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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拉辛

让·拉辛是法国剧作家,其诗体悲剧将毁灭性的激情、政治依附与道德冲突置于古典主义戏剧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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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拉辛(1639—1699)是法国剧作家、诗人,以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创作的悲剧最为著名。他与皮埃尔·高乃依、莫里哀并列,在法国戏剧史上占据核心地位。他的主要作品包括《安德洛玛克》《不列颠尼古斯》《贝蕾妮丝》《伊菲革涅亚》和《费德尔》,将高度集中的戏剧情节与对欲望、嫉妒、依附和罪疚格外深入的刻画融为一体。他创作并流传至今的剧作共有十二部,其中十一部为悲剧,一部为喜剧。

拉辛的独特成就,在于使一个看似局限的戏剧世界充满剧烈的动荡。他笔下的人物通常是统治者、王室亲属、俘虏或即将缔结婚姻的人,他们的私人情感与王位继承、战争及政治合法性等问题密不可分。在法国古典主义的形式约束之内,一则死讯、一次被打断的表白,或统治者情感的变化,都足以改变权力的平衡。他的生涯还将几个往往被分开看待的机构与领域联系在一起:商业剧场、王室赞助体系、波尔罗亚尔宗教团体,以及圣西尔的教育机构。这些联系既塑造了他的创作,也影响了后世对其作品的解读。

童年、波尔罗亚尔与古典教育

拉辛于1639年12月出生在巴黎东北部的拉费泰米隆,并于12月22日受洗。他幼年时父母便相继去世,此后由亲属抚养。通过家人的关系,尤其是祖母和一位出家为修女的姑母,他与波尔罗亚尔修道院建立了联系。这座修道院及其附属学校是17世纪法国宗教研究与论争的重要中心。拉辛在这里接受的教育,加上在博韦的求学经历和后来在巴黎的学习,为他的戏剧生涯奠定了语言基础。

波尔罗亚尔与詹森主义关系密切。詹森主义是天主教内部的一股思潮,强调人类因原罪而堕落的处境,以及上帝恩典的不可或缺。其信奉者尤其推崇奥古斯丁的思想,反对他们认为过于宽纵的道德神学。波尔罗亚尔所属的学校既重视宗教纪律,又对语言和古典文献给予格外细致的教学指导。在这一环境中任教和治学的人包括克洛德·朗斯洛与皮埃尔·尼科尔。拉辛对希腊语的掌握尤为重要:许多法国剧作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拉丁语译本或近代改编本,而他却能直接研读希腊悲剧。

通过所受的教育,拉辛接触到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以及更广泛的古典传统,并将它们视为鲜活的文学资源,而不只是提供典范故事的素材库。欧里庇得斯对他尤为重要,因为其剧作展现了英雄人物如何承受反复无常的情绪、相互冲突的责任以及神祇敌意所带来的压力。拉辛后来在《安德洛玛克》《伊菲革涅亚》和《费德尔》中改编了欧里庇得斯的素材,但并未机械地照搬古代戏剧。他调整了人物的家庭关系、动机和结局,使之适合法国观众的期待,并契合五幕话剧的表现形式。

这种宗教教育与拉辛的戏剧志业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与波尔罗亚尔有关的道德论者不信任戏剧,既因为表演涉及扮演他人,也因为戏剧娱乐可能激起它所表现的激情。然而,拉辛仍在巴黎萌生了文学抱负。他为庆祝路易十四于1660年成婚而创作的颂诗《塞纳河仙女》,属于公共庆典与赞助文化的世界,而非宗教隐修的天地。1661至1662年间,他曾旅居于泽斯,一位亲属在那里设法帮助他获得一份教会俸禄,但这并未使他走上神职道路。

拉辛后来与尼科尔的公开争论,使这一冲突显露无遗。1666年,他以一封措辞尖锐的论战书信,回应针对文学创作者的攻击。这一事件表明,他投身职业戏剧界并不仅仅意味着改换职业,还意味着他必须反抗那个塑造了自己思想生活的群体。他最终与波尔罗亚尔和解,但这并未抹去此前的决裂;若将他始终视为某一种宗教教义直接而一贯的表达者,就会忽略其创作生涯中的变化。

