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是亚里士多德探讨诗歌作品,尤其是悲剧和史诗的本质、结构及其效果的论著。该书写于公元前四世纪,是现存最早以诗歌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古希腊系统性论著。它所讨论的“诗”并非现代意义上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亚里士多德考察的是如何通过戏剧表演或叙述来构建所再现的行动。他的核心关切包括:什么使情节连贯,发现与突转如何发挥作用,以及为何对苦难的再现能够带来一种独特的快感。
现存的《诗学》篇幅短小,行文凝练,有时难以理解。它将分类、历史考察、创作建议与对具体作品的细致分析融为一体。其中的概念——尤其是摹仿或再现、情节的首要地位、可然性与必然性,以及净化——成为文学批评的基础术语。不过,后来许多被冠以“亚里士多德式”之名的规则,其实出自后世注释者的发挥,并非这部论著本身明文提出的规范。
《诗学》通过希腊文抄本和中世纪译本流传至今,而有关该书曾进一步讨论喜剧的证据,则引出了对已佚内容的种种疑问。在阿拉伯哲学、文艺复兴时期的注释、欧洲戏剧理论以及现代叙事研究中,这部著作不断被接受和阐释,其论点的含义与适用范围也随之屡经变化。
思想背景、范围与结构
亚里士多德生于公元前384年,卒于公元前322年。他的哲学是在与古希腊思想文化的持续对话中发展起来的。《诗学》所属的一系列著作,通过辨明各种人类活动的对象、构成要素、目的以及各自的成功标准,对这些活动展开研究。本书的确切成书时间尚不明确。尽管人们常将它与亚里士多德成熟时期的教学联系起来,却无法确切地将其归于某一年,也不能将它视为现代意义上为出版而精心定稿的书籍。
本书的希腊文标题 Peri poiētikēs,大意是“论诗歌创作的艺术”。其词根 poiēsis 意为制作或生产。因此,亚里士多德并不只是将诗人看作受灵感驱使的言说者,而是将其视为构造可理解作品的创作者。诗歌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其原理可以加以探究,不过本书也承认天赋、情感感受力以及察觉事物间相似之处的特殊能力所起的作用。这种着重解释原理的取向,使它有别于主要讲授正确格律或文辞修饰的手册。
一个重要的思想背景,是柏拉图尤其在《理想国》中提出的诗歌批判。柏拉图质疑模仿性诗歌的真实性、教育价值及其对情感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并未将《诗学》写成一篇从头至尾直接反驳柏拉图的论述,但他的阐释改变了讨论的基本框架。再现被视为一种与学习相关的人类自然活动,而诗歌也获得了与其自身目的相适应的评价标准。悲剧带来的愉悦,并不只因其中涉及痛苦的情感就遭到否定。
全书通常分为二十六章,这种划分源于其编订历史,未必出自亚里士多德的原始安排。第一至第五章对诗歌艺术加以分类,并概述其发展。第六章界定悲剧,指出其主要构成要素。第七至第十四章集中讨论情节以及悲剧效果的产生;第十五至第十八章讨论性格、发现与创作实践。第十九至第二十二章讨论思想和言辞,第二十三至第二十四章讨论史诗的构造,第二十五章讨论批评中的疑难问题,第二十六章则比较悲剧与史诗的优劣。这些划分有助于把握全书,但随着论证展开,有些主题会反复出现。
现存文本多次默认读者熟悉某些戏剧、诗歌和论争,而这些材料如今已有部分失传。有些例子可以与完整传世的作品对照核查;另一些则仅保存了已佚戏剧的名称或梗概。书中的历史论断,也须与经独立考证确立的事实区分开来。例如,亚里士多德对悲剧发展历程的重构,反映的是公元前四世纪人们对戏剧起源的认识,不能直接视为对其发展各阶段均准确无误的记录。他的论述尤为珍贵,因为它既包含一般性的理论探讨,也体现出对当时文学与表演文化的细致了解,而这种文化留存至今的材料已远不如当时丰富。
模仿、学习与诗艺的区分
