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序是话语中词语及更大表达单位的线性排列方式。它是句法研究的核心课题,但对语序的解读也取决于语义学、语用学以及话语产生的具体情境。英语中的 The dog chased the cat(狗追猫)和 The cat chased the dog(猫追狗)包含相同的词,却通常描述不同的事件:词序一变,被理解为追逐者的动物也随之改变。在其他语言中,类似的重新排列可能不改变参与者的语法角色,而是改变强调的重点、话语的组织方式或文体效果。
语序这一概念并不局限于人们熟悉的语言分类,例如主语—动词—宾语型或主语—宾语—动词型。它还涵盖形容词、领属者、介置词、助动词、疑问成分和从句的位置,以及较长短语在排列顺序上受到的限制。有些语言在普通陈述句中有一种明显占优的排列方式;另一些语言则允许多种排列方式,具体采用哪种取决于语境。没有任何自然语言允许完全任意地排列词语,而不对语法或意义解读产生影响。
语序研究将个别语言的描写与语言类型学、语法结构理论、历史演变、语言加工和计算分析联系起来。充分的语序分析必须区分实际观察到的线性序列与其背后的结构关系,并认识到同一种语言在不同构式中可能呈现不同的语序模式。
单位、语法关系与线性序列
虽然“语序”一词让人想到单个的词,但许多重要的概括实际上涉及短语。在 The very old dog chased a small cat(那只很老的狗追赶一只小猫)中,相关的排列顺序是主语短语、动词、宾语短语,而不只是名词—动词—名词。每个短语内部也有自己的排列方式。句法成分是指在语法结构中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的单位;因此,成分序描述的是这些单位如何排列。移动整个名词短语,与调换其中词语的位置,有着根本的区别。
惯用符号 S、V 和 O 分别代表主语、动词和宾语。使用这些符号时需要谨慎,因为语法关系与语义角色并不完全对应。在 The window frightened the child(那扇窗户吓到了孩子)中,主语并不是有意实施动作的施事。在 The child was frightened by the dog(孩子被狗吓到了)中,主语对应的是受到事件影响的参与者。比较基本语序时,通常着重考察主语和宾语均显式出现的主动陈述及物小句,而不是把被动句、疑问句及其他构式混在一起分类。
跨语言比较还涉及另一个复杂因素:不同语言组织语法关系的方式并不相同。形态句法配列研究常常区分以下三者:A,即及物小句中较接近施事的论元;P,即其中较接近受事的论元;以及 S,即不及物小句中唯一的论元。这里的 S 比常见的 SOV 标记中的 S 具有更狭窄的技术含义。因此,在比较那些语法关系不符合常见欧洲语言范畴的语言时,A–V–P 这一描述可能比 SVO 更明确。这些标签是比较概念,并不意味着所有语言都具有相同的语法范畴。
线性先后顺序也必须与结构上的分组加以区分。Old men and women 既可以指年老的男性和年龄不明的女性,也可以指男性和女性全都年老。词语的顺序相同,但分组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解读。这是结构歧义的一种。反过来,不同的排列顺序也可以表达密切相关的结构关系,例如一个陈述句及其对应的疑问句,就可能把助动词放在不同的位置。
最后,语法上的顺序并不等同于文字所规定的书写顺序。从右向左和从左向右书写的文字,都可以用来记录句法模式相似的语言。空格、大小写和标点符号可以帮助读者识别结构,但并不能界定口语的语序。此外,书面上的“词”也并非在所有语言中都是界限清晰的单位:附着词、复合词和复杂动词形式在正字法上的边界,可能与其语法边界不同。
基本语序及其全球分布
S(主语)、V(动词)和 O(宾语)这三个不同的成分,在逻辑上有六种可能的排列方式:SOV、SVO、VSO、VOS、OVS 和 OSV。这六种排列都已被证实可作为语言的基本语序,但其分布极不均衡。日语和土耳其语是常见的 SOV 型语言;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属于 SVO 型;威尔士语和古典阿拉伯语则是 VSO 型的例子,不过具体语言也可能允许相当多的其他语序。马达加斯加语通常被归为 VOS 型,希卡里亚纳语被归为 OVS 型,而纳德布语则被描述为 OSV 型。