初入剧坛与职业竞争

拉辛现存的第一部悲剧《忒拜城,或敌对的兄弟》于1664年由莫里哀剧团在巴黎皇家宫殿剧院上演。该剧讲述俄狄浦斯的两个儿子厄忒俄克勒斯与波吕涅刻斯之间毁灭性的争斗。尽管它比拉辛的成熟作品更接近传统悲剧的惯例,却已将亲情与政治权威置于相互毁灭的关系之中。这次演出使这位年轻作者得以进入巴黎最重要的剧团之一;在当时的巴黎,文学声誉既有赖于作品出版,也有赖于舞台演出。

《亚历山大大帝》随后于1665年上演。在该剧由莫里哀剧团首轮演出期间,拉辛又安排以擅演悲剧著称的勃艮第公馆剧团上演此剧,而后者正是莫里哀剧团的竞争对手。这次转交演出造成了他与莫里哀之间长期的决裂,也显示出剧院与剧团在实际运作中的重要性:剧作家需要在声音表现力和情感表达上胜任角色的演员,剧团需要有吸引力的新作,而作者则力求选择最有助于确立自身声誉的演出场所。因此,不能仅仅将拉辛的创作生涯看作一系列脱离这些职业关系的文本。

1667年,《安德洛玛克》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首演演员包括饰演女主角的泰蕾兹·迪帕克,而该剧获得的反响确立了拉辛作为高乃依主要竞争对手的地位。这场竞争既涉及文学上的代际更替,也体现了对悲剧何以伟大的不同期待。高乃依的作品以非凡的意志行动、英雄式的自我确立,以及难以兼顾的责任之间的冲突著称。拉辛则越来越多地描写这样的人物:他们明白自身的困境,却无法使情感、判断与行动彼此协调。这一区分有助于理解二者,但两位剧作家的作品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强与弱的对立。

拉辛唯一的喜剧《诉讼狂》于1668年问世。该剧取材于阿里斯托芬的《马蜂》,通过一位无法停止断案的法官、一个被诉讼狂热搅得不得安宁的家庭,以及一场审判狗的滑稽庭审,讽刺了沉迷诉讼的行为。剧中机敏的语言、对社会的观察与荒诞的舞台情境相结合,表明拉辛的才华并不局限于悲剧心理描写。然而,他并未将喜剧作为另一条创作道路持续探索。此后的声誉,仍主要建立在严肃戏剧之上。

成功也有赖于权贵赞助与文化机构的认可。拉辛积极结交有影响力的作家和宫廷人士,其中包括尼古拉·布瓦洛;布瓦洛主张文学创作应严守法度,与拉辛自身的创作实践相互呼应。1673年,拉辛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这类认可并未消除竞争带来的压力。他为剧作撰写的序言回应批评,解释对原始素材所作的改动,并为自己对悲剧可信性的理解辩护。这些序言并非中立的创作指南,而是他介入竞争激烈的文学场域的方式;在这个场域中,一场成功的首演之后,仍可能接踵而来有关道德、历史准确性与艺术正当性的争论。

囚禁与舍弃:《安德洛玛克》与《贝蕾妮丝》

《安德洛玛克》将特洛伊战争的余波转化为一套不对等的情感关系。俄瑞斯忒斯爱着赫尔米奥涅;赫尔米奥涅爱着皮洛士;皮洛士渴望得到安德洛玛克;安德洛玛克则始终忠于赫克托耳的亡灵。这一连串关系并不只是一幅单相思的图谱。每一份情感依恋都牵涉不同形式的权力。俄瑞斯忒斯以希腊使者的身份到来,赫尔米奥涅是墨涅拉俄斯的女儿,也是皮洛士的未婚妻;皮洛士掌握着俘虏们的生死,而安德洛玛克最关切的,则是保护儿子阿斯提阿纳克斯。

拉辛取材于欧里庇得斯、维吉尔以及更广泛的特洛伊叙事传统,同时对传承下来的素材作了大幅重组。尤其是让阿斯提阿纳克斯存活下来,使他得以通过一个脆弱的孩子,将特洛伊命脉的延续搬上舞台。皮洛士以安德洛玛克答应嫁给自己为条件,才肯保护这个男孩。因此,乍看之下像是恋人的恳求,实则也是一种胁迫。安德洛玛克的反复权衡,涉及对死者的忠贞、对生者的责任,以及屈从于敌人的危险——这个敌人的欲望已成了政治工具。

