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赫梯诸国是安纳托利亚南部和叙利亚北部的一批王国,在赫梯人帝国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解体后逐渐形成,并以不同形式延续,直至公元前9世纪至前8世纪晚期陆续被并入亚述帝国。这些国家包括卡尔凯米什、梅利德、古尔古姆、库穆赫、塔巴尔诸王国,以及更偏南和偏西的若干国家。其统治者保留或改造了赫梯的王权传统、宗教图像和纪念碑铭文传统,同时也参与到当地的交流与互动之中;这一地区日益受到阿拉米人、腓尼基人和亚述人的影响。
“新赫梯诸国”是现代学者所用的名称:这些王国从未组成过一个统一的“新赫梯”帝国,其居民也没有共同的语言或政治认同。狭义而言,这一术语主要指统治者使用卢维语,并自称继承了安纳托利亚政治传统的国家。广义用法则将邻近的阿拉米人王国也包括在内,视其为同一叙利亚—安纳托利亚文化圈的组成部分。这些国家的历史,既有助于理解跨越青铜时代晚期崩溃的历史延续性,也有助于追溯铁器时代早期多语言社会、领土王国及帝国行省的形成过程。
术语、地理与年代
“新赫梯”这一名称源于学者对叙利亚北部和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出土遗迹的认识:这些遗迹保留了与青铜时代哈提相关的艺术和文字传统。这一名称至今仍有实用价值,但它可能使人误以为这些国家在族群或政治上的统一程度高于现有证据所能支持的程度。当地制作的铭文,传统上大多被称为“赫梯象形文字”铭文,实际上使用的是卢维语,这种语言与赫梯语有亲缘关系,但并不相同。同一地区的其他王国使用阿拉米语,一些统治者还下令用腓尼基语刻写铭文。语言、血统、政治归属与艺术风格并不一定彼此对应。
“叙利亚—赫梯”强调叙利亚北部与安纳托利亚之间的地理和文化联系。“卢维—阿拉米”突出两种重要的语言传统,而“叙利亚—安纳托利亚”则避免主要依据该地区与赫梯帝国的承继关系来界定它。这些术语都无法给出一份毫无争议的成员国名单。几乎无论采用哪一种定义,卡尔凯美什和梅利德都处于核心位置;阿拉米人的萨姆阿尔和比特阿古西,在宽泛的区域研究中较容易被纳入,但在严格限定于卢维诸国的研究中则不然。大马士革通常属于更广泛的政治背景,而非这一类别的核心成员。
其主要地理范围从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和东南部,经托罗斯山脉和阿马努斯山脉,延伸至叙利亚北部平原。幼发拉底河不仅分隔东西两侧的地区,也将它们联系起来。山口将高原与奇里乞亚及地中海相连,渡口则把农业聚落与通往美索不达米亚的路线连接起来。这些不同的环境条件有利于多个政治中心长期并存,而非形成一座天然占据主导地位的都城。
常用的年代框架以公元前1200年左右为起点,但各时期的证据并不均衡。一些王朝延续了帝国崩溃前确立的制度,另一些王国则直到数百年后才见于史料。公元前10至前8世纪的资料远比公元前12和前11世纪丰富。在这一较晚时期,大型铭刻、发掘出土的建筑和亚述记载提供了日益详尽的证据。
这些国家也并非在同一年终结。阿尔帕德于公元前740年陷于亚述,卡尔凯美什于公元前717年被征服,库穆赫则在公元前708年遭到吞并。安纳托利亚中部的一些地区,在不断变化的政治安排下,保留或恢复了地方统治者。因此,新赫梯诸国的终结指的是一连串兼并与政治重组,而非一种文明在同一时刻消失。地方祭祀、社群和艺术实践往往在独立王权消亡后仍延续了很久。
帝国的崩溃与地方王朝的延续
赫梯帝国的终结,伴随着哈图沙王室政权的消失,以及连接安纳托利亚大部与叙利亚北部的行政网络的瓦解。这一转变是青铜时代末期更广泛危机的一部分,但它在各地造成的后果不尽相同。一些聚落遭到废弃或毁坏;另一些则持续有人居住,转而归属其他政权,或成为较小王国的中心。将这一过程概括为彻底毁灭后再全面重新定居,并不符合考古记录。
