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克时期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考古学分期,通常定为约公元前4000—前3100年。在这一时期,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大型城市、地域性国家和文字系统逐渐形成。这一时期因位于今伊拉克南部的乌鲁克而得名;该地的宏伟建筑、行政管理遗物及大规模聚落遗存,构成了这一时期的主要考古参照序列。乌鲁克时期承接欧贝德时期,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其后为杰姆代特纳斯尔时期,但其年代界限因地区和学者所采用的分期方案而异。
乌鲁克时期的发展改变了聚落、生产与政治权力的组织方式。大型机构统筹调配劳动力和农业资源,专业化手工业不断发展,印章和数字记录日趋复杂,至这一时期晚期,出现了以文字记账的做法。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各种做法还通过涵盖交换、迁徙及建立新聚落的网络,传播至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叙利亚和伊朗西南部。这些变化既非同时发生,也不以统一的方式展开;乌鲁克风格器物的地理分布,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统一的帝国或同质化的人群。
年代、术语与考古证据
乌鲁克时期的划分主要依据考古学序列,而非同时代的历史记述。将其大体置于公元前第四千纪是可靠的,但各分期的具体年代仍属约数。乌鲁克早期通常定为约公元前4000至前3500年,中期约为公元前3500至前3400年,晚期约为公元前3400至前3100年。其他年代体系对各分期的起止有不同安排,也有些另划出一个末期阶段。因此,理解这些术语时,必须结合所讨论的遗址及其区域序列。
在乌鲁克,考古发掘者在埃安纳圣区建立了连续的建筑层序。其中,第IV层和第III层对于研究宏伟建筑与早期行政泥板尤为重要。埃安纳第IV层通常被归入乌鲁克晚期,第III层则一般归入杰姆代特·纳斯尔时期。更深的地层提供了早期发展的证据,但其揭露范围较为有限。这一序列并非该城完整且记录均衡的历史:后世的营建、重建以及发掘所能触及的范围,都深刻影响着遗存的保存状况及其可比性。
区域年代体系使这一以南部为基础的框架变得更为复杂。研究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学者通常采用以数字编号的晚期铜石并用时代序列,其各阶段与南部乌鲁克时期的分期有所重叠,但并不完全对应。乌鲁克时期常被视为美索不达米亚南部铜石并用时代(亦称铜器时代)的最后阶段,而某些年代体系则将其最后几个世纪划入青铜时代的开端。这些名称体现的是技术发展与年代划分上的宽泛惯例,并不意味着金属器具曾突然取代石器。
相关证据包括陶器、建筑、石制容器、印章、封泥、泥板、动物遗存、植物遗存,以及古代地貌中的聚落分布。陶器形制对于辨识遗址之间的联系尤为有用,但器物相似并不一定意味着政治归属或族群认同相同。放射性碳测年有助于为区域序列确定年代基准,但样本选择、老木效应、堆积受到扰动以及统计不确定性等因素限制了其精度。许多早期泥板出土于建筑废墟,而非未经扰动的档案存放处,因此,泥板的制作与最终埋藏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德国考古队于1912年在尤利乌斯·约尔丹的主持下开始发掘乌鲁克,并在此后的历次发掘中揭露了宏伟建筑中心区的大部分区域。后来,尤其是罗伯特·麦考密克·亚当斯等人开展的区域聚落调查表明,该城的发展是南部冲积平原更广泛转型的一部分。随后在叙利亚、伊拉克北部和伊朗开展的发掘,对几乎完全依据南部证据建立的解释模式提出了挑战。因此,现代意义上的乌鲁克时期概念,既包含一个地方性的考古序列,也涵盖一个范围广阔得多、内部具有多样性的历史进程。
景观、聚落与城市的发展
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是由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及其分流塑造的冲积地带。公元前四千纪,这里的景观包括耕作平原、河道、沼泽、芦苇荡,以及由水路交通连接的聚落。古代海岸线和水道的位置与今天有很大差异。泥沙沉积和河道迁移使细致重建当时的地貌十分困难,因此不能简单地用今天各地距河流或波斯湾的距离来推断古代情形。
