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化是一种语言变化过程:词语和构式逐渐发展出语法功能,或原本已具有语法功能的表达进一步融入语法系统。一个常见的例子是表示位移的动词逐渐演变为表示将来的表达:在英语中,be going to 可以表示将来时间,而不涉及实际的位移,如 It is going to rain(天要下雨了)。另一个例子是独立词演变为词尾:在若干罗曼语族语言中,意为“有”的动词形式参与形成了将来时词尾。
这一课题将历史语言学与语法、语义学、语用学以及语言使用模式的研究联系起来。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各种语言会反复采用相似类型的表达——身体部位名词、位移动词、领属构式、指示词等——来标记空间关系、时、体、定指性及其他语法区别。语法化并不只是词语的缩短或意义的丧失。它通常涉及意义解读、分布、句法组织,有时还有语音等方面相互作用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发生的时间和程度可能存在很大差异。
概念的起源与发展
如今被归入语法化范畴的观察,早在这一术语出现之前就已存在。18至19世纪关于语言史的讨论,经常涉及语法词尾如何源于独立词。艾蒂安·博诺·德·孔狄亚克以及后来的历史语言学家,探讨了具体表达与语法范畴之间的关系,不过,他们的解释在基本假设和证据标准上存在很大差异。这类观点往往与语言起源或形态类型发展的宏大理论相联系,而不是建立在对特定构式变化的详尽考证之上。
安托万·梅耶在1912年的论文《语法形式的演变》中提出了法语术语 grammaticalisation。他将其界定为原本独立的词获得语法性质的过程。他的例证和分析强调语境的重要性:一个词并非孤立地获得语法地位,而是在与其他表达反复组合的过程中获得这种地位。梅耶将语法化与类推区分开来,后者是按照现有模式改造形式的过程。按照这一解释,语法化有助于创造语法材料,而类推则有助于重组和扩展既有模式;不过,实际的历史演变往往同时涉及这两种过程。
耶日·库里沃维奇于1965年提出的定义影响深远,将这一概念扩展到已经属于语法范畴的表达在语法地位上的增强。这使得研究者不仅可以讨论词汇词向语法标记的转变,也可以讨论相对独立的语法词向附着词和词缀的发展。这一较宽泛的定义至今仍很重要,因为许多证据充分的变化,其起点都是已经具有某种语法功能的表达。
20世纪后期,语法化不再仅仅是为个别词源演变贴上的标签,而是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塔尔米·吉文强调话语、句法与形态之间的历史关系。克里斯蒂安·莱曼的《语法化思考》于1982年首次流传,将语法变化的多个维度整理为明确的参数。保罗·霍珀于1987年提出的浮现语法研究,以及他在1991年对语法化原则的讨论,突出了变异、保持现象以及语法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形成和组织的特点。贝恩德·海涅及其合作者则对反复出现的语法化来源和演变路径展开了广泛的跨语言研究。
保罗·霍珀与伊丽莎白·克洛斯·特劳戈特合著的《语法化》于1993年出版,并于2003年修订,综合了上述多种研究思路。此后的研究越来越多地采用历史语料库、基于构式的分析和互动研究。因此,这一领域包含多种理论取向,而非单一的公认模型。功能主义和基于使用的研究取向通常将语法化视为解释语法的核心,而形式主义取向则考察同样的历史演变如何对应于句法结构和语法特征的变化。
界定特征与变化维度
识别语法化,最好依据一组相互关联的变化,而不是某一种必不可少的表面特征。语法化的核心在于,某个表达在组织语法关系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强。词汇动词可以描述事件并选择参与者;由其演变而来的语法标记则可能转而确定另一事件的时间位置、表达其内部时间结构,或表明说话者对该事件的判断。这一区别取决于关系:一个表达之所以具有语法性质,是因为它在构式及更广泛的系统中获得了相应的功能和分布。
