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卡德帝国是一个以美索不达米亚为中心的国家,在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将许多原本独立的城市和地区纳入同一王朝的统治之下。帝国由阿卡德的萨尔贡建立,统治着今伊拉克境内的冲积平原低地,鼎盛时期的势力还扩展至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及周边地区的部分区域。通常认为,帝国存在于约公元前2334年至前2154年,但这一年代范围所依据的编年体系仍有争议;而在该王朝最后几位统治者退出历史舞台之前,帝国实际上就已不再统一。
阿卡德常被称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帝国,但它既不是第一个幅员广阔的领土国家,也不是第一个征服邻近族群的君主国。其独特成就在于,将多个早已形成的城市政体持续纳入同一政治秩序,而这一秩序的统治者所宣称的权威超越了单个城市和地方传统。这一秩序依靠征服、地方官员的任命、王室庄园、对宗教的资助,以及由依附王权的官员组成的网络维系,但反复发生的叛乱也表明,其整合程度仍有局限。
帝国还重塑了青铜时代近东的文化史。阿卡德语与苏美尔语并用,在书写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王室艺术发展出极具表现力的新形式;萨尔贡和纳拉姆辛等国王则成为历史记忆中经久不衰的人物。不过,帝国的历史仍须依靠分布不均、详略不一的史料来重建,包括同时代的铭文和行政记录、考古遗存,以及晚得多的文学记述;这些后世记述将统治者塑造成征服者的典范,或引以为戒的人物。
史料、年代与帝国腹地
阿卡德帝国得名于其王都阿卡德,又称阿加德。这座城市的确切位置至今尚未确定。多数学者提出的候选地点都位于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大致在苏美尔主要城市以北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由于王都尚未发现,目前也没有发掘出中央宫廷档案可供连续追溯帝国的政策。现有认识主要来自地方中心、邻近王国、零散铭文,以及后世抄录的王室文献。
帝国疆域内的自然环境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美索不达米亚南部高度依赖灌溉农业,需要依靠运河和有组织的劳作来维持。更北方的广阔平原则可依靠降雨耕作,但收成仍易受降水波动影响。河流提供了运输通道,而穿越扎格罗斯山脉和叙利亚的道路,则将低地与木材、石材、金属和牲畜的产地连接起来。这些差异既影响了帝国扩张的方向,也决定了维持对征服地区统治所需付出的代价。
最直接的文字史料包括王室奉献铭文、雕像与纪念碑上的铭文、印章、法律文书和行政泥板。乌玛及迪亚拉地区等地的档案,为了解土地占有、劳役、物资交付和官员任命提供了线索。布拉克丘及其他北方遗址的发掘,揭示了宏大的建筑工程和与阿卡德统治有关的实物遗存。一枚滚筒印章可以表明官员身份、记载其效忠国王的关系,并为交易提供凭证,因此印章铭文对于重建政治关系网络尤为重要。
其他史料则需要采用不同的解读方式。苏美尔王表将早期各王朝编排为一系列依次承继的正统王权,但其现存版本均在阿卡德时期之后编纂并流传。古巴比伦时期的书吏也曾抄录归于阿卡德统治者名下的铭文,其中一些文本的原始碑刻如今已佚。这类抄本能够保留重要的历史信息,却不能等同于当时的原件。关于萨尔贡和纳拉姆辛的文学作品,既反映了后世记忆中的历史事件,也体现了重新讲述这些故事的社会所关切的问题。
