中一项研究发现，在古坟时代（皇室时期）东亚血统曾有一次晚期涌入。语言学模型常将弥生移民与该语言联系起来，但基因、考古与语言三者之间的对应并不完全吻合。研究者对传播路线也存在分歧：一种假说提出，日本语族起源于山东，并由迁徙的稻农沿跨越渤海至辽东的路线传入日本。另一些人则认为，语言传播与水稻种植之间的联系较弱。一个关键弱点在于证据：书面材料出现得相对较晚，而日本列岛经历过多次史前人口迁移，并长期与朝鲜半岛和大陆东亚保持互动。此外，尽管学界对史前语言有大量推测，历史上语言和方言在列岛上的扩散虽然更容易考察，却很难与史前时期联系起来。日本语族的到来也不一定意味着早先的语言立即消失，因为在日本语族到来之后，并非所有绳文语言都必然立即被新语言取代。

从古日语到现代日语

古日语

古日语仅通过奈良时代（710年至794年）留下的文献为人所知。它是日语有文献记载的最早阶段，见于奈良时期（8世纪）的文献。现存材料大多为诗歌。这些文本使用万叶假名书写，即借用汉字作表音字（偶尔也作表意字）的书写系统。该时期的语法已有一些特征，后来的形式部分地放弃了这些特征。与后来的日语不同，古日语的形容词可以不加活用，直接修饰后面的名词。古日语动词拥有丰富的时态和体貌词缀系统。

语音系统的划分也更为精细。现存最早的古日语能够区分88个音节。其中一些对立被归为若干类。古日语保留了所谓的甲类（kô-rui）与乙类（otsu-rui）音节的区别，这两类在向前期中古日语过渡时合并。有一种构拟更进一步，认为该语言大约有八种元音区别：其中两个后来合并为一个e，两个合并为i，两个合并为o。由于这些区别的语音实现并不确定，它们的确切发音至今仍有争议。

前期和后期中古日语

平安时代（794年至1185年）标志着前期中古日语。这一时期是汉语对日语影响最为显著的时期。语音系统在此期间经历了重组。早期文献中可见的区别在后来的资料中消失了。例如，mo1与mo2之间的区别见于《古事记》（712年），但在后来的资料中已经合并。动词和形容词的词法随之发生平行变化，动词活用的重组将在形态学中讨论。

后期中古日语涵盖1185年至1600年。这一时期的变化使日语更接近现代语言，欧洲语言的借词也首次出现。最早的欧洲词汇在这一阶段进入日语，同时语音系统也开始趋向现代模式。

近代与现代日语

江户时代大约从1600年或1603年（说法不一）延续到1868年。这几个世纪里，标准方言从关西地区的方言转向江户（今东京）地区的方言。与葡萄牙和荷兰商人的接触也为日语增添了词汇。与葡萄牙和荷兰商人的接触引入了パン（pan，面包）和ガラス（garasu，玻璃）等借词。

现代日语通常以明治时代为起点，明治时代在明治天皇在位期间于10月23日开始。国家结束闭关锁国后，外来词汇的流入加速。1853年日本自我孤立政策终结后，来自欧洲语言的借词大量增加。英语借词尤其频繁，以英语为词源的日语词汇也大量涌现。新政府下，以东京话为基础的标准语（hyōjungo）被推行为全国标准语，在学校教授并用于公共生活。

语音变化及其后果

总体趋势是简化。早期的音节区别随时间逐渐减少，书面语料本身也记录了这一过程。表中的音节清单反映了一个正在变化的系统，而区别的逐步消失在古日语文本语料中清晰可见。这些后果也波及了书写系统。假名正字法最初是音节型的，因为古日语中显然没有长短音节的区别。然而，后来的发展引入了这种区别，如今假名正字法更适合被称为以音拍（mora）为单位的体系。语音变化与文字之间的这种联系，在书写系统和音位中有进一步讨论。

汉字的影响与文字的传入

在与中国接触之前，日本列岛上并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字。最早的汉字主要以实物的形式传入。汉字最初是随着从中国输入的官印、书信、刀剑、钱币、铜镜以及其他装饰品一同来到日本的。已知最早的此类舶来品是东汉光武帝在公元57年赐予倭国使者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公元1世纪的中国钱币曾在弥生时代的考古遗址中出土，但当时的日本人很可能并不理解其上的文字。“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年代是传统的说法，而文字是通过何种途径传入的，则不太确定。公元3至6世纪间，中国汉、魏、晋以及南北朝时期的文化成就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最著名的文献记载是关于王仁的故事。据《日本书纪》和《古事记》记载，五世纪初应神天皇在位期间，半传说性质的学者王仁受百济王国派遣来到日本，并带来了儒学和汉字的知识。实物证据则较为稀少。1968年出土的稻荷山铁剑上有镶金的铭文，其年代通常被定为公元471年前后。因此，年代判定依赖于编年史、舶来品和铭文的综合研究，学界的推算也各不相同。

日本早期的书写几乎完全使用汉语。最早的日语文献很可能是由在大和朝廷任职的、通晓两种语言的中国或朝鲜官员书写的。两部最古老的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全部用古典汉语写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典汉语充当了日本最早的书面文学语言，而宫廷中使用的口语日语只能间接地被记录下来。官方文书和教育都遵循中国的模式。奈良时代（710—794年），日本建立了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学习和运用汉字成为重要的学科与技能，并培养出了一批精通汉字的日本人。

以日语的方式阅读汉文，便产生了汉文训读。抄写者发展出一套注释与读法体系，称为训读，借此将古典汉语译读为日语。到奈良和平安时代，这些读法借助训点和符号，使汉文以日语的语序、助词和词形变化来呈现。写在汉字旁边的返读符号表示该段文字必须打乱原文顺序来读，从而将汉语的主谓宾（SVO）句式转换为日语的主宾谓（SOV）句式。振假名即写在汉字旁边的平假名，用来标示日语读音。因此，汉文训读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它保留了汉语原文的完整，同时又使其能够以日语的方式读出，直至今天，它仍是日本教育的一部分。

汉语词汇也通过同样的渠道进入日语。国家大量借用大陆的制度与文化：日本政府借鉴了中国的法律体系，并引入了大量表达法律术语的汉字词汇。通过汉译佛经传入的佛教，又增添了一层宗教和学术的词汇。采用这些汉字的同时，日语也吸收了大量汉语词语，并使之适应日语的发音。其结果是形成了一种典雅、正式的文体，其中汉源词语与和语词汇并存，这一模式将在词汇一节中进一步讨论。

结构上的主要问题在于两种语言之间的不匹配。汉字承载着意义，并大致对应一个中古汉语音节，而日语是一种多音节的黏着语，其语法依赖于助词和词尾变化，而汉字并没有表达这些成分的自然方式。许多论述认为，这一差距是促成表音文字发明的主要压力。一种解决办法是万叶假名，即奈良时代借用汉字的音来记录日语语音的用字，依据的是其中古汉语读音。万叶假名由约970个汉字组成，用来表示8世纪日语中约90个不同的音节。这种一音多字的情况使阅读变得困难。由于同音字众多，再加上万叶假名与训读的汉字混用，几乎不可能确定文本唯一正确的读法。尽管如此，这一体系仍被用于和歌，《古事记》（712年）和《日本书纪》（720年）的歌谣部分中已经在使用它。

后来的假名正是从这一尝试中发展而来的。约公元650年，用于古代诗歌集《万叶集》的万叶假名书写体系，开始逐渐以汉字的读音而非字义来使用。草书体的万叶假名演变为平假名，而片假名则是由佛教僧侣为了进一步简化书写，从万叶假名的部分字形演变而来。这些文字的细节将在假名一节中讨论。

音系：音、音节与节律

以东京方言为基础的标准日语有五个元音音位 /a i u e o/，每个元音都可以是短音或长音。长短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因此最小对立体十 tō（"十"）与戸 to（"门"）的区别仅在于元音拉长的程度。同样，ojisan（"叔叔"）与 ojiisan（"爷爷"）的区别也只在于元音长短。短音 /i/ 和 /u/ 常在清辅音之间或句末被清化，如 desu。这种清化是一种语音过程，不会产生新的对立。