语义变化是其中一个维度。运动动词被用作将来时标记后,不再要求存在实际的位移;身体部位名词用于表达位置时,也不必指称解剖学意义上的实体。这类发展常被称为“语义淡化”,但这种描述并不全面。一个形式可能在失去具体描述内容的同时,获得精确的时间、关系或话语意义。因此,语法化不一定意味着所传递的信息总量减少,而是意味着所编码的信息类型发生了重新分配。
结构变化构成第二个维度。原本独立的表达可能在位置上受到限制,失去带有自身修饰语的能力,或变得依附于相邻的词。独立词可以发展为在语音上依附于宿主的附着词,随后进一步成为词缀。一种常见的示意性演变路径是:词汇词 → 语法词 → 附着词 → 词缀。这是一种有助于比较的抽象概括,而非必经的序列:许多语法标记始终保持为独立的词,有些转变也无法根据现存的历史记录得到证实。
莱曼的参数区分了涉及完整性、聚合组织、句法辖域、黏着度以及选择或位置自由度的变化。黏着度提高,是指与相邻成分的结合更加紧密。聚合整合,是指进入一套组织相对严密的语法选项之中,例如时态标记或人称标记。位置自由度降低,则使标记出现的位置更容易预测。这些维度的发展速度可能各不相同,因此语法化是一个不均衡的过程,而不是沿着统一尺度进行的单一变化。
霍珀的原则将注意力引向简单替代模型所忽略的特征。“层叠”描述的是表达相近功能的新旧方式并存。“分化”描述的是词汇来源形式与其语法化后形成的形式继续共存。“保持”则关注来源形式的意义或分布在后来的语法用法中留下的痕迹。例如,英语的 go 在参与前瞻构式的同时,仍然是普通的运动动词。因此,一种语言可以保留多个彼此相关的表达,而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必仅仅是等待被替代的中间阶段。
机制:推理、重新分析、类推与重复
语法化往往始于容许多种解读的语境。在描述某人前往某处做某事的句子中,移动、意图以及随后发生的事件都可能与句意相关。反复使用可能使意图中或预期中的事件变得比行程本身更重要。前瞻性解读最终可能约定俗成,使这一构式也能用于不可能发生移动的情境。这类有歧义的环境通常称为“桥接语境”,因为它们将旧有解读与正在形成的新解读连接起来。
语用推理在这些演变中起着重要作用。说话人传达的隐含意义往往超出其话语明确编码的内容,听话人则根据语境推知这些隐含意义。如果某种特定推论反复伴随某一表达出现,后来的说话人就可能将其视为该表达既定意义的一部分。特劳戈特及相关研究着重探讨这类诱发推论及其规约化。这一过程并非自动发生:大多数语境隐含意义从未成为语法意义,其发展取决于分布、交际情境以及语言社群内部的传承。
重新分析改变的是说话人组织或理解某一表达的方式,而在创新发生之时,该表达的语音形式未必改变。在 be going to 表示将来的用法中,going 不再单纯被分析为描述移动、后接目的短语的成分。相反,整个序列充当与后续动词相联系的语法表达。重新分析可能涉及成分边界、范畴归属、依存关系或语法特征的赋予。它与语法化有所不同,因为重新分析也可能发生在语法功能并未增强的情况下。
类推与扩展使创新在更广泛的语境中显现出来。一个最初仅限于人类施事和有意行为的构式,可能扩展到无生命主语或非受控事件。The roof is going to collapse(屋顶就要塌了)表明,英语的前瞻构式可以用于既无移动参与者、也无意图参与者的事件。这类扩展是宝贵的历史证据:它们表明,某种解读已不再受原有词汇构式的语义要求所约束。不过,现存最早的创新用例未必就对应着变化的实际起点。
重复有助于用法的固化、可预测性的提高,有时也会促成语音弱化。频繁出现的序列可能更容易作为整体被提取和加工。心理语言学的解释将这些效应与组块化和自动化联系起来,而基于使用的理论则考察使用频次和语境多样性如何影响演变。频率既不足以单独解释语法化,也不是普遍适用的触发因素。使用频率极高的表达仍可能保持词汇意义的透明性,而正在形成的语法构式也可能在发生明显弱化之前就已扩展。因此,必须综合评估这些机制,而不能将其排列成固定的因果序列。
