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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问题

荷马问题探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归属、口头起源、创作过程及文本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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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问题是一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涉及荷马的身份、《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的作者归属及创作过程,以及这两部诗作如何形成其传世面貌。它探讨两部史诗是否出自同一位诗人,传承下来的素材如何参与作品的形成,以及口头演述与书写、文本流传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它并非一个能够得到定论的单一问题,而是一个持续发展的研究领域,涉及文学批评、历史语言学、考古学以及口头传统的比较研究。

范围与核心问题

荷马问题包含几个可以区分的议题:

  • **历史身份:**荷马是否确有其人?关于此人,有哪些事实可以确定?
  • 作者归属:《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由同一位诗人、不同诗人创作的,还是经过数代演述者的参与而形成的?
  • **创作过程:**这两部诗作是否从一开始就基本按照完整统一的作品来构思,抑或由较短的歌篇汇编而成,或是在反复扩充与重新创作中逐渐发展而成?
  • **口头性与书写:**它们是在演述过程中创作的,由诗人口述、书记员记录的,直接以文字写成的,还是以上述若干方式结合而成的?
  • **文本定型:**不断变化的演述版本和书面抄本,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成为相对稳定的文本的?

这些问题未必有相同的答案。一部诗作可以大量取材于集体传统,同时又体现出某位创作者个人的组织安排。同样,将两部史诗归于不同诗人,也不意味着其中任何一部就是缺乏连贯性的汇编。

特洛伊战争是否真实发生过,是一个相关但独立的问题。有关特洛伊青铜时代聚落及其毁坏的考古证据,无法证明史诗由谁创作,也不能确定某些情节是否保留了历史事件的记忆。

古代的研究与认识

在古希腊,荷马被广泛视为具有权威地位的诗人,但关于他的出生地、生活年代和生平,各种传说差异很大。现存古代传记包含传奇性材料,不能提供可靠的同时代记录。人们熟悉的荷马形象——一位四处漂泊的盲歌手——属于这一传记传统,而非经过独立证据证实的历史事实。

古代读者也对荷马究竟创作了哪些作品存在争议。在不同时期,除两大史诗之外,还有其他作品被归于荷马名下,不过这些归属往往受到质疑。一些古代批评家被称为 chorizontes,即“分离派”,他们主张《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出自不同作者。另一些人则认为,两部作品的差异源于同一位诗人不同的人生阶段。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强调荷马对情节行动的组织,将他视为构建史诗情节的典范。这为后世论证作品的艺术统一性提供了颇具影响的依据。

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化时期学者,尤其是泽诺多托斯、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和阿里斯塔科斯,曾比较不同文本的读法、考察语言用法,并质疑某些诗行的真实性。他们的工作属于文本批判的历史,不过,其研究并不等同于现代围绕集体创作展开的争论。古代的批评意见,有一部分通过随中世纪手稿一同流传的注释保存下来。

现代争论的兴起

近代早期的学者日益质疑:史诗是否可能产生于传统说法所设想的条件之下。由此逐渐形成了一项重要区分:一方面是作为独立文学作者的荷马,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名称的“荷马”,它与一套不断发展的英雄歌唱作品相联系。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在《荷马导论》(1795年)中,为现代争论提出了具有奠基意义的论述。他认为,这些诗作经历了漫长的口头流传,才获得人们熟悉的书面形式。他对这一过程的重构,挑战了这样一种假设:读者手中的完整史诗是由一位诗人写成的。

沃尔夫的论证部分依赖于对早期希腊文字普及与使用情况的假设,而后来的证据使这些假设受到质疑。尽管如此,他的研究仍使诗作的历史发展成为一个核心学术问题。问题不再仅仅是荷马是否存在,而是篇幅宏大的史诗如何从传承下来的歌篇以及不断变化的保存方式中形成。

分析派与统一派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讨论往往围绕分析派与统一派的对立展开。这两个名称涵盖了多种立场,并不代表两个内部完全一致的学派。

分析派的研究方法

分析派学者试图从传世诗作中辨认较早的组成部分和后来的增补。他们所依据的证据包括明显的矛盾、重复的情节、人物刻画的变化、语言差异,以及被认为打断情节进展的段落。

一些人提出,史诗由原本相互独立的歌篇组合而成。另一些人则主张,较短的核心诗篇经过了多次扩充。各种重构方案差异很大:即使学者一致认为某个段落似乎存在问题,也未必会对其年代、作者或它在诗作发展过程中的位置达成一致。

一个始终存在的困难是,大多数假定的早期版本并无传世抄本。因此,这类重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对诗歌何为连贯、何为恰当的判断。

统一派的研究方法

统一派强调宏观构思、主题整合以及各情节之间的功能联系。他们认为,重复或表面上的不一致可能服务于艺术目的,而不一定表明作品出自不同作者。

例如,《伊利亚特》围绕阿喀琉斯的愤怒及其后果,组织起一个广阔的英雄世界。《奥德赛》则将奥德修斯的归乡、忒勒马科斯的成长和伊塔卡的危机协调起来。这类结构为贯穿全篇的创作规划提供了证据,但仅凭这些结构,尚不能确定这种规划是借助书写还是口头技巧完成的。

