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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富勒

朗·富勒是美国法哲学家,以其法律“内在道德”理论及与哈特的论辩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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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卢沃瓦·富勒(1902年6月15日—1978年4月8日)是美国法哲学家、教授,其研究探讨了法律、道德以及人们组织自身事务所依托的制度形式之间的关系。作为二十世纪法理学的重要人物,他主张,通过规则实施治理,必须遵循公开性、明确性、一致性,以及官方行为与已公布规则相一致等原则。他将这些要求称为**“法律的内在道德”**。他与H. L. A. 哈特的论辩、著作《法律的道德性》,以及虚构案例《洞穴奇案》,至今仍是法学教育与研究的重要内容。

生平与学术生涯

富勒出生于得克萨斯州赫里福德。他就读于斯坦福大学,于1924年获得本科学位,1926年获得法学学位。此后,他先后在俄勒冈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和杜克大学任教,1939年加入哈佛大学法学院,并一直任教至1972年退休。

他的研究不限于法哲学,还涉及合同法、法律推理以及纠纷解决制度的设计。在这些领域中,他始终将法律视为一种有目的的人类活动,而不只是命令或权威文本的集合。在他看来,要理解一种法律制度,就必须关注它旨在实现什么,以及参与者在何种条件下才能使其有效运作。

作为目的性事业的法律

富勒将法律界定为“使人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这一定义强调,法律是一项由立法者、官员以及被要求遵守规则的人共同参与的活动。

这一区分十分重要,因为政府即使能够行使强制权力,也未必能成功地通过法律实施治理。秘密指令、相互矛盾的命令,或任何人都无法满足的要求,或许可以控制或恐吓人们,却无法提供法律秩序所特有的行为指引。

富勒的立场通常被归入自然法传统,但它不同于那些从神的命令、人性或某种全面的善观念中推导实质性法律标准的理论。他的核心关切在于程序: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必须具备哪些条件,才能构成通过法律实施的治理?

对富勒而言,这些要求并非纯粹的技术问题。一个通过可理解的规则来引导人们的制度,承认了人们有能力理解对自己的要求、规划自身行为,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法律形式与人的能动性之间的这种联系,构成了他主张合法律性具有道德意义的基础。

法律的内在道德

在《法律的道德性》(1964年出版,1969年推出修订版)中,富勒借助一位失败统治者雷克斯国王的故事,说明合法律性可能遭遇的种种失败。雷克斯一再试图建立法律制度,却因制定的规则无法指引行为而使自己的努力归于失败。

富勒由此提出了合法律性的八项原则:

  1. **一般性:**治理应通过一般规则进行,而不能完全依靠个别决定。
  2. **公开性:**规则应向被要求遵守规则的人公开,使其能够知悉。
  3. **前瞻性:**规则通常应指引未来的行为,而不是追溯既往,对过去的行为施加新的后果。
  4. **明确性:**规则应当足够清楚,使人能够理解。
  5. **一致性:**规则之间不应相互矛盾。
  6. **遵守的可能性:**规则不应要求受其约束的人作出超出自身能力的行为。
  7. **相对稳定性:**规则不应变化过于频繁,以致人们无法据此安排自己的行为。
  8. **一致实施:**官方对规则的实施应与公开宣布的规则相符。

这些原则与法治和法律确定性密切相关。不过,它们并不能保证规则的内容是正义的。一项明确且面向未来的规则,仍可能服务于不正义的目标。

富勒并不要求每一项原则都得到毫无瑕疵的遵守。法律制度必须协调这些原则之间的张力:更高的精确性可能使规则更难理解,而情势变化也可能成为修改规则的正当理由,尽管修改会降低规则的稳定性。他区分了一般性缺陷与某一方面的彻底失败;后者可能使“存在通过法律实施的治理”这一说法本身失去依据。

义务、愿望与互惠

富勒区分了关注最低限度义务的义务的道德,与追求卓越的愿望的道德。合法律性兼具这两个方面。有些缺陷可能使一个制度跌破最低门槛,而提高规则的明确性、一致性或实施质量,则可能始终是需要不断追求的目标。

他还强调官员与公民之间的互惠关系。官员公布规则时,就使人们产生了这些规则将指引官方决定的预期。公民能否围绕法律安排生活,取决于官员是否信守这一承诺。这有助于解释,为何一致实施不只是规则起草得当的又一项特征:它关乎已公布的标准与公共权力实际行使之间的关系。

哈特—富勒论辩

富勒最著名的论辩对象是哈特,后者是法律实证主义的主要捍卫者。两人的文章于1958年刊登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分别是哈特的《实证主义与法律和道德的分离》,以及富勒的《实证主义与忠于法律——答哈特教授》。