卡尔凯美什最清楚地体现了帝国时期与后帝国时期之间的制度延续。公元前14世纪,赫梯国王苏庇路里乌玛一世任命其子皮亚西里(又名沙里—库舒赫)为当地统治者。由此建立的王朝对赫梯控制下的叙利亚地区行使着相当大的权力。由于这是一个根基稳固的地方王室,哈图沙中央政权的消失,并不必然意味着它所掌握的资源、在当地的统治合法性或行政经验也随之消失。
约在公元前13世纪向前12世纪过渡之际统治卡尔凯美什的库齐—泰舒布,尤其值得关注。印章封泥证实了他的存在,而梅利德地区较晚的铭文则将当地统治者记为他的后裔。他使用“大王”这一称号,表明帝国式权威在旧都之外得到了承袭或延续。这并不能证明他控制了昔日由哈图沙统治的全部疆域,却说明帝国的政治话语依然具有意义。
梅利德以今马拉蒂亚附近的阿尔斯兰特佩为中心,同样保留了与赫梯统治相关的传统。其早期王朝铭文将地方统治权与卡尔凯美什王室世系联系起来。这类谱系是珍贵的历史证据,但同时也是旨在确立统治合法性的政治宣言。将这些谱系与考古地层序列结合起来,比单凭王室头衔更能有力地证明历史的延续性。
不过,这种延续是有选择的。赫梯帝国行政体系所特有的大规模楔形文字档案,并未以原有形式延续下来。卢维语纪念性铭文作为留存至今的王权表达形式,显得尤为突出。新的政治共同体也随之兴起,其中包括阿拉米人的诸王国,其统治者采用了当地一些既有的视觉表现形式与礼仪惯例。
人口迁移、交换网络的重组,以及农业用地获取条件的变化,都促成了这一转型。现有证据并不支持将其简单归结为某一次入侵或族群替代。后帝国时代的格局中,既有延续下来的王室,也有新近崛起的地方精英,还有物质文化以不同速度发生变化的各类社群。
主要王国与区域政治体系
卡尔凯美什扼守幼发拉底河上一处战略渡口,既拥有显赫的王室传承,又能通达多条重要陆路。其统治者下令刻立铭文、修建雕刻纪念碑,将这座城市塑造成王权正统绵延不绝的中心。在公元前一千纪,其政治史上曾出现王朝更替和摄政时期,而非始终由史料确证的君主接续统治。卡图瓦以及后来的雅里里和卡马尼所建的纪念碑表明,宫廷十分重视城市建设、王位继承,以及在公众面前展现王权。
在北部和东北部,梅利德控制着一片富饶的盆地,附近有穿越东托罗斯山脉的道路。沿幼发拉底河再往下游,库穆赫占据的领土位于后来称为科马基尼的地区。古尔古姆以今卡赫拉曼马拉什为中心,靠近连接高原与叙利亚北部的重要通道。这些国家并非仅仅是小型的城市飞地:每个国家都依靠首都以外的聚落、农田和交通网络维系。它们的疆界随着战争、联姻和亚述的干预而变化。
塔巴尔在规模和组织形式上有所不同。亚述文献用这一名称指代安纳托利亚中南部的一组王国,而非始终指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这些王国的统治者既见于亚述记载,也见于卢维语铭文,但要将其中的人名、领土和纪念碑相互对应起来,仍然十分困难。图瓦纳是这一广大区域中的重要王国之一,其范围与今尼代和博尔周边地区有关。其国王瓦尔帕拉瓦通常被认为就是亚述文献中提到的乌尔巴拉。
在奇里乞亚平原,亚述记载中称为奎的王国同时参与了安纳托利亚和东地中海的交往网络。卡拉特佩遗址,即古代的阿扎提瓦塔亚,保存着阿扎提瓦达的双语铭文;他在铭文中将自己描绘成国家的保护者和施惠者。奇里乞亚另一份重要文献是奇内科伊双语铭文,其中以卢维语和腓尼基语两个版本记述了一篇王室宣言。这类证据说明,不能仅凭语言对奇里乞亚进行归类。
叙利亚北部的政治传统彼此交叠,却又各具特色。以津吉尔利为中心的萨姆阿尔由一个王朝统治,其铭文既使用当地的阿拉米语变体,也使用标准阿拉米语,此外还留有一篇早期腓尼基语铭文。以阿尔帕德为主要中心的比特阿古西成为一支重要的阿拉米人势力。奥龙特斯河畔的哈马同样融合了不同传统:早期统治者下令刻立卢维语铭文,而较晚的材料则反映出其政治环境日益阿拉米化。
