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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 伦理与政治哲学 / open-society

开放社会

开放社会保障批评、个人自由与和平政治变革,认为制度和公共知识都可以修正,而非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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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社会是一种社会与政治组织形式。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可以质疑既有信念、批评公共权力机构、自主结社,并寻求制度变革,而不必推翻政治秩序。在政治哲学中,这个术语既指一种伦理理想,也指一种承认可能犯错、允许纠正错误的共同生活组织方式。它并不特指某一种宪政安排、经济制度,也不表示一种可供衡量、非有即无的社会状态。

亨利·柏格森和卡尔·波普尔赋予了这一表述现代哲学意义上的重要地位,但两人的阐释存在显著差异。柏格森将封闭共同体中范围有限的义务,与面向全人类的道德取向相对照。波普尔则从制度和认识论的角度加以阐述:既然没有任何个人或运动掌握绝对无误的政治知识,社会就应当保障批评,使人们能够以和平方式更换统治者、修订政策。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于1945年出版,成为反对极权主义的重要著作。

这一概念与民主、自由主义和人权有所交集,但不能与其中任何一个概念等同。它独特的关切在于:既有权力和公认观念是否仍可受到挑战,以及人们是否真正有机会提出这种挑战,而不只是得到形式上的许可。

柏格森对封闭道德与开放道德的区分

柏格森在1932年以法文出版的《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中,提出了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之间的区分,影响深远。他的出发点并非宪制设计,而是社会义务、道德创造力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他试图解释两种现象:一是将人们紧紧维系于特定群体的强大压力,二是使关怀超越这些群体的非凡道德体验。

在柏格森看来,封闭社会依靠习惯、集体期待,以及个人感受到具有权威性的义务维系在一起。其成员之所以彼此负有义务,是因为他们属于同一个共同体。这种团结能够支撑合作与牺牲,却也在内部成员与外人之间划出界限。一个共同体可能表现出强烈的内部忠诚,同时对其他共同体漠不关心,甚至抱有敌意。因此,封闭道德并不只是道德的缺失,而是一种实际作用范围受群体归属限制的道德。

开放道德则有着不同的来源。它源于典范人物所激发的创造性道德灵感,这些人物包括宗教人物和神秘主义者。它并非只是扩大人们熟悉的义务范围,而是带来一种追求普遍之爱或普遍关怀的志向。柏格森并不认为,对人类的爱只是对家庭、地方和民族的依恋逐步累加的结果。这一转变涉及道德取向的质变:人类被视为一个整体,而非某个特定群体无限扩展后的形态。

他对静态宗教与动态宗教的区分,与上述论述相呼应。静态宗教有助于稳定社会生活,增强凝聚力,并抵御焦虑和破坏性的私利冲动。动态宗教则与神秘体验和创造性的道德转变相联系。这些范畴将关于开放性的政治话语,与柏格森更广泛的生命和创造哲学联系起来。不应将它们理解为一种简单的分类,把具体的宗教传统划入永远开放或永远封闭的阵营。

在柏格森的论述中,现实社会兼具这些倾向。制度需要习惯和有组织的义务,而开放道德则提供了一种任何既定组织都无法充分实现的追求。因此,开放性与其说是一种已经实现的社会状态,不如说是一种超越排他性团结的运动。这不同于后来主要以竞争性选举、公民自由或公共辩论来界定开放社会的倾向。

波普尔承认柏格森先前已使用过这一术语,但改变了它的含义。柏格森强调道德感召,以及迈向普遍人类共同体的运动;波普尔则强调理性批评、个人责任,以及能够纠正错误的制度。两种论述都反对群体在道德上的封闭,但对于开放性如何成为可能、又应如何维持,两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波普尔的认识论基础

波普尔的开放社会观是其更广泛的批判理性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其核心立场是可错论:即使得到有力支持的信念也可能出错,无论学术权威还是政治权力,都无法消除这种可能性。这一立场并不意味着所有信念都同样合理,而是将揭示错误和比较相互竞争的解释置于理性探究的核心。

在科学哲学中,波普尔主张,科学理论应当接受严格检验,而不是靠反复援引支持性实例来维护。他对可证伪性的论述关注的是:在什么条件下,一种理论可能与潜在的观察结果相冲突。政治制度并不完全等同于科学假说,但他的政治论证遵循了相近的思路:允许批评和纠错的制度安排,优于那些自称绝不会出错的制度安排。

