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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 persepolis · 地点

波斯波利斯

波斯波利斯是伊朗西南部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王室中心,以宏伟宫殿、帝国浮雕和行政档案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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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波利斯是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王室与行政中心,位于今伊朗西南部法尔斯省马尔夫达什特附近。其宏伟的高台约于公元前518年在大流士一世统治时期动工,后经继任君主扩建,台上建有柱式觐见大厅、王室宫殿、门楼和宝库。现存建筑与雕饰阶梯构成了古代近东规模最为庞大的建筑群之一。它们展现出一种王权形象:帝国治下的众多民族秩序井然,共同参与一个统御天下的君主政体。

波斯波利斯并非帝国唯一的都城。它与苏萨、巴比伦、埃克巴坦那和帕萨尔加德等城市共同构成了王室中心网络,各自在地理位置、王朝传承和行政管理方面拥有不同的优势。波斯波利斯的独特重要性,在于它将宏伟的王权展示与大规模的经济管理融为一体。遗址出土的数千块泥板,记录了波斯腹地粮食的调运,以及劳工、官员和旅人的往来。

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大帝攻占波斯波利斯,掠走城中积聚的财富,随后焚毁了高台上的主要建筑。此后,遗迹始终留存于地表,并在伊朗传统中被赋予新的意义,直到现代考古发掘才厘清了其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历史。波斯波利斯于1979年被列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既是重要的考古遗址,也是彰显伊朗古代历史的重要古迹。

地理环境、名称与王室景观

波斯波利斯位于设拉子东北约60公里处,地处马尔夫达什特平原东缘。其台地背靠一座传统上称为库赫拉赫马特的山,意为“慈悲之山”。这片平原提供了农田、水源,以及连接波斯腹地与帝国其他地区的交通路线。这一地理背景十分重要,因为这些宏伟遗迹并非孤立的宫殿群,而是坐落在一片有人居住、从事耕作的区域之中,周边分布着王室设施、仓储设施、道路和聚落。

现存台地面积约为12.5公顷。建造者利用天然坡势,在一些地方开凿山岩,在另一些地方筑起厚重的挡土墙并填土。由此形成的平台高出平原,为王室建筑营造了一个出入受控的空间。背后的山体构成了壮观的背景,而朝西的正面则使穿越平原而来的人们能够望见这些建筑。因此,山体、台地与低地农田之间的关系既具有实用意义,也承载着王权的象征意义。

希腊语名称“波斯波利斯”意为“波斯人之城”。阿契美尼德时代的名称通常转写为“帕尔萨”(Parsa),也可指波斯这片土地及其人民;在具体用例中,其含义取决于上下文。现代波斯语通常将这片遗址称为“塔赫特贾姆希德”(Takht-e Jamshid),意为“贾姆希德的王座”,将其与伊朗传统中的一位传说君王联系起来。这个名称反映的是遗迹在后世的文化历史,而非其真正创建者的身份。

波斯波利斯是更广阔的王室景观的一部分。与居鲁士大帝有关的帕萨尔加德位于更北方,而纳克什鲁斯塔姆的王室崖墓距台地仅数公里。波斯波利斯正后方的山体上还开凿有其他阿契美尼德王朝陵墓。这些遗址将王室居所、王朝先祖、陵寝和周边地域联系起来,但并未构成一座连绵相接的城市聚落。

考古调查和地球物理勘探还在台地之外发现了人类居住活动的遗迹和经过规划的空间。对这些发现的解读仍不充分,部分原因在于后世的农业活动和聚落建设改变了平原的面貌。因此,“波斯波利斯”既可以狭义地指这座宏伟的台地,也可以广义地指王室中心及其周边的聚落体系。区分这两种含义至关重要:如今醒目的石构遗迹只代表古代建筑环境的一小部分,当时的建筑有很大一部分采用土坯及其他不易长久保存的材料建造。

