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语是一种语言的变体,其形式已被广泛认可为书面表达、公共交流、教育或其他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语言使用场合的典范。标准语的惯例通常载于词典、语法书、拼写规则和教科书中,也体现于机构的实际运作中。标准化既可能涉及书写,也可能涉及发音,但两者不一定同步发展:一个社群可以采用共同的书面标准,同时容许口语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标准语使跨地区、跨社会群体的交流成为可能,为公共档案和教育提供相对稳定的规范,并促进知识传播。然而,标准语的权威源于社会和历史,并不意味着它在语言本身的性质上更为优越。标准变体并不天然比其他变体更合乎逻辑、更富表现力,或在语法上更完备。其地位是在政治权力、文化声望、出版、学校教育以及使用者对特定规范的接受等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
标准语研究涉及社会语言学、历史演变、教育实践和语言政策。其中重要的区分包括:标准地位与官方地位、书面规范与口语规范、单一国家标准与多个国家标准,以及共同规范带来的实际益处与不同说话方式在社会评价上的不平等。
定义、范围及相关概念
理解标准语,最好将其同时视为一套语言规范和一种社会制度。其语言层面包括经过选定的语法模式、词汇、拼写,有时也包括发音;其制度层面则包括将这些模式确立为恰当用法或权威用法的各种实践,例如考试评分、编辑校订、词典中的用法标注、广播政策,以及对公共文书的要求。一项语言特征之所以成为标准,并不只是因为它出现得频繁,还因为相关社群认可它属于公认规范的一部分。
在描写语言学中,标准变体也是一种方言,这里的“方言”取广义,指具有系统性组织的语言变体。日常用语往往把“语言”与“方言”对立起来,前者专指标准语,后者则指地方话。这种对立反映的是社会分类,而不是有无结构的交际方式之间的区别。非标准变体同样具有系统的句法、语音组织和构词规则,即使这些规则与学校教授的规范不同。因此,非标准并不意味着杂乱无章、有所欠缺或没有语法。
标准语地位不同于官方语言地位。官方语言的职能由法律或政府惯例确立;标准语则提供语言规范。一个国家可以承认多种官方语言,每种语言各有自己的标准;也可以赋予一种规范尚在发展中的语言以官方职能。反过来,一种已广泛确立的标准语,也未必得到明确的法定地位。官方认可涉及制度上的适用权限,而标准化关注的是公认的语言形式及其使用。
标准语也不同于通用语,后者是母语不同的人之间用于交流的语言。通用语可以高度标准化,国际交往中的书面英语往往就是如此;但它也可能形式多变,由使用者在具体的当地交往中协商形成。标准语也不只是正式语域。语域随活动、受众和目的而变化;标准变体既可用于正式文章,也可用于非正式交谈。标准英语口语包含缩约形式和常见的口语表达,并不会因此变成非标准变体。
最后,标准化通常有程度之分。拼写可能受到严格规范,发音却仍然多样;专业词汇可能已经定型,非正式用法却迅速变化。使用者可能对某个词的拼写有高度共识,却对某种结构是否可接受存在分歧。因此,将一种语言描述为已经标准化,并不意味着它完全统一、所有人都遵循规范,或不存在相互竞争的权威。
选择、规范化、功能扩展与接受
挪威裔美国语言学家埃纳尔·豪根提出了一套颇具影响力的语言标准化理论,尤其体现在他于1966年发表的著作中。这套理论区分了四项相互关联的活动:选择规范、将其形式规范化、扩展其功能,以及获得社群接受。这些是分析维度,并非必须依次推进的时间阶段。一种语言变体可能在拼写尚未确定之前就获得新的功能,而经过精心规范化的标准也可能未能得到广泛接受。
选择决定哪些语言资源将成为规范的基础。其来源可以是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地域变体、享有声望的文学传统、若干相近的方言,也可以是有意构建的折中形式。首都的语言并不必然成为选择对象。例如,现代标准意大利语主要源于托斯卡纳文学传统,尤其得益于14世纪佛罗伦萨书面语的声望;这一发展远早于意大利国家的大多数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标准语。因此,选定范本的权威可以来自文本,而非政治中心的日常口语。
规范化为语言规范赋予持久且公众可查的形式。正字法规定拼写惯例,语法书描述或规定语法结构,词典编纂学则确定词语、词义、用法标签,有时也确定发音。规范化通过在不同选项之间作出取舍来减少不确定性,但很少能消除所有变体。词典可能认可两种拼写,区分地域形式,或记录用法的变化。此外,词典的权威也部分取决于社会如何接受它:仅仅出版,并不会使其建议具有约束力。
