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曼·帕里(1902年6月23日—1935年12月3日)是美国古典学家,其研究改变了学界对荷马及史诗创作的认识。他通过系统分析《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反复出现的表达,提出荷马诗歌的语言形成于悠久的口头诗歌表演传统之中。此后,他对南斯拉夫史诗歌手开展田野调查,为理解长篇诗歌如何在不借助文字的情况下创作出来提供了比较材料。阿尔伯特·洛德延续了他的研究,这些研究成为口头程式理论的基础。
生平与教育
帕里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曾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随后,他前往巴黎攻读博士学位。语言学家安托万·梅耶强调语言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对帕里研究荷马诗歌用语的方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8年,帕里在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主论文《荷马诗歌中的传统修饰语:荷马文体问题研究》(L’Épithète traditionnelle dans Homère: Essai sur un problème de style homérique)探讨了传统描述性表达与荷马诗歌结构之间的关系。另一篇配套论文则考察了史诗用语中的格律适应问题。
帕里在德雷克大学任教后,于1929年加入哈佛大学。在哈佛期间,他的研究日益将古希腊诗歌分析与对现存口头传统的观察联系起来。
帕里在洛杉矶因枪伤去世,年仅33岁,官方认定其死于意外。他的学术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在身后随着研究成果的出版和进一步发展而形成的。
荷马诗歌的程式与传统用语
帕里最初的贡献涉及荷马诗歌的语言,尤其是反复出现的人名与描述性修饰语的组合。通常译作“捷足的阿喀琉斯”或“玫瑰指的黎明女神”之类的表达,早已被视为荷马风格的典型特征。帕里证明,这些表达的分布与诗歌格律密切相关,不能仅凭其描述内容与具体段落的关联来解释。
荷马史诗采用扬抑抑格六音步。运用这种格律创作的歌手,需要能够契合诗行中特定位置的表达。帕里将程式定义为:在相同格律条件下,经常用于表达某一基本观念的一组词语。因此,程式化表达是创作诗行时可供利用的实用资源。
他的分析强调了两种相互关联的特性:
- **扩展性:**传统体系能够为不同的语法形式和格律位置提供相应表达。
- **经济性:**在他所研究的体系中,意义相同、格律值也相同的替代表达相对有限。
这两种特性共同表明,荷马诗歌拥有一种高度发达的诗歌语言,是在世代反复使用中塑造而成的。某个传统修饰语之所以被选用,可能是因为它契合诗行,即使其字面上的描述意义与当下情节并无特别密切的联系。
这并不意味着荷马诗歌用语在艺术上毫无意义。相反,帕里改变了阐释这些用语所需立足的层面:个别表达属于一套传承下来的创作体系,而不只是某位逐行写作的作者所使用的词汇。
从传统风格到口头创作
帕里早期的研究确立了荷马诗歌语言的传统性质。他后来的研究进一步提出,这种语言特别适合口头程式化创作,即在表演过程中创作。
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口头创作的史诗未必是逐字背诵的固定文本。歌手可以借助程式、熟悉的故事模式和习得的技巧,在表演过程中创作诗歌。不同场次的表演在措辞、篇幅和细节上可能有所不同,但仍可被辨认为同一首歌的不同版本。
这一模式为探讨荷马问题提供了新路径。荷马问题涉及荷马史诗的作者、统一性和流传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此前的争论往往将“出自一位富有创造力的诗人之手”的观点,与将史诗视为若干独立作品汇编而成的理论对立起来。帕里说明了传统资源与个人诗才如何能够共存:歌手既可以继承一套创作语言,又可以运用它呈现独具特色的表演。
仅凭他的研究成果,尚无法确切判定现存荷马文本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被记录成文的。
南斯拉夫田野调查
为了研究仍在实践中的口头史诗传统,帕里于1933年及1934—1935年两度前往南斯拉夫开展调查。洛德在后一次考察中担任他的助手。他们与当地合作者一起录制表演、收集口述记录的文本,并就学习、记忆和歌曲创作等问题访谈歌手。
这些歌手演唱南斯拉夫英雄叙事诗,常用一种名为古斯莱琴的弓弦乐器为自己伴奏。他们的实践表明,篇幅漫长、格律严整的叙事作品可以不依赖书面底本而创作出来。
其中一位尤为重要的歌手是阿夫多·梅杰多维奇,他的长篇演唱展示了口头史诗传统所能达到的规模与灵活性。对不同表演的比较表明,歌手可以在大幅改变具体措辞的同时,保持叙事本身的同一性。
这些录音还使研究者得以考察程式、叙事扩展与表演条件之间的关系。帕里的研究方法不再把变异仅仅视为记忆失误,而是将其视为创作过程正在展开的证据。
南斯拉夫史诗是一种比较研究的参照,而非古希腊表演传统的直接遗存。两种传统在语言、格律、历史和社会环境上的差异,使二者无法简单等同。
著述与学术遗产
帕里生前发表了多项有关荷马风格的重要研究,包括他的法文博士论文,以及探讨口头诗歌创作技巧的文章。1971年,他的儿子亚当·帕里编成《荷马诗歌的创作:米尔曼·帕里论文集》,将他的主要著述以英文汇集出版。
考察期间收集的录音和文本构成了哈佛大学米尔曼·帕里口头文学馆藏的核心。这些材料不仅保存了有关诗歌创作的证据,也记录了表演者、演唱曲目及表演情境。
洛德继续开展比较研究,并在《故事的歌手》(1960年)中对这一研究作出了影响最为深远的系统论述。他进一步探讨了程式、反复出现的叙事主题与歌手训练之间的关系。由此形成的研究方向影响了文学批评、民俗学和口头传统研究,其中包括对《贝奥武甫》等作品的研究。
局限与持续争论
帕里对荷马诗歌用语系统性的论证,至今仍具有根本意义,但在讨论其历史意涵时,需要作出若干区分。
程式化语言并非判定某一段落是否出自口头创作的绝对可靠标准:书面创作者可以采用传统程式,而源于口头表演的文本也可能经过书面修订。同样,传承性表达的存在,并不能确定某位诗人对诗歌结构或意义作出了多大贡献。
学者们还区分了短语在创作中的实用功能与其在叙事中的作用。一个修饰语可以在满足格律需要的同时,因其所处位置或反复出现而获得特定意义。
口头表演与现存书面史诗之间的确切关系,仍有争议。帕里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解释此类诗歌如何得以创作的模式,但并未最终确定它们在何种情境下被定型为文本,也没有解决荷马历史身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