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现象指个人或社群掌握或使用两种语言。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两种语言的熟练程度相同、达到母语者水平,或具备两种语言的读写能力。一个人可能在家使用一种语言,在工作中使用另一种语言;也可能听得懂家庭使用的语言,却无法流利地说;还可能同时使用手语和口语。尽管“双语”一词专指两种语言,双语现象研究却经常涵盖使用两种以上语言的人,因此与多语现象研究有广泛的交集。
双语现象有助于揭示语言系统如何在使用过程中发展、共存和变化,因此对理解语言十分重要。它在教育、移民、公共行政和文化传统传承等领域也具有重要意义。个人双语现象必须与官方或社会层面的双语现象加以区分:一个国家可能承认两种语言,但许多居民只掌握其中一种;反过来,即使一个社会的各类机构几乎完全使用单一语言,其中的个人也可能掌握两种语言。
这一研究领域横跨语言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及社会科学。其核心问题包括:如何界定和衡量双语能力,儿童和成人如何习得两种语言,语言使用者如何选择和组合语言资源,以及社会条件如何支持或削弱这些语言的使用。探讨这些问题,需要关注不同双语经历之间的差异,而不能假定所有双语者都属于一个同质的群体。
定义、维度与界限
双语现象的定义不尽相同:有的要求对两种语言的掌握都达到母语者水平,有的则认为即使只具备有限的第二语言能力,也可算作双语者。伦纳德·布龙菲尔德在1933年出版的《语言论》中,以达到母语者水平来界定双语现象;而埃纳尔·豪根1953年对美国挪威语的研究则将界定起点大幅提前,认为只要说话者能够用另一种语言说出有意义的话语,就可视为双语者。这两种相对的定义确立了一个长期存在的方法论难题:门槛过高,会将许多日常使用两种语言的人排除在外;门槛过低,又可能将能力和经历差异显著的人归为一类。
当代研究通常将双语现象视为一个多维度的概念。相关维度包括习得年龄、熟练程度、使用频率、学习条件,以及每种语言使用时所处的社会情境。听、说、读、写能力也必须加以区分。有些人可能善于用一种语言阅读技术资料,却更容易用另一种语言进行亲密交谈。理解能力强、但表达能力有限的人,通常被称为接受型双语者;这是一种能力分布模式,并不意味着此人只掌握了某种单一、总体语言能力的零星片段。
“平衡型双语者”在两种语言中的能力相对接近,但要描述大多数双语者的生活,平衡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哪种语言占优势,可能因任务而异,也可能随时间改变。一个孩子在入学前可能使用家庭语言更流利,到青少年时期则可能更精通学校所用的语言,后来又因工作或家庭责任而增加家庭语言的使用。弗朗索瓦·格罗让在1989年提出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观点:双语者并不是集两名单语者于一身。这一观点质疑了用各自独立的单语者理想标准来评判双语者各项能力的做法。他提出的互补性原则强调,不同语言通常用于与不同的人交往、开展不同活动,以及应对不同的生活领域。
双语现象与双方言现象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清晰的。两种语言变体应当被视为不同语言,还是不同的方言,部分取决于语言结构和相互理解程度,但也取决于标准化、历史及政治层面的认可。另一方面,双语现象并不要求所涉及的两种语言都是口语。同时使用一种口语和一种手语的人,通常被称为双模态双语者。他们的经历表明,双语现象涉及的是不同的语言系统,而不仅仅是发出不同的语音序列。因此,要作出有用的描述,就应明确所涉及的语言或语言变体,以及当事人实际如何使用这些语言,而不能仅仅依赖“双语”这一标签。
历史与地理背景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贸易、征服、通婚、宗教活动以及社群之间的人口流动,一直促成着双语现象的出现。相较于日常交谈,古代文字记录往往更清楚地保留了行政管理中使用多种语言的情况。在美索不达米亚,阿卡德语成为日常使用的主导语言后,苏美尔语仍作为学术与学问传承的语言延续下来。在罗马帝国东部,希腊语与拉丁语长期并用且使用广泛,但人们对这两种语言的掌握程度因地区和社会地位而有很大差异。这些情况说明了历史证据的一项重要局限:两种语言的文献并存,能够证明制度层面的语言接触,却不能证明当时人人都具备双语能力。
