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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能是日本传统戏剧,融合吟唱、器乐、程式化动作、面具与诗剧,于十四至十五世纪形成古典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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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音乐舞蹈日本狂言联合国教育、科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仪式能

能是日本古典戏剧的一种形式,表演者将吟唱、器乐音乐、高度程式化的舞蹈与角色扮演融为一体。现存剧目呈现了与神祇、武士、古典文学中的女性、亡灵,以及深陷失落或执念之人的种种相遇。能并不着意再现日常行为,而是通过节制的动作、程式化的语言、华美的服装,以及许多主要角色所佩戴的雕刻面具,凝练地传情达意。十四至十五世纪,能在日本逐渐形成独具面貌的古典传统,观阿弥及其子世阿弥对此尤有贡献。

能属于范围更广的表演传统——能乐;能乐还包括以对白为主的喜剧形式狂言。这两种形式共同发展,历史上也常在同一场演出中上演,但各自拥有不同的剧目、表演方法和专业分工。2001年,能乐被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并于2008年列入该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能至今既是一门专业表演艺术,也有广泛的业余实践。其意义不止于保存古老剧目:它对时间的组织、独唱者与合唱队之间的唱词分配、对记忆的处理,以及对身体在场方式的转化,都影响了世界各地的现代剧作家、舞蹈家、作曲家和戏剧工作者。

历史形成与赞助

能并非源于某一次创始事件,而是在多种娱乐与仪式传统的交汇中形成的。其前身包括涵盖模仿、滑稽表演及其他娱乐形式的“猿乐”,以及最初与农事节庆相关、后来表演日趋繁复的“田乐”。佛寺与神社为这些表演提供了重要场所和制度性支持。到了中世,专业剧团已为宗教机构、武家赞助者及城市观众演出。它们的活动兼具艺术竞争、职业世袭以及对特定宗教机构承担义务等特点。

观阿弥通常被认为生于1333年、卒于1384年,曾在大和地区率领一个剧团,该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奈良县。他发展出一种将戏剧人物塑造与精妙歌舞相结合的表演风格。1374年发生了一件关键事件:将军足利义满在京都今熊野观看了观阿弥剧团的演出。义满的赞助使观阿弥和年少的世阿弥得以接近政治与文化精英。此后,宫廷诗歌、贵族审美和武家赞助对剧团的发展尤为重要。

世阿弥约生于1363年,一般认为卒于1443年,是演员、剧作家和理论家。他改进了前辈艺人传下来的剧目,创作新作,并在专业传承谱系内部流传的论著中,阐述训练与创作的原则。他的际遇部分取决于历代将军恩宠的变化。足利义教执政期间,艺人音阿弥崭露头角,而世阿弥的处境则日渐恶化;1434年,世阿弥被流放到佐渡。关于他晚年的情况,现存文献仍不完整。中世其他重要艺人还包括出身近江表演传统的犬王,以及世阿弥的女婿金春禅竹;后者本身也是一位重要的戏剧思想家。

十六世纪后期,军事统治者继续资助能。丰臣秀吉不仅热衷于亲自参与演出,还委托创作颂扬当时事件的剧目。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后,能成为由统治地位的武士阶层支持的礼仪艺术。赞助维系了专业艺人家族的生计,推动剧目和表演规范趋于稳定,并使能成为精英教育的一部分。十七世纪初,喜多流加入观世流、宝生流、金春流和金刚流这四个主要主角表演流派的行列。

这段制度史有助于解释能的延续与变迁。中世的能是一种充满竞争、不断发展的表演实践;近世的能则获得了更为明确的礼仪地位,其传承方式也日益规范化。现代演出保留了这两个时期的要素,但在节奏、演出时长、观众构成和制度环境等方面,并非原封不动地再现中世的状况。

戏剧构作、时间与美学原则

典型的能乐剧目并不以揭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作为主要推进方式,而是逐步展现核心人物的身份、苦痛或记忆中的经历。这一点在“梦幻能”中尤为明显;这一名称通常译作“梦境”或“幻影”式的能乐。一位旅人——往往是佛教僧人——来到一处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遇见一个看似当地居民的人。在交谈与暗示之间,这位陌生人流露出对当地往事的深切了解。这个人物最终表明自己是亡灵,随后消失,又以真实形貌归来,而这次重现往往发生在梦中或幻境般的相遇之中。