这些王国构成了一个不断变化的区域体系,而非固定的邦联。一位统治者可能与邻国合作抵抗亚述,同时又与它们争夺城镇、农业区或贸易路线。因此,不应将共同的艺术惯例误认为共同的政权。
王权、聚落与权力的经济基础
王室铭文将国王描绘为建设者、保护者、军事领袖和繁荣的缔造者。铭文经常记述城门、神庙、城墙和聚落的修建,同时强调神明的认可与对民众的关怀。这些表述揭示了统治者希望向外界宣示的职责,却并未完整呈现国家的治理情况;而纪念性遗存中的记载,自然也更侧重于国王和宫廷官员,而非农民、工匠或依附劳工。
王朝血统是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但王位继承也可能引发争夺。统治者纪念父祖,宣称自己拥有合法的统治权,有时还会谴责竞争对手。在卡尔凯美什,雅里里将自己塑造成幼主卡马尼的监护人,并在公共纪念物上刻画王室成员。在萨姆阿尔,巴尔拉基卜的铭文则强调他与亚述国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的关系。这些事例展示了应对同一政治难题的不同方式:让权威显得合法、稳固,并得到超越统治者个人的力量支持。
都城通常由设防的行政区和范围更大的居民区共同构成。津吉尔利大致呈圆形的外围防御工事与地势较高的城堡,为经过规划的宏伟建筑空间提供了一个格外清晰的实例。其他中心城市则是在年代更为久远的聚落之上,经过历次营建逐步发展起来的。城门既控制人员往来,也是彰显王权的场所;宫殿则兼具朝会、行政、仓储和供上层阶层消费享用等功能。然而,与这些引人注目的城市中心相比,乡村聚落形态的资料仍不够全面,且各地的详略程度不一。
农业为诸王国提供了根本性的资源。谷物、葡萄园、果园和畜牧业的重要性,随当地降雨量、海拔和取水条件而有所不同。亚述的贡品清单提到金属、纺织品、牲畜和奢侈品等物产,但这些清单只是对征收物资的选择性记录,而非全面反映区域生产情况的账目。同样,纪念性图像中的谷物与葡萄藤表达的是王权和神明所赐的丰饶,并不能用来衡量实际收成。
长途贸易将这一地区与安纳托利亚高原、地中海港口和美索不达米亚联系起来。山间通道与幼发拉底河渡口使一些都城成为重要的中转枢纽。冶铁业发展之际,青铜生产也仍在继续;作坊制作石雕、家具配件、纺织品和金属器皿。器物可能以商品、外交礼物、贡品或战利品等形式流转;仅凭某件器物在一地出土,并不能确定它是通过何种机制来到当地的。
关于土地占有、税收和劳役义务的证据十分零散。与某些邻近社会不同,新赫梯诸王国尚未出土规模庞大且保存状况普遍良好的行政档案。因此,要重建其经济组织形态,必须综合聚落证据、各类设施、器物和铭文,而不能假定整个地区都实行同一套制度。
语言、文字与纪念碑上的信息传达
许多新赫梯王室纪念碑使用的典型书面语言是卢维语,属于印欧语系的安纳托利亚语族。其主要的纪念碑文字如今称为安纳托利亚象形文字。早期学界常用“赫梯象形文字”这一名称,将铭文所用的语言与这种文字体系起源的文明混为一谈。卢维语与赫梯语有亲缘关系,但并非赫梯语的一个晚期阶段。
安纳托利亚象形文字将表词符号、表音节符号以及用于标示意义类别或明确含义的符号结合起来。铭文的各行可以交替变换书写方向,人形和动物形符号的朝向有助于判断一行文字的阅读方向。纪念碑铭文往往与浮雕相伴,使文字与图像共同构成面向公众的宣示。铭文记录国王的姓名与头衔、营建工程、军事功绩和奉献之事,也载有针对任何损毁纪念碑者的诅咒。
使用卢维语,并不能证明王国中的每一位居民都说这种语言。纪念碑所用的语言可能反映宫廷传统,也可能体现王朝希望展现的身份。人名、神名和多语文献表明,当时的社会面貌更为复杂。一些地区保留了相互交叠的安纳托利亚语族与闪米特语族语言成分,而铭文能否留存,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王室的支持和石材的耐久性。
