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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英语

中古英语是约1100至1500年间使用的英语,变体多样,经历了语法重组、词汇大量借入和书面使用范围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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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英语是英语的一个历史阶段,通常划定为约1100年至1500年,介于古英语和早期现代英语之间。它并非单一、统一的语言,而是英格兰以及苏格兰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所使用的各种地域变体和社会变体的总称。现存的中古英语文献涵盖布道文、传奇故事、圣经译本,以及法律文书、私人信件和商业账簿等。杰弗里·乔叟的语言是中古英语最广为人知的文学代表,但乔叟所使用的14世纪晚期伦敦英语,只是当时远为广阔的语言图景中的一部分。

这一时期,英语的词汇、语音和语法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许多沿袭下来的词尾弱化或消失;语序模式和功能词的使用变得日益重要;与法语、拉丁语及斯堪的纳维亚诸语言的接触也重塑了英语词汇。这些变化并非同时开始或结束,而1066年的诺曼征服是社会层面的重大转折点,并不是语言在一瞬间发生变化的分界线。中古英语对历史语言学尤为重要,因为其留存的书面文献格外丰富多样,使研究者能够将语言结构的变化与人口迁移、多语现象、制度变迁和读写能力的普及结合起来考察。

年代划分与历史界限

中古英语的起点通常定在1100年或1150年前后,终点则一般定在1500年前后。这些年代只是约定俗成的分界,并不对应所有使用者共同经历的某种可明确辨识的转变。在整个11和12世纪,英语一直在持续变化,而与中古英语相关的各项演变,在不同地区的进展速度也各不相同。例如,非重读词尾的弱化在1066年以前就已开始;另一方面,南部一些较为保守的书面材料,在某些区别已于其他地区消失很久之后,仍将其保留下来。此外,一份抄写于1150年的文本,也可能沿用年代早得多的语言范式。

尽管如此,诺曼征服确实改变了英语书写和传承的条件。征服之前,晚期西撒克逊语曾是一种颇具影响力的书面范式,在教会和王室环境中尤其如此。随着讲英语的统治精英大多被取代,以及法语在各类机构中日益广泛地使用,这一传统受到冲击。英语仍是大多数居民使用的语言,但在此后几代人留存下来的文本中,体现广泛共享的书面规范的作品减少了。因此,现存文献中的地区差异变得更为明显,不过,手稿的稀少及其分布情况也影响着我们所看到的面貌。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彼得伯勒续编,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要见证。其记事延续至1154年,较晚的条目包含了与古典西撒克逊语散文明显不同的语法和词汇特征。这类证据说明,语言分期不能仅以政治史为依据。一些通常被归入早期中古英语的作品,既保留了大量古英语词汇和形态特征,同时又展现出预示后世用法的创新。因此,从语言角度断代时,必须区分作品的创作年代与其现存抄本的年代及所用语言。

这一时期的终点同样只是大致的界限。1476年,威廉·卡克斯顿将印刷术引入英格兰,这可以作为一个便于采用的文化标志;但无论是印刷术的传入,还是1485年都铎王朝的建立,都没有立即催生出一种新的语言。与早期现代英语相关的变化,包括某些语法结构的传播以及长元音的重大转变,前后延续了数百年。将中古英语大体划分为早期(约1100—1300年)和晚期(约1300—1500年),有助于梳理其发展,但不应将两者视为界限分明、截然分离的语言系统。

多语社会与语言接触

中世纪英格兰的语言使用方式相互交织,并非简单地分为说英语的民众和只说法语的精英。1066年以后,征服者所使用的各类法语在不列颠逐渐发展为盎格鲁-诺曼语。法语在贵族家庭、行政、法律和文学文化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拉丁语在教会学术、大学教育、档案记录和国际学术交流中仍占据核心地位。英语则继续用于家庭生活、地方交往、布道以及多种形式的口头交流。人们对这些语言的掌握程度因职业、教育、地区和家庭背景而异。

这种局面促进了持续的语言接触。文书人员能够用不止一种语言撰写或抄录文本,手稿也经常将英语、法语和拉丁语材料汇集在一起。同一份文书内部也会出现语码转换,尤其是在涉及专业术语或既定行政套语的地方。参与这样的语言环境,并不需要同等熟练地掌握这三种语言:读懂拉丁语套语、部分使用法语处理事务,以及在家中说英语,代表着不同类型的语言能力。因此,单语者或双语者等现代分类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概括现存史料所反映的情况。