灾难在一道道命令中逐步酿成,而这些命令又无法与催生它们的情绪截然分开。赫尔米奥涅催促俄瑞斯忒斯杀死皮洛士,却在事成之后否认自己对这桩杀戮的责任。俄瑞斯忒斯发现,即使做了对方要求他做的事,也无法赢得自己为之行动的那份爱情。他最终的精神崩溃,揭示了人物自身的意图与他人赋予行动结果的意义之间的距离。与此同时,安德洛玛克在灾难中幸存,并凭借与遇害国王的婚姻获得权位。因此,幸存并不等于情感上的解脱,也不意味着一切重归完好。

1670年首演的《贝蕾妮丝》,则进行了一场几乎截然相反的戏剧实验。其核心情境是罗马皇帝提图斯与贝蕾妮丝的分离:他深爱着她,但若要娶她,就必须面对罗马人对异国女王的反对。同样爱着贝蕾妮丝的安条克使这段关系更为复杂,却没有成为暴力阴谋的推手。拉辛在著名的序言中主张,悲剧不一定需要流血或死亡:情节的重大、激情的力量,以及结局引发的悲伤,便足以构成悲剧。

全剧的推进,主要围绕得知、拖延、宣告并最终接受分离这一过程展开。提图斯拥有皇权,却无法凭借这种权力消除自身选择的政治含义。贝蕾妮丝起初将他的犹豫理解为爱情仍能获胜的证据;随着言语与宽慰一次次失效,她才逐渐认清现实。高乃依的《提图斯与贝蕾妮丝》也在同年上演,使这一题材成为两位剧作家之间一个引人注目的比较焦点。拉辛的版本之所以有力,在于舍弃之后并无胜利作为补偿:人物依然活着,但他们曾经憧憬的未来已不再可能。

帝王家室与政治暴力

1669年,拉辛以《布里塔尼库斯》转向罗马历史,描写尼禄统治的早期。他主要取材于塔西佗,展现了这位皇帝逐渐显露的暴君倾向开始冲破约束的时刻。克劳狄乌斯之子布里塔尼库斯仍是皇位的潜在竞争者。尼禄的母亲阿格里皮娜则认为,自己扶助儿子登基的功劳理应使她继续保有影响力。布鲁斯的劝谏旨在促使尼禄有所节制,纳尔西斯却煽动猜忌与暴力。尼禄强行掳走布里塔尼库斯所爱的朱妮娅,使皇权直接侵入了私人情感的领域。

这部剧最能揭示其内在运作机制的手法之一,是监视。尼禄逼迫朱妮娅冷言对待布里塔尼库斯,自己则躲在暗处窥视。因此,她的话同时说给两个人听,却要服务于彼此冲突的目的:她必须以此保护布里塔尼库斯免遭尼禄毒手,却又不可避免地伤害了他。这一情境赋予了戏剧反讽以政治形态。观众明白,正是朱妮娅所受的胁迫,使布里塔尼库斯无法正确理解她。语言变得不可信,并非因为说话者缺乏真诚,而是因为凌驾于其上的权力控制着真诚得以表达的条件。

1672年问世的《巴雅泽》将背景从古罗马转移到了奥斯曼皇室。它所描写的时代相对较近:剧情围绕穆拉德四世统治时期一场经过虚构的宫廷危机展开。苏丹虽不在场,其权威却通过命令、信使以及随时可能归来的威胁作用于舞台。在他离宫期间掌管宫廷的罗克珊,想要嫁给苏丹的弟弟巴雅泽。巴雅泽爱的是阿塔莉德,而维齐尔阿科马则试图利用这场危机更换君主。

这出悲剧的关键,在于爱情表白的真假难辨。巴雅泽对罗克珊表面上的顺从,与求生的需要纠缠在一起;阿塔莉德则难以忍受这场本为挽救他而设的骗局。一封私信最终帮助揭露了谨慎言辞所掩盖的真相。拉辛由此将封闭的宫廷塑造成一个私人情感不断被转化为政治证据的场所。他的描写反映的是十七世纪法国人对奥斯曼宫廷生活的想象,而非对奥斯曼制度的如实呈现。尽管如此,这一背景使他得以借助不同于希腊、罗马题材的情节,探究受托行使的权力、王位继承与禁锢等问题。

