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拉尔图是一个铁器时代王国,以安纳托利亚东部高地的凡湖为中心。它于公元前9世纪崛起为强国,在公元前8世纪达到疆域的鼎盛,至公元前7世纪末或公元前6世纪初,不再作为一个独立可辨的政治实体存在。在不同时期,其领土及附属地区曾涵盖今土耳其东部、亚美尼亚、伊朗西北部及邻近地区的部分区域。王都图什帕建于俯瞰今凡城的巨大岩丘之上。
我们对乌拉尔图的了解,主要来自王室铭文、经考古发掘的聚落,以及亚述的文献记载。乌拉尔图在军事扩张的同时,还修建了设防的行政中心、运河、蓄水池和农业庄园。其统治者利用山地环境中的资源,建立起一个长期屹立于当地的强国。乌拉尔图的青铜器和宏伟建筑,既展现出它与更广阔的古代近东世界之间的联系,也体现了独特的本土传统。
乌拉尔图也是亚美尼亚高地上后世诸国的重要先驱,不过其王室使用的语言并非亚美尼亚语,它与后来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名称的更换。解读乌拉尔图的历史,需要区分王室的宣称与实际的行政状况,也需要区分王朝的消亡与其居民、聚落和技术在更长时期内的延续。
名称、地理环境与历史背景
“乌拉尔图”一名源自亚述文献中的称呼。较早的亚述文献提到过 Uruatri(乌鲁阿特里),其中包括与公元前十三世纪沙尔马那塞尔一世有关的记载;这些记载描述的是高地地区或当地的群体,尚不足以证明其所指就是数百年后出现的那个中央集权王国。亚述人使用的另一个地理名称“奈里”,涵盖了一些高地地区,其边界和政治构成时有变化。因此,不应将这些名称视为同一个长期延续、组织形式始终一致的国家的不同称谓。
乌拉尔图王室铭文将本国称为 Biainili(比艾尼利)。现代地名“凡”通常被认为与这一当地名称有关。乌拉尔图与《圣经》中的“亚拉腊”之名之间的联系,反映了一个古老地域名称的流传过程:“亚拉腊群山”最初指的是一片高地,而非明确指向如今通常以此命名的那座山。图什帕坐落于凡湖畔;凡湖是一座大型咸水湖,四周环绕着山脉和肥沃的平原。图什帕的岩上堡垒不仅具有防御优势,也为王室纪念性建筑提供了醒目的场所。
从更广阔的地理范围看,王国所处的区域包括东南方的乌尔米耶湖盆地、西面的幼发拉底河上游地区,以及北面的亚拉腊平原和塞凡湖地区。这些地区被山脉、高原和狭窄的通道分隔开来。因此,政治控制的关键,与其说是占据一片连绵且易于通行的土地,不如说是掌控可耕作的盆地、山口、渡河点和设防据点。王室铭文分布所及的最远范围,并不一定意味着其间各地都受到同样严密的行政管理。
多样的自然环境为谷物种植、果园经营、葡萄栽培和畜牧业提供了条件。高海拔牧场与较低海拔的农耕区相互补充,融雪和泉水则提供了可引入田地的水源。生长季短、降雨分布不均,使可靠的水利管理尤为重要。当地还出产建筑石材,并可通往蕴藏金属矿产的地区。
乌拉尔图是在青铜时代晚期崩溃之后,于古代近东充满竞争的政治格局中发展起来的。其南面是不断扩张的亚述帝国,西面是通常被称为新赫梯诸国的各国,东面和东北面则分布着众多地方政权。因此,一个高地君主国的巩固,既是区域内部发展的过程,也是战争、聚落与帝国竞争发生更广泛变革的一部分。
形成与领土扩张
在同时代的亚述记载中,首位可以明确辨认的乌拉尔图国王是阿拉梅。自公元前859年起,沙尔马那塞尔三世多次出征,阿拉梅与之对抗。亚述的图像资料描绘了对其设防聚落的进攻,其中包括阿尔扎什昆,其具体位置至今仍有争议。这些记载证实了有组织抵抗的存在,但对其政治结构的描述仅限于外部视角,并未确切说明此前彼此独立的高地社群是如何被整合到单一王权之下的。