中世纪晚期,英语在制度层面的地位有所提升。1362年的《诉讼语言法》规定,由于法语并非普遍为人所懂,法庭上的诉辩必须使用英语,而非法语,但诉讼记录仍须用拉丁语书写。这项措施既体现了英语在公共领域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也表明多语行政体系仍在延续。法语法律术语和专业惯例并未消失。到15世纪,英语越来越多地用于书信、请愿书、城市档案和王室政务,不过,各机构采用英语的速度和程度有所不同。

与斯堪的纳维亚语言的接触则有着不同的时间脉络和社会基础。早在中古英语时期之前,与丹麦法区有关的移民定居就已使古诺尔斯语使用者与英语使用者发生密切接触。这种接触对语言的影响,在北部和东部的英语变体中尤为明显。对于这种接触在多大程度上加速了语法简化,学者们一直存在争论。将中古英语归为克里奥尔语的主张仍有争议:大量借词和结构重组本身并不足以证明发生了克里奥尔化。现存文献既表明语言接触产生了显著影响,也显示中古英语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既有的英语结构。

地域方言与地理变异

中古英语通常划分为北部、东中部、西中部、南部和肯特五个方言区。这种划分概括的是各种语言特征相互交叠的分布格局,而非五种内部完全一致的语言。标示某种发音或语法词尾分布界限的同言线,未必与另一条同言线重合。政治边界、河流水系、城镇间的人口流动、教会网络以及地方书写惯例,都可能影响语言特征的传播。现存手稿的地理分布也并不均衡,因此,某地留存的文本密集,并不一定意味着当地语言更为统一,或使用人口更多。

代词和动词词尾尤其清楚地体现了地域差异。北部方言较早采用了源自斯堪的纳维亚语言、分别对应 they、their 和 them 的形式,而南部文本仍可能保留 hi、here 和 hem 等承袭自古英语的形式。新代词体系中各个形式的传播速度并不相同:乔叟就经常将 they 与 hir、hem 并用。现在时动词的复数形式可能以 -es、-en 或 -eth 结尾,也可能最终不带词尾,具体取决于地域、时期和语法环境。这些现象表明,如果不说明所依据的文本或地域,就构建一套统一的中古英语动词变位体系,会造成误导。

发音同样存在地域差异。在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古英语中记作 ā 的长元音演变成了圆唇元音,由此促成了一种历史上的区别:南部形式后来发展为 stone,北部则有 stane 等形式。古英语前圆唇元音在各地的演变结果也不相同,产生了与不同非圆唇元音对应的拼写。词汇也可能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源自斯堪的纳维亚语言的词语在北部和东部尤其突出,不过其中许多后来传播到了远为广阔的地区。北部中古英语也参与了早期苏格兰语的形成;后者此后的历史,不能简单归结为以伦敦为中心的标准英语的发展历程。

研究这些变异,需要仔细区分作者的语言与抄写者的语言。中世纪抄写员可能忠实照抄底本,也可能将其转换为自己的方言,或抄成混合多种方言的文本。因此,一份在中部地区抄写的手稿,可能传承的是最初创作于其他地方的作品,同时包含多个语言层次。现代方言学通过《中古英语晚期语言地图集》等项目来处理这一问题;该图集于1986年出版。研究者通过比较成组的拼写和语法形式,可以确定许多佚名文本的地域归属,而不必假定每份手稿都直接、如实地记录了当地口语。

语音变化与发音重构

一项重要的音系演变是非重读音节中的元音弱化。古英语中原本各不相同的词尾,逐渐合流为一个弱化元音,现代分析通常将其记为 /ə/;随后,这个元音又在许多语音环境中消失。由于词尾承载着语法信息,语音变化也影响了名词、形容词和动词屈折范式的组织方式。这些变化发生的时间并不一致:北部变体的词尾元音通常比南部变体消失得更早。即使在同一篇晚期中古英语文本中,词尾 -e 也可能表示实际发音的音节、为适应格律而可读可不读的音节、沿袭下来的拼写,或某种语法惯例。

重读元音系统也经历了大规模重组。开音节延长影响了许多重读音节中的短元音,尤其是在13世纪;这些元音后面接一个辅音,再接一个元音,不过,延长的条件和结果因元音及地区而异。反过来,在多种辅音环境中以及某些较长的词中,元音发生了缩短。古英语传承下来的双元音大多简化了,而元音与相邻辅音或滑音之间的相互作用,又产生了新的双元音。这些变化促成了一个新的元音系统,后来的元音大推移便是在这一系统的基础上发生的。