由于无法将公元前第三千纪各位君主的在位年代与一套连续且经独立确定的历年体系对应起来,绝对年代仍不确定。按照广泛采用的中年表体系,萨尔贡约在公元前2334—前2279年在位,纳拉姆辛约在公元前2254—前2218年在位。这些日期属于约定采用的年代,并非已经精确确定的历年。相较于各位主要统治者的具体在位年份,他们之间的先后顺序更为可靠;而该王朝最后阶段持续了多久、具有何种特征,尤其难以重建。
萨尔贡与领土君主制的建立
萨尔贡崛起之前,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存在着一个城邦相互竞争的体系,其中包括乌鲁克、乌尔、拉加什、温马和基什。各城邦的统治者为争夺农田、运河、贸易通道和地区霸权而交战。因此,政治统一并非始于阿卡德。就在萨尔贡发动征服战争前不久,原本出身温马的卢伽尔扎吉西已控制了南方数座城市,并以乌鲁克为统治中心。阿卡德帝国的形成,正是在这一走向更大规模领土王国的既有趋势中发展而来的。
后世的传说使萨尔贡的出身变得扑朔迷离。《苏美尔王表》记载,他在登基前曾任基什王乌尔扎巴巴的侍酒官。年代晚得多的诞生传说则讲述了他被藏在篮中、又从河里获救的故事,但这些都是文学创作,并非与他同时代的传记记录。他的王名通常被解释为“国王是合法的”,表达了对正统统治权的宣称;但仅凭这一名字,无法确定他如何取得王位。
萨尔贡在南方征服战争中的决定性胜利,是击败卢伽尔扎吉西。通过后世抄本保存下来的铭文描述,战败的卢伽尔扎吉西戴着颈枷,被带到尼普尔的恩利尔神门前。这一地点意义重大,因为尼普尔是重要的宗教中心,其守护神所赋予的合法性能够超越单一城市的范围。萨尔贡还宣称,他战胜了乌尔、温马及其他南方中心城市,摧毁了城墙,并在下海,即波斯湾,象征性地洗濯兵器。这类表述将征服记录与宣示全面胜利的公开话语结合在一起。
萨尔贡的征战范围超出了南部平原。有关王室的传统记述将他与迪亚拉地区的胜利、同埃兰的冲突,以及向幼发拉底河中游和叙利亚的远征联系起来。涉及马里、雅尔穆提和埃卜拉的征服宣称,表明他的雄心已延伸至连接美索不达米亚与近东西部的网络之中。这些记述并不能证明,军队到达的每一处地方都成为了受到长期行政管理的行省。军事深入、贡赋征收、商业准入和直接领土统治,是不同性质的关系,尽管王室铭文将它们一并描绘为统一的支配范围。
新建立的君主政权也借助被征服城市内部的机构开展统治。萨尔贡任命女儿恩赫杜安娜为乌尔月神的大祭司,将王朝与南方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神祇崇拜体系联系起来。一则铭文记载,每天有5,400人在他面前用餐。这条记载常被用来说明王室拥有规模可观的组织,但不能将其视为常备军人数的可靠统计。萨尔贡的成就在于,他将接连取得的军事胜利,与一个能够在他去世后继续运作的王权中心及人员网络结合起来。正是这种延续性,使该王朝有别于仅靠创立者维系的征服联盟。
王朝继承与纳拉姆辛的统治
萨尔贡的继承者接手的既是一个庞大的国家,也是若干抵抗势力强大的地方中心。其子里穆什的统治按通行年代推算约为公元前2278—2270年,他在南方面临大规模叛乱。他的铭文记述了针对乌尔、温马、阿达卜等城邦所组成联盟的征战,并列出大量被击败的敌军和俘虏人数。这些数字属于颂扬胜利的王室修辞,不能直接当作经过核实的统计。不过,王室一再需要征服相同的城市地区,仍表明军事征服并未消除当地的政治认同。
里穆什还向东进军,征讨埃兰及其相关地区。约于公元前2269—2255年继位统治的兄弟曼尼什图苏,同样奉行向外拓展的王权政策。一篇铭文记述了横渡下海的海上远征,以及对一个统治者联盟的胜利,但其中所涉地点的确切位置仍有争议。另一份重要文献《曼尼什图苏方尖碑铭文》记录了大规模土地购置活动。铭文详细列出卖方、支付款项和见证人,揭示了一种与战场征服截然不同的王权扩张方式:通过被表述为获得法律认可的交易,积累地产。
按通行年代推算,纳拉姆辛约于公元前2254—2218年在位,其统治标志着阿卡德帝国王权最充分的展现。他曾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叙利亚和扎格罗斯地区征战,其铭文宣称,他的权威遍及美索不达米亚世界的各主要方向。北方中心城市的建筑活动和带铭文器物表明,帝国在当地的存在并非仅限于偶尔的军事过境,不过,其控制的严密程度因地而异,差别相当显著。