帝国的扩张与宗教的传播,形成了延续已久的语言使用不平等格局。在中世纪的西欧,拉丁语承担学术和教会职能,而地方口语则主导着日常生活。在其他地区,阿拉伯语、波斯语、梵语以及其他享有崇高地位的书面语言,在不同的行政、文学和宗教网络中与区域语言相互作用。这些安排有时类似于双言现象,即不同语言变体承担不同的社会功能。不过,双言现象与双语现象仍有区别:功能分工可能发生在被视为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变体之间,而双语使用者也未必会将两种语言的使用领域严格分开。
现代双语人口的形成,受到殖民扩张、民族国家建立、义务教育以及人口迁移的影响。在许多殖民地和后殖民社会中,某种欧洲语言在行政管理或高等教育中确立了地位,与众多本地语言并存。在移民社群中,儿童通常在家中接触家庭语言,并通过学校、媒体和同伴接触社会中的主导语言。边境地区以及历史悠久的少数语言地区则形成了其他模式;在这些地方,双语现象可以世代延续,而不主要依赖近期移民。
全球双语人口的比例并没有一个统一而可靠的数字。估计结果会因双语现象的定义、对方言的处理方式以及调查所采用的问题而异。人口普查可能询问母语、家庭用语、能否用某种语言交谈,或是否掌握某种官方语言;这些指标所识别的人群彼此重叠,却并不相同。它们也会遗漏某些形式的理解能力,以及依具体情境而变化的语言使用情况。因此,与其提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数字,不如明确说明所考察的人群、年份和衡量方法,这样更有参考价值。
地域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双语现象同样需要具体说明。例如,加拿大联邦政府使用英语和法语,并不意味着每个加拿大人都会说这两种语言。瑞士承认多种国家语言,但语言生活仍明显按地区划分。印度在联邦层面实行一定的语言安排,同时各邦之间存在显著的语言差异。这些例子说明,政府承认的语言数量,不能直接用来衡量其居民的双语能力。
贯穿一生的语言习得与发展
双语发展通常分为同时习得和先后习得。同时习得一般指从婴儿期或幼儿期起便大量接触两种语言;先后习得则指在第一语言已开始发展的基础上学习另一种语言。两者之间并没有公认的年龄界限。这一区分有助于梳理研究,但不应掩盖接触语言的起始时间、可获得的语言输入量,以及对儿童使用各语言的要求等方面存在的连续差异。这些因素使双语发展既与语言习得相关,也与第二语言习得相关。
接触两种语言的婴儿能够学会各语言特有的语音模式,并区分这两种语言,而不必先经历一个语言完全混淆的阶段。不过,他们的发展轨迹仍会反映出语言经验的分布情况。由于双语儿童的语言经验分布于两种语言,他们在任一语言中的词汇量都可能小于条件相近的单语儿童。如果将两种语言的知识一并纳入考察,评估结果便会有所不同。“总词汇量”统计两种语言中的词形数量,而“概念词汇量”则尝试在儿童掌握同一概念在两种语言中的对应词时,只将该概念计算一次。这两种指标都不能与单一语言的词汇量得分互换使用,评估结果也取决于所用的评估方法和受评群体。
除了进行有意义互动的机会,语言接触的数量与质量也很重要。来自多位熟练使用者的语言输入、持续的交谈、讲故事以及同伴交往,所提供的学习条件都不同于偶尔接触零散词语。父母各使用一种语言之类的家庭安排可以支持双语发展,但没有任何一种家庭语言策略能够保证特定结果。随着学校教育和朋友交往的拓展,儿童自身的选择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交谈对象很容易接受用另一种语言作答,那么儿童即便能很好地理解某种语言,也可能很少使用它。
年龄的影响也因语言领域而异。发音往往对早期经验尤为敏感,而词汇则可以终身增长。与关键期假说相关的研究探讨生理成熟过程中的变化是否会制约语言习得的某些方面,但年龄又与教育、动机、语言接触及社会机会相互交织。成年人可以达到很高的实际语言运用水平;反之,如果后来的使用减少,仅有早期接触也不能确保长久掌握一种语言。
学习后习得的语言可能改变先前习得的语言。提取速度、发音、语法偏好或词汇提取难易程度的变化,可能反映的是持续的语言接触,而非简单的替代。使用减少所导致的语言知识提取能力下降,通常被称为语言磨蚀,不过某些能力仍可调用,或会随着重新接触该语言而恢复。因此,贯穿一生的双语发展并非朝着某种固定双语状态的单向演进。随着一个人经历求学、就业、迁移和家庭生活,其所掌握的语言可能增强、减弱、更多地用于特定领域,或重新变得切身相关。
