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自由是一种自由观,其核心在于个人能否自主决定生活的方向、依照自己认同的目标行动,或有效掌控自身处境。在政治哲学中,它通常与消极自由相对照,后者指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消极自由追问一个人可以不受干涉地做什么,积极自由则追问谁在支配这个人的行动;在某些解释中,它还追问此人是否具备行动所需的能力与机会。这个概念涵盖若干不同的观念,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定义。
核心含义
“积极自由”这一表述有三种尤为重要的用法。
自我治理。 当一个人的行为受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目标引导,而不是受操纵、强迫性冲动或自己无法认同的动机支配时,这个人就是自由的。这一含义将积极自由与个人自主联系起来。它并不意味着满足每一个即时欲望:一个人当下想要什么,与其经过反思后希望以什么来指引生活,两者之间可能发生冲突。
有效的行动能力。 当一个人确实能够追求有意义的选项,而不只是法律没有禁止其这样做时,这个人才是自由的。相关条件可能包括知识、实际技能、物质资源,以及利用制度性机构的机会。按照这种解释,一项活动即使在法律上得到允许,在现实中仍可能无法参与。
集体自治。 当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参与制定支配其生活的规则,而不是受制于外部权力或不受问责的权力时,这个共同体就是自由的。这将积极自由与民主联系起来,但民主自治与个人自主并不相同。
这些含义可能相互重叠,但不应视为可以互换的概念。一个人可能拥有充裕的资源,却受到操纵;民主多数可能对个人施加限制;而一个人即使可选的道路很少,也可能自主行动。
“积极”并不意味着道德上良好,正如“消极”并不意味着不可取。这两个术语区分的是理解自由的不同方式。
历史背景
自我掌控与道德自由
后来被归入积极自由范畴的思想,远早于这一现代术语。古代关于自我控制的论述,包括柏拉图和斯多葛学派的论述,都将自由与不受失控的欲望或激情支配联系起来。这些思想是历史上的先声,而不是某个绵延不绝的统一学说的不同实例。
在近代哲学中,让-雅克·卢梭将自由与服从自己为自己制定的法律联系起来。在《社会契约论》(1762年)中,政治自由取决于公民与体现公意的法律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对另一个人的私人意志的服从。他的论述使集体自我立法成为自由争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同时,它也提出了一个始终存在的问题:在什么条件下,集体施加的义务才能真正算作持异议者的自我治理?
伊曼努尔·康德提出了一套影响深远的道德自律理论。在这一理论中,理性意志不只是受偶然的偏好支配,而是为自身确立道德法则。康德对自由的消极面向与积极面向的区分,主要属于他对理性行动能力与道德的论述;不应将其简单等同于后来政治领域中有限政府与国家供给之间的区分。
自由的社会条件
在19世纪的英国唯心主义思潮中,T. H. 格林主张,不应仅仅将自由理解为没有约束。他强调,自由是从事或享有值得从事或享有之事物的能力。在他看来,社会制度可以帮助创造条件,使人们能够发展并运用自身能力。
格林并未将自由等同于国家不受限制的指导。他的论证关注的是:在什么情况下,法律和社会安排能够促成行动能力,而不只是让人们在形式上不受约束。这一思想脉络在有关社会改革和政府赋能职能的讨论中具有重要地位。
伯林的阐述
这一区分在现代广受重视,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以赛亚·伯林及其1958年的演讲《两种自由概念》。伯林以一个人能够不受干涉地行动的范围来界定消极自由,并以谁或什么支配着一个人的生活这一问题来界定积极自由。
在伯林看来,成为自己主人的愿望既可以理解,也十分重要。他最关切的是,这种愿望可能被转化为强迫的正当理由。如果某个权威声称,它代表的是一个人“真正的”、理性的自我,即便这与此人明确表达的意愿相悖,它也可能将迫使此人服从说成是在使其获得自由。
因此,伯林并不只是把私人自由与公共援助相对照。他的区分涉及不受干涉与自主决定,而他的批评则集中于后者如何在某些情形下转化为威权主义学说。
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
将妨碍行动的不同障碍区分开来,两种自由之间的对照就会更加清晰。
一个被法律禁止进入大学就读的人,面临的是外部限制。取消禁令会增加其消极自由。一个在法律上有权就读、却无力支付费用的人,则可能缺乏切实的机会。提供经济资助可以增强其实际求学能力,但这是否应被称为自由的增加,取决于所采用的理论。
同样,一个受到严重操纵的人,可能没有遇到任何明确的禁令,却仍然缺乏自主性。以自主为核心的理论可以将这种状况视为对积极自由的限制。
这些例子说明的是概念上的分歧,而不是确立某一套唯一正确的用语。消极自由的捍卫者可能承认资源的重要性,同时仍将自由与运用自由的手段区分开来。他们彼此之间也存在分歧,例如哪些障碍算作干涉,以及应如何评价财产规则、威胁和制度安排。
