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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 language-policy

语言政策

语言政策涵盖影响社会中语言地位、使用、教学与传承的决策、实践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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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政策涵盖各种规则、决策、制度安排和惯常做法,它们影响人们使用、学习、传承哪些语言,以及在公共生活中接触到哪些语言。其内容包括宪法条款、学校课程设置、行政程序、工作场所的要求,以及家庭在沟通用语方面的决定。一项政策可能明确指定某种官方语言,也可能通过招聘标准、考试制度、软件默认设置或公共服务通常使用的语言,隐性地发挥作用。

语言政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获得教育、参与政治、就业以及获取公共信息的机会,往往取决于语言。它既可以促进广大人群之间的沟通、支持多语现象,也可以维系传承日渐式微的语言。同时,它也可能使特定群体享有优势,或限制其他语言使用者的机会。因此,语言政策的影响超出了语言形式本身,涉及制度性权力、集体认同和资源分配等问题。

这一领域将社会语言学与法学、教育研究、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联系起来。其核心问题包括:谁来作出语言决策,这些决策如何落实,谁的语言实践被视为正当,以及应如何评估政策成效。正式声明只是这一研究主题的一部分:机构的日常运作方式和语言使用者的选择,都可能强化、重新诠释或削弱已公布的政策。

政策的范围、参与者与形式

语言政策的范围并不限于规范公共语言使用的法规。伯纳德·斯波尔斯基在《语言政策》(2004)中提出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划分,将语言实践、语言信念和有意识的语言管理区分开来。语言实践涉及人们实际如何使用语言;语言信念涉及人们赋予语言的价值及对语言的期待;语言管理则包括试图影响前两者的各种举措。这些要素未必一致。一所学校可能在官方层面鼓励多语学习,但考试和课堂常规却奖励只使用一种语言的做法。

政策在多个相互关联的层面运作。国家政府确定语言的官方地位、公民资格要求以及教育的总体框架。区域和市级主管部门负责安排地方公共服务和标识。法院、大学、雇主、宗教机构和广播电视机构在各自领域内作出决策。家庭也会对代际交流形成一定的期待。这些较小尺度的政策并不只是国家政策的缩影:它们所应对的资源条件、关系和激励因素各不相同。

一个有用的区分是显性政策与隐性政策。显性政策体现于法律、规章、合同或公开发布的机构指导文件之中。隐性政策则产生于各种安排持续偏向某一种语言、却未明言这种偏好的情形。一个仅提供单一语言版本的政府门户网站,即使没有任何法律排斥其他语言,也会在实际使用中形成获取服务的门槛。反过来,一个在正式规定上实行单语制的机构,也可能通过工作人员的非正式协助,日常性地满足其他语言使用者的需要。

政策还可以与规划相区分。语言规划通常指有组织地改变某种语言的功能、形式或习得状况的努力。政策既包括这类干预,也涵盖这些干预所处的更广泛的安排。两者之间并无严格界限:术语委员会是规划的工具,而为其提供经费的决定则属于更广泛的政策框架。

政策的对象并不总是界限分明的一种语言。决策可能涉及一种方言、一种口音、一套文字系统,或某个专业领域的语域。主管部门可能接受多种口语变体,同时要求采用统一的书面语标准。多语者的语言资源库可能横跨多个类别,而行政表格却将这些类别视为彼此独立、互不重叠。

因此,政策分析需要同时追问多个问题:规则规定了什么,谁有权解释规则,有哪些资源支持规则的实施,以及人们如何回应。一个机构即使声称致力于语言包容,也不足以证明人们在实践中能够获得相应服务;只有当人员配置、预算、文件和程序使这一承诺能够落实时,这种表态才有实际意义。

历史发展与研究领域的形成

语言规范管理的历史早于现代国家。帝国、宫廷、宗教机构和贸易网络都会选定用于行政、学术和交流的语言。中世纪欧洲学术界和教会机构使用拉丁语的情况表明,即使各地居民使用其他语言,一种语言仍可跨越地域,在特定领域保持权威地位。这类安排未必是面向全体人口的全面政策;不同机构往往各自遵循不同的语言惯例。