这种模式使地点成为记忆的载体。战场、海滨、寺庙或宅邸遗址,成为不同时代交汇共存之处。《敦盛》讲述了年轻武士敦盛与僧人莲生的相遇;莲生出家前,正是杀死敦盛的那位武士。剧作通过祈祷、追忆,以及在宗教愿心中转变的二人关系,重新审视昔日的杀戮。这类作品汲取了佛教中有关执著、轮回与解脱的观念,但其戏剧结局并不都能简单归结为从苦难走向救赎。

并非所有能乐都是梦幻能。在“现在能”,即以当下为时间背景的能乐中,人物通常以活人的身份,在较为连贯的戏剧情境中行动。《安宅》等剧目依靠冲突、机智与迫在眉睫的危险推动剧情;该剧讲述的是乔装的武士源义经及其随从通过关卡的故事。另一些作品虽有超自然人物现身,其结构却难以明确归入这两类。因此,梦幻能与现在能的区分有助于分析,却不能穷尽每部剧目的特点。

世阿弥的著述提出了一些理解表演的重要概念,影响深远。“花”指的是表演者为观众带来新鲜感、引人入胜的能力。它不只是青春之美或外在的优雅:世阿弥区分了青春带来的短暂吸引力与通过经验磨炼而成的艺术力量。“幽玄”常被译作神秘或深邃的优美,在他的戏剧论述中,则指向雅致而含蓄的特质。它的含义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不应被当作解释日本艺术中一切内敛或晦涩之处的通用概念。

另一项组织原则是序破急,即从引入,经展开或破局,走向迅疾收束的过程。它可以统摄整场演出、一部剧、一段舞蹈,或更小的表演单元。这并不意味着速度始终不断加快。能乐通过静止、吟唱、动作与器乐演奏的交替来营造张力。停顿与间隔常借“间”这一概念加以讨论,它们并非单纯的空白时间,而是各个事件之间富有作用力的关系。

上演剧目、文学来源与剧作结构

能剧的常演剧目约有200至250部,具体数量因流派而异,也取决于如何界定常演作品和特别复排剧目。留存至今的历史剧本文献则多得多。许多剧作没有署名,或作者归属尚无定论;后世传统中与作品相联系的姓名,并不总能确证其作者身份。因此,世阿弥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那些可以确认出自他手的原创作品,也在于他对剧目的修订、改编与塑造,而这些剧目又经由一代代演员传承和改动。

传统上,能剧剧目分为五类:神能、描写武士的修罗能、以女性为主角的鬘能、杂能,以及以鬼怪或其他强大超自然存在为主角的切能。这些类别对应着理想的五番能演出中各剧的次序,能剧之间穿插狂言。杂能的范围尤其广泛,涵盖狂乱、执念、在世人物以及其他题材。在这套戏剧语汇中,“狂乱”往往指因离散或丧亲而产生的戏剧情境,而非现代临床意义上的诊断。当代演出通常只选演较少的剧目,而不完整呈现五番能的序列。

能剧剧本广泛取材于早期文学。《源氏物语》为《葵上》《野宫》等剧提供了人物和情境。《平家物语》则为《敦盛》《八岛》等修罗能提供了素材。日本诗歌集、著名歌人的故事、寺院传说、中国故事以及有关圣地的记述,也都是题材来源。角色身份尚未明确揭示之前,剧中便可能通过引用诗句或提及地名予以暗示,因此,辨识这些线索是观众理解和欣赏作品的重要一环。

剧本语言在近似说白的段落、富于表现力的朗诵和按韵律组织的吟唱之间交替。日本诗歌中常见的七音、五音组合十分重要,但能剧剧本并不是一首首采用同一固定格律的诗歌的简单串联。其结构取决于演出段落、旋律处理,以及独唱者与合唱队之间的交接配合。双关、意象联想和引文,使短短一句话便能唤起广阔的文学背景。这种高度凝练的表达,即便对现代日本观众而言,若无剧情梗概或注释文本,也可能难以理解。