《米特里达特》于1673年首演,以抵抗罗马为背景,围绕本都国王及其两个儿子克西法雷斯和法尔纳斯展开。米特里达特死亡的误报,使原本受压抑的野心与情感浮出水面,而他的归来又将这一切揭露无遗。莫妮姆对克西法雷斯的爱,与国王娶她为妻的意图发生冲突;两个儿子之间的分歧,也涉及他们对罗马势力的不同态度。国王以精心设计的伪装试探他人,然而由此探得的实情反而加深了他自己的痛苦。在这三部剧中,家室并不是远离政治的私人避难所,而是政治暴力借以运作的主要制度之一。

牺牲、承袭的罪责与《费德尔》

《伊菲革涅亚》于1674年在凡尔赛宫上演。开场时,希腊舰队受阻于奥利斯,无法启航前往特洛伊。阿伽门农得知,诸神要求他献祭女儿伊菲革涅亚。这一处境使统帅职责、父亲的义务、对神意的服从与个人野心发生了直接冲突。阿伽门农试图逃避这一要求,却一再引发新的危险;与此同时,克吕泰涅斯特拉和阿喀琉斯奋力反抗,不愿让伊菲革涅亚成为众人取得成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拉辛改编了欧里庇得斯的作品,但引入了女俘厄里菲勒这一人物,从而改变了结局:她隐而未明的身份最终表明,她才是命定的祭品。拉辛在序言中说明了这一异说的古代文献依据。这种安排使他既不必在舞台上呈现女主人公被杀,也不必依靠动物奇迹般地替代她受祭来收场。厄里菲勒并非仅仅是解决情节难题的手段:她不明的身世、被俘的遭遇和嫉妒之情,共同构成了她遭受排斥的个人经历。最后的身份揭示将献祭的要求转移到她身上,解决了眼前的危机,却没有使这个要求献祭的世界显得全然公正、毫无疑义。

《费德尔》于1677年以《费德尔与希波吕托斯》为题首次上演,将拉辛对禁忌欲望的探索推向了最为凝练的境界。其主要古代素材来源是欧里庇得斯的《希波吕托斯》和塞内加的《费德拉》。忒修斯的妻子费德尔爱上了继子希波吕托斯,并将这份激情视为一种家族承袭的苦难,与维纳斯对她家族的敌意相连。拉辛也赋予希波吕托斯一段属于他自己的爱情:他爱上了阿里西娅,而她出身于政治上的敌对家族,使两人的关系困难重重。

忒修斯已死的误报,为费德尔表白心迹创造了条件。他意外归来,又使这番表白成为必须掩盖的危险。费德尔的乳母兼心腹俄诺涅指控希波吕托斯企图侵犯继母;忒修斯则祈求海神尼普顿惩罚自己的儿子。导致灾难的行动并非全都由费德尔发起,但她的迟疑与嫉妒阻碍了真相得到及时澄清。拉辛将责任分置于不同人物身上,使罪责层层累积,而无法归结为某个人自由选择犯下的一项罪行。

剧作的结尾将真相的揭露与挽救悲剧区分开来。希波吕托斯的清白直到他死后才为人所知;他的死亡经过,则由忒拉墨涅长篇叙述海怪出现及致命的战车倾覆事故来交代。费德尔服毒后坦白了一切。她最后虽还原了真相,却无法挽回迟迟不开口所造成的后果。尽管这部悲剧使用了污秽、命运与神祇迫害等语汇,它也着重展现了人的言语所产生的实际影响:指控、沉默、轻信与坦白,都会改变他人所能知晓的事情与能够采取的行动。该剧问世之初,遭遇了尼古拉·普拉东同名剧作《费德尔与希波吕托斯》的竞争,以及有组织的文坛敌对活动,反响因而颇为复杂;但后来,它成为拉辛在国际上最广为人知的作品。

戏剧结构、诗体与言语的作用

拉辛成熟期的悲剧通常采用五幕结构,人物不多,场景范围狭小,剧情集中在大约一天之内。这些惯例属于古典主义关于戏剧“三一律”的讨论,其权威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联系——不过,有时对古代文本的引申超出了原文所能支持的范围。拉辛以限制为手段,增强戏剧张力。他从危机的后期切入,让战争、婚姻、囚禁或王朝争斗的漫长历史,压在寥寥几场交锋之上,而这些交锋的后果已无法再推迟。