中央集权国家通过司法、税收、学校教育和军事行政,逐步扩大了规范语言使用的能力。法国于1539年颁布的《维莱科特雷敕令》要求在指定的法律和行政文书中使用法语,而非拉丁语。这一规定的适用范围不应与后来普及法语学校教育混为一谈。1635年成立的法兰西学院则提供了另一种制度载体,致力于法语的培育与规范编纂。

19世纪和20世纪,大众学校教育和国家行政管理使语言政策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共同的书面语可以改善跨地区交流,但推广这种语言也可能使其他语言及语言变体处于从属地位。印刷术、标准化考试、兵役制度以及不断扩大的官僚体系,推动了语言统一与国民身份之间的关联。因此,标准语的发展既是文化过程,也是制度过程。

殖民统治又带来了新的等级关系。欧洲语言在许多殖民地充当行政和教育用语,不过,本地语言教学的安排因地区和时期而有很大差异。独立之后,各国政府面临多种选择:保留继承下来的行政语言、推广使用广泛的本地语言,或建立多语并用的体制。这些选择涉及师资供给、教材、地区认同、国际交流,以及获得既有资历认证的机会。

20世纪中叶,语言规划逐渐成为一个得到认可的研究领域。埃纳尔·豪根于1959年发表了一篇探讨挪威标准语规划的文章,为确立这一领域的术语作出了贡献。约书亚·菲什曼、查尔斯·弗格森和乔蒂林德拉·达斯·古普塔等学者的研究,将语言发展与国家形成、现代化及多语社会联系起来。海因茨·克洛斯对地位规划与本体规划的区分尤其具有影响力。

后来的学术研究对主要将规划视为专家所开展的技术性工作的思路提出了质疑。罗伯特·库珀在《语言规划与社会变迁》(1989年)中强调了干预的行动者、目的和社会条件。有关语言意识形态的研究探讨了那些看似中立的、关于语言正确性或实用性的判断,如何可能反映社会等级关系。采用民族志方法的研究日益关注政策在学校、工作场所和社区内部的实施情况,表明政策始终处于不断被诠释的过程中,而不只是自上而下地传达。

语言地位、本体与习得规划

语言规划通常分为三个主要类别,分别以语言地位、语言本体和语言习得为干预对象。地位规划关注赋予语言的社会功能,包括选择议会、法院、教育、广播或行政管理所使用的语言。官方承认是可采用的手段之一,但语言功能的分配也可以更为具体:一种语言可以获准用于地方公共服务,而不成为全国性的行政语言。

本体规划关注语言的形式及其资源,具体工作包括制定正字法、编纂词典、规范术语,以及确定语法和用法规范。新的文字或经过改革的拼写体系可能使更多人有机会识字,但要落实这些改革,仅仅公布标准还不够。教师、出版机构、考试机构和软件供应商都必须能够一致地使用这些规范。

土耳其于1928年采用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字母表,是国家主导文字改革的典型例子。中国推广简化字以及于1958年采用汉语拼音,则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干预:前者改变了规范字形,后者建立了包括辅助发音教学等功能在内的罗马字母拼写体系。转写体系不一定要取代其所表记的文字。在评估一项改革究竟改变了什么时,这些区别十分重要。

习得规划关注谁学习某种语言、在何种条件下学习,以及学到什么水平。罗伯特·库珀推动确立了这一类别,使其与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并列。相关手段包括设置必修科目、开办成人课程、开展教师教育、实施沉浸式教学,以及针对特定职业设定语言要求。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为其中一些措施提供了依据,但教育成效还取决于教学时长、教材、评价方式,以及课堂之外使用该语言的机会。

这三类规划相互影响。赋予一种语言新的行政职能,可能会带来对法律术语、人员培训和翻译的需求。如果大学不使用该语言授课,或者雇主不认可通过该语言教育获得的资历,那么发展科学词汇也难有成效。反过来,如果一种语言的公共功能仍然有限,家庭也可能不愿投入资源来学习它。