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可以相互支持。免受强迫的保障可以为自主判断创造空间,而教育则可以帮助人们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行使受到保护的选择权。两者也可能发生冲突:旨在发展能力的强制措施,可能限制个人当下获准从事的活动。
任何一种自由概念本身,都不足以决定一套完整的政治纲领。
个人自主与集体自治
个人层面的积极自由关注一个人的行为是否由其自身作主或掌控。重要问题包括:此人是否理解自身处境,能否反思自己的动机,以及能否在不受操纵的情况下修正自己的承诺与信念。
这一议题与自由意志有所重叠,但两者并不相同。关于自主的政治与社会理论,可以评价支配、依附或操纵,而不必先解决选择是否由因果关系所决定这一形而上学问题。
集体层面的积极自由关注政治决策由谁作主。民主参与可以使公民塑造制度,而不只是承受制度的安排。然而,一项决定具有民主性质,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受其约束的人都曾以个人身份选择它。
因此,以下几项区分十分重要:
- 参与决策不等于获得自己偏好的结果。
- 多数人控制政府,不等于每一个人都掌控自己的生活。
- 身为自治共同体的一员,并不意味着不再需要防范该共同体权力的保障。
因此,宪法限制与人权可以被理解为集体自治之中对个人自由的保障,而不只是民主的障碍。
实际自由与可行能力方法
着重资源的积极自由解释所追问的是,人们能否将形式上的许可转化为实际机会。贫困、排斥,或难以利用的制度性机构,可能使人们在实践中无法参与某些重要活动,即使法律并未加以禁止。
主要与阿马蒂亚·森和玛莎·努斯鲍姆相关联的可行能力方法,提供了一套与此相关但有所区别的框架。它评估的是,人们是否拥有实质性的机会,去实现有价值的生活状态与活动方式。其中一个核心区分,是已实现的功能状态与可行能力之间的区分:例如,营养充足是一种功能状态,而真正拥有获得充足营养的机会,则是一种可行能力。
不应简单地将这一框架视为积极自由的另一种名称。它关注实质性机会,与伯林对自我掌控的强调有所不同,尽管两者涉及许多相同的争论。
一个重要推论是,同等资源未必带来同等机会。不同的人为了从事同一种活动,可能需要不同数量或形式的支持。应对这些差异究竟最好被描述为促进自由、平等、福祉,还是分配正义,仍存在争议。
批评与概念争论
家长主义与“真正的自我”
最有影响力的批评涉及家长主义:以据称有利于受影响者为由,为干涉辩护。某个权威可能主张,一个人明确表达的偏好并不代表其真正的利益,而违背这些偏好反而会使其获得真正的自由。
困难并不在于,反思后形成的承诺与即时冲动之间的任何区分都是不正当的。在关于行动能力的论述中,这类区分十分常见。困难在于确定:谁可以解释另一个人更深层的承诺,依据什么标准,又凭借何种权威。
伯林所警告的是,这种推理可能进一步演变为某些政治学说,将个人的真正利益等同于民族、阶级或国家的利益。在这种形式下,解放的语言可能被用来为极权主义权力辩护。这是在批评积极自由论证的一种可能发展方向,而不是证明所有此类论证都必然导向威权主义。
自由与有价值的行动
第二种批评追问,积极自由是否混淆了自由与行事得当。如果只有理性、有德性或有价值的选择才算自由,那么被判定为愚蠢的选择就可能在定义上被排除在外。
一些以自主为基础的理论,通过关注选择如何形成,而不是要求某种特定的实质性结果,来避免这一结论。另一些理论则对哪些活动构成真正的自由提出了更强的主张。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区分了程序性的自主理论与更具实质内容的自我实现理想。
一个概念,还是多个概念?
杰拉尔德·麦卡勒姆质疑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视为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在他看来,关于自由的主张具有共同结构:某个行动者不受某种约束,可以去做某事或成为某种人。
按照这一分析,分歧在于如何具体界定行动者、约束以及可能采取的行动。只将外部干涉算作约束的理论家,与同时将内在强迫性冲动算作约束的理论家,可能是在对同一种一般关系中的不同要素作出不同解释。
另一个相关的比较对象是共和主义自由,通常被理解为免受支配。它关注的是一个人是否处于他人任意或不受制约的权力之下,即使这种权力并未实际行使。因此,一个处于依附地位的人,即使享有相当程度的不受干涉,也可能是不自由的。共和主义理论常被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分的替代方案或修正,而不是简单地归为其中任何一方的实例。
在政治论证中的运用
积极自由出现在有关公共供给、民主参与、工作场所权威,以及独立判断所需条件的论证中。然而,仅凭这一标签,并不能确定某项具体制度是否增进自由。
评估时必须分清:谁的行动能力得到增强,谁的选择受到限制,干预是在支持个人判断还是取而代之,以及干预的正当理由究竟建立在自主、机会还是集体作主的理论之上。同时,还必须区分预期的益处与实际控制能力的真正提升。
因此,与积极自由相关的提案,经常需要与消极自由的保障一并评估。核心问题不只是制度是否进行干预,而是制度的权力与资源如何影响人们自主决定生活的能力,同时又不使他们受制于不受问责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