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语族是印欧语系的一个分支,其划分依据是各语言在语音结构、词汇和语法的历史演变中所共有的创新。现存的日耳曼语言包括英语、德语、荷兰语、南非荷兰语、弗里斯兰语、意第绪语以及斯堪的纳维亚诸语言。哥特语和其他几种已灭绝的语言则为了解这一语族的早期面貌提供了证据。日耳曼语族属于语言谱系分类:它表示这些语言源自同一种祖语,而非归属于某个特定国家、族群或文化共同体。
日耳曼语言起源于北欧,如今已遍布世界各地,主要是人口迁徙、移民定居、殖民扩张以及英语在国际上广泛使用的结果。这些语言的结构各不相同:冰岛语和德语保留了较为复杂的屈折变化,英语和南非荷兰语的语法则更具分析性。日耳曼语族对历史语言学尤为重要,因为其早期文献和系统性的语音对应关系,曾帮助确立重建语言历史的方法。
分类与地理分布
日耳曼语族通常分为三个分支:东日耳曼语支、北日耳曼语支和西日耳曼语支。东日耳曼语支已消亡,其有文献记载的主要代表是哥特语。北日耳曼语支包括丹麦语、瑞典语、挪威语、冰岛语和法罗语,以及诺恩语等已消亡的语言变体。西日耳曼语支包括英语、苏格兰语、弗里斯兰诸语、荷兰语、南非荷兰语、低地德语、德语、意第绪语及相关变体。这些分类体现了历史上的亲缘关系,但各分支内部的进一步划分有时反映的是相互交织的语言创新,而非一系列完全彼此隔绝的祖语依次分化的结果。
因此,语言谱系树模型虽有用,却并不完备。在漫长历史中的大部分时期,相邻的日耳曼语言变体构成了方言连续体,语言创新在保持接触的社群之间传播。两种现代标准语之间的界线,可能横穿原有的语言相似性分布格局。反过来,归入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变体也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例如,英语、弗里斯兰语与欧洲大陆沿海语言变体之间的关系,涉及多组彼此重叠的语音和语法演变,而非一条没有争议的单一分化序列。
日耳曼语族在欧洲的分布既体现了历史延续性,也反映了历史上的大规模迁徙。北日耳曼诸语言在斯堪的纳维亚、冰岛和法罗群岛占主导地位。西日耳曼诸语言分布于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荷兰、比利时北部、德国、奥地利、瑞士部分地区、卢森堡及其邻近地区。弗里斯兰语仍通行于荷兰和德国境内一些彼此分隔的地区。意第绪语形成于欧洲犹太社群,如今在多个国家仍有使用者,其中以色列和北美是重要的使用中心。南非荷兰语主要通行于南非和纳米比亚。
在欧洲以外,北美洲和大洋洲有大量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人口,英语也作为非第一语言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使用。荷兰语通行于苏里南和加勒比海部分地区,德语及其他日耳曼语言则在众多海外移民社群中延续使用。日耳曼语族使用者的总人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将第二语言使用者计入。仅英语就有数亿第一语言使用者,将其作为非第一语言使用的人口规模则大得多;若用一个单一的精确数字概括所有日耳曼语言的使用者,就会掩盖人口普查定义、语言熟练程度和多语使用实践上的差异。
语言与方言之间的区别,不能仅凭谱系关系的远近来确定。相互可理解性、文学传统、教育、政治制度以及使用者的身份认同,都是重要因素。丹麦语、挪威语和瑞典语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通,尤其在书面语方面,但它们各自发挥着独立国家语言的作用。苏格兰语和英语则呈现出另一种格局:二者在结构上关系密切,但彼此的界限存在争议。分类时必须区分谱系渊源、结构相似性和社会认可,而不能将它们视为可以互换的标准。
原始日耳曼语与主要音变
这一语族的共同祖先是原始日耳曼语,它并未以连贯的书面文献保存下来,而是通过重建得以认识的。重建所依据的是比较法:利用亲属语言之间反复出现的对应关系,推断更早的语音和形式。按照惯例,重建形式前加星号。学界通常将原始日耳曼语与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北欧地区联系起来,但其确切的地理范围及各项创新发生的年代,都无法直接确定。考古学文化不能简单地与重建的语言画等号。