语音弱化与形态整合
语法化与音变的关系,在原本独立的词变为简短的语法标记时尤为明显。反复出现、可预测性高的表达可能发生缩短、辅音或元音弱化、独立重音丧失,以及与相邻成分融合等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掩盖某个语法形式的来源,使原本构成清晰的表达看起来与其源出的词汇成分在历史上毫无关联。
英语的 going to 是一个常见的例子,但其适用范围需要仔细界定。在许多非正式变体中,表示预期将来意义的这一构式有一种弱化读音,通常写作 gonna。这种弱化并不能自由地应用于所有包含 going 和 to 的序列。在 going to London 中,to 引出目的地;在保留原有结构的前提下,通常不能将其中的 going to 替换为 gonna。这一对比表明,语音弱化可能受到语法分析的制约。同时,gonna 这一拼写形式并不能证明所有说话者对该构式都有相同的形态表征。
罗曼语的将来时体现了更深入的整合。拉丁语的不定式与意为“有”的 habēre 的各种形式结合,构成表达义务或将来等意义的构式。在若干后裔语言中,这些组合演变成了综合式的将来时形式。西班牙语的 cantaré(“我将唱歌”)和法语的 chanterai 都包含在历史上与“有”的某些形式相关的词尾。不同罗曼语变体的历史演变路径并不相同;不应根据现代形式倒推,认为它们是整个语族中一次统一、同时发生的变化所造成的结果。
整合不仅会改变发音,也会改变形态组织。一个曾经独立的成分可能不再具有自身的屈折变化,其相对于宿主的位置可能变得固定,并进入某个屈折范式。随后,它的形式可能因类推而被重塑,或受到词内音变的影响。这些变化可能产生语素变体现象,即同一个语法成分在不同环境中有不同的实现形式。后来的说话者可能将这些交替作为范式本身的属性来习得,而不是从某个独立的源词推导出它们。
不过,语音磨损并不等同于语法化。普通的词汇词可以缩短而不发生语法化,语法构式也可以扩展而不变短。有些已经确立的语法标记在语音形式上仍然较为充实,另一些则通过强化而增添成分。重音和音段形式的变化还取决于各语言特有的音系配列以及韵律组织模式。因此,读音弱化只能作为辅助证据,而不是决定性的判据。最有说服力的分析会将语音变化与通过独立证据确立的意义变化、句法分布变化,以及语法系统归属的变化联系起来。
各语法领域中反复出现的演变路径
语法化研究揭示了词汇来源与语法功能之间反复出现的关联。这些关联通常被表述为演变路径,而非普遍规律。表示“想要”的动词可以发展出将来时用法;表示“完成”的动词可以参与构成完结或与完成时相关的表达;表示“有”的动词可以成为领属、义务或完成时构式的组成部分。来源词的意义使某些推论更容易产生,但具体的演变结果取决于该词所处的构式。
时态和体提供了尤为丰富的证据。英语的 will 由一个与意愿有关的动词发展而来,而 have 则参与构成完成时,如 has written。由领属结构发展而来的完成时,其历史涉及领有者、对象与分词谓语之间关系的变化;仅将其描述为词汇意义“拥有”被语法意义“过去”所取代,并不足以说明这一过程。完成时构式可以表达与当前的关联、经历意义或先前发生的事件,而其后续发展在不同语言中各不相同。
指示词常常是定指标记和代词的来源。在罗曼语族中,定冠词由拉丁语的指示词成分发展而来,其中许多语言变体的定冠词尤其源自 ille 的各种形式。这类发展往往涉及一种转变:从通过指点或对比来确定指称对象,转向标示该对象可从话语中找回或加以识别。由此形成的冠词未必保留其来源词全部的空间区别。指示词也可能参与形成关系从句构式或连接构式,但这些发展需要单独进行历史分析,不能根据冠词的演变路径直接推定。