奠基、王室营建与建造年代

大流士一世在位于公元前522年至前486年,波斯波利斯的主要营建工程由他发起。通常认为工程始于公元前518年前后,但这只是一个大致年代,并非出自某份留存至今的奠基诏令。他的铭文表明他是营建者,并将这一工程纳入更宏大的王权宣示之中:他以君王身份维系着一个疆域辽阔、受到神明庇佑的帝国。波斯波利斯与其他王室工程同步发展,尤其是苏萨的工程,而非取代此前所有的统治中心。

最早的大型工程包括修筑台基、建造宝库、如今称为塔查拉宫的王室居所,以及称为阿帕达纳宫的大型朝见厅。铭文和奠基埋藏物为大流士主持营建提供了佐证。与阿帕达纳宫相关的金银奠基铭板宣示了他的疆域范围。这些铭板埋置于建筑之下,将王家殿堂的实体根基与宣示帝国领土归属的文字联系起来。

薛西斯一世在位于公元前486年至前465年,他完成并扩建了父亲发起的工程。他的建筑铭文明确认可大流士的功业,同时也记述了自己的贡献。万国之门和通常称为哈迪什宫的宫殿均属于他主持的工程,他也为阿帕达纳宫的完工作出了重要贡献。百柱厅在薛西斯统治时期开工,至阿尔塔薛西斯一世统治时期竣工;后者在位于公元前465年至前424年。

因此,这片建筑群是历代累积营建的成果。后来的统治者在既有的建筑环境中增建殿宇、调整通行路线,并设置新的铭文。百柱厅东侧尚未完工的门楼表明,王室营建活动一直延续到王朝晚期。台基上方的陵墓通常被认为属于阿尔塔薛西斯二世和阿尔塔薛西斯三世,但要确认各处遗迹的归属,需要综合比对铭文、历史先后顺序和建筑形制,不能仅凭现代名称判断。

重建这一营建序列,有赖于多种证据。铭文可以指明主持营建的君王,却不一定完整记述设计与施工的历史。石砌接缝、工具痕迹、未完工的表面、重新利用的浮雕,以及阶梯的改建痕迹,都揭示了王室文字记载未曾提及的变动。建筑工程可能跨越数位君王的统治时期,雕刻装饰也可能移置别处。例如,在宝库中发现的著名王室朝见浮雕,原本是阿帕达纳宫阶梯装饰的一部分。因此,与其将波斯波利斯视为按单一方案、不经改动便建成的建筑群,不如将其理解为一项不断演变的王朝工程。

建筑、工程与通行

波斯波利斯的建筑将石砌地基、柱子、门道和浮雕与大量土坯墙及木构屋顶结合在一起。这种组合解释了遗址如今的面貌:坚固耐久的石构件醒目地保存下来,而原本围合和覆盖房间的大部分材料已不复存在。古代的这些建筑并不是一根根孤立柱子构成的露天空间,而是有屋顶、陈设和装饰的室内空间,通过庭院、门道、通道以及精心规划的进出路线彼此相连。

西侧宏伟的双向阶梯通往台地。宽阔而低缓的台阶使人能够从容拾级而上,不过,常有人声称这些台阶是专为骑马的访客设计的,这一说法并无确凿依据。阶梯上方矗立着万国门,这是一座设有宏伟门廊的方形柱厅。人首翼牛守卫着东侧门口,巨大的公牛雕像则分列西侧入口两旁。薛西斯的铭文表明了主持营建的君主身份,并宣告这座门受到神明庇佑。

阿帕达纳宫是主要的宏伟朝会厅。其中央大厅内有36根柱子,分为六排,三面的柱廊中还设有其他柱子。柱高约20米,通过精巧复杂的柱头承托木构屋顶;其中一些柱头采用成对的动物造型,以动物背部作为承梁面。石质柱身由多节柱鼓拼接而成,精细雕凿的柱础和柱头既分散了荷载,也为室内空间营造出富有韵律的视觉效果。原有的柱子如今只有少数仍然矗立。

百柱厅的中央大厅边长约68米,柱子排列成十排,每排十根。现存门道上雕刻着君王接见、卫兵,以及国王制服动物或复合形神兽的场景。这座建筑的具体功能可能随时间而有所变化,但其规模和图像内容表明,它与正式的王室活动有关。塔查拉宫和哈迪什宫等较小的宫殿,则以更为亲切的尺度运用类似的建筑元素,并通过带有装饰的门框和阶梯连接房间与庭院。

