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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 mutual-intelligibility

相互可理解性

相互可理解性指不同语言变体的使用者在未刻意学习对方变体的情况下,能够彼此理解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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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可理解性指不同语言或语言变体的使用者,在未刻意学习对方变体的情况下,能够彼此理解的程度。这是语言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研究语言与方言的关系时尤为重要。可理解性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简单的“能”或“不能”:人们可能只能认出个别词语,也可能听懂大致话题,或理解详细信息,各个层面的理解程度并不相同。理解还取决于参与交流的个体、他们以往的接触经历、交流媒介以及交流发生的具体情境。

范围与区分

相互可理解性关注的是理解能力,并不一定涉及说出或使用另一种变体进行表达的能力。一个人可能听得懂邻近地区的变体,却完全用自己的变体作答。这种交流不需要双方共用一种通用语,也不需要不断进行翻译。

以下几组区分尤为重要:

  • **接受能力与表达能力:**能够理解一种变体,并不意味着能够流利地使用它。
  • **口语可理解性与书面语可理解性:**即使能读懂相应的书面文本,也可能难以听懂口语;反过来也可能如此。
  • **大意理解与细节理解:**辨认话题,比理解确切的指令、语法关系或隐含意义更容易。
  • **个体可理解性与群体层面的可理解性:**不能将一位经验丰富的听者的表现直接推广到整个社群。
  • **自发理解与互动支持下的理解:**听懂一段未经调整的录音,与听懂参与者会重复、换种说法并作出澄清的对话,并不是一回事。

这一术语有时取狭义,指主要凭借变体之间的相似性实现的理解;有时则取广义,指日常社会条件下的理解。因此,研究需要明确如何处理既往接触、教育和刻意学习等因素。

语言结构基础

可理解性取决于语言结构中多个方面的相互作用。

词汇与意义

共有词汇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源词是从共同祖形继承而来的词,在亲属语言之间可能较容易辨认,尤其是在差异遵循规律的情况下。共有的词汇借用也有助于理解,即使相关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并不密切。

字形或读音相似的词,并不总是具有相同意义。语义学层面的变化可能造成具有误导性的对应关系,这类词常被称为“假朋友”。反过来,一些形式看似不同的词,一旦听者发现它们之间反复出现的对应关系,也可能变得可以辨认。

因此,仅凭词汇重合程度并不能全面衡量可理解性。词语识别还取决于发音、词频、语境,以及对不同变体之间形式对应关系的了解。

发音与语法结构

音系学上的差异可能使原本相似的词变得难以辨认。元音、辅音、音节结构或重音的变化,都可能使人难以从连贯语流中切分出词语。音变形成的规则对应关系,在接触之后可以成为有用的解码线索,但初次接触时未必显而易见。

形态学(语言学)和句法也有重要影响。如果听者无法识别表示时态、数或语法关系的词尾,仅仅熟悉词干可能并不足够。即使双方共有大量词汇,语序和句子结构的差异仍可能增加理解的难度。

语境与交际行为

对话题的了解、眼前的环境、手势,以及对说话者可能说什么的预期,都有助于理解。语用学信息可以让人在漏听某些词语的情况下,仍然推断出信息的含义。

说话者还可以通过放慢语速、选用各方普遍使用的词汇、避免地方性表达或换一种说法,使自己的话更容易被理解。通过这类交际调适实现的理解确实存在,但它不同于对未经调整的日常言语的理解。

程度与不对称性

“相互”一词意味着双向理解,但两个方向的理解程度未必相同。变体 A 的使用者理解变体 B 的程度,可能高于变体 B 的使用者理解变体 A 的程度。这通常称为不对称可理解性。

可能的原因包括:

  • 通过广播电视、学校教育、迁移或个人交往获得的接触机会不均等;
  • 一种变体保留的形式,在另一群体看来是否容易辨认,存在差异;
  • 某些发音模式在一个方向上比另一个方向更容易掩盖词语边界或共有词汇;
  • 对区域变体或标准形式的熟悉程度不同。

一个经常接触邻近语言的社群,可能形成相当强的接受能力,而对方社群却没有获得同等程度的接触。因此,社会语言学条件可能与结构相似性同样重要。

研究还区分主要由既有语言相似性支持的理解,以及通过经验得到增强的理解。两者的界限很难厘清:即使参与者从未正式学习过某种变体,也可能通过娱乐、旅行或家庭联系接触过它。

口语、书面语与手语交流

口语和书面语的可理解性应分别评估。共同或相似的正字法,可能保留一些被发音差异掩盖、但仍可辨认的对应关系。另一些情况下,即使口语形式相当接近,不同的文字也可能妨碍阅读理解。