具体剧目展现了能剧题材与表现手法的多样性。《高砂》将成对的松树与长寿、和谐及祥瑞的治世联系起来。《羽衣》描写一名渔夫取走天女的羽衣后与她相遇的故事。《道成寺》围绕一名女子接近不许她靠近的寺钟,以及一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变身展开。《隅田川》讲述一位母亲寻找遭人拐走的儿子,最终发现其埋葬之处的经历。这些作品并非可以彼此替换的悲情范例:它们的情感发展脉络、仪式背景、表演要求,以及对超自然事物的处理,都有显著差异。

表演者、流派与传承

能乐演出由分工明确的专业角色共同完成。主角称为“仕手”,可以扮演活人、神明、幽灵、鬼怪或其他存在。配角称为“胁”,其作用通常是通过一场相遇,引出主角的故事。在许多梦幻能剧目中,胁是一位云游僧,但也可以是朝廷官员、武士或其他人物。随行角色称为“连”,另有更具体的称谓,用以区分其随从的是主角还是配角。“子方”通常由儿童演员担任,可以扮演儿童、天皇或其他在剧情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物。

合唱队称为“地谣”,通常由六至八名歌者组成,坐在舞台侧面。地谣并不等同于剧中一群旁观事件的人物。它可以叙述事件、描绘景物、道出人物的心声,也可以接唱原本可由主角演唱的词句。当地谣以第一人称吟唱时,演员则可以通过动作继续表现人物的情感。这种声音与身体表达之间的灵活分工,使能乐有别于每位演员只说自己所饰角色台词的戏剧体系。

舞台助手称为“后见”,在观众视线中工作,通过取放道具、整理服装或提供其他必要协助来支持演出。按照舞台惯例,虽然后见实际出现在观众面前,其工作并不属于剧中情节。许多能乐剧目中还有狂言演员参与演出的“间狂言”段落。主角更换服装时,他们可以用诗意较为疏淡、较为浅白的语言,讲述当地历史或复述事件。这类间场虽由狂言演员担任,却不一定具有喜剧性质。

现存的五大仕手流派为观世流、宝生流、金春流、金刚流和喜多流。胁方演员、乐师和狂言演员各有独立的专业传承谱系与流派。因此,一场演出汇集的各类专业人员,其训练及所属组织并不全由主角所在流派掌管。流派之间的差异可能体现在发声与吟唱方式、动作、唱词、服装选择以及对特定场面的诠释上。有些冠以特定名称的演出变体称为“小书”,允许对某一段落或整部剧目采用独特的处理方式。

能乐训练高度依赖示范、模仿、反复练习与记忆,并以谣本等文字资料为辅助。专业世家的子女可能很早便开始登台,但成年业余学员同样是这门艺术重要的社会基础与经济支柱。课程往往集中于“谣”,即吟唱,或“仕舞”,即不穿戴全套戏服、也不配备完整器乐编制的舞蹈选段。正式演出将各方经过长期训练准备的部分汇合起来;排练通常不像许多现代话剧那样,采取长时间集体排演的方式。

表演、动作与身体表达

能乐的表演依赖训练有素的身体控制,使细微的变化也能承载丰富的表现力。基本姿势称为“构”,要求身体重心稳固,同时保持警觉,姿态受到控制,双臂也不完全放松垂落。行走通常采用“运步”,即双脚贴近舞台表面滑行的步法。这种看似流畅的移动来自后天训练:重心、方向、距离与时机的变化既要清晰可辨,又不能破坏角色身体表现的一致性。

动作以“型”为基础,即可以反复运用的程式,既可作为手势、朝向特定方向的动作,也可构成较长的动作序列。其含义取决于具体语境。转身、举扇或挥袖,在某一段落中可能指向具体行为,在另一段落中则可能主要服务于舞蹈的形式构成。因此,能乐既不是对日常行为的自然主义模仿,也不是每个手势都有唯一对应释义的简单符号语言。表演者须将习得的程式与唱词、音乐结构、空间方位及角色的戏剧情境协调起来。