农业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获得水源。南部平原降雨不足,若无灌溉,谷物种植就难有稳定收成,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灌溉系统必须由一个中央集权机构来兴建。小型社群能够修建和维护当地的沟渠,而较大的水利网络则需要聚落与机构之间的协调。天然堤岸为农田和居住区提供了排水相对良好的土地;低洼地区则可用于放牧、捕鱼和获取沼泽资源。船只是运输粮食、芦苇和建筑材料等大宗物资的高效工具。
公元前四千纪,聚落日益向大型中心集中。乌鲁克发展成一座规模格外庞大的城市,一般估计,到这一时期后半段,其面积已达约200—250公顷,不过各具体阶段的面积估算并不一致。人口估计通常达到数万,但这些数字取决于对居住密度和实际使用土地比例所作的不确定假设。乌鲁克著名城墙所围合的面积要大得多,那是城市后续发展的结果,不应不加辨别地用来衡量公元前四千纪的城市规模。
区域考古调查揭示出由城市、城镇、村庄和更小型农业聚落构成的等级体系。这种格局表明,主要中心不仅容纳了数量格外庞大的人口,还将广阔的腹地组织起来。仪式活动、手工业生产、储藏、交换和行政管理都集中于这些中心。人口向这些中心迁入,很可能是多种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人口增长、较小聚落居民的迁移,以及强势机构施加的吸引力或压力。现存证据不足以精确量化各因素的作用。
乌鲁克并非早期城市化的唯一中心。叙利亚东北部的布拉克遗址沿着一条部分独立的区域发展道路,早已形成规模庞大、社会分化明显的聚落。北方其他遗址同样表明,复杂聚落体系的形成并非简单地始于南方移民的到来。北方雨养农业与南方灌溉农业之间的差异也说明,早期城市的发展可以发生在不同的生态条件下。
因此,不能仅以灌溉、贸易、宗教或强制力量来解释城市的出现。各项因素都曾在特定情境下发挥作用。考古资料呈现的是一系列相互促进的变化:高产的腹地支撑了人口的集中,城市催生了对物资和劳动力的需求,而各类机构则建立起相应机制,得以在超出单个家庭的规模上组织资源。
宏伟建筑与政治机构
乌鲁克的宏伟建筑区为集体劳动和机构权力提供了格外直观的证据。其中最著名的两处是埃安纳建筑区,以及通常被认为与天神安努有关的高台建筑区。这两处区域在后世的宗教属性已有充分依据,但不能根据后世文献,便认定公元前四千纪每座建筑的功能及其供奉的神祇。“神庙”等术语可以作为考古学上的便捷称呼,但前提是始终明确这种解释的局限。
在埃安纳,一轮又一轮的营建工程造就了大型厅堂、庭院、台基,以及墙面经过复杂分段处理的建筑。其中数座采用三分式布局,即以一间长形中央厅室为核心,两侧排列较小的空间。这种平面布局在更早的美索不达米亚已有先例,并非宗教建筑所独有。石灰岩神庙因其石砌地基而得名,表明当时已能获取城市近郊所不出产的材料。另一些建筑则用陶锥镶嵌装饰:陶锥嵌入灰泥,其着色端面拼成几何图案。
白庙矗立在安努建筑区的一座高台上。其高踞的位置、受到管控的进出通道,以及相对受限的内部空间,使它有别于普通住宅空间。这类建筑的营建,需要有组织地调动劳动力来制砖、运输、处理地基,并反复进行维护。然而,仅凭宏大的规模,并不能判断劳动者究竟是季节性出工者、依附人员、俘虏,还是兼有这几类人。大型厅堂也不一定就是向公众开放的集会场所:出入路线和房间布局往往暗示,人员的通行受到控制。
这些建筑群历来被用来支持“神庙经济”模式,即宗教机构拥有土地、征收农产品、管理作坊并分配口粮。行政管理方面的证据确实支持当时存在承担重大经济职能的大型组织,但并不能证明神庙拥有全部土地,或控制所有生产。由于留存记录过多地反映了机构的账务活动,大家庭、集体组织、地方共同体与新兴政治领袖各自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仍然难以重建。
图像中一位地位显赫、常被称为“祭司王”的男性人物,表明政治权威可能通过仪式以及对生产秩序的维护来体现。他出现在涉及动物、献祭或冲突的场景中。不过,“祭司王”是现代学者赋予的名称,而非已有确凿证据证明当时使用的头衔。目前无法重建乌鲁克时期有名可考的统治者世系,也不能简单地将美索不达米亚后世的王权制度套用于公元前四千纪。
因此,对乌鲁克时期国家的识别,依靠的是多方面相互印证的证据:聚落等级体系、宏伟建筑、行政管理的专业化、获取资源机会的不平等,以及动员劳动力的能力。至于这些国家具体如何组织政权,仍不得而知。权力可能分布在数个机构之间,而非集中于单一王宫;仪式领导、经济管理与强制性权力之间的关系,也很可能在这一时期不断发生变化。