纳拉姆辛也遭遇了一场极为严重的内部叛乱。巴塞特基铭文记载,多方敌对势力起兵反抗他,而他在一年之内赢得了九场战役。后世传说将这场危机铺陈为一场“大叛乱”,尤其将其与分别以基什和乌鲁克为中心的联盟联系起来。同时代证据足以确认,王权遭遇了有组织的联合抵抗;至于更详尽的叙事,则必须与后来的文学演绎区分开来。战胜这些对手,成为纳拉姆辛塑造自身统治形象的核心要素。
在这些胜利之后,纳拉姆辛将自己的王者地位提升到了不同寻常的高度。他的名字可以加写表示神祇的符号,他还使用“四方之王”的称号,以表达对整个有人居住世界的统治权。巴塞特基铭文称,阿卡德人曾请求诸神,让他成为自己城市的神。这是一项具体的政治与祭祀主张,并不能证明每一位臣民都以相同方式理解国王的神性。尽管如此,它仍然改变了表述王权的语言,将在世君主置于神圣秩序之内,而不再仅仅将他描绘为受诸神眷顾的仆人。
政府、军事力量与行省控制
阿卡德国家并未以统一的行政体制取代被征服城市原有的治理体系,而是通过王室代表、地方精英、军人、神庙和拥有地产的机构共同实施统治。行省总督可能沿用传统的“恩西”(ensi)头衔,这一称号此前通常属于独立城市的统治者。然而,在帝国统治下,这一职位可能转而隶属于阿卡德国王。因此,地方头衔的延续,掩盖了权力等级关系中的重大变化。
官员任命将行省治理与王室联系起来。总督和其他官员在印章上自称国王的臣仆,王朝成员则担任显要的宗教职务。与此同时,王权也无法脱离根基深厚的地方家族及其积累的制度知识。地方官员熟悉土地边界、灌溉义务、司法惯例和劳动力组织。因此,帝国的治理既依靠强制,也离不开协商;两者的比重在南部城市、迪亚拉地区和北部领土之间各不相同。
书面行政记录有助于资源在这一体系中流转。泥板记录了农产品、牲畜、劳役分派以及机构之间的物资调拨。国王名号和纪年年名将部分交易与统治王朝联系起来,但现存证据并不支持这样一种图景:整个帝国拥有完全标准化、处处以相同方式运作的行政体系。行省档案往往保留着地方文书惯例。与其认为这是一个在首都设计、再毫无差别地推行各地的单一官僚体系,不如将其理解为多个相互交叠的体系被纳入王权监督之下。
军事力量始终是统治的根基。图像和铭文显示,军队使用弓、矛、斧及防护装备,其中有组织的步兵发挥着重要作用。军事行动需要粮秣、驮畜、水源,以及城市之间可靠的通行路线。驻军和防御设施能够守卫战略要地,但现有证据不足以准确还原军队规模,也无法明确区分常备士兵与为特定远征而征集的部队。纪念性建筑上的胜利场景,与其说揭示了战术组织,不如说更直接地展现了王权的理想。
在官员、庄园、交通通信和军事资源能够相互支持的地区,帝国对行省的控制最为牢固。在泰尔布拉克,带有纳拉姆辛名号的大型建筑表明,王室在哈布尔河地区设有一处规模可观的据点。其规模显示出王室控制北方交通路线和农业资源的意图,不过各座建筑的具体用途仍有争议。在其他地方,纳贡或暂时臣服或许就足以满足帝国的目标。因此,将阿卡德领土绘为一整片连续区域的地图,可能让人误以为帝国实施了证据并未证实的统一控制。这个帝国实际上由隶属程度不等的地区构成,具有层级结构,其实际边界随着征战、叛乱和王位更迭而变化。
农业、劳役与远距离交换
农业是阿卡德政权的经济基础。在南部冲积平原,大麦是主要粮食之一,椰枣、园圃作物和畜产品则作为补充。绵羊和山羊提供羊毛、肉类和乳制品,牛则提供畜力及其他资源。灌渠的维护将生产与集体劳作、政治权力联系起来。统治者能否征集粮食或动员劳动力,不仅取决于土地所有权,也取决于水道是否畅通、地方管理是否有效,以及农事活动的季节性需求。
大型机构组织了这一经济体系中相当大一部分的活动。宫廷和神庙掌控着田地、畜群、作坊及依附于它们的人员,家庭和个人也持有或转让财产。机构档案对这些组织所能掌握的活动记载得尤为详尽,因此不能据此将整个经济体系归为国有经济。马尼什图苏方尖碑尤其能说明这一点,因为它将王室获取土地的过程记述为一系列购买行为,其中涉及款项支付和获得承认的权利主张者。即使是强大的君主,也可能借助既有的法律惯例来表述王室地产的扩张。