开篇各章的核心概念是模仿,通常译作“模仿”或“再现”。这两个译法都不足以涵盖其全部含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并非仅仅是对可见外观的摹写:行动、性情、节奏以及人类行为的模式,也都可以成为再现的对象。因此,即使情节中的事件纯属虚构,悲剧情节仍然具有模仿性质。关键在于,它是否将行动者的行动呈现为一个可以理解的序列,而不在于它是否像纪实记录那样忠于某件真实发生的事。
亚里士多德从三个方面区分模仿艺术:媒介、对象和方式。媒介包括语言、节奏和音乐组织形式,既可单独使用,也可结合使用。对象的区别取决于所再现的行动者属于何种类型:作品中的人物可以比日常生活中所见的人更好、更坏,或与之相当。方式则涉及再现如何呈现。诗人可以叙述,可以借所扮演的人物身份发言,也可以直接呈现人物的行动。这些区分跨越了现代人所熟悉的文学、音乐与舞蹈之间的界限。
这一分析也对仅凭格律界定诗歌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亚里士多德指出,荷马与恩培多克勒除了都使用韵文之外,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与其说后者是诗人,不如说他是自然哲学家。反过来,某些散文作品也具有模仿性质,尽管希腊语中尚无一个通行的名称,能将它们与韵文叙事和戏剧一并涵盖。因此,一部作品是否属于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从事的活动,而不只是语言是否按格律组织起来。
在第4章中,亚里士多德将诗的起源与两种自然倾向联系起来:人从童年起就从事模仿,并且会从再现中获得愉悦。这种愉悦具有认知层面。即使图像描绘的是令人不快的事物,观看者也可能欣赏其准确的描绘,因为辨认出它所再现的对象本身就能带来满足。这并不意味着,面对艺术时的每一种反应都是冷静超然的理智推断。这里要确立的是,再现能够改变人对其对象的体验:接触被再现的事物,并不等同于接触事物本身。
第9章对诗与历史的区分进一步展开了这一论点。历史陈述已经发生的事,诗则再现依照或然性或必然性可能发生的事。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更具哲学意味,也更着眼于普遍性。这并不是说诗人应当舍弃具体的人物和情境。戏剧行动完全可以保持高度的具体性,同时揭示某一类人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会说什么、做什么。反过来,一连串真实发生的事件,也不会仅仅因为符合事实就成为结构严整的情节。
这些原则赋予诗的虚构以有限的自主性。诗人不必照搬现实,但虚构也并非不受约束。或然性、内在连贯性,以及作品特有的效果,构成了评判的标准。亚里士多德在后文中宁可选择可信的不可能之事,而不选择不可信的可能之事,便说明了这一点:艺术上的可信性关乎再现的组织方式,而不只是某个孤立事件在抽象意义上是否可能发生。
情节、因果统一、突转与发现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情节——即 mythos,指事件的安排——是悲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悲剧摹仿的是行动与生活,而不只是若干个人品质的集合。性格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行动者会以特定方式行事;但一部戏剧的成败,主要取决于其中事件的组织方式。亚里士多德将情节称为悲剧的“灵魂”,这一醒目的说法表达了情节在解释悲剧时的首要地位,并不意味着优秀戏剧中没有人物刻画。
完整的行动有开端、中段和结尾。这些术语指的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不仅仅是文本的起始、居中和末尾部分。开端本身不必是所摹仿行动中某一先前事件的必然结果,但其他事件会自然地由它而生。中段既承接前事,又引出后事。结尾由先前的事件发展而来,同时使整个事件序列归于完整。这在创作上的实际含义是:情节既不应随意开始,也不应任意终止。