多数音节为开音节，结构为 CV，许多音节仅由一个元音构成。本族语词汇避免辅音连缀，且大多数辅音不能出现在音节末尾。主要的例外是音拍鼻音 /N/（写作ん）以及促音的前半部分（写作っ，即促音符号），它会使后面的辅音延长，例如 kitte（"邮票"）与 kite（"来"）。腭化音如 kya 用小写的 ya、yu、yo 书写（拗音，yōon），它们构成一个音节，却需要两个假名。由于这些规律，音节并不是计算日语声音的好单位。

基本的时长单位是音拍（拍，haku）。词语東京 Tōkyō 有两个音节，却有四个音拍：to-u-kyo-u。长元音、ん和っ各占一个音拍。这种以音拍为基础的节律解释了为什么俳句以"音"（on）来计量，每句为五、七、五个音拍，而不是音节。它也是许多依赖计算声音单位的文字游戏和双关语的基础。假名表同样体现了这一原则：大多数字符对应一个音拍，这正是音节文字适合书写日语的原因。

标准日语的重音是音高重音，而非重音音节（stress）。在东京话中，有重音的词在某个特定音拍之后出现一次从高到低的降调，而无重音的词保持低调，并在第一个音拍之后上升。音高模式可以区分词义：雨 ame（"雨"）的重音在第一个音拍并且下降，而飴 ame（"糖果"）无重音并且上升。重音系统在各地区间有所不同。京阪（关西）系统的对立方式与东京不同，九州的若干方言也有各自的模式。因此，重音是方言之间差异明显的方面，也是在媒体中辨别地方口音的有用特征。

日语的音系配列限制词首辅音连缀和大多数词末辅音，因此外来语会被调整以符合本族语的规律。通常会插入一个元音来拆分辅音连缀或封闭音节。英语 strike 变为 sutoraiku，glass 变为 garasu，Christmas 变为 kurisumasu。词末辅音一般会加上一个额外的元音，例如来自 "cake" 的 keeki。20世纪以来，片假名组合如ティ（ti）和ファ（fa）使外来语能更接近英语的发音。许多人在日常口语中仍会改变这些形式，因此原始读音只得到部分保留。

形态学与动词

日语是黏着语。词干后面可以接续一连串后缀和助动词成分，每个成分的意义都比较固定，因此一个动词形式可以同时表达否定、礼貌、语态和时态。动词 tabe-“吃”就体现了这一模式：tabe-mase-n-deshi-ta 在礼貌语体中表示“没有吃”，其中礼貌后缀、否定、判断助动词和过去时标记各自位于固定位置。使役和被动后缀也能以同样方式叠加（tabe-sase-rare-ru，“被迫吃”）。日语没有独立的将来时。以 -ru 或 -u 结尾的非过去形式既可指现在，也可指将来，体（aspect）则通过 -te iru 等结构来表达。每个词缀都是一个独立的语素，分析这些单位如何组合是形态学的核心任务之一。

动词分为两个规则类。辅音词干动词称为五段（godan，“五行”）动词，词干末尾的辅音会随词形变化而改变，如 kak-u“写”、yom-u“读”。元音词干动词称为一段（ichidan，“一行”）动词，直接在词干上加后缀，如 tabe-ru“吃”、mi-ru“看”。动词的类别不总能从词尾看出来。例如 kaeru“回去”以 -eru 结尾，却是五段动词。少数不规则动词包括 suru“做”和 kuru“来”，它们的词干有变化（shi-/sa-、ki-/ko-）。动词 iku“去”只有 -te 形式不规则，即 itte。

每个动词有几个词干，分别用于不同的环境。传统语法列出了以下几种：用于否定、被动和使役的未然形（irrealis）；用于礼貌形 -masu、希望形 -tai 以及 -te/-ta 形式的连用形（continuative）；用于普通现在时的终止形（terminal）；用于修饰名词的连体形（attributive）；用于 -ba 假定句的假定形（conditional）；以及命令形。-te 和 -ta 形式还涉及语音变化，因此 kaku“写”变为 kaita，yomu 变为 yonda，shinu“死”变为 shinda。这些交替由词干末尾的音决定，是学习者的一大难点。

形容词分为两类。i形容词如 takai“高的”，可以自行变化：takakunai（否定）、takakatta（过去）、takaku（副词形）。ii“好的”等形容词有不规则形式（yokatta）。na形容词如 shizuka“安静的”，需要借助系动词 da 或 desu 来作谓语。它们通过 na 修饰名词（shizuka na heya，“安静的房间”），否定形式则用 ja nai 或 de wa nai 构成。两类词的不同处理方式，反映了它们与时态和系动词结合方式的根本差异。

构词主要依赖派生、复合和重叠。后缀可以从形容词派生名词，如 taka-sa“高度”；前缀则用来加强语气或表示礼貌。复合词非常常见，可以混合和语与汉语来源的成分。重叠可以形成 hito-hito“人们”、iro-iro“各式各样”、kuni-guni“各国”等词，并且常带有语音象征效果。许多动词还以及物性成对出现，例如 aku（不及物，“开”）与 akeru（及物，“打开”），二者通过选用不同的后缀相互派生。

拟声拟态词构成了一个独特且能产的词类。传统术语区分 giongo（拟声语，模拟声音，如 goro-goro“隆隆”）与 gitaigo（拟态语，表示状态或样子，如 doki-doki“心怦怦直跳”、pika-pika“闪闪发光”）。它们大多为重叠形式，常以 to 的形式作副词使用，或与 suru 组合，如 doki-doki suru。浊音化和元音的选择，可以改变人们对大小、强度或硬度的感受。新的拟态词不断出现在漫画、广告和日常口语中，这使得这一词类始终保持开放。

句法与句子结构

日语是动词居末的语言，基本语序为主语、宾语、动词（SOV）。谓语位于主句末尾，其他大多数成分都位于谓语之前。语法角色主要不是靠词序来体现的，而是靠每个名词短语后面的后置助词来标记其功能，因此句子中间部分的词序比英语更灵活。由于动词最后出现，听者必须记住前面的内容，直到谓语出现才能把它们理顺。这也是日语句法分析中句法与语义学关系密切的原因之一。

助词与「は」「が」的问题

助词「が」（ga）和「を」（o）通常标记主语和直接宾语，「に」（ni）和「で」（de）则标记目标、地点和手段。助词「は」（wa）则不同。它通常被描述为标记话题，即句子其余部分所评论的框架，并且常常指代已经提到过的事物。主语助词「が」往往用于引入新信息，或用于回答疑问词提出的问题，因此回答"谁来了？"时通常使用「が」。同一事件可以用两种助词中的任何一种来描述，而选择不同，说话人所突出的内容也随之不同。几十年来，语法学者一直在争论如何分析这一对助词。有人认为「は」标记对比，也有人认为它标记话题地位，两种分析会影响对否定句和嵌入从句的解释。这仍是日语语法中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

省略的论元

当语境已经表明主语或宾语是什么时，它们常常不被说出，因此一个句子只有谓语也可以是语法完整的。译者因此经常需要判断省略的参与者是"我"、"你"、"他"还是"他们"，而答案可能取决于语篇，而非任何显性标记。对于句法分析器和语言处理系统而言，这意味着确定省略论元的所指是一项独立于句子解析本身的任务，这一困难将在自然语言处理中作进一步讨论。

修饰语与嵌入

修饰语位于被修饰词之前。形容词、副词和属格短语都位于中心词之前，关系从句也是如此。日语没有关系代词；相反，从句直接置于名词之前，从句内部的空缺则根据名词的角色来理解。在「昨日買った本」（"我昨天买的书"）这样的短语中，名词「本」被理解为「買った」的宾语，尽管从句中没有任何成分明确指向它。这样的从句可以层层叠加，形成很长的名词短语，使中心名词一直推迟到短语末尾才出现。这种中心语居后的模式是日语的一贯特征，也是语言类型学的研究对象，同时也是长句对记忆负担较重的原因之一。