哈特认为,认定一项规则在法律上有效,并不一定取决于对其在道德上是否可以接受的判断。将这两个问题分开,可以使批评更加坦率:一项规则可能是法律,却仍然不正义到不应服从的地步。富勒则质疑,这种分离是否充分把握了法律制度的目的性,以及合法律性系统性崩溃所带来的影响。

纳粹法律与溯及既往的惩罚

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纳粹统治时期发生的不法行为,以及如何在事后起诉那些利用该制度加害他人的人。哈特认为,如果惩罚必须依赖溯及既往的立法,那么坦承这一事实,要好过通过宣称先前的规则从来就不是法律来掩盖其中的道德困境。

富勒强调,纳粹政权背离了合法律性,包括采取秘密措施、溯及既往的措施,以及无视已经公布的规则。他认为,这些做法不仅涉及其法律内容上的不正义,也与对该法律秩序本身的评价有关。

两人的分歧,并非简单地在赞同还是反对不正义法律之间作出选择。双方都承认,法律制度可能在道德上令人无法接受。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应当如何理解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以及合法律性的缺失会如何影响法律权威的主张。

解释与目的

这场论辩还涉及成文法解释。哈特区分了语言适用中相对确定的情形,与需要法官判断的不确定案件。富勒则认为,即便看似直截了当的解释,也依赖于对规则目的及其制度背景的理解。

因此,对富勒而言,适用规则并不能被充分描述为将事实与孤立的字词相匹配。语言的意义,部分取决于规则所服务的具体实践活动。

法律推理与制度形式

《洞穴奇案》

《洞穴奇案》发表于1949年,讲述了一起虚构的上诉案件:一群洞穴探险者受困后,杀死并吃掉了一名同伴。面对一项禁止故意杀人的法条,几位法官提出了彼此不同的处理思路。

这些判决意见探讨了法条文字、立法目的、道德判断、司法责任以及行政赦免之间的关系。文章并未直截了当地表达富勒本人偏好的裁判结果,而是呈现了不同法律推理方法之间的冲突。它之所以成为广泛使用的教学文本,是因为同一个故事揭示了关于审判究竟意味着什么的根本分歧。

裁判与多中心问题

在1978年逝世后发表的《裁判的形式与限度》中,富勒考察了裁判所具有的独特结构。他认为,裁判的核心特征在于,受影响的当事人通过提交证据和进行理性论证来参与其中。

这种结构使裁判适合解决某些争议,却不太适合另一些争议。富勒将多中心问题描述为具有许多相互联系的中心的问题:改变其中一个要素,就会改变其他许多要素。他用蜘蛛网的形象来说明这些相互依赖的关系。

涉及广泛资源分配的决策可能具有这种特征。确定一名请求人的处境,可能以多种方式改变其他许多人的处境,而这些影响很难通过对立双方之间的传统争议形式充分呈现。富勒的论点关乎制度是否适合处理某类问题,而不是一概主张法院绝不应处理复杂的政策问题。

他更广泛的研究还涉及调解、谈判及其他社会秩序形成方式,强调不同程序有助于实现不同形式的参与和决策。

对合同法的贡献

富勒与小威廉·R. 珀杜合著的《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1936—1937年),区分了违约救济可能保护的三种利益:

  • **期待利益:**使受损方处于合同得到履行时本应处于的状态。
  • **信赖利益:**使受损方处于未曾信赖该协议时本应处于的状态。
  • **返还利益:**使已转移给违约方的利益得到返还。

这篇文章有助于澄清合同损害赔偿的目的,并对一种假设提出挑战,即对预期履行利益的补偿是合同救济唯一顺理成章的基础。

在《对价与形式》(1941年)中,富勒指出,法律形式要件具有证据、警示和引导功能。形式要件可以提供交易的证据,促使人们在作出承诺前慎重考虑,并为设立法律义务提供一种可识别的方式。这种功能分析,将合同法理论与他对制度形式如何使有目的的行动成为可能这一更广泛的关切联系起来。

批评与影响

针对富勒内在道德理论的主要批评是,其原则或许能够确立有效的规则治理,却不能确立道德上的善。哈特认为,成功开展一项活动所需的标准,并不必然构成一种道德。压迫性政府同样可能利用明确、稳定、公开的规则来推行令人反对的政策。

另一项相关批评是,程序上的合法律性不足以防范实质性的不正义。遵守富勒的原则,本身并不能确保人权、民主政府或资源的公平分配。

尽管如此,富勒仍坚持认为,合法律性具有道德价值,因为它通过公开且可理解的预期,而非不受限制的裁量权,来构建官员与受治理者之间的关系。他的论证并未将合法律性等同于完全的正义,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独立的道德成就。

他的著作在有关法治、法律解释和裁判限度的讨论中仍有重要影响。它们还提供了一种框架,用以区分法律程序的质量与具体结果的正义性,同时追问这两个维度是否可能彻底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