功能扩展是将一种语言变体的用途拓展到更多领域。一种主要用于地方日常交谈的语言,可能需要发展出适用于科学、大学教学、行政管理或法律程序的词汇和文体惯例。功能扩展可以涉及词汇借用、词义扩展、复合构词,或技术术语的创制。它还涉及语篇体裁的发展:实验报告所需的不只是科学名词,正如立法也需要一套用于界定术语、表述义务和组织条款的惯例。因此,功能的扩展可能重塑话语实践,而不显著改变日常语法。
接受关乎所提出的规范是否得到采用和认可。学校、出版机构、公共行政部门和专业组织可以推广这套规范,但使用者可能抵制某些具体形式,或继续沿用其他惯例。接受并不一定意味着情感上的认同,也不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只使用标准语;说话者可以将标准语作为实用工具,同时保留另一种家庭用语变体。
豪根模型的后续表述更明确地区分了实施与持续评估。其核心见解仍然是:标准化既涉及对语言形式的决策,也涉及对社会功能的决策。一套在技术细节上十分完备的拼写体系,本身并不能确保有人采用;而广泛使用也未必能使人们对每一条规则都达成共识。
历史发展与书面文本受众的扩大
语言规范传统的历史远早于现代民族国家。波你尼的语法分析通常被认为形成于公元前第一千纪,以极高的形式精确性将梵语加以系统化。古典语法和文学传统也帮助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等语言中享有声望的形式,在广阔地域和漫长岁月中得以延续。这些传统不应简单等同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语言标准化:它们往往服务于学术、宗教或精英社群,而这些社群的语言实践与日常口语存在显著差异。
在中世纪欧洲,不同地区的人们使用不同的本地语言,拉丁语则为这些地区提供了学术性的书面交流媒介。拉丁语的地位表明,承担重要制度性职能的语言,不一定是某个社群日常使用的第一语言。随着本地语言书写的扩展,行政档案、宗教文本、商业书信和文学作品,带来了形成易于辨识的共同规范的新需求。这些发展并不同步。手抄本的书写惯例容许拼写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而享有声望的书面传统也可以与广泛的地域差异并存。
自十五世纪起,活字印刷术在欧洲的传播扩大了文本的流通规模,也使反复作出的编辑取舍产生了深远影响。印刷商和出版商面向超出本地社群范围的读者,选定拼写、语法形式和词汇。印刷术并未立即带来统一的语言:早期印本内部往往存在差异,不同出版中心也各自沿用不同的惯例。印刷术的重要性,部分在于它大幅扩大了特定选择的传播范围,并使其影响更加持久。
宗教改革、行政集权和教育扩展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进程。马丁·路德于1522年出版的德语《新约》和1534年出版的德语全本《圣经》,对书面德语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它们并未创造德语,也未确立德语的全部现代规范。路德借鉴了既有的书面语和官署文书惯例,而后来的印刷商、语法学家、学校和作家则继续推进标准化。同样,将标准英语完全归功于王室行政机构、某一位印刷商或某一本词典的说法,也把复杂的历史压缩成了一个具有误导性的单一事件。
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普及教育、人口流动、征兵制、报纸、广播和电视,大大增加了人们接触标准形式的机会。民族运动常常将共同语言作为集体认同的象征,尽管语言边界与政治边界并不总是重合。殖民行政机构和传教机构也曾为语言编定规范,有时在扶持书面传统的同时,强加了影响深远的分类体系或特权安排。因此,历史分析需要区分共同规范的形成与利用这些规范的政治事业:相似的语言规范化手段,可以服务于宗教教导、帝国治理、民族整合,也可以用于维系少数群体语言。
书面语规范、口语规范与内部变异
书面语和口语的标准化涉及不同的属性。文字为记录语言提供图形符号资源,而正字法则规定这些资源在某种语言中的使用方式。书面语规范通常规定分词、拼写、大小写和标点的使用。口语规范则涉及语音对立、重音、语调以及社会上推崇的发音等特征。由于文字可以保持稳定,而口语却不断变化,规范的正字法并不能完整、直观地说明当代的发音。
英语体现了标准语法与口音之间的区别。说话者可以使用标准英语语法,同时带有苏格兰、尼日利亚、印度或英格兰某地的口音。口音涉及发音,而方言还包括语法和词汇特征。标准英音(Received Pronunciation)在英国历史上享有较高声望,并曾影响发音教学和广播,但使用标准英语并不要求采用这种发音。将标准英语等同于这种口音,是混淆了语言变异中两个部分独立的维度。