公元前9世纪后期在位的萨尔杜里一世留下了更为确凿的证据,表明图什帕已成为稳固的王权中心。他留存至今的建筑铭文使用亚述语而非乌拉尔图语撰写,采用了南方王权体系中享有崇高地位的头衔和惯用表述。他的王朝是否与阿拉梅的王朝有直接关联,目前尚不清楚。在萨尔杜里的继任者时期,尤其是伊什普伊尼和梅努阿统治期间,以乌拉尔图语撰写王室铭文的做法确立下来,国家宗教制度日益完备,疆域也不断扩展。有些铭文同时提及伊什普伊尼和梅努阿,表明两人曾有一段共同行使王权的时期,通常被理解为共治。
梅努阿的在位年代一般定为约公元前810—786年。他将控制范围扩展至邻近高地,并大力投入运河、设防工事和农业开发。他的铭文分布广泛,显示出王权介入地方事务的网络,比最早几位统治者时期文献所见的范围更大。扩张并不只是兼并领土:统治者还建立新的中心、安置人口、开发土地,并立铭纪念这些举措,将其表述为在神圣权威之下创建秩序井然的地域。
阿尔吉什提一世在位期间,约公元前786—764年,乌拉尔图向北扩张至阿拉拉特平原。他于公元前782年在今埃里温市内的一座山丘上建立了埃瑞布尼,并在今阿尔马维尔附近建立了阿尔吉什提希尼利。一篇与埃瑞布尼有关的铭文记载,王国将来自被征服地区的6,600人安置于此。这类新建据点兼具军事、行政和农业用途,将领土兼并与劳动力迁移及王室庄园的建立联系起来。
萨尔杜里二世约于公元前764—735年在位。他继承了一个强盛的王国,并将乌拉尔图的影响力扩展至叙利亚北部和幼发拉底河上游。此时,乌拉尔图与亚述直接争夺盟友、贡赋和战略通道。不过,对王国表面上达到的版图规模仍须有所限定:有些地区由王国直接治理,有些地区向其纳贡,还有一些地区只是王室文献所纪念的军事行动的目标。现代地图若以一条连续实线边界将这些不同关系全部囊括在内,就可能夸大乌拉尔图统治的一致性。
战争与对亚述的争雄
与亚述的争斗塑造了乌拉尔图的对外政策,但这并不是两个疆域固定的国家集团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两国都力图获取牲畜、金属和农业资源,并争夺连接高地与美索不达米亚及叙利亚北部的交通路线。随着形势变化,地方统治者可能成为盟友、纳贡者或敌手。乌拉尔图地处山区,使亚述的军事行动面临重重困难;而乌拉尔图向幼发拉底河方向的扩张,则威胁着亚述在西部的交通联系与影响力。
乌拉尔图军队包括步兵、骑兵和战车部队。铭文和图像资料证实其使用弓、矛、剑、盾等武器,而出土的头盔与防护装备则展现了精英阶层彰显军事身份的方式。要塞不仅保护物资储备和行政中心,也扼守战略通道。不过,不应将这些数量众多的堡垒想象成一条连续的防线:它们的用途及相互关系因当地地形、聚落分布和王室庄园的组织方式而异。
公元前743年,战局出现重大逆转: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在叙利亚北部阿尔帕德附近击败了一支有萨尔杜里二世参与的联军。这遏制了乌拉尔图在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影响力,并巩固了亚述在叙利亚诸国中的地位。公元前735年,提格拉特帕拉沙尔进攻乌拉尔图本土,兵临图什帕,但未能攻克设防坚固的王室城堡。这些事件表明,即使失去了西部的战略优势,乌拉尔图仍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对手。