关系名词是空间标记的一类来源。指称前部、后部、头部或内部的表达,可以演变为介词、后置词或其他用于确定一个实体相对于另一实体的位置的手段。它们的演变历史将隐喻引申与句法依存关系的变化联系起来。类似地,表示“给予”的动词可以成为受益者或接受者标记的来源,表示“说”的动词则可以发展出引语标记或补语标记功能。这些反复出现的关联在语言类型学中备受关注,不过,同一个来源词在不同语言中可能沿着不同路径演变。
汉语提供了许多与词汇动词有关、且已得到深入研究的标记实例。把字处置式在历史上与表示“持握”或“拿取”的动词有关,而完整体标记了则与更早的完结意义相联系。这些实例很有价值,因为语法标记并不一定要变成屈折词尾,才体现出语法化。日语中,动词的 -te 形式后接表示有生实体存在的动词 iru 等构式,同样展现了词语组合如何表达体意义;根据谓词的不同,这些意义可以包括正在进行的事件或事件造成的结果状态。跨语言比较必须保留这些语言特有的区别,而不能把每一种相似来源都等同于同一语法范畴。
构式、话语与语言接触
现代研究的一项重要进展,是认识到相关的分析单位往往是整个构式,而非孤立的词。be going to 的将来意义依赖于一种组合配置,其中包括 be 的某种形式、going、to 以及后接的动词。如果只研究 go 的历史,就会忽略这一构式在主语类型、动词形式、否定方式和句法分布上的限制。因此,构式语法通过考察相关构式所组成的网络中形式与意义关系的变化,来分析语法化。
基于构式的研究方法区分既有模式内部的变化与新模式的规约化形成。随着可填入成分的范围扩大,构式可能变得更加图式化;随着某些特定组合固定下来,构式也可能受到更多限制。这些发展未必同步。一个序列可以在形式上趋于固定,同时容纳更广泛的动词;也可以获得专门的语法意义,同时保留内部变异。要确定其组织方式的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以及变化的先后次序,就需要历史证据。
话语标记使讨论超出了时态、格等常见范畴。you know(你知道)和 I mean(我的意思是)等表达可以帮助组织互动、澄清表述或引导理解。它们的演变可能涉及字面指称作用的减弱、出现位置的倾向以及专门会话功能的形成。一些学者将这些发展纳入语法化的范畴;另一些学者则使用“语用化”等术语,或将其分析为话语构式的变化。这一分歧部分取决于如何界定语法:是将其狭义地限定为形态句法,还是采用足够宽泛的定义,将规约化的互动组织方式也纳入其中。
语言接触还会开辟其他演变路径。说话者可能以一种语言中的构式为范本,在另一种语言中发展出形式不同的构式。这不一定涉及对范本中实际使用的词语或词缀进行词汇借用。相反,一种语言可能利用自身表示“想要”“完成”或“说”的动词,使其承担与接触语言中某种功能相似的功能。这类情况通常被称为语法复制。要确认此类现象,需要有关接触历史以及相关模式的出现年代与分布的证据;仅有结构相似性并不足以作出判断。
接触引发的语法化也使内部生成的变化与外部因素造成的变化之间的对立变得复杂。多语社群可能强化某种语言中已经存在的构式,偏向多种语言共有的某种解读,或使既有语言材料获得新的分布。因此,对克里奥尔语及其他接触变体的研究,会将语法化与重组、继承和迁移结合起来考察。类似的考量也适用于手语,其中的语法发展可能涉及空间运用、动作以及非手控特征的变化。语法化并不依赖语音,尽管它在不同模态中的音系实现方式有所不同。
证据与研究方法
最有说服力的语法化研究,会将按时间排列的证据与对形式、意义及分布的细致分析结合起来。找到一个看似合理的词汇来源,只是研究的起点。研究者还要寻找过渡语境、表达形式在语法行为上的变化,以及新解释逐渐约定俗成的证据。现代形式与某个古老词语相似,本身并不足以确立一条历史演变路径;一个在语义上看似合理的演变序列,也可能与现存例证的年代或分布相矛盾。
历史文本语料库使研究者能够在大规模文本中追踪变化。研究者可以按年代、体裁、主语类型、生命度、解释、语序及周围的语法结构等,对例证进行标注。对于正在形成的将来时构式,有用的区分包括:主语所指是否能够移动、事件是否出于意图,以及是否出现字面意义上的目的地。某一形式的使用扩展到与其来源意义不相容的语境中,可能比单纯的使用频次增加更能证明语法化的发生。