标准化同样涉及取舍。选择某一地域变体作为标准语的基础,可能使不同使用者获得的优势并不均等。词典和学校语法书可以将现有用法编纂成规范,也可以规定优先采用的形式,或兼具这两种功能。因此,相关机构必须区分两件事:对共同规范的实际需要,以及认为非标准变体缺乏系统性结构的主张。语言学研究并不将偏离标准等同于没有语法。

规划的落实往往是逐步推进的。术语可能先在教育领域形成,再进入专业出版和行政领域。语言使用者可能接受某些拟议形式,同时拒绝另一些形式,从而使官方推荐的语言形式与日常用法之间出现差距。

法律地位、语言权利与地域安排

法律对语言的规范既涉及机构组织,也涉及个人能否获得服务。官方语言条款可能规定立法或政府工作所使用的语言,但并不保证所有地方的每项服务都使用该语言。反过来,即使某种语言不具有普遍的官方地位,使用该语言的个人也可能享有获得口译或接受教育的权利。因此,必须根据职能、机构、地域和人员类别来理解相关规则。

语言权利是有关人权、平等和少数群体保护的更广泛讨论的一部分。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保障属于语言少数群体的人与本群体其他成员共同使用其语言的权利。其他条款则针对具体情境作出规定。第14条为不懂或不会说法庭所用语言的人提供刑事诉讼中的口译相关保障。

法律制度通常结合属地原则与属人原则。按照属地原则,语言义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在地;按照属人原则,权利则更直接地赋予个人,不因其居住地点而异。这两者是分析上的不同取向,而非相互排斥的模式。瑞士的制度将联邦层面的多语机构与各州的权限及地域性语言安排相结合。加拿大则将联邦层面的英法双语官方制度与各省不同的制度,以及受宪法保护的少数语言教育权相结合。

加拿大1969年的联邦《官方语言法》为英语和法语确立了重要的成文法框架。1982年的《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包含官方语言条款和少数语言教育权条款,其中也规定了享有这些权利的资格条件。魁北克省于1977年通过的《法语宪章》则确立了一个以法语为核心、独具特色的省级制度框架。这些安排说明,仅以“双语国家”来描述,并不足以说明个人在某一具体机构中享有哪些权利。

宪法可以广泛承认多种语言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实施方式处处一致。南非1996年的宪法承认了十一种官方语言;2023年的一项宪法修正案又将南非手语列为第十二种官方语言。获得官方承认,并不意味着每个公共机构都会以全部十二种语言开展每一项活动。机构职责、需求、资源及适用法律共同决定实际提供的语言服务。

执行机制至关重要。法院、语言事务专员、监察专员机构和行政复审机构可以解释相关义务,并调查未履行义务的情况。人们能否切实获得服务,也取决于他们是否了解自身权利,以及能否使用申诉程序。在国际法中,义务因条约及其批准情况而异;并不存在一项全球统一的规则,要求每个国家都赋予每位居民所使用的语言完全相同的官方地位。

教学语言与受教育机会

教育语言政策决定哪些语言作为科目教授、哪些语言用于教授其他科目,以及如何评估学生的语言能力。这些选择彼此相关,却不能混为一谈。学校可能每周安排几节少数群体语言课,而其余课程均以多数群体语言授课。标榜双语的课程项目,可能按学科、年级、教师或课堂时间比例来划分不同语言的教学安排。

教学语言影响学生能否充分理解和掌握课程内容。如果学生仍在学习这门语言,数学或科学测评就可能既考查学科知识,也考查语言能力。教师必须妥善处理概念讲解、专业词汇与学生已有知识之间的关系。如果在改变教学语言时没有充分做好师资培训和教材准备,即使政策的长期目标得到广泛支持,也可能造成困难。

