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公平是一项原则,主张在分配资源、机会、收益与负担时,不同世代人群的利益都应得到公平考量。它既涉及同时在世的不同世代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对未来生活者的义务。作为伦理学、政治哲学、经济学和法学的研究议题,代际公平探讨每一代人可以使用什么、应当保留或创造什么,以及可以正当地将哪些成本转嫁给后代。
范围与概念区分
“世代”可以指同一出生时期的人群、处于特定人生阶段的群体,也可以指生活在某一历史时期的人。这些含义引出了不同的问题。当前在世的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的公平,涉及彼此生命历程相互重叠的世代;对尚未出生者的公平,则可能涉及延续数百年乃至更久的影响。
代际公平通常与代内公平相区分,后者关注同一世代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公平。两者紧密相连。一项为未来保存资源的政策,仍可能不公平地分配当下的成本;而缓解当下匮乏的政策,也可能通过改善健康、教育与制度,增进未来的前景。
公平不一定要求各个时期拥有完全相同的资源或结果。不同世代面对的技术、人口规模、环境状况和继承下来的制度各不相同。核心问题在于,哪些差异是正当的。相关标准包括机会平等、适足的生活条件、对弱势者的优先照顾,以及对继承财富的公平分享。
代际公平也不同于代际流动。代际流动关注人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地位;代际公平则关注跨世代的关系与分配是否公平。
思想发展
许多传统都通过托管、继承、延续,以及对超越现有成员而持续存在的共同体负责等观念,表达对后代的义务。这些观念是重要的思想先声,但并未构成一套单一而统一的代际正义理论。
现代哲学将这一议题与分配正义及社会制度的正当性联系起来。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1971年)中讨论了正义储蓄原则,用以规范前后相继的各代人为建立和维持正义社会应作出的贡献。这项原则并不要求无限期地追求财富最大化:储蓄的目的是发展和维护正义制度及其物质基础。
德里克·帕菲特的《理由与人格》(1984年)使人们重新关注一个难题:如何评价那些会影响哪些人将会存在的政策。他的分析推动未来世代成为道德推理与人口问题讨论的核心议题。
在国际环境思想领域,伊迪丝·布朗·魏斯在《公平对待未来世代》(1989年)中提出了一套颇具影响力的论述,围绕保全选择空间、环境质量,以及享用地球传承资源的机会展开。
这一理念也在可持续发展中占据了重要地位。1987年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将可持续发展界定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满足自身需求能力的发展。这一表述将当下的匮乏与未来的机会纳入同一个框架,而不是将两者视为天然对立。
伦理基础
跨越时间的平等考量
一个核心论点认为,不能仅仅因为一个人生活在更晚的时代,就降低其利益的重要性。仅凭所处时间的不同,似乎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在其他方面相当的伤害应受到较少重视。
这一主张并不意味着每项政策都必须使各代人同等受益。需求、不确定性、责任和可用资源方面的差异,仍可能具有道德上的相关性。它所质疑的是这样一种假设:仅因后世之人在时间上遥远,就可以不顾及他们。
福祉、权利与适足的生活条件
不同伦理理论对代际义务有不同解释:
- 以福祉为基础的进路,包括某些形式的功利主义,依据政策对不同时期福祉的影响作出评价。其结论高度取决于如何汇总收益、如何处理人口变化,以及是否对未来福祉进行贴现。
- 以权利为基础的进路,强调不得使未来的人陷入严重匮乏、危险的环境状况,或与基本人权不相容的制度之中。
- 平等主义进路,追问世代之间的不平等是否正当,但平等未必意味着保留完全相同的一组物品与资源。
- 充足主义进路,要求未来世代拥有足以过上体面生活的资源和机会,但不一定要求其与当代人平等。
- 优先主义进路,更重视改善境况较差者的前景,无论他们生活在当下还是未来。
这些进路可能一致赞成避免灾难性损害,却对当下消费与未来收益之间的一般性权衡持有不同意见。
互惠与受托管理
当未来的人无法回报当下的人时,直接互惠就难以实现。因此,一些理论转而诉诸一条代际链条:人们受益于前人在知识、制度和公共物品方面的投入,因此也应为后代维持相当的机会。
受托管理提供了另一种模式。一代人可以使用继承而来的资源,但如果资源的耗竭或毁坏会封闭他人的重要选择,就不应将其视为可以不受限制地处置的财产。至于必须保留什么,以及允许多大程度的改变,仍存在分歧。
核心哲学问题
非同一性问题
非同一性问题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政策不仅能够改变人们的处境,还能改变哪些人将会存在。居住安排、经济活动或生育时间的变化,都可能导致未来出生的是不同的个体。
假设一项有害政策使未来的人过上艰难但仍值得一过的生活。如果采取另一项政策,这些特定的个体可能根本不会存在。如果伤害某人必须意味着使此人的处境比原本可能的处境更差,那么,要通过指出哪些人的处境因政策而变差来解释这项政策何以错误,就变得困难。
这并不意味着有害政策是可以允许的。它挑战的是那些通过针对同一个人的处境比较来解释一切不当行为的理论。提出的回应包括非人格化的价值标准、维持适足条件的义务,以及不依赖此类比较的权利理论或不当行为理论。
人口与汇总