农业、劳动力与专业化生产
乌鲁克社会的生产基础兼有灌溉农业、畜牧业以及对河流和沼泽资源的利用。大麦是主要谷物之一,十分适应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环境条件,在公元前四千纪后期的账目记录中占有重要地位。人们也种植小麦、豆类及其他作物。绵羊和山羊提供肉、奶、皮张和纤维,牛则既提供食物,也提供畜力。即使随着城市和机构经营的农业不断扩张,鱼类、芦苇及野生资源仍然十分重要。
农业剩余产品供养了那些将大部分时间投入非农活动的人,但“剩余”并非仅凭土壤肥沃就会自动产生。它取决于土地和水源的获取、季节性劳动力的协调、储藏条件,以及农产品在耕作者与机构之间转移的机制。犁和役畜扩大了可耕作的面积,运河与船只则有助于将农田、聚落和仓储设施连接起来。关于各项农业技术出现的年代及其传播情况,现有证据的充分程度并不一致。
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陶工既制作精工细作的器皿,也大量生产相对标准化的容器。陶轮的使用,包括公元前四千纪发展起来的更快速的轮制技术,改变了器物成形的方法,也便利了同类器物的重复生产。作坊还生产纺织品、金属器、石器皿、印章和饰物。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本地缺乏充足的木材、金属矿石和建筑石材,因此推动了与周边地区的交换,不过许多物品是经由多个中间环节转手,而非从产地直接运抵城市。
斜口沿碗是乌鲁克时期最具辨识度的遗物之一。这类器皿质地粗糙、器壁厚重,制作迅速,在许多遗址中均有大量出土。一种常见解释认为,它们与向劳动者或其他依附于机构的人群分发口粮有关。其他解释则认为,它们用于制作面包,或充当标准化容器;这些用途也可能与分发口粮并存。由于这些碗的容量并不一致,不宜将每只碗都视为精确的计量单位;仅凭它们的存在,也无法判断使用者的法律身份或社会地位。
纺织生产很可能在机构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牧羊、羊毛加工、纺纱和织造需要相互衔接的劳动形式,公元前四千纪末期的记录也区分了与这些活动有关的人员和物资类别。不过,不应将公元前三千纪那些有丰富文献记载的纺织业组织的全部细节倒推到这一时期。易腐的纤维材料极少保存下来,因此,相关解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工具、图像和行政记录中的符号。
经济分化并未使家庭生产消失。家庭和较小的社会群体仍继续从事耕作、烹饪、食物储藏、建筑维护及日用品制作。考古研究面临的挑战,是理解这些群体与大型组织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预先假定整个经济完全依靠机构再分配运转。记录中的配给可能涉及报酬、供给、应尽的义务或依附关系,但现有证据不足以将所有此类转移都视为现代意义上的工资,也不足以将所有领取者都视为受奴役的劳动者。
封印、记账与文字的出现
大型组织的发展,使控制物资、确认责任主体,以及在面对面交易之外保存信息成为必要。封印和记账正是在这些实际需求中发展起来的。美索不达米亚较早的社群曾使用戳印;到了乌鲁克时期,滚筒印章变得尤为重要。将其刻有图案的表面滚过湿黏土,就能留下连续的图像,从而为容器、门上的封缄和包裹作上标记。
封泥无须写出文字信息,就能记录一次授权或管控行为。封泥所在的位置,可能表明某个容器是在特定权威的监督下封闭的;封泥破损,则可能说明此后有人开启过它。留存至今的印痕保存了篮筐、绳索、纺织品等物品的痕迹,而这些物品本身早已消失。印章图案与个人持有者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在所有情境下都相同:印章既可以代表个人,也可以代表职务或机构。
黏土筹码、数字压痕和封闭的黏土封套,都是行政记录手段整体发展的一部分。有些封套内装小型黏土计数筹码,表面也带有压痕。丹妮丝·施曼特-贝塞拉特提出,筹码系统是文字的直接源头,这一观点影响广泛。计数工具与书面账目之间的联系十分重要,但仅凭一条从筹码连续演变为文字的路径,是否足以解释最早符号的多样性及其迅速的复杂化,学界仍有争论。
约公元前3400至前3200年,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出现了带有数字和图画符号的泥板。这种通常称为原始楔形文字的文字,以乌鲁克出土的材料最为人所知,其他遗址也发现了相关证据。大多数文本涉及物资数量、人员、土地或机构间的交易。它们并非编年史,也不是王室叙事。符号通过按压或刻画留在黏土上,而这种文字尚未具备后来以楔形笔画为特征的楔形文字体系的全部特点。