世界语言结构地图集中广泛使用的基本语序数据集收录了 1,377 种语言:其中 565 种被归为 SOV 型,488 种为 SVO 型,95 种为 VSO 型,25 种为 VOS 型,11 种为 OVS 型,4 种为 OSV 型,另有 189 种没有占主导地位的语序。这些数字反映的是特定样本和编码方法的结果,并非对世界所有语言的精确普查。亲缘相关的语言在统计上并不相互独立,而已有记录的语言在地理上的分布,也会影响各类语序呈现出的频率。尽管如此,SOV 和 SVO 占据优势,以及宾语先于主语的基本语序相对罕见,仍是可靠的研究结论。
基本语序不一定是唯一合乎语法的语序,也不一定是自然会话中最常见的排列。分析者通常考察的是:在语用中性、论元均为完整名词短语的分句中,哪种排列受到的限制最少。然而,会话中存在代词、论元省略、片段话语以及依赖语境的构式。因此,一种语言的基本语序可能是 SOV,但日常言语中完整的 SOV 序列却相对少见。使用频率、结构简明性和话语中性是相互关联却又彼此有别的标准。
有些语言很难用单一标签归类。德语在普通的主句陈述句中将限定动词置于第二位,但在由引导词引出的从句中,通常将其置于靠近句末的位置。另一些语言的主导语序则因论元是名词还是代词、动词是否及物,或分句是主句还是从句而异。因此,“没有占主导地位的语序”可能反映的是几种反复出现的模式,而非缺乏语法组织。
这种六分法也未涵盖分句的许多特征。它并不说明间接宾语出现在哪里、助动词如何与实义动词组合,也不说明主语是否必须表达出来。更完整的类型学概况会分别记录这些特征。两种同属 SVO 型的语言,在形容词位置、疑问句构成、论元省略以及嵌入分句的排列方式上,都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基本语序是开展语言比较的有用起点,而不是对一种语言的全面描述。
短语内部语序与类型学关联
动词与宾语的排列方式同其他语序偏好存在关联。其中一个核心概念是中心语方向性,即中心语相对于其依存成分的位置。动词可以视为动词短语的中心语,介词或后置词可以视为介词短语或后置词短语的中心语,名词则可以视为名词短语的中心语。在中心语前置的排列中,中心语位于补足语之前;在中心语后置的排列中,补足语位于中心语之前。这些描述涉及局部的结构关系,而非句子中每个词的位置。
日语体现了几种彼此协调的中心语后置模式。宾语通常位于动词之前,表示关系的助词位于名词短语之后,关系从句则位于其所修饰的名词之前。日语中相当于“太郎读过的书”的表达,会将相当于“太郎读过”的部分置于“书”之前。相比之下,英语将直接宾语置于动词之后,使用位于补足语之前的前置词,并将关系从句置于名词之后。不过,英语也将普通的定语形容词置于名词之前。因此,并非按照“中心语前置”这一标签的所有可能解释,英语都始终属于中心语前置型。
约瑟夫·H. 格林伯格于1963年发表的研究《语法的若干共性——特别论及有意义成分的顺序》,为考察这些关系确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框架。格林伯格以30种语言为样本,提出了涉及动词位置、前置词和后置词、属格成分、形容词及其他成分的关联。后来的研究大幅扩大了样本,并对相关论断作了细化。其中一个重要成果,是区分了没有例外的语言共性与统计倾向:许多语序关系体现的是强烈偏好,而非绝对要求。
其中一个尤为显著的关联是:宾语—动词语序与后置词相联系,动词—宾语语序则与前置词相联系。相比之下,形容词与名词的先后顺序较难直接根据动词与宾语的顺序来预测。罗曼语族语言通常采用SVO句序,同时有许多形容词位于名词之后;英语则将SVO句序与以名词前置定语形容词为主的模式结合起来。领属结构在同一种语言内部也可能有所不同:英语既有 the teacher’s book(老师的书),也有 the cover of the book(书的封面),二者的成分结构和使用限制各不相同。