汉语的情况体现了另一种关系。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推广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些组成要素并不意味着将北京日常口语的所有特征都纳入标准。口语变体差异显著的不同社群之间,也通行着共同的书面语规范。1958年通过的汉语拼音以字母表示普通话的标准发音;它既不同于口语标准本身,也不同于汉语文本通常采用的汉字书写方式。
标准用法可以容纳多种形式,而非只有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在某些语境中,英式英语允许集合名词与复数形式的谓语搭配,而美式英语则更倾向于采用单数形式:一个团队既可以被理解为其中的各个成员,也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flat 和 apartment 这样的词汇,以及 colour 和 color 这样的拼写,可以分别属于不同的公认标准。即使在同一个国家,词典和文体手册也可能认可不止一种形式。
标准与非标准的区别,也必须同沟通效果区分开来。非正式口语包含停顿、自我修正、未完成的分句以及依赖语境的表达,这些现象在经过编辑的文章中可能显得不寻常。它们是实时互动的常见特征,并不能直接证明说话者使用了非标准语法。反过来,一篇文本即使遵循标准拼写和语法,仍可能含混不清、内容失实或结构混乱。标准化只对选定的惯例作出规范,并不保证表达清晰、内容真实、具有文学价值,或适合所有社会场合。
多中心标准与跨国关系
多中心语言拥有不止一个公认的规范制定中心。其得到认可的各个变体在词汇、发音、拼写、语法和公共使用惯例上可能存在差异,但仍被视为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形式。英语、德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都是典型例子。多中心性挑战了这样一种假设:每种语言都只有一个权威规范,其他所有变体都偏离了这一规范。
各中心之间的关系未必对等。人口规模、经济影响力、出版业、教育机构和媒体传播范围,都可能使某一种标准在国际上更受瞩目。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影响力较小的标准在语言上存在缺陷。例如,奥地利标准德语中有一些得到认可的词汇,与德国占主导地位的用法不同。在德国和奥地利的正字法使用 ß 的地方,瑞士标准德语通常使用 ss。这些差异是既有规范的特征,并不是未能遵循某个单一国家范式的表现。
西班牙语展示了共同的规范编纂如何与国家及地区差异并存。成立于1713年的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通过1951年成立的西班牙语语言学院协会与其他语言学院开展合作。当代各语言学院编纂的参考著作认可了众多分布于不同地域的用法。称谓形式说明了为什么单一、普遍适用的会话规范并不足够:tú、vos、usted、vosotros 和 ustedes 在西班牙语世界各地的分布和社会含义各不相同。不能简单地以西班牙本土说法正确、海外用法错误这样的二元对立来判定它们的地位。
挪威语则展示了同一国家内不同书面语标准相互竞争的情况。书面挪威语(Bokmål)是在挪威与丹麦政治联合的数百年间所使用的丹麦书面语传统逐步挪威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新挪威语(Nynorsk)则源于19世纪的研究工作,尤其是伊瓦尔·奥森的工作,系统地吸收了挪威各地方言的特点。二者都是已经确立的书面语标准,也都不要求所有使用者在日常交谈中放弃自己的地方发音。它们的共存表明,同属一个国家并不必然意味着只有一种书面语规范。
语言边界又增添了一层复杂性。关系密切的言语形式可能分别归入不同的标准,而差异很大的变体却可能共同以一种书面语为依归。相互可理解性是一个相关因素,但仅凭这一点,无法确定各社群会将其语言视为一种还是多种。标准语传统、学校教育、历史认同和政治制度也会影响语言的分类。因此,将一种语言描述为多中心语言,并不只是计算有多少个国家使用它;还需要辨明哪些社群被公认为规范的制定者,以及这些社群之间的关系。
机构、参考工具书与规范权威