同样,统一性取决于行动,而不是某一位主人公的生平。一个人可能经历许多互不相关的事情,但这些事情并不因此就构成一个连贯的情节。亚里士多德赞扬荷马选取了统一的行动,而没有试图叙述与特洛伊战争或奥德修斯有关的一切。判断某个部分是否真正属于整体结构,标准在于:将其删去或移位,是否会破坏整体。相应地,如果情节中的事件只是接连发生,彼此之间没有或然或必然的联系,这种片段式情节就是有缺陷的。
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简单情节与复杂情节。两者都包含连贯的命运变化,但复杂情节还包含突转、发现与认知,或兼而有之。突转是行动转向与原先相反的方向,而这一转变由此前的事件引发。发现则是从无知转向知晓,并由此改变相关人物之间的关系。二者结合得最有力的情形,是新的认识与境遇的逆转同时产生于同一戏剧发展过程。
他所举的典范是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一名信使到来,本想让俄狄浦斯不再为自己的身世担忧,但他带来的消息反而促成了俄狄浦斯真实身份的揭露。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令观众惊讶,更在于这种事与愿违的结果源自行动中已经确立的情境。当意外揭示出一种事后回顾便能理解的联系时,它的力量就更强。
亚里士多德还将苦难,即 pathos,界定为具有毁灭性或造成痛苦的事件,如死亡、肉体上的剧痛或受伤。在他对创作实践的论述中,“纠葛”从先前的情境和逐步展开的行动,一直延伸到命运发生变化的节点;“解结”则从这一变化延伸到结局。这些区分描述的是结构功能,而不是固定的幕数。《诗学》也不要求每一个成功的故事都遵循背景交代、行动上升、高潮、结局这一标准化顺序。后世的此类图式或许借用了亚里士多德的术语,却也加入了额外的假定。
悲剧人物、过失、情感与净化
第6章将悲剧定义为对严肃、完整且具有适当规模的行动的摹仿,以经过修饰的语言呈现,通过行动而非叙述,并借助怜悯与恐惧实现对这类情感的净化(katharsis)。这一定义中几乎每个重要术语都引发过争论。“严肃”关乎行动的重要性,而非自始至终庄严肃穆的基调。“规模”意味着足以展现一种可被理解的命运转变的篇幅与范围,而不仅是作品的物理长度或场面的宏大程度。
亚里士多德理想中的悲剧主人公,既不是德行卓绝之人,也不是十恶不赦之徒。在他的分析中,至善之人的败落不能引发恰当结合的怜悯与恐惧;极恶之人受到惩罚,或许能满足正义感,却不能激起悲剧所特有的反应。最能产生悲剧效果的情形,是一个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人,由于某种过失(hamartia)而陷入不幸。这个词可以指差错或失误,不应直接等同于某种恒久的“悲剧性格缺陷”。
Hamartia 的性质至今仍有争议,因为文本并未提供一套适用于所有悲剧情节的完整道德责任理论。过失可能涉及无知、判断错误,或应受责备的行为,却不因此使主人公成为一个彻底邪恶的人。俄狄浦斯之所以在这一讨论中居于核心地位,恰恰是因为他的行动、认知、意图与责任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将他的故事归结为骄傲之类的单一心理缺陷,可能会遮蔽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因果结构。
人物塑造也有自身的要求。亚里士多德要求人物善良、得当、逼真且前后一致;即使人物本身反复无常,对其刻画也应保持一致。这些范畴反映了古代社会的观念,其中包括对女性和奴隶的等级化评判。不应不加说明地将它们改写为现代的平等主义原则。同时,这里的“善良”并不等于超乎常人的道德完美。性格通过选择——即一个人追求什么、回避什么——显现,而非通过剧中人物的每一句话显现。
怜悯针对的是不应遭受的苦难,而恐惧则源于意识到受难者与自己在某些相关方面具有相似之处。亚里士多德尤其重视亲密关系中的暴力或暴力威胁。仇敌之间的杀戮,未必具有母亲伤害孩子或兄弟手足相残那样的情感力量。他还区分了几种情形:行动者明知彼此关系而行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行动、事后才认清关系,以及在完成行为之前认清关系。他的评判比较了这些不同安排在情感效果和结构上的可能性。
