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形文字是一种文字,于公元前四千纪晚期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即今伊拉克境内。其名称源自拉丁语 cuneus,意为“楔子”,指通常用削切过的芦苇笔压入泥土所形成的印痕。楔形文字最初为行政记事而发展起来,后来被用于书写苏美尔语、阿卡德语、赫梯语和埃兰语等差异很大的语言。因此,楔形文字并不是一种语言,也不是一套一成不变的文字,而是一组在历史上相互关联的文字传统,以及一些采用了楔形外观的独立文字体系的统称。
楔形文字文献记录了三千多年间的经济活动、政治组织、宗教实践和思想生活,内容包括账目、契约、外交信函、王室铭文、词典、文学作品、数学题和天文观测记录。这些文献的留存,使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成为古典地中海世界出现之前文献记录最为丰富的社会之一。要理解这些记录,就需要关注楔形文字的起源、实际书写方式、表词符号与表音符号的结合方式,以及传承并最终弃用这种文字的各种机构。
起源于记账与早期城市社会
有关楔形文字最早的大量实证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重要城市乌鲁克。通常被称为原始楔形文字的泥板,年代约为公元前3400年至前3000年,具体起讫时间因考古学重建而有所不同。许多泥板出土于埃安纳神庙区,但它们往往被埋在建筑填土中,因此难以确定最初使用它们的机构环境。这些泥板记录了分工日益细化的城市经济中的物资、数量、人员和交易。
原始楔形文字将数字记号与表示物品、职务、人员和活动的符号结合起来。一份账目可以区分谷物与牲畜,登记数量,并将信息分栏整理。最初,数字符号并未构成一套适用于所有事物的统一抽象计数系统。不同的记录惯例用于不同的对象和计量,包括按件计数的物品、谷物容量和土地面积。因此,一个数字如何解读,取决于与之相关的物资及记账惯例。
文字与更早的计数工具之间的关系,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早在文字出现之前,西亚就已使用各种形状的泥制筹码。史前时代晚期的一些泥封套,又称泥封球,内部装有筹码,表面则留有压印。丹尼斯·施曼特-贝塞拉特提出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解释,将这些做法与书面账目的出现联系起来。记账、数字压印与早期泥板之间确有令人信服的关联,但认为全部符号都直接由筹码系统演变而来的观点,并未得到普遍接受。早期文字也借鉴了既有的图形表达惯例和机构运作方式,不能将其归结为单一的演变过程。
许多早期符号具有象形或示意性质,但原始楔形文字并不只是图画的集合。其组织方式依赖于必须经过学习才能掌握的惯例。一个符号无需描绘完整的事件,就可以指代某种物资或行政类别;条目的排列位置也可以传达普通句子结构未加表达的关系。最早的记录中,能够证明其记录了连贯话语或语法词尾的证据十分有限。尽管后来的文字传统与苏美尔语密切相关,但要将每一块最早期的泥板都归属于某一种口语语言,仍然十分困难。
公元前第三千纪,文字越来越多地用于表达人名、动词形式和连贯的语言。借音原则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与某个词相关联的符号,可以用来表示该词的读音,而非其原本的意义。行政记事符号由此逐渐具备了更充分地记录言语的能力。这一转变是渐进的,而且在不同文类中的进展并不一致;即使表音记法已经成熟,简略的账目与精心撰写的铭文仍以不同方式使用文字。
泥板、书写笔与文本的物质形态