对于这些关联,学界提出了几种解释。一致的中心语与依存成分排列方式可能有助于简化语言处理、促进学习,也可能反映出相关结构演变的历史来源。另一种可能是,不同的作用因素产生了相似的表层模式,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语法原则支配所有这些模式。因此,现代类型学研究在检验这些关联时,会控制语系亲缘关系和地理聚集的影响。在许多亲缘语言中发现的某种模式,可能是从共同祖语继承而来,而非同一倾向多次独立发展的结果。
固定性、灵活性与形态标记
不同语言对成分排列顺序的限制程度不同,但“固定”和“自由”只是一个连续统的两端。在普通肯定陈述句中,英语通常要求主语位于实义动词之前,而拉丁语则允许更广泛的排列方式。不过,即使在拉丁语中,语序的选择也受到构式类型、话语、节奏和词汇惯例的共同影响。某种排列即使在语法上成立,缺乏适当语境时也可能显得不寻常。因此,将一种语言描述为语序自由,并不意味着所有排列方式都同样常见,或可以相互替换。
语法格可以标明某些在其他语言中由语序标明的关系。在拉丁语中,puella puerum videt 和 puerum puella videt 都可以表示“女孩看见男孩”:主格形式 puella 标明主语,宾格形式 puerum 标明宾语。在英语中,将这两个名词短语的位置对调,通常就会使它们的角色互换。因此,格标记可以使某些语序变换更容易理解。动词及其他词上的一致关系标记可能提供额外线索,语义上的合理性和语境也会起作用。
丰富的屈折变化与灵活语序之间的关联,并不是一条没有例外的规律。格标记丰富的语言仍可能对语序有严格要求;格标记有限的语言也可能允许使用其他构式,通过助词、韵律或话语语境来维持原有的解读。形态标记的多少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名词短语是否与动词相邻、依存成分是否组成连续的成分,以及某种排列方式是否符合惯例,都很重要。
一种经常被讨论的过程是扰序,这个术语指论元及其他成分的某些重新排列现象,尤其见于日语和德语等语言。日语通常将主语置于宾语之前,并将两者都置于动词之前,但宾语也可以出现在主语之前,同时保留其宾语标记助词。对于特定的扰序模式究竟涉及从其他位置移位、由不同结构直接生成,还是在不同环境中采用不同机制,各种分析存在分歧。扰序对解读的影响也会随距离、韵律以及被重新排列的表达式类型而变化。
即使较大的短语可以相对自由地移动,短语内部的顺序仍可能十分固定。反过来,小句层面语序稳定的语言,也可能允许副词出现在多个位置。有些语言允许不连续的名词短语,其中修饰语与其所修饰的名词被其他成分隔开。这些事实说明,语序的灵活性必须针对不同构式分别衡量。有效的描述应当明确:哪些单位可以变换位置、它们可以出现在哪些位置、保留了哪些形态线索,以及每种排列在什么语境条件下是自然的。
信息结构、话题、焦点与韵律
许多语序变体最好从信息结构的角度来理解。信息结构指的是话语如何根据已经在讨论的内容和当前所作的陈述来组织。话题大致是话语所谈论的对象;焦点则标示与当前问题或某种对比尤其相关的内容。这些概念并不等同于主语和宾语。在 This book, Maya has already read(这本书,玛雅已经读过了)中,this book(这本书)是宾语,在此被解读为话题,而 Maya(玛雅)仍是后面分句的主语。
各种语言通过位置、助词和韵律的不同组合来表达这些区别。日语的 wa(は)标记话题或对比性表达,带有 wa 的短语不一定对应主语。在官话中,话题—述题结构可以把话语中已经确立的表达置于对其作出评述的分句之前。这类结构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仅以 SVO(主语—动词—宾语)来描述官话,会遗漏实际用法中的一些重要方面。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无需描述述题内部的语法关系。
一种常见的倾向是把已知信息或易于从语境中获取的信息置于新信息之前。这可能使主语与话题相重合,因为说话者常常先继续谈论已经确立的参与者,再引入新的动作或对象。但已知信息先于新信息并非普遍规律,而且会与其他原则相互竞争。对比性表达可能被前置;窄焦点信息可能占据动词前或动词后的特定位置;一种语言也可能倾向于把信息量最大的成分放在话语末尾附近。