不同类型的课程项目有不同的目的。过渡型项目起初使用学生熟悉的语言,同时为转用另一种语言教学做好准备。保持型项目力求在学习另一种语言的同时,让家庭语言或少数群体语言持续发展。沉浸式项目使用另一种语言教授相当一部分课程内容。双语教学项目则可能将不同语言背景的学习者编在一起。仅凭项目名称,无法判断其质量或成效。

加拿大的法语沉浸式教学在多项倡议的推动下发展起来,其中包括1965年启动的圣兰伯特项目,后来成为通过另一种语言教授课程内容的一种重要模式。新西兰的毛利语授课教育和威尔士的威尔士语授课教育,则是在不同的历史与制度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其中也包含加强社群语言代际传承的努力。不能将这些案例视为同一种模式,更不能认为其成效可以自动复制到其他环境中。

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相关的研究和政策讨论,长期以来一直强调儿童能够理解的语言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尤其是该组织1953年发表的报告《本族语在教育中的使用》。不过,“母语”作为行政分类可能并不精确。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使用多种语言,与不同亲属使用不同的语言变体,或者使用尚无标准化学校教材的家庭语言。政策决策必须考虑实际的语言熟练程度,而不能假定所有学生都有单一且相同的语言背景。

评估方式、教师配置以及不同教育阶段之间的衔接,往往决定一项政策能否持续实施。某种语言可能在小学低年级得到支持,却不再用于考试、职业培训或高等教育。家长的偏好也受到就业和升学所需语言的影响。

对于聋人学习者而言,保障受教育机会涉及的问题并不限于口语教学。手语有自身的语法,不能简单地用口语的书面形式替代。教育政策必须区分语言使用与理解的保障、读写教学以及沟通支持的提供。

行政、就业与公共环境

公共服务中的语言政策,将总体承诺落实到机构与服务对象的具体互动中。相关场景包括福利申请、税务管理、法院、应急通信和公共信息发布。提供一份翻译好的宣传单,并不等于提供全流程服务:使用者可能仍然无法用同一种语言提问、提交证明材料或对决定提出异议。

翻译和口译分别应对这一问题的不同方面。翻译通常处理书面文本,口译则处理口语或手语交流。要可靠地提供这些服务,需要适当的专业资质、保密程序、术语资源,以及处理紧急请求的安排。机构还必须确定,多语种文件的哪个版本具有法律效力,以及如何解决不同版本之间的出入。双语工作人员提供的非正式协助可能有助于沟通,但不一定具备各项任务所需的技能或保障措施。

行政决策通常根据人口占比、绝对人数、地理集中程度或已证实的需求设定门槛。每种方法都有局限。按人口百分比设定门槛,可能会将分散居住在人口众多的城市中的庞大少数语言群体排除在外。如果使用者不知道某项服务的存在,或认为提出申请也不会获准,按需求提供服务的方式就可能低估实际需要。因此,服务是否可获得,会影响随后记录到的需求。

就业政策涉及一组相关的区别。有些岗位确实需要使用特定语言完成明确的工作任务,例如起草法律或与特定服务对象沟通。另一些语言要求则可能超出工作实际所需。招聘考试、资格认证制度和晋升规则,决定了劳动力市场如何衡量语言能力,以及给予何种回报。要求掌握标准书面语,与要求具备日常会话能力,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

经济分析将语言学习视为技能投资,并将使用共同语言视为降低沟通成本的手段。一种语言的价值可能随着使用者增多而上升,由此形成有利于既有广泛使用语言的网络效应。不过,与语言熟练程度相关的工资水平,也反映了教育背景、职业、迁移经历和制度性偏好。不能仅凭观察到的收入差异,就认定那是学习某种语言带来的因果性回报。

语言景观,即标牌、广告、街道名称和机构公告中呈现的语言,是语言政策的另一个领域。法规可以规定使用哪种语言、其醒目程度,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允许使用其他语言。魁北克的《法语宪章》及其后续法律发展,是商业标牌语言规制的一个突出例子。

语言在公共空间中可见,并不等于实际能够获得相应语言的服务。某个机构即使挂有双语标牌,其工作人员也未必能够使用这两种语言办理业务。反过来,多语种服务也可能在几乎没有外部标识的情况下运作。这两个维度都需要分别考察。