心理表征与语言加工
双语心理语言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两种语言在人的心智中如何表征,又如何被提取。现有证据并不支持将两种语言视为完全隔离的系统,认为说话者一旦选定某种语言,该系统就会独立运作。在许多任务中,即使只有一种语言与任务相关,与两种语言有关的信息仍会同时激活。这种现象通常称为非选择性词汇通达,研究者已通过阅读、听力、词汇识别和图片命名等任务对其进行研究。其强弱取决于语言熟练程度、语境、语言相似性和任务要求。
不同语言中彼此相关的词为实验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证据。同源词,例如形式和意义相似且具有密切亲缘关系的词,可以促进词汇识别或产出。相反,形式相似但意义不同的词,在特定任务中可能产生干扰。这些结果表明,词形与词义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但仅凭这些结果,尚不能确立一种适用于所有双语者的统一架构。相同的拼写对视觉识别的影响,可能不同于相同的语音对听觉理解的影响;使用不同文字系统的语言,也仍可通过语音和意义发生相互作用。
研究模型区分了词形之间的联系与概念知识的通达。朱迪思·克罗尔和埃丽卡·斯图尔特于1994年发表的修正层级模型提出,词汇联系和概念联系会随语言经验而有所不同;例如,在后学语言学习的某些阶段,学习者会相对较强地依赖第一语言的词形。托恩·戴克斯特拉和沃尔特·范赫芬提出的双语交互激活加模型等识别模型,则解释了视觉词汇识别过程中两种语言的信息如何同时激活。这些模型旨在解释特定的行为表现模式,并非对彼此分离的脑解剖区域的直接描绘。
选择所要使用的语言,不仅涉及语言知识,也涉及控制过程。在实验室的语言切换任务中,需要切换语言的试次,其反应往往比重复使用同一种语言的试次更慢。戴维·格林于1998年提出的抑制控制模型认为,管理相互竞争的语言系统,需要借助抑制不恰当反应的机制。后来的理论取向强调,不同环境对控制的要求并不相同:在某个场合只使用一种语言、面对不同交谈对象时交替使用语言,以及在一次交谈中自由混用语言,三者的要求并不等同。
脑研究总体上发现,双语者所掌握的不同语言使用相互重叠的脑网络,其激活模式受任务、语言熟练程度和习得经历的影响。磁共振成像与电生理记录能够提供互补的信息,但两者都不支持这样一种简单的脑区定位图景:将一种语言整体归于某个位置,而将另一种语言归于别处。对群体间差异的解读也必须谨慎,因为双语与单语参与者可能在受教育情况、迁移经历和社会经济条件上存在差异。最有解释力的说明,应将神经层面的观察结果与得到精确描述的语言经历及行为联系起来。
语言选择、语码转换与结构互动
双语交际涉及对语言、变体、风格和交际对象的选择。社会语言学和语用学研究这些选择,因为其意义取决于人际关系和具体情境。一个人可能与祖父母使用一种语言,与同事使用另一种语言,与亲密朋友则混合使用两种语言。相关的分析单位往往是一个语言资源库,而不是一组彼此完全分离的语码。说话者调用这一资源库来传递信息、建立认同、引用他人的话、调整互动立场,或区分正式与非正式交往。
语码转换指在一次互动中交替使用不同语言或语言变体。转换可以发生在句子之间、分句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一个分句内部。这种交替本身并不表明说话者思维混乱或语言能力不足:熟练的双语者可以按照一定的结构规律,以具有社会意义的方式进行转换。在交谈者都掌握两种语言的对话中,转换可能用于突出对比、引入引语,或选用一个带有特别贴切联想的词。同样的转换在另一个社群中可能具有不同含义,因此,考察当地实际互动中的证据至关重要。
研究者考察了语码转换与句法和形态学(语言学)之间的相互作用。提出的制约条件涉及语言边界出现的位置、哪种语言提供语法框架,以及插入成分如何获得屈折变化。莎娜·波普拉克对波多黎各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话语的研究,以及卡罗尔·迈尔斯-斯科顿提出的基体语言框架模型,代表了具有影响力的研究路径。不过,没有任何一条简单规则能够解释所有语言组合或语言实践。看似例外的现象,可能反映了不同的语法结构、已确立的借用形式,或不同类型的双语产出,而不一定是任意而为的结果。