日耳曼语最著名的创新是格林定律,以雅各布·格林的名字命名。在拉斯穆斯·拉斯克较早的观察基础上,格林于1822年作出的论述有助于确立这一音变的系统性。简而言之,印欧语的清塞音变成了日耳曼语的清擦音,浊塞音变成了清塞音,浊送气塞音则演变为浊塞音或浊擦音。因此,拉丁语的 pater 与英语的 father 对应,拉丁语的 tres 与英语的 three 对应。这些是亲属语言之间继承而来的对应关系,并不能证明这些英语词借自拉丁语。
传统上,这一音变的基本模式可表示为:
这些公式省略了涉及唇软腭音的区别,以及演变所得浊音在语音上的具体实现。对于某些特定的辅音丛,还需要补充限定条件。格林定律描述的是一组有系统的历史对应关系,并不是说每个字母在所有语音环境中都发生了完全相同的变化。
卡尔·维尔纳于1877年发表的维尔纳定律解释了许多表面上的例外。在特定的重音条件下,先前音变产生的清擦音发生了浊化;继承而来的 s 也参与了同一过程。相关的制约条件取决于印欧语重音的位置,而这一重音系统存在于日耳曼语形成较为固定的重音之前。因此,早期动词范式中保留的交替现象,为一种在后期语言中已无法直接观察到的重音系统提供了证据。
另一项重大变化是确立了以词根首音节为主的重音模式。虽然小品词和某些带前缀的构词形式使这一模式变得复杂,但词根上的强重音促进了非重读词尾的弱化和最终脱落。这一过程既非一蹴而就,也并非整齐划一:哥特语和早期西日耳曼诸语言仍保留了丰富的屈折变化。此后发生的变音、元音裂化和辅音变化等,造成了各分支之间的差异。因此,各种共同创新必须归入恰当的历史层次,而不能一概归于原始日耳曼语。
早期记录、文字与历史研究
日耳曼语言最早的证据,部分来自希腊和罗马作家记载的人名、部族名及零星词语。这些材料十分宝贵,却难以解读,因为外国作者会用自己的拼写体系来记录不熟悉的语音。对日耳曼语社会的连贯文字记述,例如塔西佗于公元98年写成的《日耳曼尼亚志》,本身并不是以日耳曼语言写下的记录。必须区分语言证据与外部人士对各族群的描述;古典作家往往将这些族群笼统地归入宽泛的民族分类之中。
随着公元最初几个世纪卢恩字母的出现,以日耳曼语言直接刻写的铭文材料逐渐丰富起来。目前能够可靠断代的最早卢恩文字材料约属于公元2世纪,不过,个别出土物及其可能更早的年代仍是学界讨论的问题。古弗萨克字母共有24个符号,使用范围十分广泛。许多铭文篇幅短小,仅包含姓名、物主声明或简短的套语,因此其解读往往受制于器物残损和词语划分不明等问题。
此后,卢恩文字朝不同方向发展。盎格鲁—弗里西亚传统增加了字母符号的数量,而斯堪的纳维亚的后弗萨克字母则将其减至16个。中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卢恩文字又经历了进一步调整。这些文字体系并非在所有地方都于同一时期被拉丁字母取代:在某些地区,卢恩文字与拉丁文字曾共存数百年。不过,基督教化、手抄本制作以及教会教育,仍使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书写体系成为中世纪大多数日耳曼语言文学的主要载体。
与乌尔斐拉有关的4世纪《圣经》译本,为哥特语留下了日耳曼语言中最早的大篇幅连贯文本。现存手抄本均为后世抄本。中世纪早期,西日耳曼语的文献记录大幅增加:古英语材料包括法律、宗教著作、注释和诗歌;古高地德语的材料以注释及《希尔德布兰特之歌》等文本为代表;9世纪的《救世主》则是古撒克逊语的重要作品。北日耳曼语的手抄本文献较晚才丰富起来,尤以中世纪冰岛最为突出。不能直接将现存手抄本的年代视为其中语言、故事或诗歌传统的起源年代。
日耳曼语言的材料也推动了现代语言学的形成。拉斯克、格林、维尔纳及19世纪的比较语言学家证明,历史语音对应关系可以得到系统研究。文献学研究以手抄本为依据,整理出校订本、词典和语法书,尽管其中一些文本的释读尚存疑问。较近时期的研究则将这一传统与方言学、社会语言学和数字语料库相结合。现存记录仍很不均衡:文学和行政文书所用的语言变体占比过高,而日常口语以及许多已经消亡的地域变体,只能通过间接材料加以了解。