政策既能影响未来生活的质量,也能影响将有多少人生活于世。人口伦理学研究如何比较这些可能性。
追求总福祉最大化,可能会偏向规模更大的人口,即使平均福祉有所下降。追求平均福祉最大化则会产生其他困难,例如新增一些生活幸福的人,反而可能拉低平均水平。因此,代际公平并不总能通过赋予“未来福祉”一个单一数值来解决;采用何种人口评价标准至关重要。
不确定性与不可逆性
时间跨度越长,就越难预测偏好、技术、环境变化和制度能力。不确定性可能削弱我们对详细预测的信心,但并不会消除保护基本生活条件的理由。
不可逆的损失尤其重要。一个物种的灭绝或独特文化遗产的毁坏,未必能以更多的财务遗产抵偿。因此,保留选择空间、避免严重且不可逆的损害,是代际公平的重要关切,尽管应赋予它们多大权重仍有争议。
经济评价与贴现
经济评价通常通过贴现,将未来的成本和收益折算为现值。在年贴现率恒为 时, 年后获得的收益 的现值为
经过较长时间,贴现率的微小差异就可能造成现值评估结果的巨大差异。贴现率越高,通常就越会降低遥远未来的收益与损害在评估中显现的重要性。
关于社会贴现率,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简化关系式是
其中, 表示纯时间偏好, 表示预期人均消费增长率, 表示边际效用对消费的反应程度。该表达式依赖于有关福祉和经济增长的特定假设,并非普遍适用的规则。
必须区分贴现的两种不同理由:
- **纯时间偏好:**仅因福祉出现在较晚的时间,就赋予它较低的权重。
- **边际效用递减:**对于预期将更加富裕的人,额外消费所具有的价值较低。
批评第一种理由,并不自动否定第二种理由。反过来,预期的经济增长也不能证明未来所有人都会更加富裕,或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可以由消费品替代。不确定性、分配不均和非市场损失,都使采用单一贴现率变得复杂。
主要应用
气候与环境保护
气候变化是一个重大的代际议题,因为温室气体排放所产生的影响,可能延续到排放责任者的寿命之外。当下的决策影响着未来的升温幅度、适应需求、海平面和生态状况。
公平问题并不只是当下的人是否应为未来的人作出牺牲。一些气候措施能够带来即时收益,而当前不同人群的脆弱性与责任又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代际分析与全球正义相交织,也涉及历史排放、发展机会和成本承担能力等问题。
环境领域的应用还包括保护生物多样性、管理淡水、维持土壤肥力,以及控制持久性污染物。其中一个核心区分在于可替代性:自然资产的损失能否通过对其他形式财富的投资来补偿,还是某些生态功能必须得到直接保护。
公共债务、养老金与投资
政府借债可能将偿付义务转移到未来,但仅凭债务本身,无法判断一项政策是否不公平。为耐久的基础设施、教育或环境保护融资的借款,可能在给后代留下负债的同时,也留下有价值的资产。
因此,评价时需要考察借款用于何处、谁获得收益、谁缴纳税款、谁持有债权,以及政策如何影响未来的生产能力。由国内持有的公共债务,还代表着一些人对从另一些人那里征收的财政收入所享有的请求权,而不只是由整整一代人无差别地承担的负担。
养老金制度也引出了有关缴费、待遇、寿命和人口变化的类似问题。比较时必须区分年龄效应与出生队列效应:今天的老年人与年轻人处于不同人生阶段,但他们一生中经历的机会也可能不同。
知识与制度传承
未来的前景不仅取决于金融资产和自然资产。科学知识、教育、公共档案、法律制度和行政能力,也都是代际传承的内容。
这些事物需要维护,也可能衰退。因此,代际公平不仅关乎社会克制消费或避免损害什么,也关乎社会创造和传递什么。
法律与制度性代表机制
代际公平见于国际法和国际宣言之中,但其具体法律效力取决于有关文书及司法管辖区。
1992年《里约宣言》原则3规定,实现发展权必须公平满足当代人和后代在发展与环境方面的需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条第1款提到,应为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1997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通过了《当代人对后代人的责任宣言》。这些文本的法律地位各不相同;宣言并不等同于具有约束力的条约义务。
制度层面的难题在于,未来的人无法代表自己投票、协商,或对当下的决定提出异议。应对措施包括设立未来世代专员、开展长期影响评估、实行议会审查,以及规定报告义务。2015年《未来世代福祉(威尔士)法》就是一个立法实例,它为特定公共机构设立了职责,并设立未来世代专员一职。
这类安排引出了代表性与问责问题。一个机构可以使未来利益得到听取,却未必能够确切判断未来的人会想要什么。
局限与争议问题
代际公平并不提供单一的决策程序。其实际应用取决于一些尚未解决的选择:分配什么、采用哪些公平标准,以及如何评估不确定性。
一个主要问题是将各代人视为内部同质的群体。财富、性别、地理位置和社会地位上的差异,可能超过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平均差异。一项被描述为有助于“未来世代”的政策,可能使相对优越群体的后代受益,却让当下的弱势者承担成本。
另一个问题是过度牺牲。在某些汇总方法下,无限延伸的未来可能使当代人的义务显得不堪重负。因此,不同理论对所要求牺牲的限度,以及对当下基本需求尚未得到满足者应给予何种保护,存在争论。
究竟应当保存什么,也存在争议。让所有继承下来的资源保持原样,会阻碍许多有益的发展;将每一种损失都视为可以替代,又可能放任不可逆的破坏。因此,实际评估会区分可替代资产、必要的生态功能、文化资源、基本制度,以及为后代保留的选择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