一个常见的例子是“拭泪”(shiori),即将手抬向面部、用以表现哭泣的动作。它并不试图复现哭泣时的全部身体反应,而是通过一个凝练的动作,在剧目既定的表达体系中标示悲伤。静止也能产生同样重要的效果。当合唱队吟述一段令人难以承受的回忆时,表演者几乎一动不动,可能比一连串说明性的手势更具感染力。观众的注意力由此被引向身体角度、重心与时机的细微变化。

“舞”通常指能乐中节奏从容、常以回旋为特征的舞蹈,其动作质感有别于跳跃更为鲜明的舞蹈形式。由器乐伴奏的舞段包括“序之舞”和“中之舞”等类型:前者节奏缓慢,常用于某些优雅或高贵的角色;后者风格与速度较为适中。速度更快的舞蹈和刚劲的动作序列则用于表现神祇、武士与超自然存在。这些分类不仅表示速度,还涉及各自特有的音乐组织方式、适用角色与表演惯例。高潮处的舞蹈可以将回忆中的战斗、天界之美,或仅凭语言无法化解的执念具象呈现。

能乐以含蓄克制著称,但这不应掩盖其丰富的身体表现幅度。武士题材的段落可能包含激烈的兵器操演,某些鬼怪与灵体角色则需要有力的踏足、快速转身,或与舞台道具进行高难度配合。《道成寺》尤其以主角演员在精确配合的瞬间进入悬挂的大钟下方而闻名。这类段落揭示了看似水到渠成的表演背后所付出的技术性劳动。年龄与经验的差异同样重要:年轻表演者可能更多依靠幅度较大的身体动作,年长表演者则可能更注重时机的把握与凝练的舞台存在感。

谣唱与器乐的组织

能剧的音乐由声乐表演与称为“囃子”的小型器乐合奏共同构成。所用乐器包括:能管,一种竹制横笛;小鼓,一种置于肩头演奏的小型鼓;大鼓,一种置于胯侧演奏的较大型鼓;以及在特定剧目或段落中使用的太鼓,一种以鼓槌敲击的鼓。并非每出戏都使用全部四种乐器。三种鼓齐奏的编制尤其常见于某些涉及超自然事物或以舞蹈为中心的段落,其他许多场景则只用笛子和两种手鼓。

能管的音色穿透力很强,其内部构造使不同音区之间形成独特而不均匀的音高关系。它并不像西方管弦乐队中的长笛那样,奏出始终与歌者保持和声协调的旋律。能管的各种音型有助于营造氛围、划分结构段落,并标示登场、舞蹈及情绪张力增强的时刻。几种鼓之间也有鲜明差异。小鼓在演奏时可以通过操控绳索调节鼓皮张力,大鼓则使用经过处理、绷得很紧的鼓皮,发出坚实而明亮的声音。

鼓手还会发出称为“挂声”的呼喊。这些声音是音乐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非附带的感叹。它们确立时序、传递意图,也参与塑造段落的表现特征。合奏的协调并不依赖指挥,而是依靠相互聆听以及对各种音型的共同掌握。一声挂声、一次呼吸或一个动作,都可能提示接下来的表演将如何展开。由此形成的音乐织体包含持续音、突出的起音、人声,以及经过有意安排、界限分明的静默。

能剧的谣唱称为“谣”,包含不同的发声方式。弱吟通常被描述为较柔和或更富旋律性的谣唱,其音高组织有更细致的区分;强吟则强调刚劲有力的唱法,旋律上的区分相对有限。两者的运用取决于流派、段落和戏剧情境。评价能剧声乐所依据的审美标准,与西方歌剧并不相同:唱词的传达、共鸣、音色特征及合奏各声部之间的关系,才是核心所在。在同一场戏中,独唱与合唱都可能在近似说话的表达和绵延的音乐乐句之间转换。

能剧的节奏组织既包括与循环的八拍框架相配合的段落,也包括与规则节拍关系较为自由的段落。常见的一种说法是,将十二音节的诗句单位分布在八拍之中;这有助于理解某些有固定节拍的谣唱,却不足以概括能剧音乐的全部规律。音节可以依照既定模式延长、压缩或安排在不同的节拍位置上。记谱法有助于传承,但书面符号无法完整记录呼吸、音质、细微的时值处理,以及各类表演者之间的互动。这些都须通过师承教学和反复参与实践来掌握。