他最具代表性的诗体是亚历山大诗体,即每行十二音节的法语诗,通常以居中的行中停顿划分节奏,并以两行一组的形式押韵。这种格律结构带来平衡感和表面上的节制,但句法与戏剧张力又不断扰动着这种平衡。问句、中断的陈述、反复出现的人名、称呼的变化,以及跨行延续的句子,使诗句能够在不放弃形式规范的同时呈现冲突。这与英语无韵诗带来的感受不同:音节格律、押韵,以及支配哑音 e 发音的惯例,共同构成了诗句的节奏流动。

拉辛的用词往往平易而凝练,并不刻意追求华丽。表示看见、爱恋、恐惧、死亡、统治和回忆的词语,在不断变化的情境中反复出现,由此积聚力量。一句看似直白的宣言,可能因听者的身份、说出的时机,或说话者隐藏的意图而变得复杂。代词与称谓以极为简练的方式,确立人物之间的疏离、依附或亲密关系。因此,这并不只是用诗意的语言描写心理。语言本身就在实施臣服、反抗、胁迫以及试图自制的行为。

心腹人物在这一体系中至关重要。俄诺涅、《贝蕾妮丝》中的波利娜,以及《不列颠尼库斯》中的布鲁斯等人物,都是统治者与恋人的倾诉对象,使他们能够吐露无法公开言说的心事。然而,心腹并非只是向观众传递信息。他们会提出行动方案、误解动机、维护制度所要求的义务,有时还会作出导致灾难性后果的干预。《费德尔》中俄诺涅的指控,是一条更普遍原则的极端体现:次要人物的言语,有助于决定主角可以作出哪些选择。

肢体暴力通常发生在台下,再通过叙述带入剧情。这种做法体现了古典主义的“得体原则”(bienséance),但同时也赋予叙述以积极的戏剧功能。忒拉墨涅对希波吕托斯之死的讲述改变了忒修斯的认识,也迫使观众面对一个如今已无法阻止的事件。同样,拉辛对“可信性”(vraisemblance)的运用,也不等同于对历史事实的严格准确再现。即使题材来自传说,戏剧行动在动机和先后关联上也必须显得可信。各篇序言反复显示,他不断在忠实于原始材料、满足观众期待,以及遵循某部剧作的内在必然性之间寻求平衡。

宫廷任职与圣经题材戏剧

1677年,拉辛与卡特琳·德·罗马内结婚,并与布瓦洛一同出任王室史官。这些变化发生之际,他持续为商业剧院创作剧本的生涯也告结束。如果仅将这一转变归因于他突然皈依宗教,或仅视为他对围绕《费德尔》的争议所作的反应,都会造成误解。婚姻、经济保障、宫廷任职、与宗教界故交的和解,以及新官职带来的职责要求,共同构成了他生活境况的变化。

身为史官,拉辛的职责是记录并颂扬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功业。他出入宫廷,随国王出征,进入了一个以觐见机会、君主恩宠与效力王室为仕途关键的世界。他并未停止文学活动,但其创作已不再围绕定期为巴黎舞台推出一部新悲剧来安排。因此,传世剧作仅代表他文字工作的一部分;书信、宗教著述与官修史书的撰写,同样属于他晚年的事业。

拉辛通过曼特农夫人与圣西尔的圣路易王家女子学校重返戏剧创作。该校创办于1686年,旨在教育家境贫寒的贵族少女。曼特农夫人希望找到适合学生演出的作品。1689年在该校上演的《以斯帖》,取材于《圣经》中犹太王后拯救族人、使他们免遭哈曼灭绝计划迫害的故事。作品将诗体对白与让-巴蒂斯特·莫罗谱曲的合唱相结合。由女学生担任演员、以教育为目的,使这次演出有别于一般商业剧院的首演,而王室成员的莅临又赋予了它非同寻常的声望。