楔形文字特有的楔形笔画,是书写工具与柔软表面相互作用的结果。书吏将一团湿泥塑成泥板,抹平表面,再用削切过的笔端压出印痕。书写笔通常用芦苇制成,也可以使用其他材料。改变笔的角度、压力和朝向,就能压出横向、竖向和斜向的印痕。一个字符由这些笔画按一定次序排列而成,有时还附有短小的印痕,惯称为 Winkelhaken,即角楔。
早期文字既有描画和刻划的形体,也有按压而成的笔画。随着时间推移,为了快速压写,字符逐渐变得更有棱角,象形特征也不再那么明显。字符的朝向和版面的组织方式同样发生了变化。早期泥板常将条目安排在分格或分栏中,而成熟的楔形文字通常按横行从左向右书写。这些发展并非一次同步进行的改革:各地的书写惯例和不同类型的文书保留着不同的布局,纪念性铭文也可能比日常手写体更为保守。
在适宜的泥土和水源容易获取的地区,以泥土为材料使书写成本十分低廉。泥板大小不一,小的只是可置于掌中的备忘记录,大的则是分为多栏的文学和学术文献。书吏可以先写正面,再将泥板翻转,继续写在背面;侧边也可能写有额外文字。在泥土干燥之前,写错之处可以抹平重写。有些泥板经过有意烧制,但许多只是晾干。焚毁建筑物的火灾有时会意外地将泥板烧硬,使其更容易保存下来,却也可能造成断裂或变形。
一件书写实物所包含的信息,可能远不止表面可见的文字。法律文书有时会被封入泥封套,封套上抄录内文或其摘要。见证人和缔约各方以滚筒印章或其他身份标记确认交易。在泥面上滚动滚筒印章,会留下连续的图像或铭文,将文字与图像、身份和法律程序联系起来。因此,在判断泥板用途时,其尺寸、封印、版式和出土地点,可能与文辞本身同样重要。
楔形文字也见于石材、金属、砖块及其他材料。王室铭文被刻在石碑、岩壁、雕像和建筑构件上,在这些并非以笔压入湿泥来书写的载体上再现楔形笔画。涂蜡的木质或象牙书写板提供了另一种书写表面;公元前一千纪的实例表明,现存泥板记录并未涵盖古代书写的全部形式。由于蜡和木材通常难以保存,泥板在考古发现中占据突出地位,部分反映的是保存条件,而非古代书写者只偏爱这一种材料。
字符、语音与释读惯例
美索不达米亚主要的楔形文字传统采用混合体系,既用字符表示词,也用字符表示语音。语素文字字符表示一个词或词汇单位,而表音字符通常表示一个音节。另一类字符是限定符,用于标明相邻名称或词语所属的类别,通常不读出。标示神名、地名、木制品或其他语义类别的字符,有助于读者在多种可能的解释之间作出区分。这些功能可以在同一句话中并用,有时甚至会同时出现在同一个词的拼写中。
同一个字符可以有多种读法。例如,按惯例转写为 AN 的字符,可以表示苏美尔语中意为“天空”的 an,也可以表示意为“神”的 diĝir,还可以放在神名前,充当不发音的分类标记。在阿卡德语中,苏美尔语的表词字符可以读作对应的阿卡德语词,而不必读作其书写惯例所源自的苏美尔语词。反过来,一串音节字符所表示的是语音,不一定仍与字符原有的词汇意义存在联系。因此,读者既需要掌握字符系统,也需要了解文本所用的语言。
楔形文字的表音字符包括元音字符,以及大致对应辅音—元音、元音—辅音和辅音—元音—辅音序列的字符。一个词可以有多种合乎惯例的写法,不同时期偏好的拼写方式也有所不同。表音补符,即与语素文字字符配合使用的音节字符,可以明确读音或语法形式。音节拼写也能表示形态学(语言学)中的各类词尾,包括格标记和动词形式。不过,拼写并不总能区分音系学上的所有相关特征,例如元音长短或辅音重叠。
这种文字之所以显得复杂,部分原因在于其悠久的历史。字符在适应新语言的过程中不断积累新的读法,而不同字符又可以表示同一个音节。字符总表因时代和书吏传统而异,但在主要的音节书写传统中,受过训练的读者通常会掌握数百个字符。某些特定文类使用的字符范围则小得多。这意味着,若不考虑年代、地区,以及区分独立字符与变体字形所采用的标准,“楔形文字有多少个字符”就没有唯一答案。
现代整理本通过音译惯例,将古代的书写内容与编者的解释区分开来。音节读法通常用小写字母表示,而阿卡德语文本中的苏美尔语语素文字字符通常用大写字母表示。上标可用于标示限定符,下标则用于区分惯常表音读法相同的不同字符;这类下标并不表示古代的声调或数值。方括号依照编辑惯例标示残损或补出的文段。因此,音译是对书写字符的分析,而不只是一套能自动还原发音的替代字母。