句末助词

句末助词（终助词，shūjoshi）位于谓语之后，表达说话人对命题的态度。「か」（ka）标记疑问。「よ」（yo）通常用于断言某事，或告知听者被认为尚不知道的信息；「ね」（ne）则要求听者分享或确认某个看法。「よね」（yo ne）用于寻求对说话人认为已被接受之事的确认。其他助词，如「な」（na）和「の」（no），则带有情感或非正式的语气。它们的用法取决于语用学以及说话人与听者之间的关系。一些助词还与性别化的言语有关，其使用分布随时间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将在社会语言学中讨论。由于这些助词与敬体形式「です」「ます」以及语调相互作用，同一个助词就可能使句子从礼貌变为直率，或从中性变为带有情感色彩。

词汇：和语、汉语词与外来语

三个来源与一个混合类别

日语词汇传统上按来源划分。和语（和語，也称 yamato kotoba，即大和言葉）构成词汇的固有核心，包括大量日常词语，例如 yama（"山"）和 umi（"海"）。汉语词（漢語，kango）是由汉语语素构成的词，在数个世纪里分多次借入。外来语（外来語，gairaigo，字面意为"来自外部的词"）指从其他语言借入的词语；在实际使用中，即使汉语来源并不明显，外来语通常也不被算作汉语词。混合词称为混种语（混種語，konshugo），由不同来源的成分组合而成，例如 jūbako（重箱，一种可叠放的食盒），它把汉语词"重"与和语词"箱"结合在一起。

各类词所占比例取决于统计的词库。词典中的词条以汉语词为主，而日常口语则更多依赖和语。词典中汉语词的比例常被估计为约60%，但在日常会话中的比例要低得多。语体也有影响：汉语词通常更正式，多见于书面语；和语则更口语化，在谈话中更为常用。外来语往往与现代感或时尚的用法相联系。

汉语词与同音现象

汉语词通过与汉语学问、佛教以及朝廷官僚体系的接触而进入日语，此后日本人还用汉语成分创造了新的复合词。由于汉语词由有限的汉语音节模式构成，其中有许多是同音词。读音 kōka 可以对应"效果"（効果）、"昂贵"（高価）、"硬化"（硬化）等多个词。这种歧义通常由语境、前后词语，或书写时所选用的字形来消解，因为汉字能够区分读音相同的词。

来自葡萄牙语、荷兰语和英语的外来词

最早的欧洲外来词随葡萄牙商人和耶稣会传教士而来，他们于1540年代抵达日本。pan（"面包"）、botan（"纽扣"）和 karuta（"纸牌"）等词便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当时葡萄牙语借词数量众多，但在17世纪初葡萄牙传教士和商人被驱逐之后，许多词语逐渐废弃；有一种说法估计，在曾经流通的约4000个词中，只有约100个保留了下来。日语中的 igirisu（"英格兰"）一词本身就源自葡萄牙语 inglês。

江户时代，长崎出岛的荷兰人带来了 garasu（"玻璃"）和 arukōru（"酒精"）等词语。明治时期的现代化带来了大量来自德语、法语和英语的外来词。在19和20世纪，英语逐渐成为主要来源，如今大多数外来语都来自英语。外来语主要以片假名书写，而许多较早借自葡萄牙语和荷兰语的词则改用平假名或汉字书写。

和制英语与持续的变化

和制英语（和製英語，"日本制造的英语"）是用英语材料构成的词语，这些词或者在标准英语中并不存在，或者在英语中含义不同。sarariiman（"上班族"，源自 salaried man）和 baikingu（自助餐，源自 Viking）是典型例子；erito shain（"精英员工"）则将片假名书写的英语词与汉字复合词混合在一起。karaoke（卡拉OK）由日语 kara（"空"）与"管弦乐队"（orchestra）的缩略形式组合而成。部分和制英语被用作委婉语，例如 rabuho（指"情人旅馆"）。少数词语已进入英语，其中最著名的是 waifu（"老婆"）。这些构词模式中有许多在大正时期就已确立。

词汇仍在不断变化。新造词、缩略语和专业术语通过片假名进入日语，而一些较早的外来词则被和语或汉语词的对应词所取代。追踪这些变化是词汇学研究中一个活跃的领域。

假名：平假名与片假名

平假名和片假名合称假名，是日本为书写本民族语言而创制的两套音节文字。两者在平安时代（794–1185年）都已形成可辨识的形态。它们的共同前身是万叶假名，这一体系只借用汉字的读音，不取其字义。平假名由整字的草书化、简化形式发展而来，片假名则取自汉字的部分偏旁与笔画。关于两者出现的确切年代，学界看法不一。有研究提出，假名的概念在8世纪时通过朝鲜半岛传来的佛教典籍传入日本，但许多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

平假名在平安朝宫廷中与女性紧密相连，宫廷女性用它写诗歌、日记和书信，《源氏物语》是用平假名写成的最著名作品。片假名传统上与佛教学僧联系在一起，他们用它在汉文典籍上加注训读符号和注释。这种学术性的用途解释了为何片假名长期以来主要用于笔记和专门文献，而非文学创作。

基本音表"五十音图"（gojūon）把约46个假名排成表格。纵列依五个元音排列，横行依辅音分组。鼻音ん不在表格之内，因为它是在这套排列确定之后很久才加入的。浊点（゛）可使k、t、s、h分别变为g、d、z、b，半浊点（゜）则产生p行。小写的ゃ、ゅ、ょ与i段假名组合，形成拗音，如きょ。由于音表是按语音组织的，它比早期那些更不规则的拼写更直接地反映了日语的音系。

1946年以前，假名拼写主要依据日语早期阶段的读音，而非当代发音，因此这种旧式书写法常被称为"旧假名字"。当时有几个假名已与任何读音都不再对应：ゐ和ゑ原本分别用来写wi和we，而这两个音后来已与i和e合并。を字原用于助词，但同一假名也出现在一些读作o的词中。拗音中的长音以两个或三个全尺寸假名书写，因为当时小假名并不属于该体系，因此きよ既可能读作kiyo，也可能读作kyo。镰仓和江户时代曾有过规范化的尝试，但并非强制性的。战后，1946年11月16日的内阁令引入了现代假名用法，用i、e、o取代了已废弃的字符，使拼写更接近口语发音。该体系于1986年作了修订。

在当代书写中，两种假名分工明确。平假名用于书写本土的语法成分，如助词以及跟在汉字后面的送假名（okurigana），也是儿童读物的主要文字，并用于印在难读汉字旁边的振假名（furigana）注音。片假名用于标示外来语、拟声拟态词、外国人名、科技术语，以及表示强调。一些词保留了历史上的假名写法作为一种文体选择，例如ウヰスキー（威士忌）。在排序和词典中，假名按五十音图的顺序排列，不过古老的"伊吕波"（iroha）顺序仍用于列举。在电脑和手机上，用户通常输入假名或罗马字，再转换为汉字和假名。

汉字：读音、字形与混合书写

每个汉字可以有两类读音。音读（音読み）是从历代借入的汉语读音衍生出的汉字音。训读（訓読み）则是把意义相近的日语固有词赋予该字。以“山”为例可以看出这种区别：在复合词中通常读作 san，如“登山”读作 tozan；单独使用时则采用训读 yama。读音的选择主要取决于该字所在的词语以及上下文。有些汉字在两类读音中各有多种读法，因此读者往往要先确定词语，才能决定发音。

混合书写系统以汉字书写实词，以假名表示语法成分。动词或形容词词干通常用汉字书写，后面接假名词尾：“食べる”（taberu）由词干“食”加上送假名“べる”构成。送假名的规则规定哪些假名附着在汉字词干之后。这些规则随时间有过修订，因此同一个词在不同出版物中的写法可能不同。振假名是印在汉字旁边的小号假名，用来标示读音。它们出现在儿童读物、学习者的课本中，也出现在印刷品中不常见词语的旁边。因此，汉字与假名在日常阅读中相互配合。

简化字形（新字体）于1945年后推行，并被收入官方字表，例如“國”变为“国”，“學”变为“学”。旧字体（Kyūjitai）仍保留在部分人名和较早的文献中。人名用汉字表仍收入一些旧字形供取名使用，因此某个人名的写法可能与现代普通印刷字形不同。