阿拉姆人的王国使用阿拉姆语。公元前一千纪,阿拉姆语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重要性日益提升。萨姆阿勒的铭文尤为珍贵,因为它们保存了同一政治中心内部不同的语言使用方式。腓尼基语也是一种享有崇高地位的书面语言。它的出现反映了当地与腓尼基人世界的联系,以及字母文字更广泛的使用,并不一定意味着当地由腓尼基人统治。
1946年发现的卡拉泰佩双语铭文,对理解象形文字卢维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篇幅可观的腓尼基语和卢维语两个版本,使学者得以对照其中的段落、王室头衔及反复出现的表达。两个版本并非机械地逐字对应,但彼此的对应关系为检验释读提供了基础。后来发现的奇内柯伊双语铭文,则为研究奇里乞亚的王室称谓,以及卢维语与腓尼基语表达之间的关系,增添了证据。
这些铭文既是语言资料,也是政治沟通的工具。国王宣称自己恢复荒废的聚落、供养民众或赢得神明眷顾,借此将王权塑造成有益且不可或缺的存在。诅咒则通过保护统治者的名号与功业,试图让这种权威延续至未来。因此,对这些铭文作历史解读时,既要关注它们记述了什么,也要关注它们借以表达王权的惯例。
神祇、仪式与王权的视觉语言
宗教生活融合了传承下来的安纳托利亚传统与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的元素。卢维人的风暴神塔尔洪扎在若干王国中地位显赫,而叙利亚风暴神哈达德在阿拉米人社会中也占据着类似的地位。共同的神性特征促进了神祇之间的认同与交流,但地方性的神名、圣所和仪式传统依然十分重要。一个地区内的神像彼此相似,并不能证明各地的崇拜活动完全相同。
伊夫里兹的岩刻浮雕极为鲜明地展现了王权、农业与神恩之间的关系。浮雕描绘了图瓦纳的瓦尔帕拉瓦走近一位体形远大于自己的神祇;这位神被确认为塔尔洪扎,手持谷物与葡萄。体形大小的差异确立了神的尊崇地位,而农作物则将他的神力与农业丰饶联系起来。这座纪念性雕刻坐落于一处与水源密切相关的环境中,进一步将画面所表达的意涵与王国赖以生存的资源联系在一起。
阿勒颇古老的风暴神圣所表明,一处重要的祭祀中心可以延续极为漫长的岁月。城堡区的发掘出土了带有雕刻的建筑构件,其历史跨越了传统上划分的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这类证据使一种简单化的叙述难以成立,即帝国统治的崩溃导致宗教机构立即消失。即使统治者更迭,神庙仍能保持权威并获得资助。
大型雕刻常采用雕刻石板的形式,这些石板称为正立石板,沿城门、宫殿正立面或仪式性通道排列。狮子、斯芬克斯、人首异兽、神祇、国王,以及狩猎、行列和宴饮场景,以不同的组合出现。在卡尔凯美什和津吉尔利,这些图像引导着来访者体验王室空间,传达出守护、出入管控、军事力量以及宫廷内部身份等级等信息。
丧葬与纪念性雕刻则揭示了宗教实践的另一个层面。出土于泰勒费赫里耶的公元前9世纪哈达德伊斯伊雕像,刻有阿卡德语和阿拉米语铭文,展现了地方统治传统与美索不达米亚惯例之间的互动。来自萨姆阿勒的公元前8世纪卡图穆瓦石碑,记载了为其纪念祭祀所作的供奉安排,并在涉及这座纪念碑时提到了他的 nepeš,这个词通常译为“灵魂”。这些措辞是理解某种特定的死后存续观念的重要证据,但不应将其视为所有王国共同奉行的统一教义。
艺术上的变化并不是从“赫梯”风格向“亚述”风格的单向演进。工坊会选择并重新组合各种图案,委托者也可以在采用外来惯例的同时保留本土认同。随着帝国影响力增强,亚述特征变得尤为突出,但较早的形式仍在延续。与其将每一件纪念性作品都归入某一种单一的族群风格,不如从年代、材质、工坊技法和建筑环境的差异入手,往往更有解释力。
外交、联盟与亚述势力的扩张