对不同语言和地区的适应
楔形文字的发展与苏美尔语密切相关,而苏美尔语与其他任何已知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都尚未得到证实。楔形文字被用于书写闪米特语族的阿卡德语,是其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变化之一。阿卡德书吏保留了苏美尔语的表词符号,同时扩展了音节拼写的用法,以表达自身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结构。到公元前三千纪后期,阿卡德语已广泛用于行政事务和王室铭文。此后,其巴比伦变体和亚述变体各自承载了重要的书面传统。
这一适应过程并非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简单替代。苏美尔语不再作为日常口语使用后,人们仍继续抄写和研习苏美尔语文本。阿卡德语文本中可以包含苏美尔语表词符号,而学术著作则通过词汇表和译文将两种语言并列呈现。由此形成的书面文化需要不同于日常会话的双语现象。书吏可能需要将一个苏美尔语符号读作阿卡德语词语,识别未能反映当时实际发音的传统拼写,并理解从更早的文本传统中传承下来的典雅表达。
公元前二千纪,楔形文字通过外交、商业和宫廷行政广泛传播。安纳托利亚卡内什(又称屈尔特佩)的古亚述贸易聚落出土的泥板,记录了商人的生意、家庭事务、信贷安排和纠纷,尤其反映了公元前二千纪早期的情况。在赫梯首都哈图沙,书吏用楔形文字书写赫梯语及其他语言;赫梯语是印欧语系中较早见于文献记载的语言之一。赫梯语文本按照自身的书写惯例,吸收了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的书写成分。
阿卡德语也充当外交通用语。在埃及发现的公元前14世纪阿马尔奈书信,保存了埃及宫廷、近东各大王国统治者以及黎凡特地方统治者之间的通信。这些书信的语言往往反映出阿卡德语与书吏所处的本地语言环境之间的接触。在其他地区,楔形文字还被用于书写胡里安语、埃兰语等语言。这些适应性变化表明,一种书写技术的传播可以超越其最初服务的语言,也可以超越最早发展出这种技术的政治共同体。
并非所有采用楔形笔画的文字都是美索不达米亚音节文字的变体。乌加里特文字主要见于叙利亚沿海乌加里特的青铜时代晚期遗存,采用字母体系,其标准的扩展符号表包含三十个符号。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引入的古波斯楔形文字,其符号数量远少于巴比伦楔形文字,结构也与之不同。它的符号包括具有音节性质的表音符号,以及少量表词符号和数字符号。这些文字共同具有的楔形外观,不应掩盖它们在记录语言的原理上的差异。
书吏教育与职业机构
楔形文字知识通过长期训练代代传授。苏美尔语中的 edubba 意为“泥板屋”,通常被认为与书吏教育有关,这种认识尤其源于公元前二千纪初的古巴比伦时期文献。然而,考古证据并不支持美索不达米亚各地存在一套运作方式完全相同的标准化学校体系。教学在包括私人住宅在内的不同场所进行,留存至今的练习泥板也显示,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教育活动规模各不相同。
初学者先练习刻写楔形笔画、临摹简单符号,再逐步学习符号组合、人名、词汇和连贯的篇章。一种常见的练习形式,是将教师的范本写在学生摹写内容的旁边或上方。有些泥板小而圆,适合简短练习;另一些则写有较长的一系列条目。反复抄写的内容、修改痕迹和不够匀整的笔迹,使研究者得以重建学习的各个阶段。这些实物表明,熟练书写既需要记忆,也需要身体动作上的技巧:学生必须掌握泥料制备、间距安排、笔杆角度和符号比例。