工程设施还延伸到可见建筑的下方。排水渠穿行于台地内部和下方,将水排走;对于这样一座拥有大片屋顶和铺砌地面的高台而言,这是必不可少的设施。建造者使用严密拼合的石块,在部分接缝处采用金属夹件,而未完工的构件则留下了吊装和定位技术的痕迹。其建筑语汇汲取了伊朗、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传统,又将其融合为独具特色的王室建筑风格。在这组建筑中行进,通行权限会逐步收紧:来访者进入的并非一个毫无区分的单一空间,而是要依次穿过一道道界限,体现其等级、获准进入的范围,以及与国王的亲疏远近。

浮雕与帝国的呈现

波斯波利斯尤以装饰阿帕达纳宫阶梯的浮雕闻名。浮雕中的行列包括多支使团,通常被认为代表帝国境内的不同民族或地区。主要浮雕组中共有二十三支使团,其服饰、发型、武器、牲畜、器皿及其他物品各具特色。许多使团由波斯或米底引导官带领,有时引导官还牵着使者的手或握着其手腕。整组构图在井然有序的王权框架中展现了多样性。

部分使团具有鲜明特征,因此其身份可以相当有把握地确定;另一些则因浮雕未附单独标识,身份仍有争议。例如,巴克特里亚使团以双峰骆驼为标志,其他使团则带来马、牛、纺织品、金属器皿或象牙。这些物品让人联想到各地物产以及上层社会之间的馈赠往来。然而,将每件物品都解释为每年缴纳的赋税,便超出了图像证据所能支持的范围。这些浮雕可能同时涵盖贡品、外交礼物和礼仪性进献,而非专指某一种行政类别。

这些浮雕的基调,不同于亚述许多王室纪念建筑中常见的攻城场景和直白的刑罚描绘。在波斯波利斯,各使团通常姿态端正、秩序井然,并非以战败俘虏的形象出现。卫兵、宫廷人员和显贵也以均衡、重复的方式排列。这并不能证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不含强制手段,而是表明,这一王室中心所选择传达的信息,着重于稳定的等级秩序、丰饶富足,以及各族人民齐聚君主面前的景象,而非巩固权力时可能诉诸的暴力。

王室图像将国王置于这一秩序的中心。觐见场景中,统治者端坐王座,王储立于其后,周围有侍从、香炉,以及一名趋前的官员。另一些浮雕描绘王者与狮子或奇幻生物搏斗。反复出现的狮子扑牛图案引出了天文学和季节象征方面的解释,但没有任何留存至今的阿契美尼德时代说明,能为其确立唯一确切的含义。同样,王室图像中出现的有翼形象属于一套宗教与王权象征体系,其确切身份至今仍有争议。

这些雕刻原本还以色彩增饰。颜料痕迹与技术研究表明,如今单色的石质表面并不反映它们在古代的面貌。彩绘细节、金属配件以及不同建筑材料之间的对比,本会使整座建筑群的视觉效果更加丰富。浮雕中反复使用的图样、雕刻手法的差异以及未完成的部分,也揭示了工坊的制作方式。这种有规制的重复不仅是装饰手法:它将众多单独的人物形象凝聚为一个历久不衰的帝国形象,在其中,组成帝国的不同民族被表现为共同参与以国王为中心的统一秩序。

宫廷、仪式与王室宗教

波斯波利斯常被称为礼仪性都城,但这一说法需要加以限定。其宏伟的殿堂与成套雕刻显然服务于王权展示和正式会见。然而,当地出土的档案表明,它也是实际运作的行政与经济体系的一部分。“礼仪”与“行政”职能的区分是现代观念;在宫廷中,觐见君主的机会、资源分配和身份地位的展示彼此紧密相连,若过于机械地套用这种区分,便可能产生误导。