西日耳曼诸语言及其分化
按使用人数计算,日耳曼语族中规模最大的几种语言都属于西日耳曼语支,但从历史上看,西日耳曼语并不是直接演变为现代标准语的某种单一、统一的语言。早期各变体既有共同的创新,也参与各自区域内的语言交往网络。学者通常将包括英语和弗里斯兰语祖先在内的北海日耳曼语,与欧洲大陆上的其他类群区分开来。“盎格鲁—弗里斯兰语”和“易北河日耳曼语”等名称有助于描述某些特定的演变模式,但如何理解这些分类,取决于所考察的是哪些创新。
古英语由公元5至6世纪传入不列颠的语言变体发展而来。它与弗里斯兰语及其他北海日耳曼语变体有若干共同变化,包括某些擦音前鼻辅音的脱落,英语 five 与德语 fünf 的对比就体现了这一点。古英语保留了语法性、多个格,以及形容词的强弱变化之分。后来,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定居使其与古诺尔斯语发生了持续接触。1066年诺曼征服之后,法语在政府事务和上层文化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随后的中古英语时期出现了大量词汇借入,语法结构也继续发生重组。
如今最为人熟知的欧洲大陆日耳曼语内部划分,是高地德语与低地德语之分。“高地”和“低地”最初指的是地理上的高地与低地,而非社会地位的高低。高地德语辅音推移在中世纪早期以不均衡的方式传播,改变了传承下来的塞音,英语 apple 与德语 Apfel、英语 water 与德语 Wasser,以及英语 make 与德语 machen 的对比,都体现了这些变化。这次音变对各地方言的影响程度不一。现代标准德语主要建立在高地德语的书面传统之上,而低地德语则没有经历这一具有界定意义的音变。
荷兰语主要由低地法兰克语诸变体发展而来,其标准语的形成受到城市书写实践、印刷、行政事务以及南北地区交流的共同影响。南非语在南部非洲的多语言环境中,由17世纪荷兰殖民者所用的语言变体演变而来。欧洲移民、被奴役者和当地原住民社群都参与了它的发展。与荷兰语相比,南非语失去了语法性以及动词上大部分表示人称和数的屈折变化,同时发展出独特的结构,其中包括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否定模式。
意第绪语由犹太社群使用的中世纪日耳曼语变体发展而来,吸收了大量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词汇,后来又受到斯拉夫诸语言的广泛影响。它通常使用源自希伯来字母的文字书写。弗里斯兰诸语言——西弗里斯兰语、北弗里斯兰语和萨特兰弗里斯兰语——在历史上与英语关系密切,但在现代是各自独立的语言,有着不同的地区发展史。苏格兰语由中古英语的北部变体发展而来,并形成了自身的文学与行政用语传统。这些例子说明,西日耳曼诸语言的历史不能简单归结为当今各国标准语的历史。
北日耳曼语支与斯堪的纳维亚语言连续体
北日耳曼语支由早期斯堪的纳维亚的语言变体发展而来,这些变体通常称为原始诺尔斯语。卢恩文字铭文记录了这一时期的部分语言面貌,而通常所称的古诺尔斯语,则涵盖了较晚的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一系列口语和书面语。传统分类将其分为古西诺尔斯语和古东诺尔斯语:前者主要与挪威及其在大西洋上的定居点有关,后者则分布于丹麦和瑞典。在哥得兰岛有文献记载的古哥得兰语,呈现出独特的语言特征组合。这些分类描述的是历史上的发展倾向,而非界限分明的划分。
约在八世纪至十一世纪之间,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扩张将北日耳曼语的各种变体带到了北大西洋各地,以及不列颠群岛周边和其他地区的定居点。冰岛的移民定居主要始于九世纪末,其中古手稿保存了极为丰富的散文和诗歌文献。法罗群岛保留了一种独立的北日耳曼语言,即法罗语。诺恩语曾通行于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在当地居民长期转用低地苏格兰语的过程中逐渐消亡,其最后阶段的记录十分有限。