劳动安排多种多样,既有服役义务和对机构的依附,也有雇佣劳动和奴役。劳动者可以领取大麦、羊毛或油等配给,数量则因任务、年龄、性别或身份而异。这些分配维系了劳动力队伍,却不能简单等同于现代工资。农业劳动、运输、纺织、建筑和食品加工,都需要有组织的人员参与。妇女在纺织生产的记录中尤为突出,不过,行政分类所反映的往往更多是机构的核算方式,而非记录中这些人完整的社会身份。
帝国还依赖冲积平原上无法获取的物资。木材、建筑石料、铜、白银及其他物品,通过交换、贡赋、外交馈赠和掠夺等多种途径进入美索不达米亚。萨尔贡的铭文将阿卡德的港口与来自迪尔蒙、马干和麦鲁哈的船只联系起来。这些名称通常被分别认为与海湾地区、阿拉伯半岛东南部,以及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范围有关,但它们所指的地理范围未必在各个时期都固定不变。这些铭文宣示了首都在广阔商业世界中的地位,并不能证明所有此类贸易往来都由中央管理。
向北扩张使帝国得以进入依靠雨水灌溉的谷物产区,并掌握通往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的路线;向东的征战则涉及穿越伊朗高地的交通路线。控制这些通道可以支撑军事行动和王室消费,但也带来了保护道路、供给官员和维系中间人的责任。白银按重量充当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当时尚不存在铸币。因此,交易需要称重、记账和判定成色,而谷物及其他商品仍在支付和机构配给中发挥实际作用。
语言、文字与社会身份
帝国是在多语言环境中发展起来的。阿卡德语属于东闪米特语,与苏美尔语并行使用;后者与任何其他已知语系之间都没有得到证实的谱系关系。两种语言都不能与某一个政治共同体简单对应。早在萨尔贡之前,使用阿卡德语的人群就已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而苏美尔各城也早已参与跨越语言界限的交往网络。因此,不应将帝国的兴起理解为一个完全外来的人群突然进入原本同质的南方社会。
两种语言都使用楔形文字书写,这种文字更早时已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形成。为使其适用于阿卡德语,书吏既要使用符号的音节音值,也要保留苏美尔语书写中的表词符号。由此形成的体系能够表达闪米特语的语法形式,同时保留许多沿袭下来的书写惯例。在该王朝统治期间,阿卡德语的王室铭文、行政文书和人名变得更加常见,但苏美尔语仍继续用于行政、宗教和文学领域。
现存文献难以让人重建当时的语言政策。没有可靠依据表明,帝国曾在全境禁止使用苏美尔语,或推行全面的语言替代计划。不同机构和地区采用不同的书写惯例,而以双语呈现王室形象,也可以面向不止一种受众。后来的“苏美尔与阿卡德”这一称谓,体现了一种持久的地理与政治组合关系,但不应将其倒推至更早时期,作为证据来认定整个萨尔贡王朝时期始终存在两个界限分明、彼此对立的族群集团。
文字也塑造了社会权威的运作方式。书吏记录财物转移、核算配给、拟定法律文书,并保存机构的历史记录。他们的工作需要接受字形、词汇、数制和文书惯例方面的训练。留存至今的泥板使这些专业人员的身影格外清晰,而大多数农业劳动者、士兵和依附人口,只有在机构对其进行统计或分派任务时才出现在记录中。因此,文献记录呈现的图景虽然详尽,却在社会层面有所偏重:其中关于义务和物资的资料十分丰富,关于个人经历的记载却少得多。
人名、印章和职业称谓为社会关系提供了更多证据,揭示了为王室效力的情况、家族联系、宗教归属,以及个人在不同机构之间的流动。这类证据很少能让我们在人名、日常口语和政治忠诚之间简单地画上等号。同样,“阿卡德”一词可以指王朝、语言、地区,或与这一时期有关的物质遗存。在解读有关文化变迁的论断时,区分这些用法至关重要。阿卡德语书写的推广是一项重大进展,但它并未抹去从苏美尔继承而来的制度与知识传统。