净化的含义,是这部论著中最著名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传世文本在悲剧的定义中使用了这一术语,却没有给出足以确定其含义的明确解释。主要的解释包括:情感的宣泄或舒缓,情感反应的纯化或恰当调节,以及在认知层面对情感及其对象的澄清。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具有净化作用的音乐的讨论,是重要的比较材料,但如何将其应用于悲剧,仍有赖于诠释。
较为明确的是,悲剧的快感应当产生于行动的组织方式。亚里士多德区分了怜悯与恐惧所带来的恰当快感,以及仅凭怪异或耸人听闻的景象制造的效果。悲剧并非不加区分地使苦难变得令人愉悦,而是构建一种摹仿,使痛苦事件成为人们从情感和认知两个层面有条理地加以关注的对象。
言辞、思想、音乐与戏剧演出
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包含六个性质要素:情节、性格、思想、言辞、歌曲和场面。这并不是剧本创作中依次进行的六个阶段,而是分析悲剧的六个方面。情节涉及事件的安排;性格揭示人物的选择与倾向;思想涵盖说话者所论证或断言的内容;言辞关乎语言表达;歌曲增添音乐上的铺陈;场面则构成演出中可见的部分。
对思想的讨论相对简短,因为亚里士多德将其系统研究的大部分内容归入修辞学。剧中人物可以通过言语证明或反驳命题、激发情感,或夸大和缩小事态的重要性。这些功能与公众演说者的活动相似,但其在戏剧中的作用取决于行动与情境。一段台词即使在修辞上十分出色,也未必能有效地服务于整部戏剧。这一区分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主张:所表现的行动,比孤立地炫示语言技巧更为重要。
对言辞的探讨则更为详尽,也更具技术性。亚里士多德从言语单位和词语类型谈起,进而讨论诗歌风格的特质。语言应当清晰,却不流于平庸。日常词汇有助于理解,不常见的词语、用法的引申以及比喻性表达则可以提升格调。这两种倾向都可能走向极端:几乎全由日常词语构成的文风可能显得平淡无奇,而堆砌陌生的表达形式又可能使语言晦涩难懂,甚至如同谜语。
隐喻在这一论述中占有特殊地位。亚里士多德以名称的转用来界定隐喻,区分了从属到种、从种到属、从种到种的转用,以及基于类比的转用。在类比隐喻中,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被映射到另两个事物之间的相似关系上。构思出色隐喻的能力有赖于察觉相似之处,不能简化为机械地遵循规则。他对这种创造性感知的认可,说明不能简单地把《诗学》视为一本纯粹程式化的手册。
亚里士多德将歌曲视为悲剧的重要修饰手段,但现存论述涉及的音乐细节,比现代读者可能预期的要少。在他的历史叙述中,埃斯库罗斯将演员人数从一人增至两人,并降低了歌队的重要性;索福克勒斯则增加了第三名演员,并引入布景绘画。这些说法属于他对悲剧发展历程的重构。在关于创作的建议中,他主张古希腊戏剧歌队应当作为整体行动的一部分发挥作用,而不应仅仅提供可以随意替换的歌曲。
对于场面的论述呈现出一种表面上的张力。亚里士多德承认场面具有感染情感的力量,却认为它与诗人独有技艺的联系最为薄弱,因为只要行动构造得当,通过聆听或阅读也能领会其戏剧效果。舞台机械、服装、身段和视觉安排所涉及的技艺,都超出了诗歌创作的范围。但这并不意味着演出无关紧要。例如,他在批评过度表演时,就将表演者的习惯与剧作本身的质量区分开来。他的论证是在辨明哪些因素由诗人掌控,而非否认悲剧属于戏剧。
史诗、喜剧与现存论述的范围
史诗与悲剧在许多基本原则上相通,因为二者都通过语言摹仿严肃的行动,都要求情节连贯。因此,亚里士多德将统一性、完整性和适当篇幅的要求同样用于史诗创作。他批评那种试图将庞大而联系松散的一连串历史事件或神话故事写成一首诗的做法。荷马堪称典范,因为《伊利亚特》与《奥德赛》都对行动进行了选择和组织,而不是简单地罗列有关英雄的一切现成材料。
这两种形式也存在重要差异。史诗采用叙述方式,主要使用单一格律;悲剧则直接呈现人物的行动,并结合念白与歌唱。叙述使史诗能够表现发生在不同地点的事件,容纳更加多样的插曲。只要整体仍然清晰可解,其规模就可以更大。亚里士多德认为,史诗惯用的格律——扬抑抑格六音步——尤其适合其庄严的风格和广泛的措辞范围。