公元前714年,萨尔贡二世发动了著名的第八次远征,进攻鲁萨一世。亚述方面的记载描述了军队穿越险峻地形的长途行军、在乌拉尔图核心区域以东及东南地区的交战,以及乌拉尔图军队的战败。这次远征以洗劫穆萨西尔告终,那里是与哈尔迪神有关的重要圣地。亚述文献列举了从神庙掠走的大量贵金属及其他珍宝,但这些数字也是渲染君王压倒性胜利的文学叙事的一部分。
远征记载声称,鲁萨在得知穆萨西尔遭劫的消息后自尽。这份记载带有宣传性质,因此不能毫无保留地接受其中的每一处细节。更重要的是,这次袭击并未终结乌拉尔图王国。后来的统治者继续开展大规模营建工程,并保持外交往来。亚述文献中关于公元前7世纪乌拉尔图使节的记载表明,两国关系除了敌对,也可能包括正式交往。两国间的力量对比曾反复变化,并非简单地从乌拉尔图扩张一路走向随即灭亡。
王权、行政与人口
乌拉尔图诸王将自己塑造为建设者、征服者和诸神的代理人,尤其是主神哈尔迪的代理人。王室铭文往往先祈求神力,再列举军事胜利或营建工程。修建堡垒、神庙、运河和开辟葡萄园,都与政治意识形态密不可分:这些举措彰显了统治者改造土地、征调劳力和创造丰饶的能力。声称某地此前荒芜或无人居住,往往也是这套颂扬话语的一部分,不能径直视为对当地早期聚落状况的如实描述。
王朝通过由各个设防中心组成的网络实施统治,这些中心设有宫殿、神庙、仓库和作坊,周边还有农业用地。已发掘遗址显示,建筑方式和仓储布局具有相当高的一致性,但现存证据不足以完整还原其行政体制。史料证实,行省官员和地方当局确实存在,但有关任命方式、管辖权限,以及中央与下属机构之间关系的许多细节,仍不明确。乌拉尔图的地方治理既不能简单地视为松散的部落联盟,也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它与亚述的行省制度完全相同。
堡垒承担着物资征集与再分配中心的职能。粮食、葡萄酒、油、牲畜和手工业制品可集中于此,用于供养依附人口、保障驻军、提供祭品以及供应王室工程。大型储藏室和一排排半埋于地下的陶缸,显示出官方机构积存物资的规模。容器上的容量标记和简短铭文表明,人们已在设法辨识、计量并登记储存的物资。至于宫廷资产、神庙财产、村落生产和家庭间交换之间的整体关系,现有记载则不够清楚。
人口迁徙是王国扩张的重要手段。王室文献列举了征战中掳获的俘虏,有些铭文还明确将被迁置的人群与新建据点联系起来。这类迁徙既提供了农业劳力、工匠和士兵,也削弱了战败的社群。由此形成的王国在文化和语言上都具有多样性。无论是宫廷使用的语言,还是风格统一的堡垒建筑,都不足以证明所有臣民具有单一的族群认同。
有关日常生活的证据,远少于有关王权的证据。房屋、陶器、食物遗存、工具和墓葬,提供了纪念性铭文未曾记述的信息,包括家庭生产和地区差异。在王室记载中,女性远不如国王和男性官员显眼,但文字记录中较少出现女性,并不意味着她们未参与经济活动。农耕家庭和牧业社群支撑着国家的资源供给,铭文却主要颂扬统治者声称自己掠取、营建或奉献的事物。因此,要重建乌拉尔图社会的面貌,就必须将格外突出的王室叙述与不那么引人注目的物质证据相互参照,兼顾二者。
农业、水利工程与经济资源
水资源管理是乌拉尔图影响最为深远的技术成就之一。王国的统治者修建运河、蓄水池及配套设施,将水引入耕作区,支持新聚落的建立,并保障生产稳定。这些工程在凡湖周边尤为重要,因为湖水含盐,不适合常规灌溉。可用的水必须取自淡水溪流、泉水和高地集水区,而不能直接从湖中汲取。