尽管界限有时存在争议,但在分析上,词汇借用与语码转换有所不同。借入词可以融入接受语,并被不懂来源语言的说话者使用。语码转换通常以交际者在互动中能够调用不止一种语言系统为前提。反复接触还可能引起发音、语序或意义模式的变化。这些过程属于更广泛的语言接触研究范畴;双语个体是推动变化的重要主体,但并非每一项个体创新都会在社群中传播。
双模态双语现象展现了更多可能性。使用一种口语和一种手语的人,有时可以同时产出两种语言的成分,这种做法称为语码混合,因为口语和手语使用的表达通道并不完全相同。这与两种口语之间通常的交替使用不同,后者都需要占用发声器官。掌握两种语言也并不意味着自然具备专业的翻译或口译能力。这些活动要求从业者在重新表述、语域运用、专业术语以及源语和目标语信息的处理方面具备专门能力。
认知影响及其解读
双语经历必然会带来语言层面的影响:使用者要学习多套词汇和语法系统,在不同语言中积累各自的使用经验,并应对与不同交谈对象的沟通。至于双语是否会对语言以外的认知能力产生更广泛的影响,相关主张则更具争议。“双语优势”一词被用于概括涉及注意、抑制、任务切换或执行功能其他方面的研究发现。它并不指某一种单一能力,也不能将某项任务中的结果自动推广到智力、学业成就或日常生活能力上。
人们对双语积极认知影响的兴趣,部分源于伊丽莎白·皮尔与华莱士·兰伯特于1962年对蒙特利尔双语和单语儿童开展的研究。他们的发现挑战了早期将双语与智力劣势联系起来的研究;那些早期研究往往没有充分控制测试所用语言或社会环境的影响。后来的研究考察了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选择的经历,是否与更高效的注意控制有关。一些研究报告称,不同组别在冲突任务上的表现存在差异,另一些研究则几乎没有发现可靠差异,或完全未发现可靠差异。因此,不能简单地把这一历史转变描述为:一种已获证实的劣势,被一种已普遍确立的优势所取代。
解读这些结果并不容易,因为语言经历并非随机分布。双语群体与单语群体在迁移史、受教育机会、收入、文化实践以及对计算机化测试的熟悉程度等方面,都可能有所不同。统计调整有助于处理已测量到的差异,却不能保证所有相关的混杂因素都已消除。旨在测量抑制或切换能力的任务,在评估个体之间的稳定差异时,也可能存在信度不足的问题。样本量小、结果指标众多,以及选择性发表阳性结果,还可能进一步夸大研究发现表面上的一致性。
因此,大规模研究和元分析得出的结论,比流行说法所呈现的更为审慎。即使存在影响,也可能取决于年龄、任务、语言熟练程度、语言切换模式,以及使用各门语言的机会。将双语现象简化为一个非此即彼的变量,可能掩盖这些差别。一个每天工作时始终交替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与一个很少使用在学校学过的某门语言的人,可能被归入同一类别,但两者面临的认知控制要求却大不相同。
研究还考察了双语经历与认知老化之间的关系。一些观察性研究报告,双语经历与痴呆临床表现较晚出现存在关联,但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也不能据此认定双语能够预防疾病。医疗服务可及性、教育、迁移经历和确诊时间上的差异,都使因果解释变得复杂。双语经历本身既不是一种临床治疗手段,也不是个体诊断指标。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究竟有哪些具体经历——如果确实存在的话——与特定认知结果之间具有可重复验证的关系,而不是所有双语者是否都拥有某种普遍的认知优势。
双语教育与识字
双语教育以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但各类项目的目标和组织方式差异很大。有些旨在帮助学生过渡到使用社会主导语言;有些则力求在提高两种语言能力的同时,维持少数群体语言。双向双语项目可能将不同语言背景的儿童安排在一起学习,而沉浸式项目则使用学生正在学习的语言教授大量课程内容。这些类别之间存在交叉,仅凭项目名称,很难了解分配给各语言的教学时间、教师的专业准备情况或可用资源。
增益型双语与减损型双语的区分尤其与华莱士·兰伯特的研究相关,关注的是语言学习的社会条件。在增益型环境中,另一种语言得到发展,而第一语言在受重视的功能领域中的地位并未被取代。在减损型环境中,主导语言的习得则伴随着家庭语言所获支持的减少或地位的下降。这并不只是个人学习动机的差异。学校的评价方式、同伴关系、家长的工作时间安排、书籍是否容易获得,以及人们对各语言经济价值的看法,都可能影响学生使用并保留哪些语言能力。