官方字表是这一体系的核心。1946年的当用汉字表规定了1850个供一般使用的汉字。1981年，它被常用汉字表取代，共收1945字。2010年的修订增加了196字、删去5字，总数达到2136字，同时也改动了部分既有汉字的读音。常用汉字表主要作为公文、报纸和广播的用字指南，而非严格的禁令。另有人名用汉字表，规定哪些汉字可用于登记人名。该表始于1951年，最初收90字，现已约860字。不过，不同年份公布的数字以及统计方式不同，具体数目也有出入。

应当教授多少汉字，至今仍有争议。支持固定核心字集的人认为，确定的字表能使学校教育和出版更加规范，也能减轻学习负担。批评者则指出，有限的字表会遗漏人名、地名和专业术语所需的汉字，而这种限制可能迫使写作者改用假名或其他写法。字表的决定还影响学校教材、字体设计，以及软件必须支持的字符集。因此，使用多少汉字的选择，既关系到教育，也关系到印刷和数字文本的排版。

拉丁字母转写、盲文及其他记法

拉丁字母转写即用拉丁字母拼写日语，供不会读假名或汉字的读者使用。路牌、护照上都能见到它，面向学习者的词典和教材中也常用。语言学、历史学等领域中用拉丁字母撰写的日本相关著作也大量依赖它。（凡目标读者无法阅读汉字或假名的场合，都会使用拉丁字母转写的日语；在以日本话题为主的英语写作中，它也用来音译日语术语。）目前主要使用三种系统：赫本式、训令式和日本式（即赫本式、训令式（ISO 3602）和日本式（ISO 3602 Strict））。

三种系统比较

赫本式采用英语式拼写，使英语读者大致能读出音节的发音，因此し写作 shi，ちゃ写作 cha。该系统借用英语正字法对发音进行语音转写，反映的是英语中的读音。其传统形式由詹姆斯·柯蒂斯·赫本在1886年出版的词典中确定，1908年又出现了修订版。（1886年的第三版确定了传统形式，修订版于1908年出版。）日本式由一位母语为日语的人为日语书写者设计，严格遵循假名音节表，不根据发音变化作任何调整。训令式则对日本式作了修改，使现代话音中已经合并的假名拥有相同的拼写。例如づ和ず都写作 zu。（它消除了假名音节表与现代发音之间的差异，因此づ和ず的表示方式相同。）同一个词因此可能看起来大不相同：「新聞」在赫本式中是 shinbun，在训令式中是 sinbun。（新聞在赫本式中为 shinbun（训令式：sinbun）。）

官方地位与争论

政府于1937年以内阁令采用训令式，并于1954年重申，它是小学教授的拉丁字母转写方式。（它于1937年由政府命令确定，1954年重申。）然而，训令式的官方地位从未在实际中取代赫本式。赫本式仍是日本政府及其他机构主要使用的拉丁字母转写系统。文化厅将1954年的通知本身描述为非强制性的指导，称其"并非强制性的，仅作为政府的指导方针"。赫本式的支持者强调它对非日语读者的可读性，以及它已是通行用法这一事实。训令式的支持者则认为，它更好地反映了日语的内部结构，包括构词和规则的音变。（赫本式以意大利语的元音和英语的辅音读音为依据，而训令式更忠实于日语的内在逻辑，包括词源和规则音变。）2024年1月，文化厅提议将赫本式定为标准。2025年12月16日，政府决定发布内阁通知，修订拉丁字母转写的国家规则，以赫本式取代训令式。（这是约70年来首次修订相关国家规则，并将赫本式定为标准。）也有观察者指出，这一变化对学校意义重大：教科书不得不教授训令式，而学生在其他一切场合接触到的都是赫本式。

盲文

日语盲文称为点字（tenji，字面意为"点的字符"），它以假名转写日语，无法表示汉字。其转写方式与平假名或片假名的书写相似。它是一种以元音为基础的音节文字：元音点位于方格上部，辅音点位于下部，辅音不能单独出现。（元音位于左上角，可以单独使用；辅音位于右下角，不能单独出现。）由于以假名为基础的盲文可以直接从假名文本读出，它被用于一般教育和出版。然而，把标准的假名与汉字混合文本转换为盲文，需要预处理：必须先将文本转换为假名，并插入词语的分界，这使过程十分繁琐。（这种两步流程效率低下，因为语音转盲文需要经过假名与汉字之间的转换。）

为了直接对汉字进行编码，大阪盲学校的教师川上泰一于1969年设计了汉点字（Kantenji），该系统至1991年仍在修订。它使用八点方格，下方六点与标准日本盲文一致，上方两点则表示汉字的组成部件。（下六点对应标准日本盲文，上两点表示汉字的构成部分。）它并非正式系统，至今仍主要是一种专门性的系统。

竖排与横排排版

传统日语自上而下竖写，各列自右向左排列。随西式印刷传入的自左向右横写，如今已成为科技文本、商务文件、标识和屏幕显示的标准。竖排则在小说、诗歌以及一些正式或装饰性场合中仍然常见。两种版式都会影响标点和数字的用法。在竖排文本中，句号「。」和顿号「、」等标点置于方格的右下角，而一、二、三等汉字数字是惯用写法。在横排文本中，阿拉伯数字被广泛使用。同一文件中混用两种数字系统也很常见：日期和数量多用阿拉伯数字，固定词组或正式文件中则用汉字数字。拉丁字母和阿拉伯数字也会嵌入横排文本中出现，例如产品编号、缩写和品牌名。

敬语与礼貌

日语在语法和词汇中标示社会关系的程度，超过了许多语言。其主要体系是敬语，它会根据动作的执行者、听话人以及谈论的对象，改变动词、名词和句末形式。敬语通常分为三大类：尊敬语（sonkeigo），用于抬高对方的行为；谦让语（kenjōgo），用于贬低说话人自身或其所属群体的行为；郑重语（teineigo），是以desu和masu结尾构成的通用礼貌语体。标准教材常用成对的动词来说明两者的区别。taberu（“吃”）在对方进食时变为meshiagaru，在说话人接受或食用某物时则用itadaku；iku（“去”）指对方时用irassharu，指自己时用mairu。

2007年，文化厅发布了题为《敬语的指针》（Keigo no shishin）的指导文件，以五分法取代了传统的三分法。谦让语被分为谦让语I和谦让语II（后者也称丁重语，是一种以礼貌为导向的谦让形式），郑重语则被分为郑重语和美化语，即使用前缀o-和go-来表示美化的用法。许多教材和课程仍然只讲授较旧的三分模式，因此学习者常常会同时接触到两种体系。除动词外，敬语和礼貌的词形变化还通过前缀实现，例如o-和go-附加在表示物品、人际关系和行为的词语上以表达礼貌，也通过头衔和称呼形式来实现。后缀-san是最常见的通用称呼，其他后缀则表示更特定的关系或年龄。

一个核心的组织原则是内外之分，即内群体与外群体的区别。“内”（uchi，意为“里面”）指一个人的家庭、工作单位或其他圈子，“外”（soto，意为“外面”）则指其他所有人。在对外人说话时，说话人会贬低自己所属的群体，抬高外人所属的群体，即使在群体内部，某位成员的地位实际上高于说话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员工在与客户交谈时，会用谦卑的措辞提及自己的上司。对于来自以其他方式表达等级关系的文化背景的学习者来说，这可能显得违反直觉。由于群体归属取决于语境，同一个人在一场对话中可能属于内群体，在另一场对话中却属于外群体。亲属称谓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说话人在对外人提及自己的父亲时使用谦称，而在直接称呼父亲或提及他人的父亲时则使用敬称。

语域同样重要。说话人会在简体形式与礼貌或尊敬形式之间切换：前者用于亲密的朋友、家人和下属之间，后者用于陌生人、上级和顾客。学习者往往难以判断其中的界线，因为同样的情境可能根据关系、场合和话题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形式。因此，许多学习者会先从郑重语学起，它涵盖了大多数日常和职场场合，只有在需要时才转向完整的敬语。