《阿塔莉》于1691年在圣西尔首次演出,演出受到的限制更为严格。该剧讲述篡位女王亚他利雅被推翻、幼童约阿施重登王位的故事。大祭司耶何耶大将孩子藏在圣殿中,保全了大卫的血脉。一个令亚他利雅不安的梦将她引向圣殿;在那里,身份的揭晓与政局的逆转最终显露出她权力的限度。与拉辛的世俗题材戏剧相比,这部悲剧更充分地将合唱融入全剧,使集体的敬拜、恐惧与期盼成为戏剧行动的一部分。

这些圣经题材戏剧并非简单舍弃拉辛此前关注的问题,而是将其重新组织。王朝的正统性、受到威胁的儿童、隐匿的身份,以及言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依然居于核心地位,但由神意主导的历史改变了这些主题的框架。《阿塔莉》也使人难以简单地将正统继承等同于安稳的未来:耶何耶大的预言超越了眼前的复位,延伸至日后的背叛与毁灭。拉辛于1699年4月21日在巴黎去世。遵照他的遗愿,他被安葬于田野波尔罗亚尔修道院;该修道院被取缔后,他的遗骸于1711年迁葬至巴黎的圣艾蒂安迪蒙教堂。

演出、阐释与国际接受

拉辛的创作与演员的表演密切相关。玛丽·德马雷,人称拉尚梅莱,尤其以出演他成熟时期的悲剧而闻名,饰演过贝蕾妮丝和费德尔等角色。诗句为台词的表达提供了精确的结构,而演员则必须区分公开宣言与私下坦白,也必须分清人物决心的转变与情绪的单纯反复。当时的剧场条件也不同于现代的自然主义舞台:观众可以坐在舞台上,演出主要依靠演员念白的现场表现力,而非精心营造幻觉的布景。

成立于1680年的法兰西喜剧院,成为保存和传承拉辛作品的主要机构之一。一代又一代演员将其主要女性角色视为检验悲剧表演功力的试金石。19世纪,在同样深受浪漫主义影响的时代,拉谢尔的演出帮助法国古典悲剧重振声望。莎拉·伯恩哈特对这些角色的诠释,尤其是对费德尔的诠释,使这批剧目与享誉国际的戏剧明星联系起来。这些传统并未确立一种永久不变的表演风格,而是在不断重新调整程式化念白、肢体表现力与心理情感强度之间的关系。

现代舞台演出同样对一种观念提出了挑战,即拉辛的戏剧只属于庄重拘谨、与现实疏远的剧场。让-路易·巴罗于1946年执导、由玛丽·贝尔饰演同名主角的《费德尔》,便是20世纪舞台重新探索该剧的重要实例。后来的导演着重呈现封闭感、身体的脆弱、政治支配,或长久沉默带来的不适。由于剧中大量行动是通过说与听来完成的,节奏、距离和注意力的细微变化,都可能显著改变观众对一段交锋的理解。看似坦白的话语可能变成攻击;合乎礼数的回应也可能变成对另一个人的拒不理会。

批评界的阐释同样多种多样。宗教解读将这些悲剧与堕落的人性、受损的自由以及对恩典的需要联系起来,但由于其古代背景中不存在基督教启示,很难将它们与具体教义直接对应。政治解读关注君主专制、依附关系,以及生活在君权近旁者的脆弱处境。精神分析与结构主义批评则将注意力转向欲望、家庭关系,以及反复出现的空间或语言模式。罗兰·巴特的《论拉辛》(1963年)成为争论的焦点,雷蒙·皮卡尔对其阐释方法的质疑尤为突出。这场论争推动形成了更广泛的讨论,涉及传记、文本证据与理论批评各自的权威性。

在法国以外,翻译始终是一道难题。重现押韵和整齐音节格律的译本,在另一种语言中可能显得格外刻意;而散文或无韵诗译本,又可能削弱形式克制与情感激荡之间的张力。因此,英语译者采取了差异显著的处理方式,包括双行押韵诗、无韵格律诗和更自由的诗体。特德·休斯的《费德尔》(1998年),以及安妮·卡森发表于《逆行的费德尔》(2006年)中的《费德尔》,都表明诗人始终对这一难题抱有兴趣。改编也将这些素材带入了歌剧:莫扎特的《本都国王米特里达特》(1770年)便经由一部意大利语改编作品,间接取材于《米特里达特》。这些版本保留了某些情节和冲突,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拉辛戏剧赖以成立的独特语言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