宗教、王权形象与文化创作
阿卡德统治者沿袭了既有的宗教体系,而没有以一套全新的神祇体系取而代之。他们尊奉与南北各城有关的主要神祇,包括恩利尔、伊南娜(又称伊什塔尔)以及月神南纳。神庙拥有土地、人员和政治声望,因此,对宗教的赞助既是信仰的表达,也是治国的一项实际措施。王室的馈赠与营建工程意在表明,征服与维护神圣秩序并不矛盾,即使战争曾破坏某些城市,或扰乱其制度运作。
恩赫杜安娜在乌尔的任职体现了王朝与宗教祭祀之间的关系。她留存至今的一件带铭文圆盘表明,她是萨尔贡之女,也是南纳圣所的女大祭司。一批苏美尔语颂歌被归于她的名下,包括赞颂伊南娜的作品和一组神庙颂歌。保存这些作品的抄本大多晚于她生活的年代,而传世文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直接归于这位历史人物之手,仍存在争议。不过,将这些作品归于她名下的传统,本身已成为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纳拉姆辛的神化使王权形象呈现出格外鲜明的特色。纳拉姆辛胜利碑描绘了国王登上山地的场景,其位置高于麾下士兵和战败的敌人。他较其他人物更为高大的身形确立了等级秩序,而带角的头饰则表明其神祇身份。构图打破了早期纪念性作品中常见的严格横向分层布局,借助逐渐升高的地势,将画面中的动势引向国王。这座石碑纪念的是对卢卢比人的胜利,这一族群与扎格罗斯地区有关。
这座石碑后来的经历也表明,器物能够获得新的政治含义。数百年后,埃兰国王舒特鲁克·纳洪特将其运往苏萨,并加刻铭文,记录搬走石碑之事。因此,它能够保存至今,部分原因在于后世将其据为己有,而非它一直保存在原来的环境中。另一件著名器物是在尼尼微发现的受损铜合金头像,人们常将其认作萨尔贡或纳拉姆辛,但它所表现的统治者究竟是谁,尚无定论。其精湛的造型仍是研究阿卡德金属工艺与王室肖像艺术的重要实物证据。
滚筒印章为了解视觉文化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阿卡德时期的印章题材包括搏斗群像、诸神集会、引见场景以及复杂的神话图像。体积虽小,却不减其政治重要性:它们随官员流转,用于认证文书,并彰显持有者与统治者或机构的关系。因此,艺术创新并不局限于纪念性宣传作品,也见于行政事务和个人身份展示中反复使用的器物。在这些器物上,传统图案可以经过重新组合,用以表达等级、神灵庇佑或为王室效力等含义。
分裂、古提人与环境解释
纳拉姆辛之后,帝国在沙尔卡利沙里统治时期陷入日益艰难的境地。按照通行年代框架,沙尔卡利沙里的在位时间约为公元前2217—2193年。他的铭文和年名记载了针对多个敌对势力的军事行动,其中包括被称为古提人和阿摩利人的群体,以及涉及埃兰的冲突。征战与王室营建活动仍在继续,表明国家治理并未在纳拉姆辛死后立即停摆。然而,王权所能掌控的疆域及其权威不断收缩,各行省中心也越来越多地自行其是。
关于王朝末期的王位传承,现存记载十分有限。《苏美尔王表》描述了一段数位统治者相互争位的混乱时期,并发问:谁是国王,谁又不是国王?此后,杜杜和舒图鲁尔相继统治阿卡德,但他们的权力范围显然远小于帝国鼎盛时期的几位君主。因此,通常采用的约公元前2154年这一终结年代,标志的是王朝的结束,而非一个仍在全面运转的帝国突然崩溃的、可确证的单一时刻。政治瓦解是一个过程,各地的进程与时间并不相同。
在后世美索不达米亚的传统叙事中,与扎格罗斯高地相关联的古提人占据了显著地位。在阿卡德时代的同期史料中,他们以敌人的身份出现;帝国分裂后,被认定为古提人的统治者曾在美索不达米亚部分地区掌权。较早的历史重构有时设想,古提人发动了一场统一的入侵,将阿卡德文明一扫而空。然而,证据所支持的图景更为复杂:各地统治者、外来军事群体、延续存在的城市以及不断变化的联盟并存。在阿卡德帝国覆亡后的较长时期内,拉伽什等南方中心仍能在各自王朝统治下繁荣发展。
