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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 文学 / oral-formulaic-composition

口头程式创作

口头程式创作借助传统语句、格律模式和叙事结构创造语言艺术,创作过程往往与表演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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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程式创作是一种语言艺术创作方法:表演者从共同传承的反复出现的语句、结构模式和叙事序列中汲取资源,组织言辞,而且往往边表演边创作。这种方法与史诗的联系最为密切,使歌者和讲述者无须逐字背诵固定文本,也能完成长篇作品的表演。这一实践属于口头传统;口头程式理论则是为解释其运作机制、辨认其在存世文本中留下的痕迹而发展起来的学术框架。其核心原则是:传统语言与个人创造并非相互对立,而是相辅相成。

程式与传统结构

口头程式创作的基本单位是程式。按照米尔曼·帕里提出的、影响深远的定义,程式是指在相同格律条件下,经常用来表达某一特定基本观念的一组词语。这一定义关注的不只是措辞的重复,还包括措辞、意义与诗行中反复出现的位置之间的关系。

在归于荷马名下的诗作中,人名与修饰语的常见组合,例如“捷足的阿喀琉斯”或“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女神”,就是程式化措辞的例子。这些表达之所以实用,部分原因在于其希腊语形式能够契合扬抑抑格六音步。英语译文可以传达其描述性内容,却未必能保留使它们成为有效创作资源的格律关系。

歌者掌握的传统资源并不限于孤立的语句:

  • 程式系统提供一系列相关表达,可在相容的语法和格律模式内,通过替换人名、物品或动作加以调整。
  • 主题是传统上用来构成可辨识情节的一组观念,例如备餐、武士披挂或接待来客。主题不一定有固定措辞。
  • 典型场景是反复出现的场景,其行动及先后次序遵循惯例。这个术语与“主题”有所重叠,但学界的具体用法并不一致。
  • 更大尺度的叙事模式用于组织较长的情节序列,例如出发、离去与归来,或英雄历经一系列考验的旅程。

这些资源在不同层次上发挥作用。程式帮助构造短语或诗行,主题帮助构造场景,统摄全篇的模式则帮助组织完整的叙事。它们都不一定是不可变通的模板。

表演中的创作

口头程式创作既不同于背诵已经完全记熟的文本,也不同于毫无传统依托地凭空创造每一句话。表演者通过聆听、参与和练习,学会了一套专门的诗歌语言。在表演过程中,这套语言为不断展开的故事提供适当的表达方式和叙事选择。

诗歌格律是一种能促进创作的约束。它缩小了可用表达的范围,并帮助表演者预判如何完成一个诗行。句法、声音模式和惯常的情节序列也提供了进一步的引导。在歌唱传统中,旋律和器乐伴奏也可能为演唱提供结构,不过其功能因传统而异。

因此,一次表演可以是新创作的,同时又仍能被辨认为同一首歌。表演者可以扩展一段对话、压缩一段旅程、改变描写细节,或针对特定听众作出调整。即使措辞和篇幅发生显著变化,熟悉的人物与事件仍能维持作品的连续性。

这一过程需要相当强的记忆力,但记住的不一定是某一套具有权威性的固定语句序列。表演者记忆的是故事、惯常场景、语句模式、人名,以及各个情节之间的关系。有些段落的措辞可能保持相当稳定。这里的区别在于记忆的使用方式不同,而不是使用记忆与不使用记忆的区别。

“表演中的创作”也不意味着每一个决定都是即兴作出的。反复演出、事先练习和惯用的情节序列,都会影响能够创作出的内容。对传统的熟练掌握,使快速创作成为可能。

概念的发展

荷马研究

现代的解释框架源于对《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重复措辞的研究。早期学者已经注意到反复出现的修饰语、重复段落和惯常场景,却对它们的意义存在分歧。

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研究中,帕里考察了荷马诗歌中的表达如何构成适应特定格律要求的庞大系统。他的分析强调这些措辞的传统性质:它们并不只是一位诗人独自创造的一组个人风格偏好。

这项研究改变了有关荷马问题的讨论。荷马问题涵盖荷马史诗的作者、形成和流传等一系列复杂问题。重复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有效创作技法的证据,而不只是修饰、冗余,或编者将不同文本拼合在一起的迹象。

南斯拉夫田野调查

20世纪30年代,帕里在南斯拉夫开展田野调查,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担任其助手。这项调查从仍然活跃的南部斯拉夫英雄歌谣传统中获取了比较材料。录音和口授记录使研究者得以比较不同歌者、同一故事的多次讲唱,以及相关故事的不同版本。