面具、服装与道具

能的面具称为“面”(omote),是这一传统最广为人知的物件之一,但并非每位表演者或每一种主角都要佩戴面具。配角通常不戴面具,主角在扮演某些在世的成年男性时,也可能不戴面具演出。在这种情况下,演员也不会以不受约束的写实表情来表演,而是始终克制地控制面部状态。这种表演方式有时以“直面”的概念来描述,人物塑造则主要交由身姿和动作来完成。

面具既标示角色所属的大类,也体现年龄、性别、美貌、苦痛或超自然力量等更具体的特征。其类型包括用于年轻女性角色的“小面”,用于老年男性角色的“尉”,带角且面容激烈变形的“般若”,以及用于成熟女性角色的“曲见”或“深井”。般若面尤其常用于因嫉妒或执念而发生异变的女性形象,但它所呈现的不仅是威胁,也可以包含深切的痛苦。不同剧目、流派和表演者可能为同一角色选用不同的面具,从而影响对角色的诠释。

面具传统上以木材雕刻而成,常用日本扁柏,再逐层施加底料与颜料,并按需要配上毛发或其他细部。面具上的眼孔限制了视野,因此演员必须熟悉舞台。面具并非只是面孔的静态替代物:倾斜角度的细微变化,就能改变光线落在其五官上的方式。抬头或低头可以改变面具显现出的情绪,但实际效果取决于雕刻、灯光、距离以及全身姿态。将其简单概括为“仰面即喜、俯面即悲”,便忽略了其中的复杂性。

能的服装统称为“装束”(shōzoku),通过层叠的袍服、织纹、刺绣与金属线来表现人物的身份和性格。这些服装并非对历史人物日常穿着的直接复原。诸如常用于女性角色、纹样华丽的“唐织”,以及用于多种男性角色和刚强角色的“厚板”,都属于一套由特定材料与惯例构成的戏剧服饰体系。袍服如何披搭、是否露出一侧肩膀,以及选用何种头饰,都能区分人物的不同状态或所处阶段。

道具数量相对较少,用途却十分灵活。一把折扇可以表示杯子、武器、月亮或其他物件,也可以只是舞蹈的一部分,而不固定指代某一事物。较大的道具称为“作物”(tsukurimono),通常是轻巧的框架,用来示意船、车、房屋、坟墓或树木。其简略的构造将观众的注意力引向表演动作,而非追求逼真幻觉的布景。不过,有些道具仍会主导整出戏:《道成寺》中的钟既是一件对舞台操作要求很高的装置,也是剧中层层积累的恐惧与记忆所凝聚的实体核心。

舞台建筑与表演空间

传统能乐舞台是一座正方形木制高台,每边约长5.4米,即传统尺度的三间。舞台由四根主柱支撑,上覆屋顶。现代室内剧场往往仍在较大的观众厅内保留这种带顶的舞台结构,延续了源自户外演出的建筑特征。主舞台通过一条称为“桥挂”的桥状通道与后台入口相连;这条通道既供演员出入,也是重要的表演区域。

这些柱子除了支撑结构,还为演员提供方位参照。对于视野受限的戴面具演员,这一点尤为重要。舞台上各处都有特定名称,与规范化的动作和戏剧关系相对应,使表演者能够依靠一套共同的空间语汇确定位置、完成走位。乐师坐在舞台后部的“后座”,合唱队则坐在侧面的“地谣座”。这种布局让乐师和歌者置身于观众可见的表演空间中,却不必成为剧情中的人物。

舞台后方的背板称为“镜板”,传统上绘有松树,不随剧情中的地点变化而更换。宫殿、海滩、战场或山寺等场景,均通过语言、动作、服装以及少量道具来呈现。侧板上按惯例绘有竹子。桥挂沿途的三棵松树,有助于标示距离和不同的停驻位置。演员沿这条通道行进的过程,可以产生戏剧性的时间感:人物的到来可以逐渐展现,而退场时,即使已经离开主舞台,其存在感仍可延续。