现代沉浸式教育常以1965年在魁北克省圣兰伯特启动的法语沉浸式教学实验为例。该实验为英语儿童提供了大量以法语授课的教学,并对第二语言学校教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结果不能机械地套用于所有少数群体语言环境:如果家庭语言具有稳固的社会地位,并得到周围社区的支持,其条件就不同于家庭语言受到威胁、使用者承受着放弃该语言压力的情形。因此,评价项目时需要关注招收的是哪些学生、采用什么对照群体,以及学习成果是用一种语言还是两种语言衡量的。
识字为双语发展增添了更多维度。阅读两种语言可能涉及不同的文字、拼写惯例,以及符号与语音之间的对应关系。有关文本的知识和某些阅读策略可能迁移到另一种语言中,但学习者仍需掌握该语言特有的词汇、语法,以及将书面符号解读为语音的知识。这种迁移未必是对称的。熟悉字母文字本身并不意味着能够掌握汉字,而掌握两种语言共用的文字,也不意味着拼写或语音结构上的差异就此消失。
教育评价如果只考查学校教学所用的语言,就可能低估学生的知识。反过来,在熟悉的日常交谈任务中表现良好,也不能证明学生掌握了学习历史、科学或数学所需的词汇和话语表达方式。吉姆·卡明斯对日常会话流利程度与学术语言能力所作的区分,使人们注意到了这一差别,尽管实际能力并不能截然分成界限分明的两类。因此,双语学校教育研究考察的是学科知识、两种语言的进步、参与情况以及长期的教育发展轨迹,而不把单次考试成绩视为衡量双语发展的完整尺度。
身份认同、制度与语言权利
语言因与社群、历史、职业和机构的联系而获得社会意义。双语者可以借助两种语言表达彼此交叠的归属感,而非在两种相互排斥的身份之间作出选择。同一种语言在某个情境中可以体现家庭成员间的亲密关系,在另一个情境中则可以彰显专业权威。这些关联是后天习得的,也会受到质疑,并非语言本身固有的属性。语言意识形态涉及人们对哪些语言具有正当性、正确性、现代性、真实性,或适合特定使用者与活动的看法。
制度上的分类可能与日常语言实践不同。学校、法院和公共机构往往要求使用者选择一种有明确名称的语言,即使日常交往中人们会灵活地使用多种语言变体。一个人能否被认可为标准语使用者,也可能取决于其口音、词汇或读写习惯是否符合规范。一个人即使语言能力很强,也可能因发音带有某种社会标记,而在归属或能力方面受到质疑。这类判断需要与衡量理解能力或沟通成效的语言学指标区分开来。
语言政策决定哪些场合可以或必须使用哪些语言,以及如何保障人们使用这些语言获得服务。官方语言可以在立法、行政、司法或学校教育中发挥作用,但官方地位本身并不决定实际落实情况。公共服务能力取决于受过培训的人员、术语、文件以及沟通安排。加拿大1969年的《官方语言法》确立了英语和法语的联邦制度框架,后由1988年的同名法律取代。芬兰通过宪法和成文法承认芬兰语和瑞典语的地位,而公共机构的具体义务则取决于相关法律规定及行政情境。
语言与人权的联系,在教育、司法程序和少数群体语言的使用方面尤为明显。《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涉及语言少数群体成员与本群体其他成员共同使用其语言的权利。2007年通过的《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涉及原住民族语言,包括其传承与教育。这些文书并未为所有司法管辖区确立一套相同的双语服务模式;其条款在各不相同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内发挥作用。
不同的双语组合所获得的社会评价也不均等。掌握一种享有声望的国际语言可能带来回报,而掌握一种处于边缘地位的社群语言,却可能很少获得正式认可。因此,同一个人可能在某种情境中受益于双语能力,却在另一种情境中因语言而遭到排斥。分析身份认同与政策时,必须区分拥有语言资源,与有能力使这些资源在就业、学校教育、公共机构及文化生活中获得认可这两件事。
代际传承、维持与转移
双语现象可以延续数代,也可能是语言转移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当一个社群在不同领域和不同世代中越来越多地改用另一种语言时,就发生了语言转移。成年人可能保留自己的第一语言,同时在工作中使用主导语言;他们的子女可能听得懂家庭语言,却主要用主导语言回答;再往后的几代人可能只学会少数具有鲜明文化意义的表达。这是一种反复出现的模式,而非不可避免的发展顺序。地方机构、迁移模式、学校教育和社会网络都可以使语言的延续性得到更有力的保障。