如今常见的大陆斯堪的纳维亚语与岛屿斯堪的纳维亚语之分,体现了一项重要的结构差异。冰岛语保留了四个格、三个语法性,以及丰富的动词和名词屈折变化。法罗语也保留了相当多的屈折变化,但在语音和语法上经历了自身独有的演变。丹麦语、瑞典语和大多数挪威语变体的名词格标记有所减少,动词的一致关系变化也得到简化。这些发展使大陆诸语言在若干结构方面较为相似,尽管它们的发音可能差异显著。
大陆诸语言也体现了韵律的重要性。瑞典语和挪威语的许多变体通过词汇性的声调模式来区别词语,这类模式通常称为词调。丹麦语则具有一种称为 stød 的特征,通常表现为喉部收紧或发声中断,不过其分布和具体语音形式各有差异。这些现象在历史上存在复杂的联系,但不能等同视之。现代冰岛语和法罗语则呈现出其他演变,包括元音音质的显著变化,尽管其拼写看起来仍相当保守。
挪威的书面语格局反映了其独特的政治和语言历史。书面挪威语(Bokmål)源于挪威与丹麦长期联合期间所采用的丹麦语书写传统,而新挪威语(Nynorsk)则源于伊瓦尔·奥森在十九世纪以挪威各地方言为基础开展的工作。两者是挪威语的两套书面语标准,而不只是两种内部统一的口语的名称。各地方言在公共生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丹麦语、挪威语和瑞典语使用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受到接触程度、学校教育、说话方式以及所涉具体语言变体的影响。这种理解往往是不对称的,而且阅读可能比听懂不熟悉的口语更容易。因此,历史上的东西部划分并不能直接预测当今的相互理解程度:挪威语和冰岛语在较早的分类中同属西部,但在当代实际交流中,挪威语通常与丹麦语和瑞典语更为接近。
东日耳曼语支与哥特语的语言证据
东日耳曼语支与其他主要分支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中没有任何一种语言作为代代相传的现代社群语言存续至今。哥特语是该语支中文献记录最为丰富的语言,其记录数量远超其他成员。汪达尔语和勃艮第语通常也被归入这一分支,但它们留下的语言记录主要是名称和零散词语。另有一些通过历史族名为人所知的语言变体,其分类尚不够确定,无法据此重建详细的语法。对某一古代人群的归类,本身并不能确定该人群中每个成员所说的语言。
哥特语最主要的文献是传统上被认为与乌尔斐拉主教有关的《圣经》译本。乌尔斐拉约生于311年,卒于383年。他主要以希腊字母为范本,并结合其他来源的影响,创制或改编了一套用于书写哥特语的字母。现存哥特语文本大多出自《圣经》,其他材料则包括一篇通常称为《斯凯雷因斯》(Skeireins)的注释残篇。6世纪的《银字圣经》(Codex Argenteus)以金银墨水写在紫色羊皮纸上,保存了《福音书》的大量内容,是最著名的哥特语手稿。
哥特语尤为珍贵,因为它保留了许多后来日耳曼语言中已经消失或重新组织的区别。其动词保留双数形式,将“我们两个”和“你们两个”与复数形式区分开来。它还保留了现在时的综合式被动语态,以及某一类强变化动词通过重叠构成的过去时形式。其名词性词语的屈折系统包含四个主要且仍能普遍使用的格,并有限地保留了工具格的痕迹。这些特征有助于确定哪些结构是从祖语继承而来的,哪些则是在北日耳曼语支或西日耳曼语支中独立产生的。
与此同时,哥特语并不等同于原始日耳曼语。它有自身的创新,而《圣经》翻译也带来了方法论上的复杂性。希腊语原文可能影响译文的词汇、短语结构和成分顺序。因此,哥特语《圣经》中频繁出现的某种结构,可能反映本族语用法、翻译惯例,或两者的相互作用。在将任何哥特语特征视为祖语的证据之前,都有必要与具有独立文献记载的其他日耳曼语言进行比较。
哥特语后期历史的记录十分零碎。在西罗马世界的中世纪早期继承国家中,使用哥特语的社群或已消失,或已改用其他语言。奥吉尔·吉斯兰·德·布斯贝克于16世纪记录的一小批词汇,通常被称为克里米亚哥特语。这批材料似乎保留了日耳曼语言的成分,但它与《圣经》哥特语的关系,以及其传承过程的具体情况,仍有争议。由于材料数量有限,且经过另一位记录者的转述,它无法像《圣经》哥特语语料那样,支持同等程度的语法重建。
屈折、构词与语法演变