敬语的用法也随时间发生了变化。精细的敬语体系最初在早期的宫廷和上层社会中发展起来，之后逐渐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而现代用法则受到教育、商务手册和媒体的影响。公众讨论中反复聚焦于敬语是否被正确使用。常被批评的用法包括某些句式的过度使用，例如用于表达义务或礼貌请求的使役谦让形式，以及对自己的行为使用尊敬语。有人认为敬语已经复杂到不适合日常使用，也有人则为其辩护，认为它是维系社会和谐的必要表达方式。包括2007年指针在内的改革提案，都试图在不废除这一体系的前提下，厘清其分类和用法。

地域方言

日语方言（方言，hōgen）通常分为两大支系：一支是包括东京在内的东部方言群，另一支是包括旧都京都在内的西部方言群。方言主要分为东部（包括现代首都东京）和西部（包括旧都京都）两个主要分支。也有一些分类法将九州方言和八丈岛方言单列为额外的分支，其中八丈语诸变体可能是所有方言中分化最远的。东条操此前提出过三分方案，将本州大陆的方言分为东部、西部和九州三组。东条操将本州大陆的日语方言分为三类：东部方言、西部方言和九州方言。鹿儿岛话非常独特，以至于一些学者把它视为继东部、西部及九州其余地区之后的第四个分支。冲绳和南部岛屿的琉球诸语是日语族中独立的一支，并不是日语的方言，尽管人们常常笼统地将其称为方言。

地域差异比现代方言地图出现得更早。早期诗歌已经体现了这一点：《万叶集》中收录了用首都和日本东部语言写成的诗歌，但其他地方的方言形式却没有被记录下来。东部的特征很少传入后来的方言，八丈语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记录在后期中古日语时期变得更加详细，当时基督教传教士描述了各地的方言特征。这些传教士将京都宫廷贵族的话语视为真正的口语标准，他们记录的特征与现代方言中的特征颇为相似。

最明显的分界在于音高。在主要分界线以西，人们使用关西式音高重音；而在其以东，则普遍使用较为简单的东京式系统。东京式重音在关西地区以西又重新出现。关西式音高遵循京阪式模式，词语的起始音高与音高下降的位置同样重要。其结果可能与东京模式相反：同一个词 hashi，在关西许多地区，表示“桥”时读作低高调（ha-SHI），表示“筷子”时读作高低调（HA-shi），几乎与东京标准音相反。同样的词 hashi，在关西许多地区，“桥”可能读作低高型（ha-SHI），而“筷子”则是高低型（HA-shi），几乎与东京标准音正好相反。

关西是最突出的西部方言，其地位源于历史。奈良和京都曾是首都，其语言形式因而享有威望，即便政府所在地于1603年迁往江户，该地区仍保持着这种影响力。早期首都奈良和京都位于西部地区，其关西方言在首都于1603年迁往江户（即今天的东京）之后，仍长期保有威望和影响力。关西的影响也向相反方向传播：东京方言具有若干其他东部方言中没有的西部特征。关西词汇如 meccha（“非常”）、honma（“真的”）和 akan（“糟糕”）在日常口语中十分常见。其语法也有所不同。关西话中，系词 da 或 desu 变为 ya 或 yade；动词 harau（“支付”）的过去式，在标准日语中为 haratta，在关西话中则为 harōta。关西的习语也时常被引入其他方言，甚至标准日语之中。关西方言的习语有时也会被引入其他方言，甚至标准日语。

关西的文化形象很大程度上源于娱乐业。大阪的喜剧有着悠久的传统。自大正时期以来，日本的喜剧形式“漫才”便在大阪发展起来，大量以大阪为基地的喜剧演员借助大阪方言活跃于日本媒体。因此，关西人普遍被认为更加风趣或更加健谈，东京人有时也会模仿关西话来制造喜剧效果。关西内部也并不统一：大阪话通常被视为轻快、滑稽，而京都话则被认为更加温和、高雅。

西部方言群和九州方言群内部也存在语法差异。与西部日语及其他九州方言相似，而与东部日语方言（包括标准日语）不同，北九州的筑前方言区分进行体和完成体。进行体使用 -yoru（-よる）或 -you（-よう），完成体则使用 -toru（-とる）或 -tou（-とう）。否定形式也因世代而异，年长的筑前方言使用者所用的形式，已被年轻一代部分取代。

八丈语是最为孤立的个案。其使用者居住在伊豆群岛上，该方言被认为是东部古日语的后裔，保留了8世纪东国诗歌（“东歌”）中记录的特征。八丈语被认为是东部古日语的后裔，保留了若干独特的语法和语音特征，这些特征见于8世纪的《万叶集》以及《常陆国风土记》中记录的东国方言诗歌。其起源仍不明确，因为它与九州和琉球语共有的词汇，可能反映了移民、后来的借用，也可能是独立留存下来的结果。八丈语是一种濒危语言，使用者人数少且持续减少，主要为老年人。因此，八丈语诸变体既是一个分类难题，也是一个语言濒危的案例。不同方言之间以及方言与标准日语之间的互通程度，因地区和世代而异；大众媒体和人口迁移则不断缩小本地话与标准语之间的差距。

标准日语：形成与语言政策

标准日语并非凭空创制。它源自东京话，东京话是经过数百年逐渐崛起的。京都长期是文化典范，其语言在江户时代初期深刻影响了江户方言。随着江户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分量增加，京都的主导地位逐渐减弱。到18世纪末，收录地方用语的词汇表已经以江户的说法作为参照，这表明江户话在1868年之前就已被视为标准。

明治政府随后把这种地方语言变成了全国性的规范。1868年江户更名为东京，次年成为首都。官员们选择了山手地区受过教育的人的说话方式作为范本，而没有采用商人和工匠所用的较为粗犷的下町话，尽管下町话与旧城的联系最为密切。标准化历时近五十年，逐步推进。文部省下属机构于1903年开始研究这一问题，同年一本经政府审定、采用中产阶级东京话的小学读本问世；1913年，该机构的指导方针确定以东京话作为通用语言。相比之下，关西方言在朝廷迁往东京后被固定为地方性方言，至今仍是知名度最高的非标准方言。

书面语也通过"言文一致"运动同步改革，这一名称的意思是口语与书面语的统一。其起源可追溯到1866年前岛密提交的一份关于文字改革的建议书，这一术语本身则于1885年由神田乃武推广开来。二叶亭四迷等作家在迈向白话文的过程中仍不得不与古旧的书写规范作斗争，他们的小说《浮云》（1887–1889）常被视为第一部言文一致体小说。1903年起，学校教科书开始采用这种文体，运动由此获得了制度上的推动力。20世纪初，古语形式在印刷品中基本消失，但在政府文件中一直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战后时期给标准书写带来了最为深刻的变化。1946年11月16日，内阁公布了收录1850个字的《当用汉字表》，并公布了新的假名拼写法（该拼写法于1986年修订）。此次汉字改革对许多汉字采用了简化字体（新字体），日本采用的简化数量比中国大陆更少，幅度也更为温和。由于更换排版设备需要时间，旧字体在印刷品中一直沿用到20世纪50年代。该表于1981年被更为灵活的《常用汉字表》取代。这些改革争议很大。一些批评者后来认为温和的改动并无必要，而传统体系的捍卫者则把1946年的字表视为一种妥协，它终结了废除汉字的争论。

标准化也带来了社会代价。文部省的教科书以东京话为范本，批评者认为这使其他方言的使用者觉得自己的语言低人一等。学校里不鼓励使用方言，地方话逐渐被视为农村或乡下地位的标志。标准日语仍是教育、广播和官方场合所使用的语言变体，尽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其主导地位已有所削弱，而且许多地区至今仍保留着自己的日常口语。

琉球语言与濒危变体

琉球语言与日语共同构成日本语族的第二大分支。其使用者分布在奄美、冲绳、宫古和八重山诸岛，这些岛屿合称"島くとぅば"（Shimakutuba）。六种琉球语言通常分为北部和南部两组：北部包括奄美语、冲绳语和国头语，南部包括宫古语、八重山语和与那国语。语言的数量取决于划分方法：一部该领域的手册数出五种，而加入喜界语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图集则给出六种。在日本国内，出于社会政治原因，琉球语言常被归为日语的方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多数本土日本人都持这种看法。如今语言学家将其视为独立语言，因为它们与日语以及彼此之间都无法互相理解。