阿契美尼德诸王往来于各处王室驻地,而非始终在单一都城处理政务。波斯波利斯坐落于波斯本土,为王朝提供了一处彰显其根基的场所,而苏萨、巴比伦等地则具备其他战略与行政优势。正式朝会可能汇集宫廷官员、军人、属地代表及王室内廷成员。入口、露天庭院、觐见厅和居住区在建筑布局上的分隔,使社会等级差异变得具体可见,尽管如今已无法完整复原任何特定场合下人们行进的确切路线。

波斯波利斯是每年举行纳吾鲁孜节庆典的场所——这一广为流传的说法作为假说不无道理,但尚无同时代证据直接证实。现存阿契美尼德文献没有一篇指出,阿帕达纳宫的行列浮雕描绘的是波斯波利斯的新年庆典。伊朗后世的新年传统、对动物图像的季节性解读,以及建筑空间适合仪仗行进的特点,都促成了这种联系。但这些因素本身并不能证明浮雕所表现仪式的日期、频率或确切内容。

王室铭文反复提及阿胡拉·马兹达,将王权的授予和君主功业的护佑归于这位神祇。这类表述是理解阿契美尼德王权合法性的关键。至于它与历史上被统称为琐罗亚斯德教的多样传统之间的关系,则需要谨慎看待:这些铭文既不是完整的神学论述或仪式手册,也没有记述宫廷中的全部宗教实践。此外,并非每一种有翼符号或类似祭坛的器物都有公认的解释。

与仅凭王室铭文所能看到的情况相比,行政记录揭示了更为多元的宗教面貌。它们记载了与宗教人员和祭献有关的物资配给,其中包括与伊朗和埃兰传统相关的活动。这些证据表明,王室行政机构在王朝腹地支持着多种祭祀活动。另一方面,一些建筑曾被称为“后宫”,但这一名称反映的是较早的解释框架,而非已经得到确证的功能。王室女性及其他内廷成员的居住安排,必须结合建筑、文献和比较材料加以研究,不能仅凭房间位置幽僻便作出推断。宫廷社会包括掌握大量资源的王室女性、不同等级的官员、专业人员、仆役和依附者;这些群体的活动在纪念性艺术中的呈现程度各不相同。

行政档案与日常经济

1933年,在台地东北部的防御工事区域发现的波斯波利斯城防档案,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阿契美尼德王朝行政管理的认识。其中的主要文书约形成于公元前509年至前493年,即大流士一世统治时期。这批档案包含数千块泥板及残片,文字材料主要以埃兰语书写。阿拉米语文书、印章印痕,以及少量其他语言的文本或铭文,揭示了波斯腹地行政管理的多语言特征。

这些记录涉及粮食和牲畜的征收、储存、分配与调运。谷物、葡萄酒、啤酒和牲畜被配给工人、官员、旅人及各类机构。旅行文书和账目表明,获准出行者在行政网络内往来时如何领取补给。因此,这批档案不仅揭示了波斯波利斯本身的情况,也展现了一个更广阔的区域:仓库、农业生产、道路,以及负责发放物资和核算账目的官员,将这片区域联系在一起。

另一批独立的文书,即波斯波利斯国库档案,于20世纪30年代出土。其主要文本约形成于公元前492年至前458年,横跨大流士一世、薛西斯一世和阿尔塔薛西斯一世的统治时期。这些文书包括向各劳作群体支付报酬的记录,其中一些涉及按照既定配给份额折算的白银支付。两批档案共同表明,大型建筑工程和宫殿维护有赖于有组织的会计核算、劳动力管理,以及将各类资源转化为按期发放的配给。

记录中的劳动者按职业、性别、年龄或出身地分组。妇女和儿童在文书中有大量记载,部分妇女还承担管理职责。某些记录提到了与生育有关的额外配给。王室及上层女性也以庄园、人员和物资管理者的身份出现。这些细节修正了以男性官员为主的浮雕所呈现的狭窄宫廷图景,但仍不足以完整展现女性的法律地位或社会地位。