史诗在表现奇异之事和不合情理的内容时,也有更大的余地,因为叙述者所讲述的事件,不一定像舞台演出那样受到观众即时的审视。不过,亚里士多德并不因此允许作品毫无节制地违背条理。不合情理的因素最好置于核心行动之外,而不应成为推动情节所必需的条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荷马的技巧之一,就在于通过富有说服力的叙述和精心安排的推断过程,使受众接受超乎寻常的事件。
最后一章对史诗和悲剧进行了比较,而不是仅仅将它们归为彼此独立、不可比较的类别。亚里士多德从几个方面论证悲剧更为优越:它拥有史诗所具备的表现手段,又增添了音乐和舞台景观;无论通过阅读还是演出,都能产生应有的效果;而且能实现更为集中的统一性。针对悲剧因演员动作夸张而显得庸俗的指责,他将表演上的缺陷与这种诗歌形式本身的表现能力区分开来。因此,这一比较所关注的是:哪一种形式能够更有效地实现二者共同的诗艺目的。
现存文本对喜剧的讨论少得多。亚里士多德将喜剧描述为对比一般人更差的人的摹仿,但并非摹仿他们的一切恶行。可笑之物是丑的一种,涉及某种不会带来痛苦或毁灭的错误或丑陋;他所举的例子是喜剧面具。他也承认,喜剧早期发展的历史较难确知,因为它起初并未像悲剧那样,在制度上受到郑重对待。
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相关提及,以及古代书目方面的证据,都支持这样一种看法:现存作品并未保存原计划中关于诗艺的全部论述,因此学界普遍推断,曾有一部分关于喜剧的论述已经失传。但其确切篇幅与内容已无法可靠地复原。《科伊斯林论稿》是一篇概述喜剧类别的简短手稿文本,有时被认为保存了最终源自亚里士多德喜剧理论的材料,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仍有争议。不能径直将它当作失而复得的《诗学》第二卷刊印。
手稿、译本与中世纪的流传
《诗学》历经希腊文抄传及向其他语言的翻译,通过复杂的流传过程才到达后世读者手中。其句法凝练、术语专门,行文间又偶有突兀的转折,因此,即便措辞确凿无疑,理解起来仍有困难。在另一些地方,异文以及疑似讹误也会影响诠释。因此,应当区分传世文本与任何一个具体译本,因为对个别希腊词语的不同处理,足以显著改变文本所呈现的理论面貌。
一份重要的希腊文传本是中世纪手稿“巴黎希腊文抄本1741号”(Parisinus graecus 1741),一般认为抄写于10或11世纪。其他传本也有助于厘定文本,其中包括一份曾属里卡尔迪藏书、现藏于佛罗伦萨美第奇—劳伦齐亚纳图书馆的手稿。现代编者会对这些材料进行比勘,而不会认定年代最早或内容最完整的手稿在所有段落中都必然正确。经由译本形成的间接传承同样具有价值,因为译文可能保留某些证据,反映如今已经散佚的希腊文底本中的异文。
阿拉伯语传承以叙利亚语译本为中介发展起来。10世纪上半叶,阿布·比什尔·马塔·伊本·尤努斯将这部著作从叙利亚语译为阿拉伯语。希腊的戏剧制度,以及悲剧、喜剧这两种体裁,都无法与这些译者和注释者所熟悉的文学实践直接对应。因此,由此形成的诠释并非只是将希腊术语原封不动地转入另一种语言,而是把诗性话语置于对人类言说进行哲学与逻辑分类的框架之中。
阿维森纳生于980年,卒于1037年,他在自己的哲学体系内讨论诗学,强调诗歌能够生成想象性的表象,并对心灵产生影响。阿威罗伊生于1126年,卒于1198年,著有《〈诗学〉中篇评注》。他将悲剧和喜剧分别与赞颂和贬斥联系起来;这种颇具影响的转化,是由接受过程中的语言和文学环境塑造的。这些著作是《诗学》流传史上的重要环节,不能仅仅视为后来欧洲式理解的不完善替代品。
1256年,德意志人赫尔曼将阿威罗伊的评注译为拉丁语,使西欧读者得以接触这种经由中介形成的阐释。1278年,穆尔贝克的威廉直接从希腊文译出了拉丁文本。但这一译本的出现,并未立即使《诗学》获得它在文艺复兴时期将享有的显著地位。中世纪各地接触这部著作的机会并不均等,它在哲学课程中的地位,也不同于后来在戏剧批评中占据的核心位置。