其中一位格外重要的表演者是阿夫多·梅杰多维奇。他的长篇歌谣展示了传统创作系统所能达到的规模与灵活性。田野调查表明,歌者能够创作出篇幅很长、前后连贯的作品,而不必将其视为对某个固定书面文本的复现。

洛德在《故事的歌手》(1960年)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些发现。他将程式化措辞、传统主题、学习和变异纳入表演中创作的模型,说明它们之间的联系。南部斯拉夫的材料为荷马诗歌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比较参照,但并不能据此认定古希腊的表演条件与20世纪观察到的情形完全相同。

传统、变异与艺术性

程式创作对一种仅以措辞前所未有为标准的原创性定义提出了挑战。歌者的技艺可以体现在对传承材料的选择和调整、对节奏的把握,以及在长时间表演中对各个情节的统筹安排上。

两位歌者可能熟悉相近的故事,使用部分相同的措辞,却在人物塑造、细节铺陈和戏剧效果上存在显著差异。同一个惯常场景,在一次表演中可能一带而过,在另一次表演中却可能成为重要情节。重复有助于听众辨识重要情境、预期后续发展,或注意到对既有模式有意义的偏离。

程式化表达也会在反复使用中积累联想意义。一个修饰语不一定只描述人物当下的状态,也可能唤起某种稳定的身份,或更广阔的传统语境。不过,不应为每一次出现都赋予复杂的隐含意义。格律上的便利、沿袭的用法、叙事功能和艺术上的强调,可以同时发挥作用。

将其与音乐即兴相类比颇有帮助:对共同模式的熟练掌握,使表演者能够在表演条件的约束下开展创造性活动。但这终究只是类比,不能证明语言传统与音乐传统的运作方式完全相同。

荷马之外的应用

口头程式分析已被用于包括《贝奥武甫》在内的古英语诗歌,以及众多中世纪和非欧洲叙事传统。比较研究考察反复出现的措辞和叙事结构,如何与特定语言、表演实践及传承体系相联系。

相关判据不能原封不动地从一种传统移用于另一种传统。为格律史诗提出的定义,在考察散文讲述、仪式性言说,或采用不同重复形式的体裁时,可能需要调整。表面上的相似,必须与在历史或功能上相当的技法区分开来。

这一方法也为文学批评作出了贡献,促使研究者关注文本如何保留表演的痕迹。它鼓励人们在解读个别词语和段落的同时,考察重复场景、听众期待和传统模式。

书面文本与证据问题

书面记录并不能毫无损失地再现产生它的那次表演。一首歌可能是在表演过程中被记录下来,也可能由歌者放慢速度口授给采集者,或在事后重构,还可能由几个版本编辑而成。每一种过程都可能影响措辞、篇幅和组织方式。

因此,必须区分三个问题:

  1. 一部作品是否使用了传统的程式化语言?
  2. 它是否通过口头表演的过程创作而成?
  3. 现存的书面版本是如何形成的?

支持其中一个判断的证据,并不能自动解决另外两个问题。具备读写能力的诗人可以采用传承下来的程式、模仿口头风格,或借鉴由更早的口头表演塑造的传统。反过来,口头流传的材料也可能经历大幅度的书面修订。

因此,口头实践与书面实践之间并不总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表演者可能接触书面版本,文本也可能重新进入口头流传。现存的手稿可能只是这种互动中的一个阶段,而不是某部纯粹口头作品或纯粹书面作品的定本记录。

局限与争论

**仅凭程式密度,无法确证作品是否通过口头方式创作。**分析结果取决于如何定义程式、比较哪些文本,以及某一传统保存下来的材料有多少。在一个小型语料库中看似独一无二的语句,可能曾是规模大得多、如今已经失传的传统资源中的惯用表达。重复也可能源于体裁惯例,或有意进行的文学模仿。

对于程式系统的边界、系统内部可能具有的灵活程度,以及传统结构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某一首诗独特的构思,学者们意见不一。如果把创作看成对预制单元的机械拼装,就会忽视表演者对语言和叙事的驾驭能力。

研究古代作品时,证据方面最大的局限在于无法直接观察。语言分析和比较分析可以为作品的口头传统背景提供支持,却无法还原创作、口授、编辑或文本定型的确切情形。因此,口头程式分析只有明确区分文本中已经得到证实的特征,与对其背后表演传统所作的重构,才能最充分地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