最著名的实例是梅努阿在位期间于凡城以南修建的运河,通常称为梅努阿运河,后来在当地传说中又与塞米拉米斯(又称沙米拉姆)联系起来。这条运河长约50公里,借助精心控制的坡度,将泉水引向凡城平原。部分渠段的铭文明确记载梅努阿是主持修建这项工程的君王,并威吓任何可能破坏工程或将其名替换为其他统治者名字的人。此后运河长期得到使用,既说明系统的部分设施坚固耐用,也体现了后世维护的重要性;现存设施并非每一处都必然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初建时的面貌。
其他统治者也投入资源发展灌溉,包括修建与新开发庄园相配套的蓄水池和运河。其中,鲁萨二世在凡湖地区兴建的工程尤为突出。工程设施可能包括岩石上凿出的水渠、砌筑的支撑结构、堤坝,以及适应崎岖地形的构筑物。这些项目扩大了王室机构可利用的生产用地,但其运作有赖于持续的清淤、修缮,以及用水安排的协调。纪念性铭文对开创之功的宣扬,掩盖了大量此类周而复始的劳作。
农业生产包括种植小麦和大麦,也在当地条件允许之处栽培葡萄及其他水果。出土的储藏设施、植物遗存,以及提及葡萄园的铭文,都表明谷物种植和葡萄酒生产占有重要地位。在埃里温附近卡尔米尔布卢尔遗址上的泰舍巴尼,大型库房和储酒陶缸显示,农产品被集中储存于这座设防中心。绵羊、山羊、牛和马提供肉类、乳制品、羊毛、畜力及军事资源。牲畜在不同牧场之间的季节性转移,将高地与低地环境连接起来。
金属是王权的另一项基础。铜合金用于制作器皿、腰带、盾牌及配件,铁则用于制造工具和武器。王国的作坊依托本地区的资源和更广泛的交换网络,不过,单件器物所用原料的确切来源并非总能确定。铭文既记载本国生产,也记录贡赋和战利品,因此很难将这些财富来源区分开来。标准化的容器和储藏方式体现了行政上的统筹协调,但没有证据表明乌拉尔图存在铸币制度;经济交易依靠实物、按重量计量的金属、对各类机构承担的义务,以及其他非钱币机制来进行。
神祇、神庙与王室仪式
乌拉尔图王室最尊崇的神祇是哈尔迪,他的支持赋予征服行动与王权以正当性。王室铭文通常将胜利归功于他的神力,也会将军事行动描述为在其武器护佑下展开。哈尔迪常以与狮子相伴的形象出现,不过,要辨认乌拉尔图艺术中每一位没有铭文标识的神祇,仍须谨慎。他在国家层面的重要地位,并不意味着他是宗教生活唯一的中心,也不意味着王室统治之下所有地方崇拜都已消失。
与风暴相关的泰舍巴、与太阳相关的希维尼,以及哈尔迪,构成了王室万神殿中最显赫的神祇组合。其他众多神祇也受到尊奉,其中既有女神,也有与特定地点或传统相关的男神。这种多神并存的格局反映出王国的多元构成,以及它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及高地地区更古老宗教传统的联系。例如,风暴神的名字与神格特征,就将乌拉尔图宗教与胡里安语人群中的相关传统联系起来。
凡城附近的梅赫尔卡珀瑟,又称“姆赫尔之门”,有一篇奉伊什普伊尼和梅努阿之命刻制的大型铭文,列举了诸神,并规定了应献的祭品。铭文刻在一处形似门洞的巨大凿岩壁龛旁,是研究官方神祇体系的核心史料。铭文按次序分配祭牲,展现出祭祀如何体现等级秩序与制度化组织。不过,这篇铭文记录的是一套由王室制定的方案,并未完整呈现家庭祭仪、地方节庆或有关来世的信仰。