辅音方面的演变包括:涉及 /v/ 和 /z/ 等浊擦音的音位对立变得更加明确。本族语的音变和法语借词都促使这些音的分布范围扩大。某些词首辅音连缀中,如今在大多数英语变体里不发音的辅音,当时往往仍然发音:knight 等词的拼写保留了早期辅音的证据,并非任意增添字母的结果。通常用 /x/ 和 /ç/ 等符号表示的软腭擦音和硬腭擦音,也仍存在于许多变体中。在乔叟的语言中,现代英语 time 和 house 的前身通常仍保留长单元音,而非如今的双元音。

发音重构依据的是几类相互独立的证据。押韵可以揭示诗人认为哪些词在语音上能够相押,而格律则可以表明某个音节是否能够读出。异体拼写、中世纪作者的描述、与亲属语言的比较,以及后世方言中的形式,也提供了额外线索。成书于12世纪晚期的《奥尔姆诗集》(Ormulum)尤其珍贵,因为作者采用了一套高度系统化的拼写方法,其中包括根据前一元音的长短来双写辅音字母。这些资料都不是中世纪言语的录音;重构所要寻找的,是最能综合解释这些证据的语音系统。

屈折系统的重组与句子语法

中古英语保留了日耳曼语族语言传承下来的语法框架,但屈折的复杂程度大幅降低。古英语名词区分若干种格,并分属多个变格类别。在中古英语时期,普通名词中的大多数格对立消失,复数词尾 -(e)s 则逐渐扩展,挤占了其他复数构成方式的使用范围。一些较古老的复数形式仍然保留下来,其中包括后来演变为 oxen、feet 和 children 的形式。所有格词尾 -(e)s 也得以保留,不过,它后来发展为现代英语所有格结构的过程还涉及其他句法变化。

形容词的屈折变化大幅减少,传承下来的语法性别系统也基本消失。古英语的一致关系将名词分为阳性、阴性和中性;而在中古英语中,代词的指称越来越多地依据自然性别或有生性。这一转变在不同文本中并不同步。人称代词保留的语法格区别比名词更多,保存了后来演变为 he/him 和 they/them 的形式对立。阴性主语形式 she 在这一时期出现,但其确切的语音来源仍有争议。定冠词的各种形式也逐渐归并为基本不变形的 the,取代了此前区别细密得多的变化范式。

动词形态发生了变化,但并未丧失所有传承下来的区别。强变化动词继续通过元音交替构成过去时,如后来演变为 sing–sang–sung 的形式所示,但许多动词转入了以齿音词尾构成过去时的弱变化类别。第三人称单数词尾 -eth 与北部的 -es 等词尾之间的使用比例随时间而变化。不定式词尾 -en 常被弱化或脱落,而过去分词则可能保留写作 y- 或 i- 的前缀。南部和中部地区以 -ing 结尾的分词形式,逐渐与北部 -and 等地域性形式展开竞争。这些变化相互交叠,却并非一次统一协调的改革。

在句法方面,随着传承下来的其他语序逐渐衰退,主语—动词—宾语语序变得更加普遍,但中古英语仍保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动词居第二位的模式在某些分句类型中继续存在,句首副词之后的倒装也仍然常见。介词及其他功能词开始承担原先由格词尾承担的作用,但不能简单地将语法变化解释为语序对形态变化流失的补偿。否定呼应现象十分普遍:两个或更多否定表达可以共同强化同一个否定意义。助动词 do 在中古英语晚期开始扩大使用范围,但它后来在疑问句和否定句中的强制性用法尚未确立。完成体和进行体结构也已存在,但其使用范围尚未完全达到现代对应结构的程度。

词汇、借词与构词

中古英语的词汇既保留了大量传承下来的核心词汇,也吸收了众多外来词。house(房屋)、bread(面包)、wife(妻子)、child(儿童)、come(来)和 go(去)等日常用词都沿袭自古英语。法语对政府、法律、战争、社会等级、时尚、烹饪和学术文化生活等领域的词汇贡献尤为显著。court(宫廷;法庭)、judge(法官)、prison(监狱)、army(军队)和 beauty(美)等词,体现了这种影响涉及的广泛领域。不过,借词并不限于专门术语;现存文献表明,源自法语的词汇已扩展到多种写作类型和社会活动中。