传承语通常指在家庭中习得或接触到、且不同于更广泛社会中的主导语言的语言。传承语使用者之间差异很大:有些人口语流利,也具备读写能力;有些人说起来毫不费力,却很少阅读;还有一些人主要只能听懂。他们使用的语言,可能不同于在该语言占主导地位的地区接受教育的人所使用的语言。这些差异可能反映了接触机会减少、语言接触、社群规范变化或用途专门化,而不能一概归结为习得不完整这一单一过程。
语言能否传承,不仅取决于父母是否重视它。儿童需要有可以用这种语言交谈的对象、有使用它的理由,还需要随着成长接触日益复杂的语言形式。如果一种语言仅用于发出指令和处理家庭日常事务,其发展情况可能不同于一种用于同伴交往、长篇叙述、辩论、学校教育和工作的语言。祖辈、宗教组织、社区学校、广播电视及文化团体都能拓展这些功能。与此同时,即使个人有强烈的传承意愿,过长的工作时间、分散各地的家庭成员以及社会压力,仍可能限制语言使用的机会。
语言复兴旨在扩大那些使用者人数减少或使用领域萎缩的语言的使用与传承。相关举措可以包括幼儿教育项目、成人课程、社区媒体、课程开发,以及为日常交流创造空间。毛利语 kōhanga reo(语言巢)运动于1982年开办了第一个语言巢,体现了将幼儿教育与社群语言传承相结合的做法。这类举措可能培养出新的双语使用者,但其目标也可能超越个人语言能力的提升,着眼于重建相关机构,并恢复社群在语言事务上的自主权。
数字通信改变了语言维持的条件,却不会决定其结果。即时消息、视频通话和网络媒体可以将分散各地的语言使用者联系起来,使传承语成为日常交流的一部分。然而,有内容可用,并不保证儿童会主动使用这种语言,而且数字服务对主导语言的支持可能丰富得多。因此,判断语言是否得以维持,需要关注不同世代和不同场景中的实际使用情况,而不能仅看是否有词典、网站或官方认可。
研究传统、测量与未决问题
双语研究是在多个学科的相互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继早期的语文学和教育研究之后,二十世纪又出现了关于语言接触与人口迁移的系统研究。尤里尔·魏因赖希的《语言接触》和豪根的《美国的挪威语》均出版于1953年,成为阐述语言系统如何在社会环境中相互作用的奠基之作。此后,心理语言学、儿童发展、社会语言学和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使这一领域从描述语言干扰拓展到探讨学习、加工、互动和社会组织等问题。
测量仍是一项核心挑战,因为没有任何单一分数能够全面反映双语经验。自我报告可以描述日常使用情况和自我感知的语言能力,而标准化测试则能在受控条件下测量特定技能。两者单独使用都不够充分。词汇测试可能低估某些人的能力,因为他们的专门知识可能不在测试所选的话题范围内;自我评分则取决于参照群体,以及受访者对语言熟练程度的理解。研究者越来越多地结合语言经历、任务表现、语言接触量估计,以及每种语言使用情境的相关信息来开展研究。
发展研究采用家长报告、互动录音、理解实验和纵向观察等方法。儿童语言资料交换系统等资源提供经过转写的儿童语言数据,供包括双语发展研究在内的比较分析使用。社会语言学研究则可能采用访谈、民族志方法,以及自然发生的会话录音。语料库语言学使研究者能够分析大规模口语或书面语材料,但建立双语语料库时,必须在转写、语言识别和混合话语的处理等方面作出棘手的抉择。根据正式访谈建立的数据库,与根据密友之间的交谈建立的数据库,可能呈现出不同的模式。
实验研究可以控制特定的语言加工要求,却也可能营造出不同于日常交流的情境。要求参与者根据任意设定的视觉提示,交替使用两种语言为图片命名,有助于在受控条件下研究语言切换;但这并不能再现自发双语会话的所有特征。纵向研究能够揭示语言能力如何随语言接触而变化,但参与者流失和生活境况变化会使推断变得复杂。横断面比较更容易开展,但仅凭这种比较,无法证明观察到的差异是由双语经验造成的。
这些多样化的证据引出了若干尚未解决的问题,包括:如何最恰当地量化语言经验,语法结构在何种情况下会相互影响,实验室中的控制任务与日常语言切换有何关系,以及教育结果差异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当研究涉及规模较小或处于边缘地位的语言社群时,还会出现伦理问题:录音可能暴露说话者的身份,而社群的期望也可能超出常规知情同意书所涵盖的范围。因此,研究设计既要考虑分析的有效性,也必须处理语言数据的归属、解释和获准再利用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