桥挂尽头的入口幕帘将观众可见的舞台与“镜之间”隔开,主要演员在这间房内为登场做准备。戴面具的人物初次出场时,这道分界尤为重要。另有一扇较小的门,供合唱队成员和舞台助手等人员出入。舞台前方通常没有在场景之间反复开合的大幕,场面转换也可能在观众眼前进行。哪些活动可被视为可见,取决于戏剧惯例,而非一切实际舞台事务都必须隐藏起来的要求。

木地板同时也是产生声响共鸣的表面,尤其能增强踏足的声音。有些舞台下方放有陶瓮,传统上认为它们有助于共鸣,但具体布置各不相同。包括以火炬照明的“薪能”在内,露天演出营造的声学与视觉关系不同于室内剧场:天气、夜色、火光,以及周围的神社或寺院建筑,都成为演出情境的一部分。现代演出也可能使用临时舞台或镜框式舞台。这些场地会改变观众视线和声音传播的方式,但动作的组织通常仍以传统舞台的空间逻辑为依据。

现代机构、参与及国际接受

1868年的政治变革打破了德川体制下支撑能剧的经济结构。武士特权的废除,以及各藩和幕府资助的丧失,使演员面临严峻压力。能剧的复苏依靠多方面的支持,包括宫廷与贵族的赞助、新成立的团体、面向公众的演出,以及面向业余爱好者的教学。梅若实(1828—1909)是在这一转型时期维持演出活动的重要人物。因此,能剧的存续是主动重组的结果,而非一个一成不变的封建机构未经中断地延续至今。

二十世纪的文化机构以新的形式肯定了这门艺术的价值。日本战后建立了文化财保护制度,能乐于1957年被指定为重要无形文化财。这种认定既可面向集体传承的传统,也可面向掌握卓越技艺的个人。国立能乐堂于1983年在东京开馆,成为开展演出、培训、文献资料整理及相关活动的重要场所。面向公众的活动、地方剧场、学校演出和解说资料,使原本不熟悉能剧剧目的观众也有了更多接触机会。

纵观能剧的发展历史,女性长期以来一直有所参与,但近世逐渐定型的职业体系以男性为绝大多数。二十世纪,女性的职业参与有所扩大;1948年,能乐协会开始接纳女性会员。此后的几代女性从事演出、教学,并发展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但她们在不同角色、流派和机构中的参与程度各不相同。儿童和成年业余爱好者也始终是重要的参与者。吟唱与舞蹈片段的公开展演,将专业教学与家庭、地方及文化网络联系起来。

能剧在国际上的传播与接受,通过翻译、学术研究、巡演和实验戏剧逐步展开。欧内斯特·费诺罗萨的研究经埃兹拉·庞德编辑,于1916年出版,帮助英语世界的现代主义圈子认识了能剧;不过,这些阐释也反映出语言转述的局限及当时审美趣味的影响。威廉·巴特勒·叶芝在1916年首演的《鹰井》中汲取了这次接触带来的启发,将面具、舞蹈、音乐伴奏和高度凝练的戏剧行动用于实现自己的戏剧构想。此后,包括阿瑟·韦利和唐纳德·基恩在内的译者与学者,通过翻译和研究,使读者得以接触范围更广的剧作与历史资料。

能剧也始终是新剧创作的领域。“新作能”即新创作的能剧,运用传承下来的技法表现古典剧目以外的题材;复排则重建那些演出传承已经中断的作品。这些项目提出了语言、配乐、角色类型,以及熟悉的形式与陌生题材之间关系等实际问题。三岛由纪夫的现代能乐剧则体现了另一种借鉴方式:它们将古典剧作的情境改编为现代话剧,而非仅仅为传统剧目增添新作。

当代演出有时会提供译文、字幕、导赏讲座,或近距离观摩乐器与面具的机会。国际制作有时会向日本以外的表演者传授能剧技法,或以其他语言创作作品。这类改编需要决定如何使一种语言的音节、重音和句法结构与既定的吟唱模式相契合。它们也凸显了这一传统的一个根本特征:文本、声音、身体、物件与空间共同构成相互依存的表演体系,而不是可以随意拆分的装饰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