拉丁语词汇通过宗教、学术和行政等渠道进入英语,有些直接借入,有些则经由法语传入。由于中世纪法语和拉丁语在学术写作中联系密切,个别借词的直接来源有时很难确定。斯堪的纳维亚语借词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渗入了部分基本词汇:除第三人称复数代词外,take(拿取)、sky(天空)、egg(蛋)和 law(法律)都是常见的例子。这些代词源自斯堪的纳维亚语,尤其值得注意,因为与外来物品或制度的名称相比,语法词通常较少借自其他语言。尽管吸收了这些词,英语仍保留了大量原有的语法和核心词汇。

借词往往使意义相近的词语并存,而非立即取代原有的英语词。本族词 ask、源自法语的 question 和源自拉丁语的 interrogate,体现了后来语域差异背后的历史层次;不过,不应将这些词在当代的含义和联想原封不动地套用于中世纪的用法。同样,人们熟知的 cow(牛)等动物名称与 beef(牛肉)等肉类名称之间的对照,反映了不同的语言来源,却不足以完整解释中世纪的饮食习惯或社会分化。外来词进入英语后会发生语义变化,而与之竞争的本族词则可能出现词义缩小、扩大,或退出使用的情况。

本族语的复合构词和派生构词仍然具有能产性。后来演变为 -ness、-hood 和 -ful 的词尾继续用于构成新词,而 -ment 和 -able 等借入成分也逐渐突破原先所依附的法语词汇范围,用于其他词语。因此,一个词可以结合不同历史来源的成分,而使用者并不一定会将其中每个成分都视为外来成分。对中世纪借词数量的估计,取决于词典的收录范围、年代判定方法以及异体形式的处理方式。一个词首次出现于现存书面记录的时间,也只代表目前已知最早的文献用例,并不一定就是它进入口语的时间。

书写惯例、拼写与标准的萌芽

中古英语的正字法缺乏现代印刷英语所具有的统一规范,但也并非随意无章。个别抄写员及书写群体往往遵循着可辨识的惯例。同一个词可能因地区发音、抄写中心的习惯、所据底本的语言形式或字母使用惯例的变化,而呈现出差异很大的写法。即使在同一份手稿中,也可能出现变异。因此,现代版本若将拼写、大小写或标点统一规范化,就可能掩盖对语言分析具有重要意义的证据。

当时的字母系统既保留了英语原有的字符,也吸收了日益受到法语抄写惯例影响的用法。Thorn(þ)表示齿擦音,而 eth(ð)的使用在这一时期的早期逐渐减少。Yogh(ȝ)可根据语音环境表示不同的腭音、软腭音或滑音。Wynn(ƿ)则被 w 取代。受法语影响的拼写方式促使 qu 在古英语原用 cw 的位置上确立下来,也使 ch 成为 church 等词中塞擦音的写法。u 与 v、i 与 j 的历史用法,也不同于现代将它们视为完全独立字母的做法。

一些拼写变化受到手稿易读性的影响。在哥特体手写字体中,相邻的短竖笔画可能使含有 i、u、m 和 n 的字母组合难以辨认。传统上认为,come 和 love 等词中使用 o,部分与这些书写条件有关,不过各个词的拼写也有其各自的演变历史。缩写十分常见,在行政和宗教文本中尤其如此。分词书写和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不像现代英语那样规范,而标点往往反映的是修辞或诵读上的停顿,而非当今的句法规范。

从14世纪后期起,伦敦作为各地方言形式交汇之地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人口迁移、商业、政府活动和职业抄写员网络,都推动了适用范围更广的书写惯例的发展。“王室文书署标准”这一术语曾被用来指称15世纪行政文书中的某些用法,但关于王室文书署有意创立了一套统一而系统的标准的看法,仍存在争议。文学作品的流传和印刷术又进一步推动了书写形式的筛选与规范化。卡克斯顿及其后继者并未立即消除彼此竞争的拼写形式;早期印本仍保留了大量变异,而最终的标准语是通过多种过程的相互作用形成的,并非出自某个机构的一项决定。

文学与文献记录

留存至今的中古英语材料,在体裁、用途和语言形式上都极为多样。早期作品包括以韵文阐释福音书选读经文的《奥姆经释》(Ormulum),以及最初供女性隐修者使用的指南《女隐修士指南》(Ancrene Wisse)。拉亚蒙的《布鲁特史》(Brut)写于十三世纪初前后,改编自瓦斯的法语诗作所传述的不列颠历史。这些作品表明,尽管法语和拉丁语在文化领域占据强势地位,英语文学创作在诺曼征服后仍延续不绝。这些作品也保留了在词汇、格律和书面语言运用上显著不同的做法。