乌拉尔图神庙建筑通常包含一座方形塔状神殿,墙体厚重,转角处向外突出,往往坐落于规模更大的设防建筑群内。阿尔滕特佩、阿亚尼斯及其他已发掘遗址,保存了神庙区域、庭院、装饰和储藏设施等不同方面的遗存。阿亚尼斯由鲁萨二世建于凡湖附近,其精美的石作与刻有铭文的建筑构件,显示出王室在宗教建筑上投入的资源。武器、盾牌、器皿及其他彰显身份地位的物品,都可以作为奉献物置于圣所之中,从而将宗教奉献与军事胜利、王室财富联系起来。
穆萨西尔在哈尔迪崇拜中占有尤为重要的地位,但其确切位置至今仍有争议。亚述人曾以浮雕描绘公元前714年对该城的劫掠;这件浮雕后来失佚,其图像通过19世纪的记录为人所知。画面中的神庙正面具有鲜明的列柱式外观,但不应据此将它视为所有乌拉尔图神庙的标准样式。宗教活动也不限于宏伟的圣所:墓葬、小型器物及地方性设施表明,当时存在多样的传统,而现存王室铭文对它们的记述并不完整。
语言、文字与文献的局限
乌拉尔图语与胡里安语同属胡里安—乌拉尔图语系。它并非印欧语,也不是亚美尼亚语的早期形式。乌拉尔图语与胡里安语的亲缘关系已通过语法和词汇上的对应关系得到确认,但两者是不同的语言,其文献记录所处的主要历史背景也各不相同。乌拉尔图语文献所保存的语言具有黏着语的形态特征,通过一连串后缀表达语法关系,并以作格模式标记分句中的核心参与者。
乌拉尔图的书吏在美索不达米亚传统的基础上改造了楔形文字。这套文字兼用音节符号、表词符号和限定符,所用符号的范围比某些早期楔形文字体系更为有限。王室铭文可刻于崖壁、基石、石碑和建筑表面。金属器、泥板、印章和储藏容器上也有文字。文字所处的实物环境往往也是其功能的一部分:运河旁的铭文宣示修建者的功绩,嵌入神庙地基的铭文则确立王权与神明对该建筑的权利。
萨尔杜里一世现存最早的铭文使用亚述语,而后来的王室纪念碑铭文则主要使用乌拉尔图语。双语文献对释读尤其重要。凯利欣铭文立于伊什普伊尼与梅努阿统治时期,位于乌尔米耶湖盆地与伊拉克北部之间的山区,以乌拉尔图语和亚述语记载了相互对应的段落,内容涉及一次前往穆萨西尔的宗教之旅。这类碑铭有助于确定某些词句的含义,而单凭乌拉尔图语文献还无法可靠地推知这些含义。
现存文献的分布极不均衡。建筑铭文和征战记述反复使用惯用语句,因此许多王室活动和头衔相对容易理解。行政泥板,尤其是出土于卡尔米尔·布卢尔和巴斯塔姆等遗址的泥板,增进了人们对机构运作的了解,但其数量远不及美索不达米亚某些国家留下的档案。迄今尚未发现可与亚述或巴比伦尼亚传世文献相比的大篇幅叙事文学、私人书信或法律汇编。因此,尽管在程式化的王室文献语境中,这种语言已得到较为充分的理解,但其中较罕见的词汇和较不熟悉的文献体裁,仍可能难以解读。
器皿和其他物品上还可见一些有时被称为乌拉尔图象形文字的符号,但不应据此认定,它们构成了一套已获充分释读、使用范围可与楔形文字相当的第二种文字。这些符号与记账、身份标识及语言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争议。更广泛地说,官方纪念碑所用的语言,并不能说明全体居民日常使用何种语言。人名、周边地区的文献传统,以及王国广阔的疆域,都指向一种多语言并存的环境,而这一语言环境的完整面貌如今只能得到部分重建。
堡垒、视觉艺术与工艺
乌拉尔图的大型建筑以防御工事与地形的紧密结合为特色。城堡往往坐落在岩石山丘上,以修整过的石块砌筑地基,上部则采用土坯结构。建造者直接在基岩上开凿台阶、沟渠、洞室和基址。城墙可沿不规则的地势修筑,并设有扶壁和向外突出的塔楼。在图什帕,凡城岩丘的天然岩体成为防御工事、铭文以及大型岩凿墓室的依托;这些墓室通常被认定为王陵。