日耳曼语族继承的一项重要特征,是强变化动词与弱变化动词之间的对立。强变化动词通过继承而来的元音交替,即元音交替,来构成主要的时态区别,例如英语的 sing–sang–sung 和德语的 singen–sang–gesungen。弱变化动词则使用齿音成分,英语中体现为 walked 和 loved 的词尾。以齿音构成过去时,是日耳曼语族的一项标志性创新,但其最终的历史来源仍有争议。随着时间推移,许多动词从强变化类转入弱变化类,也有少数动词通过类推产生了新的强变化形式。
强变化动词各类别曾经呈现出较为规则的模式,并不像现代英语中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不规则。这些动词的元音反映了继承而来的交替模式,又受到后续音变的影响。其他动词类别还包括过去现在时动词,其现在时形式在历史上承续了更古老的、类似过去时的构词形式。现代的若干情态动词便源自这一类。异根互补则带来了另一种不规则性:英语的 go–went 将历史上不同动词的形式组合在一起,而不是同一个继承词根内部发生规则音变的结果。
早期日耳曼语言的名词区分性、数和语法格,不同的词干类别有不同的词尾。现代各语言对这一体系的保留程度差异很大。在标准语法描述中,德语和冰岛语都有四个格,但其形式与功能并不完全相同。英语名词主要区分单数、复数和所有格结构,额外的格对立则保留在 he–him 等代词中。南非荷兰语的名词和动词屈折进一步简化。这些差异涉及语法标记的分布,而非各语言整体表达能力的高低。
形容词的强弱变化之分,也是继承而来的一项典型特征。在现代德语中,形容词词尾与限定词的有无及其形式相互关联:比较 guter Wein“好酒”和 der gute Wein“那好酒”。斯堪的纳维亚诸语言保留了相关的对立,不过其体系已经过重组。“强”和“弱”这两个历史术语指的是屈折模式,不应理解为语义强度或强调程度的差别。
由邻近语音引起的元音变化,也留下了语法痕迹。变元音最初是指后面的元音或滑音对前面元音的影响。当触发变化的语音后来消失时,元音交替仍可能作为语法标记保留下来,例如英语的 foot–feet 和德语的 Mann–Männer。这类模式说明,语音过程可以转化为形态学体系的一部分。
日耳曼语言广泛使用复合构词和派生词缀。英语的 greenhouse“温室”、荷兰语的 boekhandel“书店”和德语的 Wasserflasche“水瓶”,都是将词汇成分组合成更大的词。各语言的拼写惯例有所不同:英语表达中的空格,并不一定意味着其语法结构与其他语言中连写的复合词有根本差异。与单看书写长度相比,能产性、重音、意义和内部句法结构更能说明问题。
子句结构与语法组织
日耳曼诸语言在句法上既保留了共同继承的相似之处,也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最突出的模式之一是动词第二位语序,通常缩写为 V2。在典型的陈述主句中,限定动词位于句首的一个成分之后,而这个成分不一定是主语。德语的 Heute liest Maria das Buch 和瑞典语的 I dag läser Maria boken 都表示“今天玛丽亚读这本书”。句首的时间表达式虽然包含不止一个词,却只占据一个成分位置。因此,V2 指的是第二个句法成分的位置,而非字面上的第二个书写词。
V2 广泛见于欧洲大陆的西日耳曼诸语言和北日耳曼诸语言,但其分布因语言和子句类型而异。现代英语的陈述句通常已不再普遍采用 V2 语序,不过相关的倒装形式仍保留在“Never have they seen this”(他们从未见过这个)之类的结构以及“Has Maria read the book?”(玛丽亚读过这本书吗?)之类的疑问句中。较早时期的英语呈现出更丰富的动词位置模式。因此,不能将英语的历史简单描述为丧失了一条先前所有变体都共同遵循、完全一致的规则。
非限定动词的位置是另一项重要差异。德语和荷兰语常将不定式和分词置于子句末尾附近,而在普通主句中,限定动词则占据第二位。在从句中,限定动词通常也出现在靠后的位置,动词群的排列则遵循各语言自身的规则。英语和斯堪的纳维亚大陆诸语言通常将宾语放在实义动词之后。对于如何最好地表征这些模式的底层结构,不同分析各有主张,但这些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差异始终是日耳曼语言比较句法研究的核心内容。