词汇表是这种训练的核心。它们按字形、语义或主题原则将词语和符号分组,涵盖树木、动物、职业、地点和器物等类别。这些词汇表成为词典编纂学的重要资料,但其作用不止于现代意义上的词典。它们组织知识、传承传统分类体系,并帮助苏美尔语学问在阿卡德语环境中延续。高阶教育可能涉及文学作品、法律用语、数学运算方法和双语文本。
描写学校生活的文学作品涉及纪律、考试、竞争,以及教育带来的社会优势。这些作品是了解书吏理想的宝贵材料,却不能被视为日常课堂情形的直接实录。许多教学活动很可能与从事相关职业的家庭及机构任职有关。行政书吏需要熟悉记账、度量衡、日期、文书套语和地方法律惯例;专门从事学术的人员则可能还须掌握仪式文献、占兆、医学或天象观测。能够写一张收据,并不一定意味着能够解读晦涩的文学作品。
识字能力在社会中的分布因时代和情境而异,无法归结为一个可靠的人口百分比。身份可考的书吏大多为男性,但女性也以书写者和受过训练的文字文化参与者的身份出现。王室女性、女祭司、商人的亲属及学者家族成员,都可能具备不同程度的文字运用能力。书信使情况更加复杂,因为一个人可以委托他人代写信件,也可以请人朗读收到的来信。因此,楔形文字交流依靠的是由信息发出者、职业代笔者、信使、收信人和听众构成的网络,而非纯粹私人的阅读行为。
文书、文学与知识的系统化
现存楔形文字文献中,数量最多的是行政管理和经济交易类文书。账簿记录了物资交付、劳役、牲畜、农产品以及资源分配等事项。公元前第三千纪末,通常称为乌尔第三王朝的王国留下了尤为庞大的行政档案。法律文书则记载买卖、借贷、婚姻、收养、继承安排及诉讼。这些文书中的程式化用语反映了当时认可的程序与惯例,但解读具体记录时,必须将其置于当地制度的背景下,而不能将其视为美索不达米亚存在统一法律体系的证据。
王室铭文体现了文字的另一种用途:以公开而持久的方式彰显权威。统治者借此纪念营建工程、军事远征、献祭以及圣所的修复。公元前18世纪与汉谟拉比有关的石碑,将颂扬王权的序言和结语与大量法律条文汇集在一起。它虽常被称为“法典”,但其与实际司法裁判之间的关系,比现代成文法汇编与司法实践的关系更为复杂。法庭记录并未简单地照搬碑上的条款,将其作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这座石碑同时也塑造了一种正统王权的形象。
楔形文字文学包括颂歌、哀歌、神话、智慧文学作品、对话体作品和叙事诗。吉尔伽美什史诗经历了漫长的文本演变,从讲述比尔伽美什的苏美尔语诗篇,发展为阿卡德语版本,再到公元前第一千纪的标准巴比伦版本传统。现存抄本并非同一部原著的完整留存,而是保存了不同的修订版本、残篇和地方抄本。文学作品通过抄写和教学流传下来;要重建这些作品,必须比较年代相隔数百年、地域相距甚远的传世文本。
数学文献既记录了实用计算,也展示了高阶问题的求解。美索不达米亚学者发展出一种六十进制位值记数法,用于编制乘法表和倒数表、计算面积与体积,以及求解用现代记号可表述为代数问题的数值题。这种位值制最初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写出的零,一个数的数量级往往需要根据上下文判断。现代方程有助于解释这些计算方法,但原始文献通常用文字叙述数值运算,而不是使用现代代数符号。
学术文献汇编还涉及医疗、占卜、仪式和天象。医学文献记录症状、预后、药方和治疗方法,同时也收录了一些以神灵或魔怪的作用来解释其原理的做法。征兆文献系列将观察到的现象分类,并将其与预测的结果相联系。巴比伦天文学将长期观测与日益精密的数学方法结合起来,这一趋势在公元前第一千纪尤为明显。天文日志在记录天象的同时,也记载部分天气状况、物价和政治事件。这些知识体系体现了古人的目的与分类方式;若将其截然划分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宗教”和“巫术”,反而可能掩盖当时的实践者对三者关系的理解。
制度变迁与楔形文字使用的终结