少数语言、语言复兴与家庭传承

针对少数语言的政策所面对的情形,在使用人口规模、地域集中程度、制度支持和使用模式等方面差异很大。一种有数百万人使用的语言,在特定机构中仍可能处于弱势地位;而另一种语言可能只有少数能够流利使用它的人。因此,“少数”一词本身既不能说明使用人数的多寡,也不能说明语言的脆弱程度。

当一个群体在代际更替中或在不同社会领域内越来越多地使用另一种语言时,就会发生语言转移。这可能是多重压力交织作用的结果,包括迁移、学校教育、就业、通婚、歧视,或社区机构的减少。语言转移未必是从只使用一种语言到只使用另一种语言的简单过程。社区可能长期维持双语实践,而家庭、工作场所和仪式场合中的变化轨迹各不相同。

语言复兴旨在扩大地位已趋弱势的语言的使用、学习和传承。相关措施包括幼儿沉浸式教育、成人课程、广播电视、教师培训、社区出版以及恢复地名。语言记录工作可以保存录音、文本和语法描述,但仅有档案并不能创造日常交流的机会。语言复兴与语言记录工作相互关联,但两者的直接目标不同。

毛利语的相关举措体现了社区行动与法律认可之间的互动。“语言巢”(kōhanga reo)运动始于1982年,通过幼儿教育环境支持语言传承。1987年《毛利语法》承认毛利语为新西兰的官方语言,并设立了全国性的语言委员会。此后,以毛利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教育和毛利语广播电视的发展,拓展了毛利语使用的制度性场域。然而,任何一项措施都不足以涵盖家庭和社区内部语言传承的完整过程。

威尔士语则是跨多个领域实施语言政策的另一个例子。1993年《威尔士语法》和2011年《威尔士语(威尔士)措施》逐步构建了公共领域使用威尔士语的框架,后者确立了威尔士语在威尔士的官方地位,并建立了一套语言标准制度。以威尔士语为教学语言的教育、威尔士语广播电视及行政服务,与家庭语言实践和人口变化相互影响。因此,法律地位和使用人数是相互关联的指标,却不能彼此替代,作为衡量成效的尺度。

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照护者如何安排儿童接触和参与使用语言。明确的规则可能与灵活的语码转换、亲属之间语言能力的差异,以及同伴群体偏好的变化并存。父母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学校教育、托育、休闲活动和就业条件是否使持续使用该语言成为可能。

语言复兴也可能涉及对何种语言形式可以接受、谁有资格被视为该语言使用者的分歧。长期使用该语言的人与成年学习者,在发音、词汇或自信程度上可能存在差异。高度强调语言纯正性,或许能够保护受到珍视的规范,却也可能增加学习者参与的难度。政策研究考察各类机构如何协调这些张力,而不预设一个社区只有一种共同偏好。

国际机构与数字基础设施

国际组织必须在不同语言之间兼顾参与机会、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与运作成本。联合国有六种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要理解这些语言的实际使用情况,就必须注意正式语文与工作语文之间的区别,以及各具体机构的安排。会议口译、文件翻译和多语术语数据库使代表们即使母语不同,也能参与其中。

欧洲联盟建立了另一套覆盖广泛的多语体系。其语言制度支持以各正式语言开展立法和机构沟通,同时各机构也有各自的工作语言安排。爱尔兰语于2007年成为欧盟正式语言,起初适用一项限制部分翻译义务的豁免;该豁免于2022年终止。这一例子表明,正式承认一种语言的同时,可以分阶段扩充实际运作能力。

国际商务和学术交流往往依赖一种通用语,尤其是英语。共同语言能够拓展跨语言交流,但人们在提升语言能力、获得编辑支持和利用出版网络方面的机会并不均等,这可能影响参与程度。一个机构可能在形式上接受多种语言,其激励机制却强烈偏向其中一种。因此,科研领域的语言政策也涉及发表规则、学位论文要求、会议惯例,以及对不同语言研究成果的认可。