早期记账采用了多种计数和度量衡体系。一个符号的数值取决于所计量的对象:可逐个计数的物品、谷物容量、土地面积及其他类别,可能各自遵循不同的规则。六十进位关系十分重要,但这套体系并不是一套适用于所有数量的统一六十进制记数法。这种复杂性反映的是行政管理的实际需求,而不是脱离经济事务独立设计的抽象数学体系。
有些泥板载有词汇表,将符号及其类别编排起来,供反复抄写。职业名录尤其重要,因为它们表明当时可能已在培养专门人才,并对知识加以系统整理。最早记录主要采用非表音的记写方式,因此无法据此确切还原其背后的语言。尽管后来的发展使这种文字与苏美尔及苏美尔语紧密相连,但若将每一块原始楔形文字泥板都认定为可以完整释读的苏美尔语文本,就超出了现有证据所能支持的范围。文字在这里最初是一种应用范围有限的机构管理工具,后来才成为法律、通信、文学和历史纪念的载体。
图像、仪式与社会分化
乌鲁克时期的视觉文化表现了丰饶的物产、供奉活动、动物的力量、战争,以及某些人物的显要地位。这些主题见于印章、石雕器皿、雕塑和建筑装饰。图像为研究当时的机构如何表现权威提供了证据,却不能直接视为日常生活的写照。图像内容的选择与安排,受到仪式用途、精英阶层的赞助,以及承载图像的器物所需表达的象征意义的影响。
瓦尔卡瓶是一件出土于乌鲁克的大型石雕器皿,也是现存作品中提供信息最丰富的作品之一。其浮雕分为若干横向层带。水流和植物位于动物下方;动物上方,裸体男性捧着农产品和容器,走向一处场景,其中有一位地位显要的女性,以及一位体形更大、仅部分保存下来的男性参与者。这位女性常被解读为女神或女神的代表,而与之相伴的芦苇环符号,则将这一场景与后来明确归属于伊南娜的崇拜联系起来。
这件石瓶将自然环境的丰饶、农业生产、人类劳动和仪式性奉献联系在一起。层次井然的图像把各种活动组织成一幅体现社会等级秩序与神明赐予的画面。不过,将这一场景认定为某种特定“神圣婚姻”仪式的解释,部分依据来自晚得多的材料。这件器物可以佐证供奉、机构权威与神圣领域之间存在关联,但没有留下说明性铭文,无法据以确认每位参与者的身份或每项行为的含义。
所谓的瓦尔卡面具是另一件非凡的器物:这是一张接近真人大小的大理石女性面孔,原本镶嵌有眼睛和眉毛,并安装在一件更大的复合造像上。它原本表现的身份尚不确定,可能是一位神祇,但由于身体、头发和配件均已缺失,无法有把握地复原其完整外观或原有陈设环境。这件器物和瓦尔卡瓶都体现了娴熟的石材加工技艺,也表明当时能够获取周边冲积平原以外的材料。
印章图像的题材更为广泛,包括农耕、放牧、手工业活动、行列、猛兽捕食,以及人类之间的冲突。有些构图描绘了被捆绑或被击败的人物,表明强制手段和有组织的暴力也是这一时期政治图像的一部分。这些表现不足以确定战争的规模或频率,却提醒我们,不能仅将早期城市机构理解为和平协调生产的组织。
不同群体在进入宏伟建筑空间、掌握行政权力、获取外来材料和精美器物等方面的差异,体现了社会分化。乌鲁克的墓葬证据过于有限,无法像后来的乌尔王陵那样,为重建完整的社会等级体系提供依据。图像和行政文书中可见性别与职业类别的区分,但无法详细重建男女之间的权力分配。后世关于伊南娜、王权以及吉尔伽美什等英雄的传统,保存了美索不达米亚文化记忆的重要内容,但它们并不是对公元前四千纪社会组织的同时代记述。
区域间网络与“乌鲁克扩张”
公元前第四千纪中后期,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器物与实践方式广泛传播到南部冲积平原以外的地区。考古学家通常将这一现象称为乌鲁克扩张。其物质文化标志包括斜口碗、南部风格的建筑、滚筒印章、行政管理用具,以及特定的制陶技术。这些标志沿着贯穿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叙利亚的主要路线分布,并延伸至伊朗西南部,但各地互动的性质差异显著。
位于叙利亚幼发拉底河畔的哈布巴卡比拉南址,是按照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建筑与物质文化传统建立聚落的一个格外清晰的实例。其规划有序的街道、防御工事、住宅,以及附近杰贝勒阿鲁达的宏伟建筑,表明这里存在一个规模可观的外来移民社群,而非仅仅偶尔获得一些输入的器物。该聚落坐落于连接不同生态区与经济区的河流通道上,占据着战略要地。