主要遗址展现了这一建筑传统的不同阶段与用途。位于阿拉拉特平原的埃瑞布尼兼具防御和礼仪功能。泰舍拜尼由鲁萨二世于公元前七世纪建立,设有大规模的行政与仓储设施。伊朗西北部的巴斯塔姆同样与鲁萨二世有关,表明王国也投入资源,在凡湖核心区域以外兴建大型设防中心。阿亚尼斯的古名旨在尊崇鲁萨与哈尔迪神,那里保存着一处尤为丰富的神庙建筑群。尽管这些遗址具有共同的建筑特征,却不能一概而论:各地的布局反映了地形、年代及机构职能方面的不同需求。
青铜制品是乌拉尔图王国分布最广的物质遗产之一。现存器物包括头盔、盾牌、箭囊、腰带、大锅、家具配件以及具象装饰附件。工匠运用铸造、锤打、雕刻和锤揲等技法,制作实用器物与礼仪用品。刻有铭文的盾牌和头盔可用于宣示王室所有权,或表明其奉献用途;一些制作精美的器物更适合陈列和仪式,而非日常作战。青铜腰带上常反复出现动物、幻想生物、行列或军事活动的场景。
埃瑞布尼和阿尔滕泰佩等遗址的壁画色彩鲜艳,以排列有序的带状构图描绘动物、植物、几何纹饰,以及神祇或礼仪图像。象牙制品、石雕、珠宝和印章进一步展现了供精英阶层使用的制品的多样性。滚筒印章和戳印既可用于确认交易或标示权威,也承载着取自近东共同视觉语汇的图像。混合形态的神兽、圣树、有翼形象和动物搏斗场景,将乌拉尔图作品与周边艺术传统联系起来,同时仍保留了本地特有的组合方式和表现惯例。
一些看似出自乌拉尔图的器物分布于王国境外,由此引出了一系列难以解答的问题。其中一些经由交换或馈赠流传出去,另一些则因劫掠、后世辗转流通或现代古物市场而迁移。青铜大锅的装饰附件尤其成为探讨安纳托利亚、爱琴海地区与意大利之间联系时的争论焦点。仅凭风格相似,并不能证明器物直接产自乌拉尔图,也不能确定某条具体的贸易路线。与仅凭器物整体外观作出的归属判断相比,可靠的考古出土背景、铭文、工艺检验和材料分析能够提供更坚实的依据。
公元前七世纪的转型与王国的终结
公元前七世纪并不只是萨尔贡二世入侵后余波延续的时期。阿尔吉什提二世,尤其是鲁萨二世,主持了重要的建筑与农业工程。鲁萨二世的统治通常被定于该世纪上半叶,其间在泰舍拜尼、巴斯塔姆和阿亚尼斯兴建了大型聚落。这些工程表明,在公元前714年的危机之后,王国仍能大规模动员劳动力和资源。它们也可能反映出王室投入的地域分布以及王国庄园的组织方式发生了变化。
与此同时,更广阔地区的政治环境日益动荡。辛梅里安人和斯基泰人群体在近东文献中以机动军事力量的面貌出现,有时是既有王国的盟友,有时则是其敌人。亚述书信记载了乌拉尔图因辛梅里安人而遭遇的困境,而考古遗址中年代较晚的一些毁坏层,有时被归因于斯基泰人的袭击。对此类归因必须保持谨慎:仅凭箭镞的形制、遭焚毁的建筑或流动游牧群体的存在,并不足以确定某一遗址袭击者的身份。
乌拉尔图后期诸王的继位顺序尚未完全厘清。王名重复、铭文简短,以及可用于与外部史料相互校定年代的线索有限,都使排列所有统治者的先后顺序并确定其准确年代变得困难。因此,不同的重建方案对某些晚期国王的排序有所不同。同样的问题也影响着各遗址毁坏与废弃年代的判定。各座堡垒未必在同一次军事行动中陷落,一些建筑也可能在王室机构停止运作后继续得到使用。
较早的论述常将乌拉尔图的灭亡归于米底人,时间约在公元前590年或前585年。在亚述崩溃后区域格局变化的背景下,米底人可能确实发挥了作用,但现有材料并不能证明米底人曾在一个确切可考的时间征服整个王国,也缺乏对此的全面记载。泰舍拜尼的毁灭通常被定于公元前七世纪末或前六世纪初,它为一处重要中心遭到暴力破坏提供了重要证据,却不能据此确定乌拉尔图全部领土陷落的确切年代。与其将王国的终结视为一件有可靠叙述的单一事件,不如将其理解为一个文献记载匮乏的政治分裂与区域重组过程。