希腊学研究的发展与印刷术的普及改变了《诗学》的传播状况。乔治奥·瓦拉的拉丁语译本于1498年问世,希腊文文本则于1508年收入阿尔杜斯版《希腊修辞学家文集》付印。亚历山德罗·德·帕齐的拉丁语译本于1536年出版,成为另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这些版本与译本推动了细致的评注工作,也使诠释上的分歧更加显著。《诗学》成为语文学重建对象的同时,剧作家和批评家也日益将其视为创作方面的权威。
文艺复兴时期的规则、现代批评与持续的争论
16世纪的意大利注释家使《诗学》成为欧洲文学理论的重要参照。弗朗切斯科·罗博尔泰洛的注释于1548年问世,此后,温琴佐·马吉与巴尔托洛梅奥·隆巴尔迪、彼得罗·韦托里以及卢多维科·卡斯特尔韦特罗也相继发表了重要论述。他们既阐释文本,也就当时的体裁、演出条件、观众的理解能力以及艺术规则的正当性展开讨论。他们之间的分歧表明,文艺复兴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从来不是一套单一、统一的学说。
所谓的“三一律”最清楚地体现了亚里士多德本人的论述与后世规则化阐释之间的区别。行动统一在《诗学》中有坚实的依据。时间统一则源自亚里士多德的一项观察:悲剧通常力求将时间限制在太阳运行一周左右,而史诗不受同样的限制。现存《诗学》并未规定地点统一。注释家们,尤其是卡斯特尔韦特罗在1570年的阐释中,依据有关演出和观众所能信服的情境的论证,加强了对戏剧时间与地点的限制。
这些解释影响了17世纪的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及其批评论争。在对高乃依和让·拉辛等剧作家作品的评价中,三一律成为衡量作品是否合乎规范、是否具有逼真性的重要标准。然而,戏剧实践与理论论证并不总是一致,对立双方都可能援引亚里士多德。他的权威往往通过注释、翻译和制度性期待发挥作用,而不意味着人们直接认同希腊文原典中的每一句话。
18世纪,戈特霍尔德·埃弗拉伊姆·莱辛在1767至1769年间发表的《汉堡剧评》中,借助亚里士多德反驳他认为错误的法国式解读。他尤其重视怜悯与恐惧,并重新考察了悲剧效果与形式规则之间的关系。19世纪的论争日益关注净化问题,其中包括雅各布·伯奈斯颇具影响的观点:从带有医学色彩的角度,将净化解释为情感的疏解。这类解释将关注点从约束剧作家的规则,转向观众内心发生的过程。
20世纪的学术研究从语文学、哲学以及叙事形式理论等角度考察这部著作。以R. S. 克兰等人为代表的芝加哥批评家,发展出明确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方法,用以研究文学作品的构造与效果。关于叙事的结构性研究以及叙事学,也从亚里士多德对先后次序、因果联系、发现与突转的区分中找到了有益的先例,尽管这些研究的方法和前提并不与他的完全相同。编剧手册和有关电影的讨论至今仍在使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而且常将其与原著并未规定的分幕结构结合起来。
若干阐释问题至今仍然重要。学者们对《诗学》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政治学著作的关系究竟有多密切,其主要目的究竟是描述性的还是规范性的,以及相较于作为可理解结构的情节,应当赋予戏剧演出多大分量,仍有分歧。这部著作在论述对象上的选择性同样值得注意:抒情表达、集体仪式、即兴创作,以及许多后世或非希腊体裁,在其中并未占据它们在一般性世界文学理论中应有的位置。将其与味论等传统相比较,可以揭示对审美情感的不同解释,但并不能据此认定二者的概念可以互换。
因此,当代援引亚里士多德时,必须留意所提论断适用的层次。对情节的因果性解释,可以成为富有启发性的分析工具,却不必因此上升为适用于一切艺术作品的普遍法则。公元前4世纪受到赞扬的某种悲剧模式,可以描述一种特定的艺术成就,却不意味着片段式、开放式或刻意不连贯的形式因此失去价值。这些经久不息的争论,不仅关乎亚里士多德写了什么,也关乎一种立足于特定历史条件的分析,何时才能合理地用作对诗艺创作的一般性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