这种联系尤为重要,因为政治错误会影响那些未必选择过、却被迫接受某项政策的人。一个确信自己掌握了关于历史或公共利益的最终知识的政府,可能会把反对意见视为无知、不忠或敌意的表现。开放社会则赋予反对意见在公共生活中的正当地位。批评者可能是对的,这种可能性能否得到承认,绝不能完全取决于被批评的权威是否许可。

波普尔的理性主义还包含一种伦理承诺。参与论辩,就要求把他人视为可能提供真知灼见的人,而不只是管理或说服的对象。倾听的意愿本身,无法通过一种能迫使所有潜在反对者都接受的证明来确立。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波普尔承认,采取批判态度包含道德选择的成分。理性讨论不仅依赖逻辑学规则,也依赖人们对彼此应如何相待所作的承诺。

这一立场既不同于相对主义,也不同于技术专家统治。它反对相对主义,因为批评能够揭示不一致之处、辨认事实错误,并比较不同提案的后果。它也反对不受限制的专家统治,因为专业判断仍有出错的可能,而技术知识本身并不能解决有关政治目标的冲突。专家可以为决策提供依据,但不能因此获得不受限制的统治权。

因此,探究所需的社会条件至关重要。如果提出异议的人面临任意惩罚的风险,无法获取相关证据,或不能与他人交流,那么即使异议在形式上得到允许,也几乎发挥不了实际作用。科学批评与政治批评需要不同的制度,但两者都依赖某些条件,使一项主张能够不受提出者身份地位的影响而得到审视。因此,开放性不只是个人心态上的宽容,还涉及权威的组织方式、沟通机制,以及人们提出有效质疑的机会。

民主制度与权力制约

波普尔重新表述了政治理论中的一个传统问题。他不再主要追问谁应当统治——最有智慧的人、最优秀的人、某个特定阶级,还是多数人——而是追问制度如何防止恶劣或无能的统治者造成过大的伤害。这一转变改变了民主的正当性依据。民主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选举中的多数人不会犯错,而是因为宪政程序能够使政府在不流血的情况下被更换。

选举是这一机制的核心,但仅有选举并不能确立开放社会。政治秩序还必须保障反对派能够发挥实质作用、公众能够提出批评,以及现任执政者未来能够被替换。如果选举的胜利者可以凭借胜选摧毁此后的一切竞争,那么制度的纠错功能便已丧失。这里的区别在于,执政究竟是一项临时授权,还是政治权力不受限制的转交。

法治构成了这一框架的另一个部分。公开确立的法律程序可以约束专断行为,而辩护权和诉诸法院的权利则使决定能够受到质疑。独立的司法机关可以保护个人免受非法行使权力的侵害。宪法可以界定政府的权力,并确立修宪程序,但其有效性取决于能使宪法条文得到落实的实践与制度。

新闻自由、独立研究和公民社会以不同方式发挥作用。记者可以揭露不当行为;社团可以组织起来,为被忽视的利益诉求发声;大学可以质疑已被普遍接受的解释;专业团体可以审查技术性论断。这些机构并非天然可靠,也并非天然不受集中权力的影响。它们的重要性部分在于其多元性:批评来自多个中心,便能减少公众对公共事务某一权威说法的依赖。

波普尔并未提出一套详尽完备的宪政蓝图。他的方法关注的是制度安排的实际效果,而不是这些安排是否符合某种理想的制度设计图。例如,议会制与总统制在责任分配以及罢免执政者的机会方面各不相同。不能仅凭其宪制名称推断它们的开放程度。需要考察的问题包括:官员能否受到调查,反对派能否组织起来,以及执政失败的统治者能否真正依照既定程序被替换。

对制度的这种重视,也将开放性与统治者个人的仁慈区分开来。宽容的统治者或许会将允许批评视为一种恩惠,同时保留在法律上压制批评的权力。开放的政治秩序则力求使批评成为受保护的活动,而不是可以收回的让步。反过来说,纸面上存在权利,并不意味着这些权利在实践中就能够行使。经济依附、恐吓、难以利用的法律程序,或对传播渠道的控制,都可能在不正式废除宪法保障的情况下,削弱人们实际提出质疑和挑战的能力。