到了大流士一世统治时期,约公元前520年的贝希斯敦铭文在古波斯语版本中使用“亚美尼亚”这一名称,而巴比伦语版本的对应位置则使用了“乌拉尔图”的一种形式。这种对应关系表明,尽管政治背景已经改变,地理称谓仍具有延续性。它并不能证明乌拉尔图语与亚美尼亚语是同一种语言,也不能证明一个人口群体完全取代了另一个。亚美尼亚语社会的兴起涉及一些乌拉尔图王室文献并未直接描述的过程;与此同时,旧有聚落、农业系统以及物质文化实践的某些要素,在新的统治者治下仍延续了下来。
重新发现、发掘与历史阐释
后世传统中留存的乌拉尔图知识并不完整。凡城周边的宏伟遗迹有时被归于传说中的亚述女王塞米拉米斯,而非其真正的建造者。1827年,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爱德华·舒尔茨受法国学术考察团委派,在凡城地区摹录铭文。他于1829年遇害,其摹本于1840年在他去世后出版。这些摹本成为关键证据,使学者认识到,高地上的这些遗迹属于一个此前鲜为人知的古代王国。
随着楔形文字的破译和对亚述文献的研究,铭文的解读不断推进。学者起初将这种语言称为“凡语”或“哈尔迪语”,后一个名称源于哈尔迪神,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迦勒底人无关。阿奇博尔德·亨利·塞斯在19世纪80年代的工作,对确立这一铭文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的研究者运用铭文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通过不断积累的研究成果,完善了文字释读、语法分析、年代框架和地名考证。
考古发掘使这一领域从以王室纪念性遗迹为主的研究,转向对聚落和制度更为广泛的考察。19世纪末,凡城附近托普拉卡莱的发掘使带有纹饰的青铜器及其他上层社会用品进入学者视野;不过,早期的出土物提取方法,以及文物被转移至各类收藏中的过程,往往造成出土背景信息的流失。20世纪,鲍里斯·皮奥特罗夫斯基主持的卡尔米尔布卢尔发掘自1939年开始,揭露了泰舍巴尼的储藏室、建筑遗存和毁坏堆积。埃雷布尼、阿尔滕泰佩、巴斯塔姆、恰武什泰佩以及后来阿亚尼斯的发掘,大大丰富了可供比较的考古资料。
现代考古学重视王室铭文很少涉及的证据,包括村落聚居、食物生产、家畜管理、手工业组织、环境状况及聚落废弃的年代。植物和动物遗存可用于检验有关农业专业化的论断,放射性碳测年则有助于判定各次毁坏事件的先后次序。考古调查与空间分析揭示了堡垒同水利系统、耕地和交通路线之间的关系。这些方法尤为重要,因为若不加以补充,醒目的城堡和装饰华美的金属器便可能主导人们对这一主要依靠乡村生产维系的社会的理解。
乌拉尔图的疆域横跨今天的数个国家,这也影响了研究工作的组织方式及其遗产的阐释。关于语言、人口和延续性的学术问题,有时与现代民族叙事纠缠在一起。严谨的历史研究会区分语言分类、政治认同、物质文化和生物学祖源,而不会预设它们必然重合。来源不明的文物与非法发掘是另一项持续存在的问题:一件真品即使保留了铭文或图像,一旦脱离其考古语境,也可能丧失解释其使用时间、地点和方式所需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