语言标准化并不以某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为必要条件。有些语言设有在公共领域发挥显著作用的学院;另一些语言的规范权威则由词典、出版机构、考试体系、大学和公共机构共同承担。成立于1635年的法兰西学院与法语规范的编纂密切相关。相比之下,英语没有一个获授权裁定语言用法的统一国际学院。尽管如此,在众多独立机构的共同维系下,英语仍拥有覆盖广泛且相对稳定的规范。
各类参考工具书的用途与权威性并不相同。历史词典记录词语在不同时期的使用情况,学习词典为语言学习者解释当代用法,拼写词典则着重收录公认的书写形式。瑞典学院编纂的瑞典学院词表、瑞典学院词典和瑞典语词典,体现了同一机构之内参考工具书的不同功能。若把所有词典都视为可以互相替代的规则手册,就会掩盖它们在依据、收录范围和目标读者方面的差异。
与此相应,语言描写与语言规范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复杂。描写性工作考察人们在口语和书面表达中实际如何使用语言;规范性指导则建议人们在特定情境下应当采用何种用法。标准语词典往往兼具这两项功能,既记录用法,也将某些形式标注为地域性用语、非正式用语、过时用语或非标准用语。编辑再根据具体出版物的需要解读这些描述。报纸的内部编写规范可能只选用一种公认的拼写形式,目的仅仅是保持一致,而不是因为其他写法不属于标准语。
法律效力也因情况而异。某项拼写改革可以对学校或政府机关具有约束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私人通信中采用其他拼写就是违法的。德语国家于1996年议定的德语正字法改革,就是对书写惯例进行明确协调干预的实例。改革的实施引发了公众争议,随后又作了修订。这些案例表明,规范编纂并非只是发现不言自明的语言规则:相关权威机构需要权衡一致性、既有惯例、学习难易程度以及变革的实际成本。
规范权威归根结底取决于机构与使用者之间的互动。某个提议用来替代旧词的新词可能已列入官方术语,却仍鲜见于日常口语;某种创新用法也可能早已广泛流行,之后才获得参考工具书的认可。出版机构可能为适应读者群而保留较旧的惯例,专业领域采用专门术语的速度则可能快于通用词典的收录速度。因此,标准化是一个由多方参与、涵盖提议、采纳、纠正和调整的过程。即使某个学院具有很高的象征性地位,教师、记者、译者、雇主和普通使用者也都参与决定哪些惯例能够在实际使用中得到维持。
教育、习得与公共生活的参与
学校是传授标准语变体的最重要机构之一。儿童通常在日常互动中习得最初使用的语言变体,而掌握标准书面语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明确的教学和持续的文本接触。语言习得与识字能力的发展有所交叠,但并不是同一个过程。一个已经能够流利交流的孩子,可能仍需学习拼写、段落结构、学科专用词汇,以及长篇书面论证的惯例。
学习者的家庭语言变体与学校标准语之间的差距,影响着他们需要学习哪些内容。有些学生主要是学习新的语域和写作惯例;另一些学生还会遇到不熟悉的语法模式、词汇,或另一种语言。在解读学生的课堂表现时,这一区别十分重要。难以使用符合学校标准的形式,并不意味着缺乏语言知识。学生可能熟练掌握一种复杂的家庭语言变体,却很少接触考试所看重的表达形式。
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非裔美国人英语中 be 的分布。在使用习惯体 be 的变体中,“They be working”这样的句子可以表示反复发生的活动,而不是说话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这种结构具有系统性,尽管它不符合标准书面英语中的相应表达模式。对这一结构的分析说明,不能把非标准形式当成对标准语法的错误运用,并据此作出可靠评价。教育领域的争论关注的是:教育机构如何在不歪曲学习者已有语言系统的前提下,帮助他们掌握标准语规范。
在多语环境中,学校标准语还可能不同于家庭中最常使用的语言。教学语言的选择,既影响学生能否理解学科内容,也影响语言学习。因此,双语现象和多语现象都与标准语政策密切相关,尤其是在一种语言主导考试、高等教育或政府部门就业的情况下。标准化可以为编写教材、培训教师和统一术语创造条件,从而支持以往教育资源不足的语言开展教学,但要建立这些资源,远不止宣布一套官方规范那么简单。
评估还带来了另一个问题:考试可能衡量学科知识、标准语掌握程度,或同时衡量两者。在写作考试中,规范的拼写和语法可能是明确的考查目标;在数学或科学评估中,语言要求则可能与学科理解能力一道影响表现。大学和各专业领域同样会区分一般交际能力与对专业文体的掌握程度。标准语的实际价值,部分在于使人们能够参与这些机构的活动;而习得标准语的机会如何分配,仍是另一个社会问题。
声望、意识形态及与其他变体的关系