这些语言在标记有定性方面也有所不同。英语、荷兰语和德语将定冠词置于名词之前。大多数北日耳曼语变体在许多名词短语中使用后缀式定冠词:瑞典语的 bok 表示“书”,而 boken 则表示“这本书”。当名词前有定语形容词时,瑞典语通常同时使用前置限定词和后缀式冠词,例如 den stora boken,意为“这本大书”。标准丹麦语在类似的形容词结构中则采用不同的模式。冠词由指示表达式演变而来,体现了语法化的过程。
助动词在表达时态、体、语态和情态方面的作用日益重要。完成时结构通常由助动词与过去分词组合而成,不过,各语言对相当于“有”和“是”的助动词的选择有所不同。英语在许多疑问句和否定句中形成了必须使用 do 助动词的规则,例如“Did she leave?”(她离开了吗?)和“She did not leave”(她没有离开)。英语的进行体结构,如“is reading”(正在读),其语法化程度也比若干亲属语言中的类似结构更高。由此可见,共同的语言渊源与子句组织上的显著分化可以并存。
语言接触、标准化与当代语言生态
日耳曼诸语言的发展始终伴随着语言接触,既有语族内部的接触,也有与无亲缘关系或亲缘关系较远的语言之间的接触。早期,拉丁语为这些语言提供了与贸易、物质文化、行政管理有关的词汇,后来又带来了与基督教制度有关的词汇。有些借词在个别日耳曼语言分化之前就已传入;另一些则是在中世纪或近现代分别进入各语言的。形式相似的拉丁语源词不一定来自同一次借用。要重建这些词传播的时间和途径,需要考察其语音形式、含义以及最早的文献记录。
古诺尔斯语与英语的接触留下了尤为明显的痕迹。英语中的 sky(天空)、take(拿取)和 they(他们)就是人们熟知的斯堪的纳维亚语言成分,尽管各词在地域分布和传入时间上有着不同的历史。代词借用尤其值得注意,因为代词通常不容易被替换。语言接触也可能影响了语法演变,但将英语屈折变化的丧失归因于某一次语言接触,未免过于简单:语音弱化、方言互动、语言习得和内部结构重组,在漫长的时期内共同发挥了作用。
诺曼征服之后,法语的影响深刻改变了英语词汇,尤其体现在行政、法律、精英文化和文学领域。在北欧,中古低地德语随着汉萨同盟城市的商业活动而传播,并对斯堪的纳维亚诸语言的词汇产生了重大影响。意第绪语吸收了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的宗教与学术词汇,也纳入了斯拉夫诸语言的成分。南非荷兰语则形成于一个多种语言接触的环境,其中涉及荷兰语的不同变体、被奴役群体使用的马来语及其他语言,以及非洲南部的语言。借用并不改变这些语言的谱系分类,因为这一分类依据的是它们在历史上的延续性及其继承的语言结构。
标准语的形成,通常涉及对特定书写惯例的选择和发展,而不只是记录某一种未经变化的地方方言。印刷、宗教文献翻译、行政集权、词典编纂和学校教育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马丁·路德在16世纪所作的《圣经》翻译,影响了书面德语的发展与传播,但他既没有创造德语,也没有凭一己之力确立其现代标准。英语、荷兰语和斯堪的纳维亚诸语言的标准语,同样是在多种机构和区域传统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当今的语言生态极不均衡。英语充当全球通用语,而使用人数较少的日耳曼语言及其区域变体,则可能面临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语言或英语本身带来的压力。法律认可、广播电视、社群内部的代际传承和教育,以不同方式影响着这些语言的前景。西弗里斯兰语在荷兰弗里斯兰省具有制度地位,而其他弗里斯兰语变体的使用者社群要小得多。意第绪语仍在许多哈西德派社群中代代相传,同时也用于学术、文学及世俗文化活动。
数字通信又带来了新的机遇与差距。使用人数较多的语言受益于覆盖广泛的语音识别系统、可检索的文本库和翻译工具;使用人数较少的语言变体则往往缺乏标准化资源,训练材料也较少。方言书写、多种语言混用的互动以及语码转换,也给围绕单一国家标准语设计的系统带来了挑战。因此,当代研究不仅考察语言的历史源流,也关注各种语言变体由谁使用、用于何种场合,以及其使用所处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