不应依据这些泥板,将全部劳动力简单归类为自由雇佣劳动者或奴隶。行政分类无法与现代雇佣概念一一对应,个人处境也各不相同。配给可能用于供养依附性劳动者、技术人员,以及从遥远地区调来的人;各类人员享有多大程度的自由,必须分别考察。滚筒印章则提供了另一个维度:滚压形成的印痕既用于认证交易,也表明相关人员的身份或职务。印章图像涵盖王室、英雄、宗教和动物等题材,其多样性往往超过大型浮雕。将文字与印章证据结合起来,使历史学家得以重建仅凭建筑遗存无法揭示的授权链条。

攻占、焚毁与阿契美尼德统治的终结

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在高加米拉击败大流士三世,并占领帝国的几个主要中心后,进抵波斯腹地。在通往波斯波利斯的途中,他在波斯门遭遇抵抗,阿里奥巴尔赞率领的波斯军队试图封锁一条山间通道。公元前330年初,亚历山大的军队进入波斯波利斯。这座城市的陷落,使一个极其富庶的王室中心易手,也打击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在其故土的权威。

希腊和罗马的记载描述了劫掠以及大量贵金属被掳走的情景。一些记载称,王室府库藏有多达12万塔兰特的财富。这个数字反映出人们眼中财富积累的庞大规模,但无法通过独立证据核实其是否为准确的库存数目。这些财富是历代通过帝国赋税、王室储藏及精英阶层间的交换积累起来的资源。将其运走,既对亚历山大的军事行动具有实际意义,也具有象征意义:王朝的储备变成了征服者可以支配的资源。

公元前330年稍晚,台地上的主要建筑遭到焚烧。考古证据证实,这里发生过一场破坏性大火,包括烧焦的材料以及木构屋顶坍塌造成的损毁。遗址各处受火灾影响的程度并不相同,不应将这场大火想象成整个聚落在瞬间被彻底抹去。厚重的石质建筑构件得以保存,而屋顶、土坯结构、陈设及储藏物资则容易受损得多。

古代作者对火灾发生时的具体情形说法不一。阿里安将焚毁宫殿描述为一种蓄意报复,旨在回应波斯人在希波战争期间对希腊圣所的破坏。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普鲁塔克和昆图斯·库尔提乌斯·鲁弗斯则留下了与酒宴及雅典名妓泰伊丝怂恿有关的不同版本。这些记述都写于事发很久之后,体现了不同的叙事目的和道德寓意。现有证据无法确切判定,大火究竟源于事先作出的政治决定、宴饮期间的决定,还是某些后来被改编成劝诫故事的情境。

与直接诱因相比,这场大火更广泛的意义则较为清楚。焚毁宫殿,损害了阿契美尼德王权最显赫的象征之一。然而,亚历山大也吸纳了波斯王室的惯例与人员,因此,他与被征服王朝的关系远比单纯的否定更为复杂。波斯波利斯失去了以往在帝国宫廷体系中的地位,但周边地区的活动仍在继续。此后的希腊化时期以及波西斯后来的地方王朝,处于不断变化的政治格局之中;阿契美尼德时代的宏伟建筑始终矗立其间,供后人重新利用、纪念和诠释。

历史记忆、文字破译与考古调查

这片遗址从未完全湮没无闻。其宏大的规模,使旅行者和当地居民始终能见到这些遗迹,即使人们已不再确知建造它们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历史。“塔赫特·贾姆希德”这一名称,将这座台地与伊朗的传说历史联系起来。后来的到访者留下了铭文,其中包括与萨珊王朝成员有关的中古波斯语铭文。这些记录表明,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结束很久以后,这些遗迹仍可成为承载王室记忆的场所。

17至19世纪间,欧洲人对遗址的描述日益详尽。彼得罗·德拉·瓦莱在17世纪初记录了这处遗址,让·夏尔丹和恩格尔贝特·肯普弗也留下了观察记录和摹本。卡斯滕·尼布尔1765年的到访尤为重要,因为他精心制作的铭文摹本,为远离伊朗的学者提供了可靠的研究材料。随着图绘和测量资料逐渐积累,人们不再仅仅将这些废墟视为某个无名古代文明留下的神秘遗迹。