读写能力和教育程度是重要的混杂因素。例如,口语差异很大的汉语变体使用者,可能通过学习得来的书面标准语进行交流。他们能够阅读这种标准语,并不能证明他们各自的地方口语变体可以相互理解。同样,共用汉字本身也不能证明口语能够互通。

这一概念也适用于手语。个别手势相似,并不保证能够理解连贯的手语表达;理解还取决于语法组织、约定俗成的意义以及话语模式。例如,美国手语和英国手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它们所在社会使用英语,并不意味着这两种手语能够相互理解。

视觉语境、具有象似性的手势以及互动中的协商,都可能帮助不同手语的使用者进行跨语言交流。这类交流的成功,应与在没有交际调适的情况下理解一种陌生手语区分开来。

测量

可理解性可以通过实验研究,但没有任何单一测试能够涵盖理解的所有方面。常用方法包括:

  • **词语识别任务:**参与者辨认、匹配或翻译孤立的词语。
  • **句子理解任务:**参与者解释句子,或选择与句子对应的图片。
  • **录音文本测试:**参与者聆听一段叙事或对话,并回答有关内容的问题。
  • **转写或填空任务:**参与者写下听到的内容,或补全缺失的信息。
  • **互动任务:**两人合作完成一项活动,而活动能否成功取决于他们能否相互理解。
  • **自我报告:**参与者估计自己理解了多少,或描述以往的交流经历。

这些方法测量的是不同能力。孤立词语测试可以揭示词汇识别能力,但排除了语境支持。叙事测试评估对连贯内容的理解,却可能使具备相关背景知识的人表现更好。互动任务能够反映澄清和交际调适的作用,但也使人更难区分最初的理解与通过协商达成的理解。

研究还必须考虑所选说话者和听者、地区差异、年龄、读写能力、录音质量、语速、话题以及既往接触等因素。心理语言学实验可以同时考察准确率和处理速度:参与者可能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才能得出正确的理解。

目前没有公认的百分比阈值,可以区分“能够相互理解”与“不能相互理解”,或区分语言与方言。数值结果只有结合取得该结果时的任务、参与者和条件,才具有意义。

语言、方言与连续体

人们常提出用相互可理解性来区分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与彼此独立的语言。它是有用的证据,但不足以单独充当分类规则。

一个难题是方言连续体。相邻变体之间可能很容易相互理解,而距离越远的变体,可理解性可能逐渐降低。如果 A 与 B 能够相互理解,B 与 C 能够相互理解,并不意味着 A 与 C 也能够相互理解。因此,可理解性未必具有传递性,不适合作为将所有变体划分为界限分明的群组的唯一依据。

第二个难题在于,语言分类还反映了标准化、文学传统、制度机构和社群认同等因素。相互可理解程度很高的变体,可能各自拥有独立的标准语;而差异显著的变体,也可能被归入同一个语言名称之下。语言政策和语言意识形态会影响这些分类,但它们本身并不能决定实际的理解程度。

斯堪的纳维亚大陆的几种语言——丹麦语、挪威语和瑞典语——经常被用来研究分别经过标准化的语言之间的理解情况。理解程度会随交流方向、所涉及的变体、交流媒介以及听者的经验而变化。这些语言表明,与其把可理解性看作所有使用者均等拥有的一项固定属性,不如把它描述为一组关系模式。

与语言历史及语言接触的关系

相互可理解性与谱系亲缘关系相互关联,但并不是一回事。历史语言学通过包括比较法在内的系统性证据来确定语言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仅凭当代的理解情况。

亲缘关系密切的变体,在语音、词汇和语法发生广泛变化后,可能变得难以理解。反过来,语言接触可以增加共有词汇和熟悉程度,却并不意味着相关语言具有较近的共同起源。因此,同属一个语系并不能保证相互可理解。

可理解性也会随时间变化。更多的接触、教育和媒体接触可能增进理解,而语言分化或接触减少则可能削弱理解。对标准变体更加熟悉,可以改善跨地区的理解,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地方变体的结构都变得更加相似。

应用与局限

可理解性研究有助于方言学、跨境交流、广播电视、教育规划,以及接受型多语现象的研究。它可以帮助解释,人们何时能够各自使用不同语言而成功交流,以及看似微小的语言差异何时会造成重大障碍。

不过,对研究结果的解读仍需谨慎。在非正式交谈中理解程度很高,并不意味着对法律、技术或文学材料也能达到同等程度的理解。阅读能力不能证明听力理解能力,而熟悉一种标准语,也不能证明能够理解每一种区域变体。准确的描述应说明:谁能理解谁,通过什么媒介,理解哪类内容,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能够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