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哈吉内比则呈现出另一种模式。在该遗址有人居住的某一阶段,南部风格的物质文化和行政管理实践,与延续中的本地传统一同存在。这常被解释为证据,说明有一个由南方商人或移民组成的社群,居住在本地聚落内部或邻近地区。相比之下,支配双方互动的具体法律、政治或商业安排尚不明确,而两种物质文化传统并存这一点则更为清楚。
布拉克丘及其他北部中心的情况表明,不能简单地认为当地社会只是被动地在南方推动下发生转变。这些聚落此前就已拥有相当规模的人口、专业化生产和本地的行政管理形式。它们与南方网络的互动,可能涉及选择性采纳、竞争、合作,或接纳新来者。对于伊朗西南部的苏萨及苏萨地区,也应保持同样的审慎态度;该地区本身拥有悠久的聚落历史,并在此基础上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发展出密切联系。
对于这场扩张,一种常见解释是,美索不达米亚南部需要获取当地缺乏或稀少的资源,尤其是木材、金属和石材。河流通道与陆路路线应有助于这些物资的运输,而南方聚落则可提供纺织品、农产品或制成品。然而,有关交换商品数量及其组织方式的直接证据,仍然详略不一。一些聚落也可能服务于农业拓殖、政治竞争,或将制度性权力复制到域外的需要。
吉列尔莫·阿尔加泽提出的解释颇具影响,强调城市化的南方核心区与周边地区之间的不对称交换。其他研究路径则更重视移民、地方社会的能动性,以及多个相互交织的网络,而非单一的整合体系。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存在一个统一的乌鲁克帝国,由中央政府指挥每一处外围据点。“扩张”一词最适合用来描述人群、实践方式和联系的传播,而不能用来证明所有出土乌鲁克风格物质遗存的遗址都曾隶属于乌鲁克城。
区域重组与这一时期的终结
约在公元前四千纪末,与乌鲁克扩张相伴的许多远距离联系格局发生了变化或归于消失。幼发拉底河沿岸的若干南方风格聚落被废弃,典型物质文化形态的分布范围也有所收缩。这些变化在各地并不同步,考古记录也未揭示出某个使一体化政治体系终结的单一事件。不同聚落分别经历了废弃、重新有人定居,或与周边社群联系的变化。
哈布巴卡比拉南部聚落的废弃,体现了向外拓展的聚落网络所面临的局限,却不能证明城市文明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崩溃。南方城市仍在继续发展。在乌鲁克,埃安纳III期建筑取代埃安纳IV期建筑的过程涉及大规模的建筑布局重组,而行政管理实践和文字的使用则延续下来。大型公共建筑区内的破坏、平整和重建,既可能反映军事进攻,也可能反映机构重组。
对于南方网络的收缩,学界提出了多种解释,包括交换路线的改变、维持远方聚落的困难、冲突、地方政治组织的壮大,以及支撑人口迁移的条件发生变化。环境变化可能影响了特定地区,但目前并没有得到确证且获普遍认可的气候事件,能够解释整个转变过程。以土壤盐碱化、干旱或河道变迁为解释的论点,需要当地的年代学证据支持,而不能预设所有聚落都面临同一种危机。
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通常定年为约公元前3100至前2900年的杰姆代特纳斯尔时期,在若干重要方面延续了乌鲁克晚期的传统。行政泥板文书变得更加繁复,印章图案发生变化,一些遗址还出现了独特的彩陶。这些发展先于早王朝时期(美索不达米亚);到了早王朝时期,有关城市间竞争及具名统治者的考古与文字证据已丰富得多。后来的政治形态由乌鲁克时期的制度发展而来,但这一演变并非简单的线性过程,不能认为公元前四千纪的每座城市都已具备文献所记载的公元前三千纪城邦结构。
伊朗西南部走过了一条相关却又不同的发展道路。原始埃兰行政传统约在公元前四千纪与三千纪之交兴起,并传播到伊朗高原的部分地区。它在记账实践的某些方面与美索不达米亚体系相通,却使用一套不同的文字。其发展表明,与乌鲁克相关的网络在重组过程中,可以催生新的区域性制度,而不只是恢复南方影响传入之前的状况。
这一年代分界仍是一种考古学上的约定,而非古人所认可的历史划分。斜口碗、印章、建筑平面布局以及文字使用方式,并非都在同一时间发生变化。一个聚落可能放弃某种行政管理技术,却保留另一种;某个殖民聚落消失后,各社群之间也可能继续交换物品。因此,确定乌鲁克时期的终结,有赖于识别各地区发展序列中物质文化实践组合的变化,而非找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崩溃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