历史决定论与政治思想的阐释

波普尔政治哲学的一个主要批判对象是历史决定论。他用这个术语指称这样一类思想进路:认为发现宏观的历史规律或趋势,就能据此预测人类的未来。这一含义应与“历史主义”的其他用法相区分,包括认为必须结合历史背景来理解思想的观点。波普尔所反对的是自称掌握历史命运的主张,而不是历史理解的重要性。

他的论证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得到了详尽阐述。该书于1944至1945年间以期刊文章形式发表,1957年结集出版。其中一个核心论点是,历史未来的进程部分取决于人类知识的增长。一般而言,未来的发现无法被详尽预测,因为成功预测这些发现的内容,就已经等于掌握了这些发现。因此,依赖未来知识的政治预测面临着根本性的局限。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条件性预测、人口推算或对反复出现的制度激励的分析都不可能成立。

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波普尔围绕柏拉图、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和卡尔·马克思展开历史论证。他将他们视为若干思想传统中的重要人物;这些传统以不同方式,使个人判断服从于某种被宣称具有权威性的社会秩序或历史发展解释。他有意采取论辩性的阐释方式,而不是中立地综述这些思想家的完整哲学体系。

他对柏拉图的讨论尤其集中于《理想国》中的政治安排:护卫者的统治、社会职能的划分,以及确保秩序稳定的努力。波普尔将这些特征与古希腊社会变迁带来的压力联系起来加以解释。他把柏拉图的政治纲领与他所认为的苏格拉底的批判精神相对照。由此构建的苏格拉底式批判与柏拉图式政治封闭之间的对立,成为该书最有影响力、也最具争议的历史论述之一。

他对马克思的评述比简单的否定更有层次。波普尔肯定马克思对剥削和苦难的道德关切,同时批评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向某种确定的革命结局这一主张。他将人道主义目标与所谓对历史必然性的科学预测区分开来。在波普尔看来,政治行动应始终接受具体可辨的问题及其后果的检验,而不应从某种不可避免的未来中获取权威。

支撑这些解读的历史研究受到了广泛质疑。批评者质疑的方面包括:波普尔对柏拉图对话录的处理、他对黑格尔著作段落的选取与诠释,以及马克思的著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一种单一的决定论模式。这些争论本身并不能裁定支持开放性的制度论证是否成立。它们表明,为可纠错的政府所作的哲学辩护,与某种关于其敌人的思想谱系是否准确,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渐进改革、社会知识与经济权力

波普尔将“渐进社会工程”与按照全面的乌托邦蓝图重建社会的尝试相对照。两者的区别在于如何为改革提供理由、如何实施改革,以及如何纠正改革中的问题。渐进改革从具体问题入手,例如失业、疾病保障不足或行政权力滥用,并根据所提补救措施的实际效果,对其进行批判性审视。这种改革不要求人们就完美社会的最终图景达成共识。

这一论点的部分依据在于社会知识的局限。制度之间相互作用,个人会适应新规则,而政策可能产生设计者未曾预料的后果。如果一项方案同时改变许多根本性的制度安排,就很难判断哪些变化造成了哪些影响。如果这项方案还压制批评,其制定者就无法获得纠正错误所需的信息。因此,由此造成的失败既是政治上的,也是认识上的。

“渐进”并不一定意味着无足轻重、步履缓慢,或仅限于细微的行政调整。只要一项重大改革针对明确的弊害、允许公众评估,并且始终可以修正,它就可以符合这一方法。同样,将改革类比为实验,也不意味着可以在实验室条件下操控社会。社会干预影响的是拥有权利和利益的人,其后果通常无法像实验那样被精确地隔离或逆转。这里的原则是负责任、可问责地学习,而不是不受限制地对人群进行试验。

这一方法十分重视减少可以避免的苦难。波普尔在讨论公共政策时主张,与竭力将某种单一的官方幸福观最大化相比,把可以明确识别的苦难作为集体行动的对象,更有充分的理由。人们可能对何为美好生活存在深刻分歧,却仍能一致认为,某些匮乏处境应当得到改善。这一论点与后果主义的推理方式有相通之处,但并未消除有关自由、权利或负担分配的问题。