楔形文字并未随着某一个帝国的覆灭而消失。即使重要的政治体制崩溃,它仍凭借在行政、神庙和学术活动中的持续用途得以存续。公元前7世纪末,亚述的多个中心遭到摧毁,包括公元前612年陷落的尼尼微;这使一些重要机构不复存在,却没有终结巴比伦的书写传统。在公元前6世纪建立的阿契美尼德帝国统治下,多种文字和语言并存。巴比伦楔形文字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仍有实用价值,而其他行政网络则使用阿拉米语和字母文字。
阿拉米语的日益普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将近东各地的广大人群和机构联系起来。其字母文字可以用墨水写在柔性材料上,但这些材料远不如泥板容易保存。这种保存状况上的不平衡,使人们难以直接根据出土实物衡量字母文字的使用规模。字母文字批注和描绘书吏的图像等证据表明,楔形文字与字母文字的使用存在交叠。两者的关系并非一场简单的竞争,并不是技术上更优越的文字立即取代了较落后的文字。
公元前4世纪末亚历山大征服这一地区之后,以及在塞琉古王朝统治期间,巴比伦地区的城市仍继续使用楔形文字。神庙依然是重要的文本编写和抄录中心,学者家族抄录仪式、词汇、天文及其他学术著作。一些法律和行政文书也仍以楔形文字书写。使用希腊语的机构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老传统并存,彼此之间有着程度不一的互动。楔形文字的存续越来越依赖特定群体和专门用途,而不再依靠其在日常书面交流中的主导地位。
这些群体的萎缩,使楔形文字抄写传承的用途范围逐渐收窄。高深的天文文献表明,社会覆盖面的缩小并不意味着技术水平立即下降。即便熟练书写者为数不多,学术传统仍可能保持旺盛的成果产出。反过来说,一种依赖长期师徒传授的传统,在家族传承、机构资助或神庙组织发生变化时,也很容易受到冲击。没有可靠文献证明,曾有某一道法令或某一个事件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废除了楔形文字。
目前已知年代最晚且纪年确凿的楔形文字泥板之一,可追溯至公元75年,内容涉及天文学。这个日期只是现存有纪年证据的终点,并不能证明所有形式的楔形文字知识都在那一年消失。一些没有纪年的材料难以准确断代,而对部分字符的有限认识,也可能在经常性的文本编写和抄录停止后继续存在。最终消失的,是使读者能够从字符读出词语、辨识语法形式并作出学术阐释的、由机构维系的连续传承。对后世观察者而言,留存的铭文成了古代社会可见却无法读懂的遗迹。
文字的破译与古代语言的重建
欧洲旅行者在尚无法读懂楔形文字时,就已开始记录这类铭文,尤其是伊朗波斯波利斯遗址中的铭文。准确摹写至关重要,因为要解读铭文,就必须区分真正的文字符号与损坏痕迹,并辨认反复出现的符号序列。卡斯滕·尼布尔在18世纪旅行后发表的著作提供了格外有用的摹本,并帮助人们确认,波斯波利斯铭文包含几种不同类型的文字。它们所对应的语言和文字体系,后来被确定为古波斯语、埃兰语和巴比伦语。
1802年,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格罗特芬德将反复出现的符号序列与推测应当出现的王名和头衔进行比较,对古波斯语铭文作出了重要推断。他的研究依据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王室铭文可能采用的套语结构,以及有关大流士和薛西斯等统治者的历史知识。他的成果虽不完整,却表明,即使一种文字的释读传统早已中断,仍有可能重新读出有意义的内容。此后,多位学者的研究进一步厘清了古波斯语文字的音值及其语法。
伊朗西部的贝希斯敦铭文提供了一份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多语种材料。这篇铭文由大流士一世于公元前520年左右下令刻制,以古波斯语、埃兰语和巴比伦语记述了相互对应的内容。19世纪,亨利·克雷斯威克·罗林森克服崖壁上部分铭文难以接近的困难,对这座石刻进行了摹写和研究。由于古波斯语文字体系的符号数量相对有限,相关历史背景也已部分为人所知,因此它为解读与之并列的、更为复杂的其他语种文本提供了途径。不过,破译仍须对照大量铭文,而不是机械地用对应符号相互替换。