与亚述的关系成为这些王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亚述那西尔帕二世(公元前883—前859年在位)和沙尔马那塞尔三世(公元前858—前824年在位)统治时期,亚述加紧向叙利亚北部扩张。他们的军事行动旨在获取贡赋、迫使各国在军事上臣服,并控制交通路线和战略要地。起初,许多西方统治者在承认亚述的霸主地位后仍得以保住王位,由此形成了一种政治秩序:地方独立有程度之别,并非只有自由或被吞并这两种截然对立的状态。
沙尔马那塞尔三世在征战中多次与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统治者发生冲突。公元前858年,他与一支由卡尔凯美什的桑加拉及其他地区国王组成的联军交战。亚述的记载描述了丰厚的贡赋和军事胜利,但这些记载的目的在于颂扬国王的功绩。文献所称的臣服可能只是暂时的,而反复出兵的必要性也表明,帝国的控制能力存在局限。
公元前853年的卡尔卡尔战役体现了各国建立更广泛联盟的能力。对抗亚述的联盟包括大马士革的哈达德埃泽尔、哈马的伊尔胡莱尼和以色列的亚哈等统治者麾下的军队。并非所有参战国家都属于狭义的新赫梯诸国,但它们的合作表明,这些王国置身于一个范围更广的叙利亚和黎凡特外交体系之中。沙尔马那塞尔宣称取得了胜利,但这场战役并未使亚述立即吞并主要的敌对王国。
外交也包括妥协与合作。各国统治者进献贡赋、提供军队或物资,并在地方争斗中寻求亚述的支持。在萨姆阿勒,巴尔—拉基布的铭文公开颂扬他在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治下的地位。不能将这类言辞简单视为空洞的臣服表态:帝国的认可可以增强一个王朝对抗国内竞争者和邻国的实力。但当亚述的战略重点发生变化时,同样的关系也会使该王朝面临干预。
在亚述施加的压力减轻时,其他强国的影响力随之增强。以亚美尼亚高原为中心的乌拉尔图挑战亚述的利益,并与幼发拉底河上游附近的统治者发展关系。公元前8世纪后期,穆什基的米塔也活跃于安纳托利亚中部和南部的外交活动中;他通常被认为就是弗里吉亚的弥达斯。地方国王可以尝试在这些强国之间维持平衡,但加入敌对联盟可能招致亚述的严厉报复。
现存史料并不均衡。亚述王室铭文提供了大量年代和人名,而当地文献则展现出不同的关注重点,包括营建、王位继承和神灵庇佑。将两类文献结合起来解读,所呈现的是一个积极开展政治协商的地区,而不只是一连串被动等待征服的受害者。
吞并、人口迁徙与行省化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在位期间(公元前745—727年),亚述在具有战略意义的西部地区,日益以行省直辖取代纳贡关系。经过旷日持久的征战,阿尔帕德于公元前740年被攻陷。它的战败削弱了一个重要的抵抗中心,也有助于亚述在叙利亚北部巩固势力。吞并并不只是换一个宗主:它还可能意味着废除一个王朝,并重新调整城镇、乡村与帝国行政体系之间的关系。
这一进程在萨尔贡二世在位期间(公元前722—705年)继续推进。公元前720年,他镇压了一场西部叛乱,哈马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公元前717年,他以卡尔凯美什国王皮西里与穆什基的米塔暗中勾结为由,将其废黜,并吞并了该国。亚述的记载叙述了夺取王室府库、收编军事资源的经过。卡尔凯美什拥有的财富及其战略地位,使吞并该国的影响尤为深远。
其他王国则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古尔古姆的统治者塔尔胡拉拉被其子杀害,由此引发王朝危机,随后该国于公元前711年被吞并。梅利德及其邻近地区则屡遭干预与领土重划,并非一次便完成了直接统治的转变。公元前708年,库穆赫的统治者穆塔卢被指控倒向乌拉尔图,其王国随即被吞并。这些事件表明,对不忠的指控、王位继承争端以及与敌对势力的外交往来,如何为帝国直接介入提供了契机。