语调既可以伴随语序调整,也可以减少调整语序的需要。英语无需改变词的排列,就能区分 MAYA bought the book(是玛雅买了那本书)和 Maya bought the BOOK(玛雅买的是那本书)。前者可能用于纠正买书者的身份,后者则可能用于指明买的是什么。在某些语言中,特定的焦点解读与位置的关联更强,类似的对比就可能涉及不同的排列方式。因此,没有重音标记或话语语境的书面例句,可能会掩盖表面上相当的语序之间的重要差异。
信息结构还与表达的长度相互作用。长短语或结构复杂的短语往往出现在短语较短的成分之后,这种倾向传统上称为尾重原则。英语允许使用 She explained to the students a problem that had puzzled researchers for decades(她向学生们解释了一个困扰研究人员数十年的问题)这样的句子,其中较长的直接宾语位于较短的介词短语之后。这并不意味着“新信息”“焦点”和“长成分”是可以互换的类别。它们在话语中往往相互关联,但每一项都能独立影响语序,而且在某个具体句子中,各自倾向的排列方式可能彼此冲突。
疑问句、从属结构与特定构式的语序模式
一种语言在普通陈述句中采用的语序,往往会在疑问句中发生变化。英语的是非问句通常将限定助动词置于主语之前:The child has arrived(孩子已经到了)变为 Has the child arrived?(孩子已经到了吗?)。如果没有合适的助动词,就会使用 do,例如 Did the child leave?(孩子离开了吗?)。主句中的特指问句通常将疑问短语置于句首,如 Which book did Maya read?(玛雅读了哪本书?)。这个例子中的宾语前置,并不意味着英语的基本语序是 OSV 或 OVS;它属于某一种特定的疑问构式。
另一些语言构成疑问句时,并不采用类似的前置手段。普通话的特指问句通常将疑问表达式保留在所问信息对应的位置上:“你买了什么?”就是询问某人买了什么的常规问法。日语也通常将疑问表达式保留在小句内部,并且可以在句末使用疑问助词。这些差异表明,表达疑问意义并不需要某种普遍存在、形式上可见的语序操作。各种语言还会结合使用疑问助词、语调曲线、特殊动词形式以及不同的成分排列方式。
德语和瑞典语体现了动词第二位语序:在普通陈述主句中,限定动词占据第二个成分的位置。“第二位”并不意味着书面上的第二个词。德语 Heute liest der Mann das Buch(今天,那个男人正在读这本书)以状语开头,随后是限定动词,再后是主语。由多个词组成的短语也可以占据同一个句首位置。在德语中,由从属连词引导的从句通常将限定动词置于句末,例如 weil der Mann das Buch liest(因为那个男人正在读这本书)。
否定、助动词构式和宾语类型还会带来其他语序差异。英语的 give Maya the book 和 give the book to Maya(把书给玛雅)意义相近,但结构和使用限制不同。在法语中,非重读宾语代词通常位于限定动词之前,而完整的名词短语宾语通常位于其后。被动构式会重组语法关系,并可能改变由哪个参与者占据通常的主语位置。因此,充分的分析需要区分语法功能的排列顺序与代词等特定类别的位置。
手语也有系统的成分语序模式,但其结构不能简化为像口语词语那样依次排列的序列。非手控特征包括面部和头部动作,可以标记话题、疑问以及小句边界。除线性语序外,空间指称和通过方向变化表达语法信息的动词也能用于识别参与者。在美国手语中,SVO 是一种常见的基本模式,而话题化及其他构式因素也允许采用别的语序。分析时必须将手部动作的先后顺序与同时表达的语法信息结合起来考察,而不能把其中任何一个通道单独视为整个句子。
研究历史与语法解释
对语序的思考远早于现代类型学。各类语法传统在描述格、一致关系和意义解读的同时,也描述了表达成分的位置。受拉丁语影响的欧洲语法往往将形态关系视为根本,并在一定程度上从修辞和文体的角度讨论语序选择。十九世纪比较语言研究的扩展,拓宽了所考察的语言范围;二十世纪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则日益重视分布,以及单个语言内部可观察模式的组织方式。