要读懂巴比伦语,就必须认识到,其楔形文字兼用音节符号和表词符号,而且单个符号可能具有多种音值或词值。爱德华·欣克斯、罗林森、朱尔·奥佩尔等人都为解决这些问题作出了贡献。1857年,皇家亚洲学会组织了一次比对,将罗林森、欣克斯、奥佩尔和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各自独立完成的亚述国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铭文译本加以比较。各译本在实质内容上的一致,向公众证明了破译工作所依据的是可重复验证的方法,而非凭空臆测的解释。
苏美尔语带来了进一步的挑战,因为它不属于闪米特语族,也没有已知的亲属语言可作为外部参照。双语词汇泥板和文学泥板对于确定其词汇和语法至关重要。其他楔形文字语言则需要以不同方式结合内部分析与比较研究。1915年,贝德日赫·赫罗兹尼提出赫梯语属于印欧语系的论证,使人们得以通过与亲属语言的比较,理解其语法和词汇模式。这些相互关联的成就推动了亚述学这一更广泛研究领域的发展,而该领域也始终有赖于考古学、历史语言学以及对写本的批判性比较研究。
考古背景、保护与数字化研究
楔形文字泥板的历史价值不仅在于文字记载的内容,也在于它曾在何处、以何种方式被使用。档案通常指在行政、商业或家务管理等活动中积累起来的一批文书,而学术著作的汇集则可能是为了查阅或抄写而有意选编的结果。古代实际留存的文献群可能兼具这些功能。尼尼微出土的材料常被统称为“亚述巴尼拔图书馆”,但其中的学术文献来自多个藏集,入藏经过也各不相同,并非一座采用统一编排方式的现代图书馆。
发掘背景能够揭示仅凭文本难以确定的关联。一同出土的泥板可能反映某个家族的经营事务、某个机构的办事程序,或数代学者的活动。人名、日期、印章印痕和笔迹都有助于重建这些联系。反之,未经记录便被移走的泥板,会失去有关其原始位置及与其他出土物关系的证据。古物市场使原本相关的物件散落于不同藏集中,因此,研究者往往必须依据文书内部的相互指涉及其他留存线索来重建档案。
泥板的实体保护涉及黏土材质特有的问题。泥板可能出现破碎、盐分污染、表面磨损,或因湿度变化而受损。保护处理必须考虑泥板是否经过烧制、烧制情况及其保存状况;不加区分地清洗,可能抹去表面痕迹,或加剧劣化。在不同光照条件下拍摄照片,可以显现单张图像中难以辨认的楔状笔画。三维记录和反射变换成像为观察表面提供了更多手段,但没有任何成像技术能够自动消除笔迹歧义,也不能取代直接的语文学解读。
数字化项目大大便利了人们查阅和利用楔形文字材料。“楔形文字数字图书馆计划”汇集了目录数据、图像和转写文本,而“开放式富注释楔形文字语料库”则提供可检索、带有语言学标注的文本整理版本。这些资源使研究者能够考察词语用法、文书套语及其在不同时空中的分布,从而将古代材料与语料库语言学联系起来。Unicode统一码编码使楔形文字符号能够以数字字符的形式呈现,但标准化字体无法再现历史上或手写中出现的每一种变体。符号编码、转写文本和泥板图像是相互补充的呈现形式,而不是可以彼此替代的副本。
计算研究包括残片匹配、符号识别、笔迹比较,以及运用机器学习进行文本补复和翻译的实验性探索。这些方法面临重大障碍:表面损坏、符号形态变化、数据集规模小或分布不均,以及释读对文体和历史背景的依赖。某种拟议的补文可能在语法上说得通,却得不到残存楔状笔画的支持。因此,可靠的文本整理版本会区分可见证据与推测,并在必要时保留不同的释读。对考古出土及博物馆所藏泥板的持续研究,仍不断发现可缀合的残片、修订年代序列,并将此前未发表的文书纳入历史文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