语料库语言学中的定量研究必须区分使用频次与类型多样性。某个构式可能仅仅因为一个固定表达在语料库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变得常见,却并未能产地扩展到新的动词或语境中。反过来,某种创新的总体频次可能仍然很低,却出现在日益多样的环境中。比较时还需要选取恰当的分母:某一构式在相互竞争的表达形式中所占的比例,可能比它在每百万词中的出现次数更有参考价值。否则,体裁的变化、文本留存的不均衡以及编辑惯例,都可能造成类似语言变化的表象。
比较法和内部构拟使分析能够超越有直接文献记录的历史范围。亲属语言可能分别保留早期构式的不同部分,而同一种语言内部的不规则分布,则可能暗示过去存在的边界或依存关系。当构拟得到规则的语音对应关系以及具有独立依据的语法比较的支持时,其说服力最强。类型学上常见的演变路径可以提供有用的假设,但不能替代证明某种语言确实沿所提出的路径演变的证据。
当代变异是另一种证据来源。不同年龄、地区或社会群体使用相互竞争的构式的频率可能不同,社会语言学研究由此可以考察这些构式的扩散。不过,仍须区分表观时间模式与年龄分级现象;在后者中,说话人的语言用法会在其一生中发生变化,但整个语言社群并未出现持久的转变。实验研究和语言加工研究可以检验高频序列是否作为整体发挥作用,或说话人如何理解有歧义的构式。这类发现有助于阐明相关机制,但当代的语言加工方式无法直接确定数百年前的说话人究竟如何在心智中分析语言。因此,对历史语法化的认识,仍然是基于多方面相互印证的证据所作的推断,而非对其全过程的直接观察。
方向性、反例与理论争议
这一领域的核心主张之一是,语法化表现出强烈的方向性倾向。词汇表达不断演变为语法标记,相对独立的语法形式也不断变得更加依附。反向变化较少见,而且往往发生在不同的结构条件下。因此,“单向性”既可以指绝不允许逆向变化,也可以指统计上的不对称。这两种主张有实质性的区别:一个证据充分的反例就能推翻前者,却未必会动摇后者。
去语法化涵盖表达形式获得自主性,或摆脱较强语法制约的变化。一个经常被讨论的例子是英语中写作 ’s 的所有格标记。从历史上看,它与屈折性的属格词尾存在联系;但在现代英语中,它却可以附着在短语的边缘,例如 the king of England’s daughter(英格兰国王的女儿)。对于它在当代英语中究竟属于哪一类别,各种分析尚有分歧;不过,纵观其历史便可看出,形态依附程度不断增强,并不能作为解释语法变化的无例外规律。
语法表达发展为词汇项,并不一定都是其自身历史的逆转。英语 isms 指各种学说或运动,是将后缀材料用作名词,但这并不等于恢复了该后缀演变之前的来源形式。引用、省略、词汇化和构词都可以通过不同于语法化逆转的过程,将语法材料转变为独立的表达形式。这些现象之间的界限仍有争议,因此,在统计反例时,明确界定相关概念至关重要。
第二项争论涉及语法化在解释中的地位。批评者认为,语法化并不是一种独立机制,而是语义变化、重新分析、类推和语音弱化反复结合的结果。按照这种观点,解释某项变化,需要明确指出这些机制,而不是给它们共同造成的结果冠以一个名称。支持者则回应说,这些变化反复共同出现,并表现出一定方向性,这本身就是需要解释的现象。这场分歧部分在于:一种有用的理论应当在哪个层面进行概括——个别机制、构式的演变历史,还是跨语言的倾向。
其他争议涉及意义变化与结构变化的范围。语义泛化、主观性增强、语音弱化以及句法整合程度提高,并不总是同时发生。莱曼式的结构自主性降低,也无法直接对应于某些将表达形式的作用域扩展至整个小句或一段话语的演变。形式取向的理论可能将某些演变历程建模为词汇范畴被重新分析为功能结构的过程,而基于使用的理论则强调频率、推理和规约化。当前研究结合具体的演变历史检验这些主张,考察哪些变化得到了独立证实、这些变化以何种顺序发生,以及所提出的概括能否适用于不同语言、构式类型和模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