安纳托利亚中部更难被长久纳入统治。萨尔贡曾任命安巴里斯统治塔巴尔境内的比特-布鲁塔什,并将女儿嫁给他,但后来又将他废黜,重组了这片领土。联姻、附庸王权、强制迁徙与行省治理相结合,体现了亚述统治手段的多样性。地理条件以及来自其他强权的竞争,限制了这些安排的稳定性。
强制迁徙人口是帝国统治的重要工具。亚述当局将特定人群迁走,其中包括熟练工匠和战败一方的精英成员,同时将其他地区的人口迁入被征服的领土。迁徙的规模与人员构成因个案而异。这类人口流动可能破坏地方社会结构,改变专业技能的分布,但未必会使整个地区人去地空,也不一定会消除所有地方传统。
行省治理带来了亚述官员、兵役义务、赋税以及新的行政联系。一些都城作为行省中心,仍保有重要地位;另一些地方则失去了政治上的显赫地位。独立王廷的消失,也削弱了原本支撑地方王室铭文刻制和纪念性建筑营造的资助。现存史料呈现出的这种变化,不应被直接等同于卢维语、地方宗教习俗或一切地域认同的消亡。
考古发现与历史阐释
现代学界对新赫梯诸国的认识,是在考古学、铭文学与古代语言破译相互推动的过程中形成的。19世纪,哈马和卡尔凯美什等地出土的刻铭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揭示出一种难以归入当时较为熟知的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体系的纪念碑传统。学者最终认识到这一传统与安纳托利亚的联系,但此时尚未充分理解其符号所记录的语言。
德国考察队于1888年开始在津吉尔利发掘,揭露了属于萨姆阿尔的防御工事、宫殿、雕塑和铭文。英国在卡尔凯美什开展的发掘,尤其是1911年起的工作,又积累了一批重要材料。哈拉夫遗址的发掘则揭露了古扎纳的纪念性建筑中心;古扎纳是邻近的阿拉米王国,属于更广泛的比较研究范围。这些项目表明,叙利亚北部和安纳托利亚东南部曾拥有一种特色鲜明、内部又多种多样的铁器时代纪念性文化。
20世纪,对这些文字的解读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安纳托利亚语族得到确认,以及卢维语研究取得进展,许多象形文字铭文所用的语言被明确区分于严格意义上的赫梯语。赫尔穆特·特奥多尔·博塞特与哈莱特·钱贝尔于1946年发现卡拉特佩遗址,提供了核验和完善释读所需的双语材料。此后,对符号音值、语法和历史地理的研究,使那些曾经只能辨识出少数王名的铭文成为内容丰富的历史资料。
新的发现仍在不断改变人们对当时政治版图的认识。2019年在蒂尔克曼卡拉赫于克发现的一篇卢维语铭文,记载了一位名叫哈尔塔普的国王,并称其在对一个名为穆斯卡的地区作战时取得胜利。这一发现重新引发了有关安纳托利亚中部诸王国疆域与年代的讨论,也促使学者再次探究这位哈尔塔普与其他同名铭文之间的关系。它表明,一篇出土背景明确的文本,就可能对依据稀少且地域分布不均的史料所作的历史重建提出挑战。
若干方法论问题仍是研究的核心。铭文往往没有纪年,王名反复出现,而纪念碑也可能曾被搬移或重新利用。如果先依据风格将某件浮雕归于某位国王的统治时期,再用它来界定该时期的艺术风格,艺术断代就可能陷入循环论证。因此,可靠的考古语境、地层关系、陶器序列,以及具有独立断代依据的亚述文献记载,都是检验历史重建不可或缺的依据。
争论也涉及这一分类本身。强调赫梯传统的延续,可能会遮蔽阿拉米人的能动作用和当地创新;强调文化交融,则可能低估确实存在的王朝与制度延续性。当前的阐释越来越注重区分政治身份、口语、纪念碑用语和艺术实践,而不再将其视为可以相互替代的概念。证据的分布依然不均衡:王室城堡和雕刻石碑相对容易进入研究视野,而乡村家庭、普通劳动以及许多形式的日常交往,留下的直接记录则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