格林伯格于1963年发表的研究,使不同语序特征之间的相关性成为跨语言研究的核心。其重要性不仅在于统计主语、动词和宾语的六种排列方式,更在于通过明确且可检验的概括,将众多语序特征联系起来。此后的类型学研究扩大了语言样本,将特定语言的描写与跨语言比较范畴区分开来,并发展出将谱系传承与更广泛趋势加以区分的方法。大型数据库使研究者能够检验:某项提出的普遍规律,能否经受更广泛、更多样的证据的考验。
在生成语法中,语序通常通过层级结构以及联系不同位置的操作来解释。早期的转换分析区分了底层排列与转换所产生的序列。后来的管约理论和原则与参数理论,则探讨中心语方向等参数选择能否解释语言之间成组出现的差异。另一些理论路径则通过移位,从较为统一的结构推导出大量表层差异。这些理论主张的分歧,在于各自认定哪些性质具有普遍性,以及用哪些独立的诊断手段来论证某个没有语音实现的结构位置确实存在。
依存语法则主要将句法组织表示为中心语与依存成分之间的关系。无论主语和宾语出现在动词之前还是之后,动词都可以支配它们。这使依存关系能够与其线性实现方式区分开来。当语法上相联系的表达成分被插入其间的其他成分隔开时,交叉依存和不连续结构就成为重要的分析对象。依存分析与成分分析可以描述许多相同的事实,但二者组织结构解释的方式不同。
构式语法及基于约束的理论路径,重视特定的形式—意义配对或相互作用的限制条件。相关分析不必将所有表层差异都视为某个全局语序参数的结果,而可以具体说明疑问构式、话题构式或双及物模式如何组织其内部成分。功能解释则强调话语、加工、交际效率和历史发展。这些视角并不总是相互排斥:形式分析可以纳入信息结构,而基于使用的解释也仍须准确说明一种语言允许哪些语序。
历史演变与语言接触
语序模式通过构式的扩展、受限和重新解读而发生变化。一种语言并不一定会突然从一种内部一致的类型转变为另一种。某种替代语序可能先在含有代词的分句、特定话语语境或某类从属构式中变得常见。后来的几代使用者可能将其推广到更广的范围,或对其结构作出不同的分析。因此,历史语言学考察的是语序在不同时期的分布,而不是假定一个基本语序标签就能一概而论地概括每个阶段。
英语的历史展现了语序逐步重组的过程。古英语既允许宾语—动词排列,也允许动词—宾语排列,具体模式受分句类型、成分类型和动词位置的影响。许多主句还表现出类似动词第二位的特征,但并不像现代德语那样具有完全统一的模式。在中古英语时期,动词—宾语语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主语—动词—宾语也成为普通陈述句的常规模式。这一结果涉及多个相互作用的子系统的变化,而不是一种固定序列简单地取代另一种。
英语格屈折的衰减常被认为与语序作用的增强有关,但不应将这种关系视为自然而然的单向因果关系。语音弱化、格形式分布的变化、动词位置的演变、代词的分布模式以及话语惯例,在历史上交织发展。有些语序变化在形态上仍保留相当多区别时就已开始。反过来,语言也可以在保留格的同时,对成分位置形成严格限制。历史研究的任务是确定各项变化的先后顺序及其制约条件,而不是仅凭它们最终并存,就推导出完整的解释。
语言接触可以促进结构趋同。南亚诸语言虽然分属几个不同语系,却普遍采用主语—宾语—动词语序,并具有其他共同模式。除了继承和独立发展之外,接触也是造成这类区域相似性的一个可能因素。要证明语序变化由接触引起,需要历史证据和比较证据:仅仅地理相邻并不能证明存在借用。双语者可能在一种语言中复现另一种语言的模式,而反复使用则有助于确立某种构式,使其日后成为惯例。
语法化也能产生或重塑语序关系。例如,表示“背部”的名词可能演变为空间关系表达,同时保留其来源构式的特征。动词可以变成助动词,独立表达可以变成位置限制越来越严格的附着词。由此形成的语序可能保留早期结构的痕迹,即使使用者已不再以原来的方式分析它。这些演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单个语言往往会兼有多种模式,无法归入单一的中心语方向类型。
加工、学习与交际压力
听者和读者逐步加工话语,往往在句子尚未结束时就已开始理解其含义。语序决定了有关参与者、动作和结构的线索何时出现。在主宾谓(SOV)小句中,动词可能出现在两个主要论元之后;在谓主宾(VSO)小句中,动词则出现在它们之前。这两种模式都不存在先天缺陷。格标记、一致关系、语义预期和话语语境可以在动词出现之前提供信息,也可以弥补原本可能产生的歧义。