十四世纪后期的文学提供了这一时期篇幅最为宏大、艺术上最为复杂的一批语言材料。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主要创作于十四世纪八九十年代,广泛汲取了不同社会群体的语言和多种文学传统。威廉·兰格兰的《农夫皮尔斯》有数种主要文本版本传世,将宗教探索与对社会及制度的批判融为一体。《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仅存于一部中世纪手稿中,采用英格兰中部地区西北部的文学语言,并精心运用头韵。不能把这些作家视为同一种全国性文学方言的代表,仿佛他们彼此之间并无差别。

宗教散文极大拓展了英语书面表达的范围。十四世纪后期,威克里夫派通过多个译本和复杂的修订过程,将拉丁语《武加大译本》圣经译成英语。“威克里夫派”这一名称,并不能证明整项翻译工作都出自约翰·威克里夫本人之手。诺里奇的朱利安的著作,以及于十五世纪三十年代口述成书的《玛格丽·肯普之书》,为研究宗教虔修语言以及宗教体验如何通过文字呈现,提供了重要材料。布道文、圣徒传、教导性著作和连台剧,进一步表明以本土语言写成的宗教作品拥有多样的受众。

非文学文献提供了重要诗作无法提供的材料。帕斯顿家族书信大多写于十五世纪,揭示了家族事务、财产纠纷、政治联系和私人关系。请愿书、遗嘱、行会档案、食谱及医学汇编,则记录了专业词汇与实用写作。这些文献的价值,并不在于它们不经任何中介便重现了自然口语:即使是私人信件,也可能由他人代笔记录、誊抄,或受到惯用套语的塑造。文学作品中的对话同样经过构建。因此,解读这些材料有赖于文本批判,以及对作者、抄写员、藏书者和后世编者如何共同影响传世文本的理解。

学术研究、数字资源与尚待解答的问题

中古英语研究融合了语文学、写本研究、词典编纂学和语言学分析。19世纪的编校者使许多文本不再局限于写本馆藏,得以供更广泛的读者使用;成立于1864年的早期英语文本学会在出版原本缺乏易于获取版本的作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文本编校至今仍影响重大,因为同一部作品可能留存于多个差异显著的传本之中。底本的选择、缩写的展开、缺文的补入以及拼写的规范化,都会影响语法或文学研究所能利用的证据。因此,编校本是对写本证据作出论证后形成的呈现,而不是对写本的中性替代。

由密歇根大学编纂、于2001年完成纸质版出版的《中古英语词典》,是查考词汇、词义、词形及带有年代标注的引文的核心资源。其编排方式便于研究者考察一个词在不同文类和不同时期的使用范围。《牛津英语词典》则提供了更长时段的历史视角,与之互为补充。历史词典必须将各种拼写变体归入相应词条,并区分独立义项与语境带来的细微差别;这些判断需要分析,并非机械操作。新发现的写本证据还可能将某个词最早已知的见证年代向前推移,却不能据此确定该词实际产生的时刻。

语料库语言学使研究者能够利用规模大得多的材料考察语言变化。赫尔辛基语料库、宾夕法尼亚—赫尔辛基中古英语句法标注语料库等资源,使研究者可以按时期和文类比较选定的语言结构。数字化写本馆藏和电子方言地图集则让人们得以查阅普通编校本可能掩盖的拼写形式及其地理分布模式。不过,统计研究仍取决于样本的构成:如果一个语料库以宗教散文、某位作者的作品或某一抄写地区的文本为主,就不能理所当然地代表整个中世纪语言社群。

若干重大问题涉及语言内部变化、语言接触与社会传播各自发挥了多大作用。研究者仍在考察屈折变化消失的时间、源自斯堪的纳维亚语言的代词如何传播、伦敦用语与后来的标准英语之间有何关系,以及元音变化最早始于哪些地区。另一个长期存在的难题,是区分口语变化与书写变化:一种新拼写可能反映新的发音、借用的书写惯例,也可能是抄写员为迁就另一文本而作出的调整。要推进研究,就必须对照彼此独立的证据,包括写本地域归属、押韵、形态、文献史以及跨语料库呈现的规律,同时保留地域和年代上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使中古英语成为一种内部多样的历史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