琉球语言的语音系统和语法与标准日语有明显差异。南部琉球语言有若干成音节的辅音，包括清音的成音节擦音。冲绳语尤其与日语和其他五种琉球语言都不相同，因此这一语言群体内部多样，同时与大陆的标准语相距较远。关于此类特征如何被描述，可参见音系学与方言。

濒危程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年的地图集将琉球语言列为濒危类别，但不同来源的评级有所出入。一份广为引用的概述称，教科文组织将其中四种语言标为"确定濒危"，另外两种标为"严重濒危"。另一份当地指南则将奄美语、冲绳语、国头语和宫古语归为确定濒危，将八重山语和与那国语归为严重濒危。具体变体的使用者往往更少：宫古语的Kurima变体只有老年人还作为母语使用，与那国语的使用者估计约有400人。

使用者的减少呈现出代际规律。熟练的使用者仅限于老一辈，通常在50岁及以上；而大多数年轻一代只会说日语。日语已取代了几乎所有的日常用途，因此如今六种语言都处于高度濒危状态。文献中的预测相当严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所有琉球语言最早可能在2050年消亡，这一数字应被理解为预测，而非确定的日期。

八丈语与分类难题

八丈方言分布于伊豆群岛南部和大东群岛，同时呈现出上述两方面的问题。若以相互可理解性为标准，八丈语可被视为一种独立的日本语族语言，而非日语的方言。但它在语族中的位置尚无定论，其归属并不清楚。八丈语同样无法与标准日语互相理解，并保留了东部古日语的语法和语音特征。每个村落都有自己的变体，每个仍在使用八丈语的村落都有其当地的方言。

使用者人数的统计差异很大。一种说法认为八丈语仅有几百名使用者，且多为老年人。另一种报告称母语使用者不足1000人（2011年），而一份市级资料则指出，该语言已没有儿童或青年母语使用者。八丈语也在学校中开设课程，但年轻人在家中学习这门语言的人很少。

语言转用的历史原因

语言衰退有其见于记录的历史，且与国家机构相关。1879年琉球藩改设冲绳县后，文部次官田中不二麿被派往该群岛，负责为该县制定并实施教育政策。从1880年起，全县所有学校使用的双语教科书即是这一举措的一部分。1907年，所谓的"方言取缔令"禁止在学校使用琉球语言。学校还采用"方言牌"制度，惩罚说本地语言的儿童。战争期间，说琉球语在官方上是违法的，尽管实际上老一辈仍只会说这种语言。美国占领初期，琉球语言的自然代际传承被打断，使传承进一步受到破坏。

复兴努力

语言复兴工作由社区、县级机构和研究人员共同推动。冲绳是最为活跃的案例：本章所关注的冲绳情况是最为有利的。冲绳县于2017年设立了"社区语言推广中心"，负责组织教师培训和演讲比赛，各地方政府也出版了可供小学和初中使用的社区语言读本。调查显示公众有相当的兴趣：约70%的受访者表示希望在学校教授本地语言。然而，由于学校课程完全由日本中央政府决定，这在目前仍无法实现。以学生为主体的努力，如课外方言社团，自1989年起就已存在，但参与人数一直很少。在其他地区，情况则更为有限，尤其是在奄美和与那国，形势并不乐观。相关措施仍有争议，各个岛屿、各个年份的具体项目现状也各不相同。

社会语言学变异：性别、年龄与语域

日语中的性别化言语主要通过两类标记来描述：句末助词和第一人称代词。传统说法将助词 wa 和 kashira 与女性言语联系起来，将 ze 和 zo 与男性言语联系起来，而 ne 和 yo 通常被视为性别中立。对男性言语的描述包括使用 ore、boku 等代词，非正式系动词 da，以及 ze、zo、kana 等助词，同时较少使用礼貌形式，敬语前缀的使用也较少。这些描述主要来自规定性指南，以及男性对自身言语的报告，因此它们反映的意识形态多于日常实际。

实际用法往往偏离这些规范，而规范本身也在变化。一项基于2015至2019年约4.08亿条日语推文的大规模语料研究发现，约6%的帖子中出现了带有性别色彩的助词和代词，这表明这些特征并不局限于口语。一项针对大学生日常对话的研究发现，在其样本中，男性说话者使用"女性化"助词 wa 的频率并不比女性说话者更高。对漫画的分析报告称，日语可能正变得不再那么明显地带有性别色彩，漫画本身有时也被认为是其中的影响因素。对一所初中的民族志研究发现，女孩使用朴素的男性代词 boku，以此标示自信且不循传统的身份，而使用该词的男孩则受到不同的评价。一项对真人秀节目的研究发现，说话者实际如何使用这些特征，与媒体呈现的刻板印象之间存在差距。

基于年龄的变异在青年词汇中最为明显，而这类词汇变化很快。原意为"危险"的 yabai 已拓展为一个通用强调词，兼有积极和消极两种含义；汉字"草"（kusa，意为"草"）因其字形与"笑"的书写形式相似，被用作笑声的简写。通过在时髦外来语后加上后缀 ru 构成动词，例如由 tapioca 派生出的 tapiru，意为喝珍珠奶茶。在短信中作为快速回应使用的 rii 等缩略形式，是数字交流的典型用法。代际变化同样体现在发音和地方词汇上。一项针对山形县庄内地区的方言调查，将1950年收集的数据与2018年的第二次调查进行比较，结果显示许多较古老的地方词汇仅由老年人保留，而一些与东京口语相符的形式则在年轻人中留存下来。

语域是另一个变异维度。古典语体与口语体、正式书面文体与随意口语在语法、词汇和礼貌程度上各不相同，而数字交流又增加了缩写、表情符号，以及俏皮的假名和汉字用法，这些都不能简单归入任何一类。特定群体的言语又增添了一层差异。职业行话、亚文化词汇，以及"推し活"（oshikatsu，指围绕支持某位喜爱的艺人展开的活动）等粉丝用语，展示了群体如何形成各自的语域。例如，三省堂2025年的"今年的新词"入选词，就包括与特定社群和网络空间相关联的词语。

媒体既反映也塑造这些言语风格。漫画和动画长期以来用风格化的言语来刻画角色，例如使用古体系动词和第一人称形式的武士或忍者；女偶像歌曲的歌词也被分析为构建性别化的人设，其中包括跨性别表演。这类呈现可能强化人们对男性、女性或特定地区人群应当如何说话的刻板印象，同时也可能被普通说话者借用。因此，该领域的研究常考察说话者的实际行为、受众的预期，以及媒体所呈现形象之间的距离。这一路径将社会语言学与语用学联系起来，也与对社会规范和社会化的研究相连。

习得、识字与教育

儿童通常在入学前就在家中习得日语口语，通过日常交流掌握核心语音系统、常见动词词尾和基本助词。礼貌语体和敬语形式一般要晚一些才能熟练掌握，通常是在学校里，或在家庭之外与成年人接触时习得。书面日语则需要单独、循序渐进地学习。儿童先学平假名，再学片假名，然后在小学开始按顺序学习汉字。

汉字课程以《常用汉字表》为基础，该表于2010年修订为2136个字。其早期版本可追溯至1946年，当时采用了包含1850个字的汉字表；1981年又扩充至1945字。在这2136个字中，1026个是小学六年间教授的"教育汉字"，其余1110个在初中阶段教授。小学各年级的教学量如下：一年级80字，二年级160字，三年级200字，四年级202字，五年级193字，六年级191字。因此，学生在二年级结束时累计掌握约240字，五年级结束时约835字。由于汉字读音随语境而变化，这一分级序列不仅是学习字形的过程，也是学习词语及其读音的漫长过程。这一沉重的学习负担，是教育体系常被视为日本识字教育核心的原因之一。