随着学者日益注意区分传承素材与某一部传世诗作的组织安排,分析派与统一派之间的对立不再那么绝对。

口头程式研究

米尔曼·帕里和阿尔伯特·洛德研究了长篇史诗如何能够在不依赖书写的情况下创作出来,从而改变了这场争论。帕里考察了荷马诗歌用语与扬抑抑格六音步之间的系统关系,尤其关注适用于特定格律条件的反复用语。

帕里和洛德还研究了南斯拉夫口头歌手。他们的演述表明,长篇叙事可以通过传统创作技巧生成,而不必逐字背诵某个固定原本。洛德在《故事的歌手》(1960年)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些研究的比较意义。

口头程式理论解释了歌手如何在演述过程中,借助程式、反复出现的场景和传承下来的叙事模式进行创作。程式并不只是重复的短语:按照帕里的经典定义,它是在相近的格律条件下,经常用来表达某一特定基本观念的用语。

这一研究方法改变了人们对重复现象的解释。反复出现的描写、讲话、宴饮、抵达和披甲场景,可以是口头程式化创作的资源,而不只是草率抄写或机械汇编的证据。传统语言能够支持创造力,而非排斥创造力。

不过,比较证据也有其局限。记录下来的南斯拉夫演述并不能直接证明古风时期希腊的实际做法。此外,即使能够证明荷马诗歌用语是在口头传统中发展起来的,也无法据此确切判定传世史诗是如何创作或最初如何记录成文的。

书写、演述与文本定型

希腊字母形成于公元前八世纪,与学者经常提出的荷马史诗形成时期大致重合。然而,文字已经可供使用,并不能证明它在史诗创作中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

以下几种模式仍具有影响力:

  • **口述记录:**一位技艺成熟的歌手演述出一个规模宏大的版本,由书记员记录下来。
  • **借助书写创作:**诗人在运用传承下来的口头技巧的同时,利用书写来组织或修改作品。
  • **逐渐定型:**诗作通过反复演述不断发展,其措辞和结构随时间推移而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而非通过一次记录便固定下来。

这些模式关注证据的不同方面,在具体细节上也不总是相互排斥。

古代记载将荷马诗歌的整理或搜集,与公元前六世纪雅典的庇西特拉图及其家族联系起来。所谓“庇西特拉图校订本”的历史依据及整理范围仍存在争议;这些记载并不能确凿证明,史诗是在当时才首次汇编而成的。

现存纸草文献和手稿显示,文本措辞存在差异,某些早期文本见证中的诗行有无及排列次序也有所不同。这类证据表明,流传过程并非完全一致。但它们不能证明每一种异文都代表一次独立的口头演述。抄写、编订干预和学者校正也会影响文本。

每部史诗被划分为二十四卷,是其流传史和编订史的一部分,不能作为判断最初创作情况的可靠证据。

证据及其局限

语言与格律

荷马史诗语言融合了与不同希腊方言及不同时期相关的形式。它是一种专门的诗歌语言,而不是对某一时某一地日常口语的直接记录。这种层累特征支持其背后存在悠久传统的看法,但不能自动将某一种语言形式归于某一位不同的作者。

格律有时保留着较早发音的痕迹。这些特征有助于揭示诗歌表达的历史,却不能为整部诗作提供确切年代。

物质文化

史诗中出现了与不同历史时期相关的器物和习俗。有些细节能在青铜时代找到对应,另一些则反映了较晚时期希腊的情况。这种混合现象,与传承传统不断为新受众调整的过程相吻合,但史诗描写并不是一份按年代排列的清单,不能据此可靠地析出每一个创作层次。

叙事结构与相关传统

对叙事组织的研究,会考察反复出现的母题、场景之间的呼应、伏笔以及延宕后的解决。这些特征可能显示出精心的构思,同时也不与传统创作方式相矛盾。

另一种通常被称为新分析法的研究路径,考察荷马史诗情节与其他英雄故事的关系,其中包括与史诗集成相关的材料。由于许多相关作品仅以残篇或梗概传世,其依存关系和年代先后往往难以确定。相似之处可能反映的是共同传统,而不是直接借用了某一部书面诗作。

共识与持续存在的分歧

学界普遍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产生于悠久的希腊英雄诗歌传统,其用语深受口头创作实践的塑造。古代传记传统无法可靠地确定荷马的身份,而传世文本则反映了演述、抄写和编订的历史过程。

除此之外,仍有重大分歧。学者们对创作年代、两部史诗是否出自同一位主要创作者、传世作品的整体结构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个人规划,以及书写何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都持有不同看法。程式化语言不能证明集体创作,正如艺术统一性不能证明作品是以书写方式创作的。核心的方法论问题在于:必须区分证据能够确立哪些关于诗歌传统的认识,又能够确立哪些关于具体创作者和文本特定阶段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