因此,波普尔所说的开放社会并不等同于不受限制的市场经济。他认为,经济权力可能威胁自由,而经济上的弱者可能需要法律保护,以免受经济强者的侵害。政治制度可以规范经济关系,而不只是强制履行在现有权力分配格局下达成的各种协议。他的立场为社会保障和政府干预留出了空间,前提是这些措施始终接受民主批评和制度约束。

一个始终存在的问题是,这种方法如何处理相互关联或不断累积的问题。例如,气候变化涉及能源系统、投资、国际协调,以及延续数代的影响。即使各项具体措施始终可以修正,这类问题仍可能需要全面的框架。因此,必须区分全面的计划与自称掌握全面确定性知识的主张:广泛协调未必意味着压制批评,而一项范围狭窄的政策也可能以教条主义的方式推行。

多元主义、个人责任与宽容的限度

开放社会允许人们选择不同的宗教信仰、道德理想、职业和结社形式。这种多元主义不只是不同群体的共存,也关乎个人在群体内部以及跨越群体边界时的地位:个人质疑承袭而来的义务的权利,不能被简化为社群领袖不受外部干预的行动自由。

波普尔用某些集体生活形式来刻画封闭社会:在这些生活形式中,习俗、禁忌和社会地位支配着人的行为,个人通过批判性思考自主决断的空间十分有限。这种对比是一种理想化的区分,并不意味着可以合理地将所有历史上的社群划分为两个内部同质的类别。传统既能保存促成批评的资源,也能保存促使人们顺从的资源;现代制度同样可能产生自身僵化的正统观念。真正需要追问的是:能否审视并改变承袭下来的惯例,而不把异议本身视为不正当。

在开放的条件下,个人承担责任的要求也更高。当习俗不再提供不容置疑的答案时,个人就必须在相互竞争的主张之间作出选择,并为自己的判断负责。波普尔将这种负担与“文明的压力”联系起来: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非人格化且具有批判性反思能力的秩序中,会产生心理和社会压力。因此,即使在已经拥有相当程度自由的社会中,恢复确定性的主张仍可能具有吸引力。

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一则注释中讨论了宽容悖论,指出不受限制的宽容存在限度。如果一个宽容的社会允许某些运动摧毁宽容赖以存在的条件,宽容本身就可能消失。波普尔并未因此断言,应当压制每一种不宽容的主张。他明确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通过理性论辩和公众舆论回应这些观点,另一种则是其倡导者拒绝论辩,转而诉诸暴力或迫害。

制度上的难题在于,如何划定有理据的界限,同时又不赋予当局无限权力,使其可以随意给反对者贴上“不宽容”的标签。这里需要作出的区分包括:信念与强制行为、批评与威胁,以及反对某项政策与试图消除政治竞争。不同法律体系对这些界限的划定各不相同。这个悖论揭示了制度自我维护所面临的一个真实问题,但它本身并不能为限制言论或结社提供一套完整的法律判准。

多元主义也引出了共同承诺的问题。开放社会不能要求人们在每一个道德或宗教问题上达成一致,但其运作程序有赖于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他人作为参与者的地位。挑战在于,既要维持展开争论的共同规则,又不能把这些规则变成一套官方的、包罗一切的学说。持异议的权利、平等的法律地位以及和平解决冲突的机制之所以能够发挥这一作用,恰恰是因为它们允许分歧继续存在,而不是承诺消除分歧。

批评与相互竞争的自由观

对开放社会理想的一项主要批评,涉及形式权利与实际权力之间的差距。法律上享有出版、组织团体或竞逐公职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人们在接触受众、获取资源或接近决策者方面拥有相当的机会。所有权集中、教育不平等和经济上的不安定,都可能影响哪些批评能够获得关注。依照这一观点,一个社会即使在形式上表现出高度开放,也可能不断再生产影响力方面的严重不平等。

这一异议使开放社会的概念与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争论联系起来。免受审查或任意逮捕的自由,是开展批评不可或缺的条件;但要行使自由,也可能需要相应的能力和物质资源。约翰·罗尔斯区分了平等的政治自由与这些自由的公平价值,为考察这种差别提供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框架。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并非对波普尔思想的重述,但两者都把制度问题置于评价政治自由的核心位置。