标准语除了将语言惯例编定为规范,还承载着象征意义。它可能与教育、专业素养、国家归属感、城市生活或社会地位的提升联系在一起。语言意识形态研究探讨这些关联如何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一种常见的意识形态做法,是把历史上选定的某种变体当作中立的语言本身,同时将其他变体描绘为地方性的讹变。这种解释掩盖了标准语形成过程中的地域史和社会史。
因此,对语言的评判可能成为对说话者的间接评判。某种发音或语法特征即使并不妨碍理解,也可能被视为说话者能力、可信程度或社会背景的体现。这类评价并不取决于该特征的结构属性。在某个时期受到污名化的句式,后来可能变得寻常;在某个社群中享有声望的发音,在别处可能平淡无奇,甚至不受欢迎。语言模式正是通过与群体和机构的关联而获得社会价值的。
不过,标准变体与地方变体之间并不总是形成简单的优劣等级。标准语在考试和正规就业中可能具有显性声望,而地方变体则可以表达群体认同、地道感或乡土情感。说话者可以调用更广泛的语言资源库,根据交际对象和目的在不同形式之间切换。语码转换和风格转换并不一定是混淆的表现;它们也可以是有系统地处理人际关系、开展活动和建构身份的方式。
双言现象描述了语言变异的另一种可能组织方式。查尔斯·弗格森于1959年提出的界定影响深远:一种高度规范化的“高位”变体用于正式写作、宗教或公开演讲等场合,而与之相关的“低位”变体则用于日常交谈。这些术语描述的是功能分工,而不是语言本身的优劣。书面阿拉伯语与各种阿拉伯语口语变体是一个重要例子,不过阿拉伯语的实际使用还包含中间形式和混合用法,超出了僵化的双变体模型。
标准化也会影响少数族群语言和手语。共同的书面规范可以促进出版,并帮助语言获得认可,但选定某一种地域形式,也可能使其他已经确立的形式处于不利地位。在手语中,教材、广播电视手语传译和词典可能会推广特定的词汇变体,但不能把有声语言中有关拼写和发音的观念直接套用到视觉—手势模态上。在这些不同情境中,分析时最关键的是区分两件事:促进共同沟通,以及对口语或手语使用者赋予不平等的价值。两者可能在制度层面交织在一起,但在逻辑上,任何一方都不必然以另一方为前提。
变化、实证研究与数字交流
尽管标准语往往与稳定性联系在一起,它仍会发生变化。新技术催生新词汇,社会实践改变称呼方式,而频繁使用的句式也可能逐渐被经过编辑的书面文本接受。这些发展通常并不会同步纳入成文规范。某个词可能在通用词典收录之前,就已进入专业领域;而某项旧有的禁忌,即使在受过教育者的实际用法已不再一致之后,仍可能延续于学校教学之中。因此,与其说标准化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历史事件,不如说它是持续管理规范的过程。
对这一过程的研究依赖多种证据。语料库语言学通过考察文本或口语转写材料的集合,确定语言形式在不同时期、体裁、地区和说话人群体中的分布。历史语料库可以揭示某种被认为是近期才出现的新用法,是否早已有先例。当代语料库则可以区分某种形式究竟只是常见于会话,还是已经在经过编辑的书面文本中确立了地位。不过,仅凭频率并不能确定一种形式是否具有标准地位:某个高频句式可能仍只限于特定社会群体使用,而某个罕见的专业术语却可能在其所属领域得到充分认可。
研究语言态度和机构实践则需要采用其他方法。问卷调查、访谈、变语配对实验、课堂观察以及对编辑决策的分析,都可以用来探究语言使用者如何评价语言变异。一个语言变量可能有多种实现形式,其分布与交际场合、年龄、地区或社会网络相关。研究这些模式,有助于区分某种形式的实际使用情况与人们对其正确性所作的明确表态。人们可能在访谈中谴责某种语言特征,却在日常交谈中使用它。
数字交流使书写扩展到了过去由口语主导的场景。即时通信、社交媒体、网络游戏和协作平台,将文字符号与快速的话轮交替、非正式拼写、缩略语、图像以及特定互动中的惯例结合起来。这些实践并不构成一种统一的替代性标准。它们因平台和社群而异,使用者也往往分别遵循适用于私人消息、工作邮件和正式发表文章的不同惯例。因此,非正式的数字书写可以与机构环境中对标准正字法的持续遵循并存。
语言技术还引入了其他执行规范的机制。拼写检查器、预测式键盘、语音识别和机器学习系统,通过词典、设计选择和训练数据将特定用法偏好编码到系统中。某种受到认可的地域形式,如果未被纳入产品词库,也可能被标记为错误;对于训练材料中代表性不足的口音,语音识别器的识别准确率可能较低。大语言模型能够复现数据中广泛呈现的书面语惯例,但也可能作出缺乏依据的纠正,或抹平不同国家标准之间的差异。评估这些系统时,需要关注其数据包含哪些语言变体、界面预设哪些规范,以及用户能否选择或保留其他同样合乎规范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