日本成年人的识字率广泛被报道为约99%，但这一数字的可靠性不如表面看起来那样高。一条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的数据库条目指出，自该数字确立以来，从未进行过全国性的识字调查，因此这99%的共识并未得到证实。同一来源指出，某些群体的识字水平较低，包括部落民（burakumin）社区和部分阿伊努人；并指出，许多非日本籍居民的日语水平不足以应付日常生活，这一差距主要通过自愿的地方项目来弥补，而非依靠国家成人教育政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人技能调查》（2023年）对16至65岁成年人进行了更为直接的测量。结果显示，日本成年人的识字能力高于OECD平均水平：约10%的人处于第1级或以下，而OECD平均水平约为26%。

作为外语教学的日语，主要通过日语能力考试（JLPT）进行评估。该考试分为五个等级，从N5（入门）到N1（高级）。在日本由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JEES）负责实施，在美国则由美国日语教师协会（AATJ）负责。报考需求旺盛：据报道，2026年12月在日本举行的考试在数日内即报名满额；一所美国大学报告称，连续第六年考生人数创历史新高，且N3至N5等较低级别的考生增幅明显。各方资料对该考试在美国的举办频次说法不一：有的称仅在12月举行一次，有的则提到7月和12月两次。学习者通常觉得最困难的是汉字读音系统、助词、礼貌语体层级以及省略主语，许多课程将教科书与分级汉字学习和会话练习相结合。

继承语使用者，例如在海外出生、父母为日本人的儿童，或在海外生活多年后回到日本的人，呈现出另一种模式。他们通常能很好地理解和说日语，但读写能力可能较弱，这取决于其接受日语教育的程度。周末日语学校和补充项目传统上帮助家庭保持语言传承，而家庭内部使用与主流语言之间的平衡，是该语言能否代代延续的重要因素。

近几十年来，教学方法、教材和评估工具都有所变化，更加注重交际能力和数字化资源。新冠疫情期间，网络课程和远程辅导大幅增长，许多学习者如今将自学应用程序与实时课程结合使用。不过，这些方法在汉字学习和口语练习方面的有效性，仍是持续讨论的话题。

世界各地的日语

关于使用日语的人数，各种估计大多集中在约1.23亿，但公布的数字因年份和统计方法而异。有来源将母语使用者数字报为约1.22亿，另一些则把第二语言学习者也计算在内，得出1.26亿至1.3亿的数字。统计口径也存在分歧：是否计入那些能听懂日语却不日常使用的传承语者（heritage speakers）。大多数母语使用者居住在日本，据2018年的一项估计，约占99%。日本是唯一以日语为国语的国家。其余使用者大多分布在美国（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州和夏威夷州）以及巴西（主要是圣保罗州和巴拉那州）。因此，日语在日本境内拥有庞大的使用者群体，而海外社群的规模则小得多，分布也较为分散。

海外侨民

日本的海外移民始于19世纪末，大批劳工前往夏威夷、美国本土，后来又前往巴西。20世纪初日本的经济状况促使许多家庭离乡谋生。巴西是日本以外拥有日裔人口最多的国家，估计约150万人，但有日本血统并不等于精通日语。巴西的第二代、第三代及之后的日裔大多以葡萄牙语为主要语言，日语主要保留在老一辈人以及社区机构之中。在美国，日语社群最为集中的地方是加利福尼亚州和夏威夷州。1940年代的战时拘禁和同化压力削弱了日语在下一代中的传承。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及其他地区也有规模较小的社群，这些社群往往与企业外派和短期居留有关，而不是长期定居的结果。

安加尔与日语的官方地位

日本以外，日语仅在一个地方具有官方地位，即帕劳共和国下属的安加尔州。帕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处于日本的管辖之下，日本在当地的存在，包括在安加尔的采矿业和行政生活中的影响，留下了持久的痕迹。1982年起草的州宪法将帕劳语、英语和日语列为官方语言。这一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只具象征意义。安加尔的日语社群规模很小，流利的日语使用者如今主要是年长居民，年轻人则使用英语或帕劳语。在帕劳全国体系中，官方语言是帕劳语和英语，日语仅在州一级获得承认。

殖民时期的传播

1895年至1945年间，日本统治台湾；1910年至1945年间，日本统治朝鲜。在这两个地区，政府都将日语视为国语，称为“国语”（kokugo），并将其置于教育的核心。在朝鲜，1911年的帝国教育敕令规定日语为国语，学校课时中有相当大的比例用于日语教学。学校实行双轨制，日本居民与殖民地臣民分别就读不同的学制。台湾也设有面向儿童和成人的国语传习所，政府鼓励家庭在家中使用日语。历史学者大体认为，这些政策旨在同化，而其成效并不均衡。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区分开来的户籍制度等法律差别意味着，掌握日语并不能带来平等的地位。在这些地区，许多老年人是在这一时期学会日语的，这一代人所掌握的语言，是1945年之后仍然延续下来的遗产的一部分。同一时期也塑造了帕劳及其他太平洋领地的语言政策。

海外学习日语

学习日语的兴趣可以追溯到19世纪，但在1980年代日本经济繁荣之后明显增长，并且从1990年代起，随着动漫、漫画和电子游戏在全球的传播而进一步扩大。据2015年的调查，全球学习者超过360万人，主要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中小学和大学中学习日语的人数位居前列，但各方来源对于哪个国家学习者最多看法不一。世界上许多大学开设日语课程，越来越多的中学和小学也将日语纳入课程设置。流行文化的热度还使日语成为常见的自学选择。自学者难以统计，远不如正式课程的注册人数那样容易计算。

日语与计算机及语言技术

日语文本在计算机中是通过几类相互交叠的编码体系来承载的。由日本规格协会（Japanese Standards Association）发布的JIS标准是大多数早期系统的基础。目前广泛使用的有三种JIS编码（Shift JIS、EUC、ISO-2022-JP）和三种Unicode编码（UTF-8、UTF-16、UTF-32）。Shift JIS于20世纪80年代初由ASCII株式会社与微软共同开发，1997年被定为JIS X 0208:1997的附录1。由于它在Windows系统和早期网页中的普及，它多年来事实上成为标准。与此相对，EUC-JP成为类Unix系统中的常用选择；ISO-2022-JP则主要用于电子邮件，因为最初的互联网电子邮件标准只支持7位传输协议。Unicode已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但遗留文件和旧设备仍然需要转换工具。

Unicode在日语方面还存在一个特殊问题。根据汉字统一（Han unification）原则，被认为在中、日、韩之间有共同历史渊源的表意文字，即使各地字形不同，也只分配一个码位。因此，同一个字符可能会因字体或文本所标注的语言标签不同而显示为不同的样子。

大多数用户通过输入假名或罗马字拼音来输入日语。假名汉字转换引擎，即输入法，会为所输入的读音提供一组候选词。由于许多汉字读音相同，引擎会根据上下文和使用频率对候选词排序，再由用户选择所需的形式。如今人们每天使用的手机和电脑，正是依靠这一机制书写的。

自然语言处理在日语中面临一个基本障碍。在日语和中文这类不分词的文本中，词的边界是隐含的而非显性的。因此，程序无法像处理英语那样依据空白字符切分文本。有实验将以空格分隔的语料库中的空格删除，结果表明这些标记作用多大：一旦去掉它们，准确率会急剧下降。MeCab等日语分析器结合大型词典与统计模型，用于确定词的边界并标注词性，这一过程通常称为形态分析（形态素解析）。何为“词”的单位本身也存在争议，因为同一字符串在一部词典中可能是一个词条，在另一部词典中却是两个。有一种不依赖词典的方法报告的召回率最高达98.3%，但它依赖字符类型之间的转换以及平假名的出现频率，而且测试对象是不含汉字的字符串，因此它在汉字较多的文本上的表现是另一个需要单独探讨的问题。

机器翻译和语音识别还面临其他针对特定语言的问题。日语中主语和宾语常被省略，因此译成英语时需要推断出日语句子中并未明示的人称代词。敬语形式体现了说话人、听话人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翻译系统要么保留这种信息，要么将其丢失。在语音识别中，像kōka这样的同一读音串可能对应多个用不同汉字书写的词，因此系统必须依据上下文做出选择。