第二项批评涉及社会归属。将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描述为一种进步,可能显得低估了人们借以获得信任、认同和实际支持的情感纽带。家庭、宗教共同体和传承下来的惯例,并不只是自主判断的障碍。开放社会的捍卫者可以接受这一点,同时坚持认为,归属不应剥夺人们批评或退出的权利。分歧在于,这些权利能否充分体现人们在持久的共同体中彼此负有的责任。

第三类异议涉及改革的范围。批评者认为,偏好渐进式干预,可能无法充分挑战根深蒂固的支配结构。当土地所有权、劳资关系、种族排斥或行政体制相互依存时,孤立的补救措施可能一再以另一种形式重现原有问题。对此的反驳是,结构性变革同样可以通过公开辩论加以评估,并根据其后果作出修正。改革的规模大小,或其采用的革命话语,都不能决定其方法是否允许修正。

此外,将科学中的观念移用于政治,还涉及一个方法论问题。科学分歧往往围绕可以依据证据加以检验的解释性主张展开;政治分歧则包含价值、身份认同和利益分配上的冲突。更充分的信息或许能使争议更为清晰,却未必能将其解决。因此,一种以纠错为核心的认识论,还需要对政治合法性作出说明:为什么一项决定能够约束那些有合理理由反对其目标或后果的人。

最后,开放的话语也可能掩盖其自身历史叙事中的排斥。政治权利的扩展,往往源于那些被剥夺平等地位的人所开展的有组织的斗争,而非既有自由主义制度自动发展的结果。这一观察使任何将开放性简单视为某一文明或政治传统所独有的叙事都变得复杂起来。它促使人们关注:谁能够参与,谁的经验被视为证据,以及哪些承袭下来的制度安排仍不容挑战。

出版、机构层面的接受与当代运用

波普尔主要在新西兰期间撰写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他于1937年离开奥地利后,在当地的坎特伯雷大学学院任教。该书于1945年在伦敦出版,分为两卷:《柏拉图的魔咒》和《预言的高潮:黑格尔、马克思及其余波》。该书写于战时,这一背景对于理解其宗旨十分重要:波普尔试图解释并反对某些思想倾向,他认为这些倾向与威权政治及对个人判断的压制密切相关。

在冷战期间,这部著作成为反极权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文本。它在政治上的影响,并不以读者赞同波普尔哲学的每一部分为前提。读者可以支持宪政民主、批评和和平政治变革,同时不接受他对柏拉图或黑格尔的论述。反过来,对某些具体历史解释的批评,也不必然意味着否定开放社会的理想。因此,围绕该书的接受与评价,形成了若干可以区分的争论,涉及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哲学、民主理论以及当代政治立场。

这一术语还通过开放社会基金会获得了机构层面的含义。该慈善网络由乔治·索罗斯创立;索罗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求学时接触到了波普尔的思想。1984年,该网络在匈牙利设立了一家基金会,1993年又成立了开放社会研究所。该网络支持的活动包括教育、权利倡导、独立新闻报道和法律改革。它对这一名称的使用,使“开放社会”逐渐为学术哲学界以外的人群所熟知。

不过,这一哲学概念与该组织仍然有别。前者的历史早于这些基金会,人们可以独立于具体的资助、项目或机构决策,对这一概念加以辩护或批评。同样,也不能把这些基金会的活动视为波普尔政治哲学的完整实践。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于明确的思想影响以及对一套宽泛的规范性话语的采用,而非一种哲学学说与单一组织之间的等同。

当代讨论将这一概念延伸到了数字通信和公共知识的组织方式。互联网可以降低发表内容和结社的门槛,但对平台、排序系统和个人信息的控制,也可能造成新的权力集中。数据隐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无处不在的监视可能使人不敢合法地表达异议。与此同时,仅仅存在大量相互竞争的主张,并不能保证公民有能力评估其可靠性,也不能保证公民能够就影响重大的决策获得解释。

“开放社会”也仍然有别于开放政府、开放科学、开放边界和经济开放等相近术语。公开公共数据可以有助于公众审视,却未必能确保政治问责;跨境贸易可以不断扩大,而国内的批评仍受到限制;科学合作也可能与对公民自由的限制并存。这些用法各自涉及某一种准入或开放程度。相比之下,这一哲学概念提出了一个更广泛的制度问题:人们能否在不丧失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正当参与者地位的前提下,质疑权威主张并寻求纠正。