数字环境已成为政策实施的重要场域。字符编码、键盘布局、搜索功能、语音识别和界面设计都会影响一种语言能否在网上使用。即使一种语言已获正式承认,如果政府表格不接受其字符,或身份信息系统无法处理其姓名规范,它仍可能难以使用。本地化要求对界面、格式、术语和配套材料进行适配,而不只是翻译零散的字符串。

数字文本的可获取程度也影响着语言技术。语音系统和人工智能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训练数据的数量、质量及相关使用授权。拥有大量数字化材料的语言,与主要通过口头交流或零散档案留存的语言,通常具备不同的开发条件。然而,单纯的数据量并不能保证覆盖各种方言、专业词汇或适合不同社会情境的语域。

数字化支持也可能带来治理问题。社群录音录像资料中可能包含因文化规范而限制传播的内容、个人信息,或仅为特定目的分享的知识。使这些材料在技术上可被获取,并不等于已获得其后一切用途所需的许可。因此,语言资源项目也涉及知识产权和数据隐私问题。

技术还改变了提供多语服务的成本结构。自动翻译能够缩短某些文本初稿的生成时间,但其准确性因语言对、领域和输入质量而异。关于审核、法律效力和可接受错误范围的决定,仍属于机构的政策选择,而非纯粹的技术设置。

实施、评估与持续争论

评估语言政策,需要区分法律上的采纳、机构层面的实施以及社会层面的成效。一项官方语言法律可能在文件制作方面得到有效落实,却未改变家庭中的语言传承。一项教学举措可能增加考试参与人数,却未能增强人们在日常交谈中使用该语言的信心。不同目标需要不同的指标,在一个领域取得成功,并不意味着在另一个领域也取得了成功。

实施情况可以通过人员配置、经费支出、服务覆盖范围、教师供给、出版物产出,以及程序性职责的履行情况来评估。成效则可能包括语言熟练程度、使用频率、服务可及性、教育成就或代际传承。对态度的测量可以提供补充信息,但不应被视为对行为的直接测量。公众对某种语言的强烈支持,可能与日常使用有限的情况并存。

人口普查可以揭示总体格局,但不同的语言问题所测量的内容并不相同。“母语”、家庭用语、最常用语言以及能否使用某种语言进行交谈,反映的是不同特征。自报的语言熟练程度并不等同于标准化测试中的表现。跨时期比较还可能受到问题措辞、回答类别、人口迁移或人们认同某一语言群体的意愿变化的影响。

定性研究可以补充汇总数据。对课堂或服务互动的观察,可以揭示规则如何被理解、使用者何时切换语言,以及所提供的服务为何无人使用。访谈可能发现,使用者担心服务延误、怀疑工作人员的能力,或不认为机构所用的名称指的是自己使用的语言变体。这类发现有助于解释形式上的服务供给与实际使用之间的差距。

确立因果关系尤其困难。政策很少以随机方式分配实施,而且往往与学校教育、就业、交通或人口构成的变化同时发生。改革后某种语言的使用人数增加,本身并不能说明其中有多少变化是由改革造成的。研究者会采用纵向证据、不同辖区或群体之间的比较,以及经过严谨设定的统计研究设计,同时考虑现有数据的局限。

若干反复出现的争论涉及共同沟通与语言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共同的行政语言可以简化协调,多语服务则可以扩大服务可及性,并使更多语言得到认可。这两个目标都不意味着只能采用某一种制度安排。成本取决于服务设计、人口分布、人员配置以及所涵盖的领域;收益则包括一些难以用金钱衡量的影响。

另一项争论涉及政策分类本身。行政系统往往将各有名称的语言作为彼此分立的单位来统计,而日常交流可能涉及相互交叠的语言变体和语言资源。获得认可可以带来资金和可依法主张的权利,但资格规则也可能将语言实践不符合官方分类的使用者排除在外。因此,调查、语言能力测试、学校招生和服务享有资格的设计,始终是语言政策的实质性组成部分,而不是制定政策之前的中立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