波斯波利斯在楔形文字的破译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802年,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格罗特芬德将反复出现的符号组合与已知的阿契美尼德王室谱系进行比对,从而辨认出古波斯语铭文中可能出现的王名及其亲属关系。他的研究虽未破译整套文字系统,却确立了重要的对应关系。此后的学术研究,包括亨利·克雷斯威克·罗林森对多语种贝希斯敦铭文的研究,帮助古波斯语及更广泛的楔形文字传统研究建立了更坚实的语言学基础。

波斯波利斯的系统性发掘始于1931年,由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恩斯特·赫茨费尔德主持。1934至1939年,考察队由埃里希·F.施密特领导。他们的团队清理了建筑和阶梯,记录了浮雕,调查了陵墓与宝库,并发掘出行政档案。施密特拍摄的航空照片,也有助于研究者了解台地与周围景观的空间关系。该研究所于2023年更名为古代文化研究所。

此后,伊朗考古学家和文物保护工作者进一步拓展了研究与遗址管理工作。阿里·萨米在20世纪中叶主持了重要工作,后续调查则日益重视台地以外的聚落、建造历史、环境状况及材料分析。现代考古学阐释也在重新审视早期的假设:“后宫”等房间名称、对礼仪行进路线的复原,以及对各个使团身份所作的确定判断,如今都被视为有待检验的命题。数字化记录、颜料分析、印章研究,以及持续进行的泥板文献刊布,使波斯波利斯始终是一处研究活跃的遗址,而非一座历史早已由最初的发掘者彻底厘清的古迹。

保护、馆藏与现代遗产

波斯波利斯因其对阿契美尼德文明的杰出见证,以及建筑与雕塑的重要价值,于1979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认定涵盖了这处宏伟遗址,但有效保护也有赖于对周边景观的维护。道路、农业、建筑施工和游客设施可能改变遗址环境,或扰动最显眼的废墟之外的考古堆积。因此,遗址管理既要关注已显露的古迹,也要顾及平原上那些不易察觉的遗存。

遗址主要使用的石材容易受到多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侵蚀。水分渗透、盐分结晶、温度变化、生物生长和大气污染都会削弱石材表层,并使雕刻细节变得模糊。在古代屋顶和墙体已经消失的地方,建筑构件如今暴露于自然环境中的状况,与其最初设计所针对的条件不同。排水系统的维护尤为重要,因为积水和反复浸湿会加速劣化。制定保护方案时还必须考虑早期修缮的影响,其中一些修缮引入了与原有建筑不同的材料或应力。

发掘本身也改变了保存条件。数百年来埋藏在堆积物之下、受到保护的浮雕,如今得以供研究人员和游客观览,却也因此开始遭受风化。防护棚、资料记录、局部加固以及限制直接接触,分别应对这一问题的不同方面。复原则引出了另一个问题:补配缺失构件可以让建筑更易于理解,但过度干预可能使尚不确定的推测被当作古代原构呈现。遗址博物馆所在的复原建筑,既体现了阿契美尼德建筑群的遗存,也反映了考古发掘时期的修复历史。

波斯波利斯出土的文物现藏于伊朗国内的收藏机构及海外机构,反映了考古发掘、经批准的出土文物分配、借展借用及其他流转的历史。城防档案的保管历程尤其值得关注。自20世纪30年代起,大量泥板被借送至芝加哥供研究,此后已有多批归还伊朗。在2018年的“鲁宾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案”(Rubin v.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外国主权豁免法》中的一项条款本身并不构成允许扣押这些文物的独立例外。该判决涉及的是法定豁免权,而非对文化财产所有权作出一般性认定。

现代旅游业和公共纪念活动对考古遗址管理提出了更多要求。1971年纪念波斯君主制建立2500周年的庆典,将波斯波利斯及其周边地区用作重要的仪式场所,为这处遗址的接受史增添了一段现代政治插曲。如今,波斯波利斯作为文化遗产,承载着学术研究、博物馆阐释、国家历史记忆和大规模游客参观等多重功能。保护工作必须兼顾这些用途,同时保护原始表面和考古背景,并明确区分现存遗迹与现代复原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