分词（tokenization）是大语言模型处理日语时遇到独特问题的另一个领域。分词器通常在以英语为主的数据上训练；有一份关于Llama 3的报告指出，其训练数据集的95%由英语和代码构成。在一项针对Mistral分词器的研究中，其有限的词表大小并未专门针对汉字的解析进行优化，导致分词器将大量汉字编码为字节序列。结果是每个词元对应的字符数很低，这大大缩短了模型能够处理的日语文本长度。研究人员的应对方法是向词表中加入16k个面向日语的词元。效率仍因文本类型和分词器而异；一项2026年的比较发现，日语上的最大差异达到60%。

日语研究史

日语最早的系统性描述出自基督教传教士之手。从1540年代起在日本传教的耶稣会士需要掌握这门语言，他们编纂词典和语法书，用以培训新来的传教士。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教工作始于1540年代，因此必须学习日语。传教士们编写了词典和语法书。这一工作中最具影响力的成果是若昂·罗德里格斯（João Rodrigues）的著作。他是一位葡萄牙耶稣会士，少年时期便来到日本，并曾担任当时主要政治人物的口译。他的语法书《Arte da Lingoa de Iapam》（《日本大文典》）于1604年至1608年间在长崎印行，至今仍是现存最古老的完整日语语法书。该书由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若昂·罗德里格斯编纂，是现存最古老的完整日语语法，对于日语中世后期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与罗德里格斯同时期的词典《Nippo Jisho》（《日葡辞书》）于1603年出版，是第一部以欧洲语言释义的日语词典。《日葡辞书》是由耶稣会传教士编纂、1603年在日本长崎出版的日葡词典，收录32,293个日语词条，并以葡萄牙语加以解释，是第一部以欧洲语言释义的日语词典。这些著作以拉丁字母书写，因而记录了当时的发音，后来的学者将其作为日语中世后期的重要证据加以利用。

在日本国内，江户时代兴起的"国学"运动以文献学的方法研究日语。国学者们认为，古代文献之所以难以阅读，是因为语言本身发生了变化。汉语的影响改变了日语，因此如果不进行细致的语言学分析，古代文献便无法被理解。贺茂真渊建议本居宣长，与其先研读《古事记》注释（宣长原本请求的内容），不如先研究《万叶集》和歌，以理解"万叶假名"这一古代书写系统。本居宣长最主要的成就是对《古事记》的注释工作，他为此耗时约三十五年。现代语言学史家认为，他对《古事记》八世纪正字法的解读，是研究古代日语（上代日语）的重要一步。作为一位杰出的文献学家，他帮助解读了日本历史与神话典籍《古事记》中独特的八世纪正字法。

十九世纪末以后，在西方语言学的影响下，日语语法得到了重新整理。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近代化时期，语法研究在西方语法的影响下，以"国语学"之名取得了进展。桥本进吉（1882–1945）发现《上代特殊假名用法》，这一发现尤为重要。他的研究表明，古代日语比后来的各阶段区分了更多的音节，由此他提出，古代日语有八个元音，而现代日语只有五个。桥本以发现《上代特殊假名用法》而特别知名，该发现清楚地表明，古代日语在音节区分上比语言的后期阶段更为细致。这一发现使他推测，古代日语有八个元音，而现代日语只有五个。桥本还于1933年提出了"文节"作为语法单位。桥本（1933）设立了一个名为"文節 bunsetsu"的单位，字面意思是"句段"，并将其与松下的"詞 shi"等同。他的学校语法被广泛采用于日本的教育之中。桥本的分析被文部省的初中语法教材《中等文法》（Chūtō bunpō）采纳，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认可。

时枝诚记（1900–1967）提出了一个与之对立的理论框架。他批评桥本的研究路径，并以"言语过程说"（gengo katei setsu）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他因提出"言语过程说"（言語過程説，gengo katei setsu）以及对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批评而为人所知。他的观点也不同于三上章（1903–1971）的主张。三上章试图从语言内部描述日语语法，且不太在意西方各学派的理论。另一位语言学家三上章（1903–1971）也曾尝试从语言内部描述日语语法，而不太在意各学派理论。由此提出的"词"（shi）与"辞"（ji）之间的区分，似乎解决了屈折与非屈折词缀之间的差异问题，而这一问题的精确分类曾令桥本感到困扰；然而，时枝的主张在学术界只获得了部分认可。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研究受到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包括结构主义和生成语法，同时也延续着本土的研究传统。方言调查、历史音韵学以及对书面文献的研究，与上述各种路径同步发展。近年来，研究者利用大规模语料库、实验语音学和计算模型进行研究。这些方法为助词、助动词和词类的分析提出了新的问题，但并未平息争论。以日本为中心的理论与以西方为基础的理论之间的分歧，以及语法研究中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的对立，仍然是该领域活跃的议题。

起源争论与未解问题

关于原始日本语（Proto-Japonic）的认识，大多是重建的结果。学者综合了古日语的内部重建、对古日语方言和琉球语言应用的比较方法，以及萨缪尔·埃尔莫·马丁（Samuel Elmo Martin）和服部四郎（Shirō Hattori）在20世纪的研究成果来构建这一重建。他们的方案在辅音系统、词根允许的音节结构以及许多单个词的重建上仍有分歧。由于重建出的祖语只能与其证据一样可靠，该语系的早期阶段仍有待修正。

古日语则带来另一个问题。其八元音的读音系统，以及"甲类、乙类"（kō-otsu）的区别——即一组音节出现在两组不同的汉字中，而这两组汉字在读音上似乎曾经对立——只能通过书写系统得知。早期的书写系统借用汉字的音值，并不直接标注发音。因此，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语音值，在元音音质、腭化或元音前的辅音等方面各有差异，而所选的方案会影响早期语言的重建方式。《古事记》（712年）、《日本书纪》（720年）和《万叶集》等文献本身，都是用为汉语设计的文字写成的，编纂者的目的也决定了哪些内容被记录下来。因此，这些文献记录的是一种有学识、经过一定程度规范化的语言变体，这限制了它们能够反映日常口语的程度。

日语与相关语言分化的时间，以及它传入列岛的时间，同样存在争议。2011年，Sean Lee与Toshikazu Hasegawa进行的贝叶斯系统发生学研究认为，该语系的根部形成于约2200年前，并将其与水稻种植联系起来。多数历史语言学家将日语的传入与弥生时代相联系，但对于这一扩散发生在原史时期还是历史时期，看法不一。2020年，Chaubey和van Driem提出，日语在绳文时代已存在于列岛的部分地区，与西南部绳文人群有关，之后在弥生时代通过同化作用扩张。考古学家宫本一夫在2022年撰文主张，原始日本语经由朝鲜半岛，于公元前9世纪左右弥生时代开始时抵达日本。因此，各方提出的年代相差约一千年。

关于起源的几种相互竞争的假说，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人口迁徙模型将日语与来自朝鲜半岛的弥生农耕者联系起来，同时也考虑了之后的迁徙。朝鲜关联模型依据词汇上的对应关系（例如李基文比较高句丽语与古日语中"三"和"七"的说法）以及考古学上的连续性。古DNA研究报告称，日本和朝鲜半岛人群都带有与西辽河相关的祖源成分，有人据此认为这支持跨欧亚语系的背景，不过基因与语言之间的联系是间接的。底层模型主张日语之下埋藏着一个南岛语层。大野晋等人支持这一观点，Holmer（2010）和Yoshizu（2011）则称日语的形态和基本词汇与南岛语相似。混合语言的解释，如大野晋1970年提出的南岛—阿尔泰假说，在日本学界有着悠久的历史。批评者指出，词汇证据取决于所选用的词表和标准，而研究者对于哪些对应关系应当算数，常常意见不一。Jared Hudson在2022年的综述中还指出，几乎没有明确证据表明绳文语言对原始日语产生过影响，而且一些混合语言理论是在考古学认识尚不充分时流行起来的。

仍有若干问题悬而未决。研究者尚未就阿伊努语系是否是北海道绳文时代唯一的语系达成一致，也未就弥生移民对后世人群基因构成的贡献程度达成共识。目前活跃的研究方向包括新的考古发掘、规模更大的古DNA数据集，以及用于重建祖语和检验相互竞争的系统发生树的计算方法。这些研究都可能缩小年代与起源的范围，但目前尚无一项能够最终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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