环境压力已成为现代讨论的核心议题。叙利亚东北部的考古发掘与景观研究发现,在公元前第三千纪阿卡德时期接近尾声时,当地出现了聚落体系的扰动和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哈维·魏斯及其合作者提出,干旱程度加剧是削弱北方农业生产的因素之一。这些论点常与4.2千年事件联系起来;该事件是发生于约公元前2200年、受到广泛讨论的一次气候异常。降雨减少可能导致收成下降、推动人口迁移,并削弱帝国维持控制所依赖的财政收入与物资供应体系。
气候解释仍受到年代测定、地域差异和因果推断等问题的制约。各种环境记录所显示的变化时间和强度并不一致;一些遗址衰落的同时,另一些遗址仍持续有人居住。南方的灌溉农业与北方的雨养农业所面临的制约条件也不相同。叛乱、王位继承、军事压力、行政体系的征敛以及贸易联系的变化,同样具有重要影响。最有依据的历史重构,应将环境压力视为一种可能的促成因素,认为它与政治、经济上的脆弱性相互作用,而不是将其当作适用于所有地区的单一解释,或已经独立证实的王朝灭亡原因。
后世记忆、考古发现与历史意义
阿卡德帝国成为后世美索不达米亚诸王的重要参照。自公元前22世纪晚期起,乌尔第三王朝的统治者重新统一了南部低地的大部分地区,并建立了自身庞大的行政体系。他们并非只是恢复阿卡德的制度,但在他们所处的政治世界中,跨区域王权、王室成员出任宗教职务以及对君王崇高地位的宣称,都已有影响深远的先例。“苏美尔和阿卡德之王”这一称号,成为统治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核心地区的持久权威象征。
萨尔贡与纳拉姆辛在文学传统中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声誉。萨尔贡常被描绘为征服者的典范,后世君王可以他的功业为效仿目标。各种故事扩展了他的征战范围,并增添了同时代史料中未见记载、令人难忘的情节。纳拉姆辛同样可以代表卓越的武功,但有些作品却将他塑造成一个因自身决策而招致灾难的统治者。这些作品并非客观的传记,而是借著名君王之名,探讨对神明的服从、人类判断力的局限,以及政治权威面临的危险。
《阿加德的诅咒》提供了一种影响尤为深远的叙述。作品将纳拉姆辛攻击尼普尔的恩利尔圣所描绘为触怒神明、导致阿卡德惨遭毁灭的行为。这部作品属于后世的文学传统,不能直接视为与帝国覆亡同时代的解释。它以道德因素解释因果的方式,与行政文书、发掘出的聚落或环境变化序列所提供的证据并不相同。作品中的君王形象服务于其主旨,而这部作品在他去世很久之后,仍在书吏群体中传抄。
现代学者对阿卡德帝国历史的重建,有赖于19世纪对楔形文字的破译,以及此后考古学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的发展。苏萨的发掘出土了古代从美索不达米亚掠走的王室纪念碑,而尼普尔、布拉克丘和各地行政中心等遗址的发现,则扩充了文献资料。阿卡德城的位置至今未能确证,仍是研究的一大限制。遭盗掘和出土地点不明的文物又带来了更多困难,因为即便铭文确为真品,一旦缺失考古背景,其解读价值也会大打折扣。
只有明确界定标准,“第一个帝国”这一称谓才有意义。更早的国家就已征服邻邦、征收贡赋,并统治文化背景各异的人群;统一的古埃及也早于萨尔贡。更确切地说,阿卡德的重要性在于:它对美索不达米亚既有政权的统治规模与持久程度,将王朝制度与行省制度相结合的做法,以及其诸王所发展出的、影响非凡的普世君权话语。首都的位置、直接行政管辖的范围、军队的构成,以及气候变化与政治分裂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至今仍在引导学者对这一早期领土帝国实践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