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方向考察了依存距离最小化。如果将存在语法关系的词表示为序列中相互连接的位置,那么相隔越远,维持或提取这种关系就可能越困难。总依存距离的一种简单度量为
其中, 是中心词与依存词配对的集合, 表示词的位置。与施加了适当约束的随机排列相比,自然语言句子的依存距离往往更短。基准的选择至关重要:随机化不能剔除过多语法属性,否则比较就会失去意义。
依存距离并不能完全解释语序。将可预测的信息提前,或将难以处理的短语后置,可能具有某些优势,而这些优势可能与缩短每一条依存关系的目标相冲突。研究还会考虑对后续词语的不确定性、记忆提取、言语产出规划以及信息性内容的分布。说话者可能先说出一个容易提取的简短表达,同时准备一个较长的短语。不同压力在中心词前置语言和中心词后置语言中可能有利于不同的排列方式,因此不能简单地假定所有语言都偏好“短的在前,长的在后”。
在语言习得中,儿童学习的是周围一种或多种语言的语序模式,而不是习得一种普遍的主谓宾(SVO)序列。早期话语较短,而且经常省略论元,因此,按照成人语言的基本语序进行分类,并不能完整描述早期语法。随着发展,儿童会将语序线索与格、一致关系、有生性、韵律以及反复出现的词汇框架结合起来。各种线索所占的相对权重,反映了它们在所学语言中的可靠程度。因此,要区分一般学习能力与某一种熟悉语言所特有的属性,跨语言比较至关重要。
第二语言习得经常涉及学习这些线索的新组合。学习者可能迁移自己熟悉的动词位置模式,或者即使格标记支持另一种分析,仍将第一个名词短语理解为主语。高阶学习还包括掌握制约不同语序选择的话语条件:知道两种序列都符合语法,并不意味着知道各自在何种情况下适用。因此,实验研究会区分语法性判断、即时理解、产出偏好以及对语境的敏感性,因为这些指标的发展速度可能各不相同。
证据、语料库方法与计算应用
可靠的语序描写需要综合多种证据。通过诱导获得的例句可以单独呈现某种对比,但一个脱离语境时被判断为可接受的句子,在实际使用中可能很少见,或需要特定语境。会话录音能呈现日常用法,但其中往往存在论元省略、话语修正和不完整的话语。叙事文本和书面散文能提供较长的分句,却也可能体现特定体裁的惯例。全面而均衡的描写应结合语法判断、话语语境和自然产生的语言材料,而不把任何一种来源视为其他来源的直接替代品。
语料库语言学使研究者能够在大规模文本或口语转写材料中测量语序偏好。研究者必须确定什么算作分句、如何识别主语和宾语,以及是否纳入代词、被动分句、并列结构或引语。统计所用的分母至关重要:只统计含有两个显性名词短语论元的分句,所得分布可能与统计所有分句时不同。跨语言比较还需要关注体裁、说话人群体、标注质量,以及论元显性表达频率的差异。
树库在语料库中加入句法标注,使按结构检索成为可能。通用依存项目提供跨语言共用的依存标注框架,同时允许保留各语言特有的区分。这类资源可用于研究动词与宾语的顺序、依存距离以及修饰语的位置。然而,标注决策本身就体现了特定的分析。自动句法分析所得的数据可能含有与不常见语序相关的错误,从而使某种语言显得比实际更有规律。因此,统计结论既取决于抽样,也取决于标注的可靠性。
语序在句法分析和翻译中也至关重要。即使相互关联的成分彼此分隔,句法分析器也必须确定哪些表达式在结构上属于同一单位。翻译系统往往需要调整短语顺序,而不是逐词替换:英语中位于名词之后的关系从句,在日语中可能对应于名词之前的关系从句;日语中位于句末的谓语,在英语中则可能需要移到更靠前的位置。早期的统计翻译系统会对这类调序进行显式建模;神经网络系统则通过对齐样例及更广泛的语言数据进行训练,学会其中的许多调序模式。
现代大语言模型能够复现大量语序模式,但预测成功本身并不能揭示系统究竟学到了怎样的语法解释。评估可以比较差异极小的序列,测试存在间隔短语时的一致关系,或考察训练材料中不常见的构式。跨语言覆盖仍然尤其重要,因为在英语主语—动词—宾语(SVO)句子上表现出色,并不能为模型是否掌握灵活语序、动词后置结构或手语的组织方式提供多少证据。方法论上的关键,是区分识别熟悉的序列、赋予正确的结构关系,以及在语境中恰当地理解该序列这三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